義兵論與秦漢軍爭的合法性闡釋

提 要：由周秦義政論發展而來的義兵說，得到了包括兵家在內的諸子們的認同，成為對秦漢軍事行為合法性進行闡釋的理據。特別是《呂氏春秋》所倡導的義兵論，構成強秦統一六國的有力依據。劉邦為義帝發喪，成為楚漢之爭的軍事轉折點。西漢在處理民族軍爭時，仍以“義”為基本策略，將華夷之防轉化為華夷共存，形成了具有文明史意義的地緣政治觀。

關鍵詞：義兵論；秦漢；合法性；地緣政治

孟子曾謂“春秋無義戰”，1然而《谷梁傳·宣公四年》論正月間宣公及齊侯平莒伐郯，卻言“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2以“義兵”論齊、魯伐莒之事。至《呂氏春秋》中，“義兵”成為衡量軍事行為正當性的標識；秦始皇立，群臣以“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之論頌之。3劉邦歷數項羽之罪時亦言：“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余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4劉邦以義兵自況，既源自韓信、酈食其之言，5更出于秦漢間流行的“義兵”論?！傲x兵”者，或謂“不用詐謀奇計”，6或謂“救亂誅暴”，7其能夠在秦漢間成為評判軍爭性質的依據，自有深刻的學理淵源。已有學者注意到呂不韋及其門客的義兵論，8若能在更為寬闊的視野上，結合此間義政論審視之，一可明秦漢間義兵論的學理及實踐；二可明楚漢政權的合法性如何闡述；三可觀察西漢地緣政治觀的形成，分析“義兵”如何成為秦漢間輿論的基石。本文試論之。

一、義兵論的理論形成

墨子的“義政”學說，是對如何建構公共秩序進行的思考。但墨家學派實現義政的途徑，在學理上選擇了“兼愛”，在實踐上選擇了“非攻”，乃試圖通過一己之力示范、以墨俠救亡方式圖存，實現偃兵之愿，可惜只能是揚湯止沸，卻不可能以戰止戰。春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9單憑墨家之力，雖能存一國而不能救天下，雖能存一時而不能救長遠。其義政之論，只是一種社會理想，不能憑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任勞任怨，就可以實現。故其入乎學理則通，入乎現實則膠，可治長遠卻不能救一時之急。后至孟子時，不再主張非攻偃兵，而強調以“義”用兵。

《孟子·梁惠王下》載齊人伐燕，諸侯將謀救燕時，孟子有言：“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以“義”論攻伐，言軍隊若能救民于水火，自然會得到燕國百姓的擁護。顯然在孟子心中，軍事行為是維持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僅合理，而且合法。因為合理合法的軍事行為，并不是維系一君、一國之利益，而是鏟除不仁之人、不義之事的必要手段，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2在孟子看來，軍事行為的目的就是除暴安良：“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明確了國君、諸侯乃至公卿大夫們如果殘害百姓，行不仁不義之事，便人人可誅之，如商湯放夏桀、武王伐殷紂，即是替天行道的義舉。

《荀子·議兵》亦通過陳囂求教于荀子之言，論兵事不可避免，當以“義”節之：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極。4

荀子認為“仁”不能更化惡人，而“義”必然得罪于惡人，既然惡人存在，那便要禁其暴、除其害。出于禁暴除害目的的用兵，是用來維持仁義的，百姓必然歡欣期盼。古史上的賢君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皆以兵征不仁不義者，維持的正是天下大義，可稱得上是“仁義之兵”。

荀子以這樣的視角，去看待武王誅殷紂，既合理亦合法：“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這幾乎是荀子對“仁義之兵”的實踐性描述，心憂天下為仁，替天行道為義。武王除暴安良，“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6其兵為義。商鞅也曾言：“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認為武王順應百姓期望，誅滅暴君，以力維持義，其滅商就具有了合理性。

義兵論的形成，除了學理上的推導之外，亦得益于軍事經驗的總結?！读w·文韜·文師》言姜太公答周文王何以令“天下歸之”之問，曰：“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其所謂的“義”，便是強調軍事行為要符合天理，用以維持正向的社會秩序，滿足大多數百姓的期望，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段究澴印の渥h》直接定義軍事組織的功能：“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認為其職責在于誅滅叛亂，禁止不義行為，此與吳起所謂的“禁暴救亂曰義”同理。10此外，《文子·上義》中所載的義兵號令，也明確提出軍事行為的意圖：“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1在于匡扶正義，輔助有德之人以安天下。

在這樣的認知中，兵家認為軍事行為的成

敗，不是單純的軍事實力的比較，而是取決于合乎道義的程度?！读w·龍韜·奇兵》：“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代表社會正義、堅守天下道義的軍隊，有足夠的正能量去激勵部屬，從而形成強大的戰斗力?！端抉R法·仁本》亦言：“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為正……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身，信見信?！?以“義”為政治原則，方能得上下合同，彼此信任，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秴亲印D國》言：“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以“義”作為組織原則，則軍隊內務分明，組織有序，方能三軍用命，同仇敵愾。

以兵政自強的秦國，自嬴政即位后，不斷向東方用兵，其只有尋找到用兵的合理性，才能動員民眾、說服朝臣持續用兵，使得軍事行為對內而言具有合理性，對外而言具有合法性。由此來審視《呂氏春秋》不斷強化的義兵論，可看作呂不韋為秦興兵滅六國的學理支撐。

《呂氏春秋·蕩兵》一節，用排比的手法四論“古圣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之事，確定為穩定天下，不能停止用兵，而只能以戰止戰。只要用兵合乎“義”的標準，則不必輕言止戰：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于暴君乎？4

既然天下有暴君，便會有苦民。若用兵出自救民于水火，就是承擔天下大義，百姓不僅期盼，而且鼎力支持。尤其是諸侯不能承擔治國之任，賢能不能為用，“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訴”5的社會失序、政治昏聵、百姓窘迫時，用兵鏟除昏君佞臣，使天下安寧，是恢復秩序、匡扶正義的合理舉措。

義兵之所以興起，在于強敵威脅民眾生存：“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義兵的關鍵，不是簡單的援之以手，而是誅滅不義之君之國，為民除害，維系的是合乎群體最大利益的公共秩序。更何況有軍事行為作為威懾，暴君才不敢輕易虐民，亂臣才不敢輕易行非分之事。

《呂氏春秋·懷寵》曾例舉用兵所要發布的號令，其中開宗明義強調軍事行為的合理性：“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順天之道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用兵的目的在于誅滅不義之人，阻止不義之事，張揚正義，調整或恢復天下秩序，鏟除奸邪，讓賢良在位，百姓安居樂業。8

呂不韋及其門客強調，軍事行為必須以“義”為前提，使秦國的軍事行為不再是簡單的恃強凌弱，而有了合理性的解釋。而且，他們還將“義”作為軍事行為判斷的標準。如《召類》言：“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認為攻亂能夠實現義利兼顧，若合乎“義”，則能夠得到更多的褒揚?！稕Q勝》言“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10意識到若軍事行為合乎“義”，則必然陷對方于不義之中，其獲得盟友及其百姓的支持便少，自然不足為慮。此類義兵論在《呂氏春秋》中的反復重述，至少可以使我們意識到，統一六國之前的秦，不僅在軍事實力上實現了對東方六國的絕對優勢，而且在軍事理論上，也已經形成了足以支撐軍事行為的合法性解釋。

從秦與東方六國的軍爭中，可以看出《呂氏春秋》所闡釋的義兵論，已然成為其用兵的理據。此前秦王與諸侯作戰時的動員令，多言恩仇之爭。如秦孝公《下令國中》，昭襄王《遺楚懷王書》、《遺楚頃襄王書》、《遺趙孝成王書》等，發動戰爭的理由都是以牙還牙的報復。而秦始皇的詔命，則直接指責六國背信棄義，在輿論上確立秦行“義兵”的合法性。如《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便言：“韓王……已而倍約……趙王……已而倍盟……荊王……已而畔約……燕王昏亂……齊王……絕秦使，欲為亂……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將滅六國之事，直言為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所有的軍爭不是窮兵黷武，而是匡扶正義、恢復秩序，是符合天下道義的，具有合理性。還有，丞相王綰等在議立帝號時，也明確講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肯定秦滅六國，方才消除“天下共苦，戰斗不休”的困局，3徹底使得法令一統，天下穩定，是典型的義兵之舉。

秦統一全國后，仍以義兵論強化政權的合法性。在用于宣示權威的各地刻石上，李斯所擬的碑文，反復強調秦興義兵而一統天下，實乃不得不為?！稁F山刻石》言秦始皇“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強暴”；4《之罘刻石》言其“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5《之罘東觀刻石》言“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6《泰山刻石》言秦“大義休明，垂于后世”；7《碣石門刻石》言“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8《會稽刻石》言“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歷數六國之亂，褒揚強秦的禁亂之力、除暴之功、安良之義，對秦政權進行合法性解釋。

秦之立國，本起于軍爭，自商鞅至韓非，期間學者多宗法家，質木少文，寧刻薄而不緣飾。

而秦之刻石卻多言如何行義兵之舉，有安天下之功，固可視為成王敗寇般的精心文飾。然平心而論，秦立國之初，確有過長治久安之夢想，《瑯琊臺刻石》甚至有“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之言，10此斷非虛偽之辭，實出于重整全國秩序的熱望。故其義兵之論，非是自吹自擂，是為其政治行為的理論解釋。但由于秦尚武之慣性、法令之峻急，讓六國百姓未暇適應秦政之嚴苛，便已走投無路、揭竿而起。而成型于秦的義兵論，隨即成為六國反秦的號召，也成為決定楚漢戰爭成敗的依據。

二、“合義兵”與楚漢戰爭之轉折

兵家強調義兵論，一在于強化軍隊內部組織的秩序，使君臣、將士能夠各司其職，彼此相安，形成紀律嚴明、運作有序的組織形態；二在于強調軍事行為的合理性，以天下大義作為號召，便于動員部屬，分化對手，在更高層面、更大范圍內獲得支持。秦以除六國暴亂為號召蠶滅六國；而秦末起兵者，仍以天下苦秦、除秦暴政為旗幟，動員六國貴族及天下百姓。

陳勝起義前，與吳廣謀曰：“天下苦秦久矣?！?1以之作為起兵的充分理由，爾后方言秦二世不當立云云。陳勝眼中的“天下苦秦”，一是秦法嚴苛，諸戍卒因雨失期當斬；二是秦吏殘酷，律令峻急，諸戍卒幾無避禍可能。以此為號召，不僅立刻得到戍卒們的認同，而且還得到了山東百姓的積極響應?！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中描述陳勝一呼，“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1“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2可見“天下苦秦”，已然是秦末百姓不言自明的共識。

武臣起兵，也以“天下苦秦”為理由。在游說趙地豪杰時，武臣具體講述了苦秦的原因：“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這段對趙地貴族所言的“天下苦秦”，顯然要比陳勝的動員令更為深刻：賦稅之重、徭役之繁、刑罰之苛，斷非一時之弊，而是秦興國之本、立國之基，行政慣性使得其難以改正，因此不可能幻想其變得更好；故山東諸侯與其坐而待斃，不如趁亂而反。正因為這一說法合乎大家的切身感受，“豪杰皆然其言”。4

“天下苦秦”最初只作為起義者的號召，以贏取最廣泛的支持，后逐漸成為起義的合理性解釋。最初并沒有以此為號召的項羽，最終也接受了這一說法。高帝四年（前203年），已經處于劣勢的項羽，使盱眙人武涉游說韓信，才以“天下共苦秦久矣”為說辭，希望與韓信“相與戮力擊秦”，5分地而王，為韓信拒絕。但劉邦則自始至終以“天下苦秦”為起兵之因，不斷強化漢軍“禁暴救民”的義兵宗旨。如其率軍入咸陽后，召諸父老豪杰商量定秦之計，便直指秦酷法，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遂約法三章，去除了使人動輒得咎的秦苛法，立刻贏得關中父老的支持。

以“天下苦秦”號召，天下揭竿而起，足以亂秦、亡秦；然重建天下秩序，則需要將起兵號召轉化為政治理性。劉邦至晚在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便意識到“義兵”旗幟，足以使得他在楚漢之爭中，獲得更為廣泛而長遠的支持，《史記·酈生傳》載言：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庇谑桥婀z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7

酈食其從戰略層面，認為漢軍應完成的戰略轉型：一是要明確在諸侯攻秦與秦攻諸侯相持不下的狀態下，漢軍所進行的戰略選擇，使自己成為決定天下局勢的砝碼。二是既然決定攻秦，那就要聯合反秦諸侯，成為反秦力量的領導者。三是要成為領導者，就必須以“義兵”作為新的號召，漢軍不是簡單因“苦秦”而起義，而是要恢復天下秩序。從劉邦“輟洗”、“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等行為皆可以看出，酈食其的簡單數言，已經點明了漢軍的新戰略，即不是作為反秦大軍的附庸，而是要主動攻秦，伺機奪取天下。第二年，劉邦與韓信長談，韓信明確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8前者用以瓦解項羽的分封體制，后者則力圖重建新的天下秩序。而新的秩序，是以承認滅秦的合理性作為充分條件，確認諸侯權力正當；是以維系天下大義作為必要條件，要求諸侯信守當初尊崇義帝的義務。

高祖二年冬十月（前205年），項羽殺義帝。春三月，劉邦渡河入洛，聽從新城三老董公之言，為義帝發喪，同時發使告諸侯：“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愿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對義帝的推崇和尊重，遂使劉邦迅速獲得天下諸侯的支持。在顧炎武看來，“漢王為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1劉邦“袒而大哭，哀臨三日”之舉動，2便成為楚漢戰爭的轉折點。

秦末義軍所立義帝，乃楚懷王之孫熊心。其初立為懷王，源自范增之策：“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勢不長?！?項梁遂尋到熊心，與眾軍共立，4使其成為起義軍的名義上的共主。此后，義軍便以楚懷王為共主，其攻秦所得土地，名義上當為楚王所有。即便陽尊義帝的項羽也不得不承認：“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奔戳x帝雖然沒有攻城拔地，但其是反秦軍隊名義上的統帥，義軍所取得的土地當歸其所有。既為共主，諸將分天下之后，欲自立為王，則只有隆尊熊心為義帝，方合乎制度，故“義帝”之“義”，實指眾所擁戴。5洪邁言：“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眾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吳非亦言：“楚義帝者，以諸侯推尊為共主，而奉命由王稱帝，故義之?！?而這位為眾所尊戴之義帝，最后卻被項羽弒殺。

高帝二年（前206年）十月，項羽“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8先徙義帝于郴，而后弒之。這成為項羽背信棄義的罪責。韓信曾言：“項王……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對項羽的威逼，諸侯感同身受，心有不平，然實力懸殊，不敢抱怨。此時，劉邦為義帝發喪，實際挑明了與項羽勢同水火。劉邦隨即發布《數項羽十罪》，公開與之勢不兩立，從而舉起了重整天下秩序的旗幟。此布告的后4條，直接指出項羽對義帝的不仁不義：“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己地，其罪八也。殺義帝于江南，其罪九也。夫為人臣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0如果說，前6項罪名是漢軍對項羽個人罪惡的陳述，后4條則是指責了項羽對義軍大業的徹底毀滅。所以說，劉邦對項羽的反對態度，不是基于個人恩怨，而是對義帝共主身份的擁護，對義軍未竟事業的繼承。

劉邦為義帝發喪，使其從與諸侯爭天下變成了率諸侯共天下，漢軍也由諸侯之兵，變成了天下義兵。隨何曾言：“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1為其敗亡的本因，而楚漢戰爭，也變成了以漢軍之“義”擊楚軍之“不義”。而后酈食其游說齊王，也以此為說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后?！?2言劉邦定天下非出于私仇，而出乎公義，田廣深以為然，轉而支持劉邦。

劉邦最終戰勝項羽，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成功塑造了漢軍的義兵形象，從而獲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楚漢之爭，若單從軍事實力考量，項羽曾分制諸侯，足以一統天下。然其在楚漢戰爭的失敗，在于缺少戰略眼光，背盟約而殺義帝，將自己置身于不仁不義的困境中。劉邦及其部屬依照“必聚徒合義兵”的戰略，先誅無道之秦，后滅不義之楚，最終贏得諸侯的認同而遂定天下。

三、義兵論與西漢地緣政治觀的形成

義兵論作為理據，在秦楚漢軍爭中屢試不爽，其作用日趨明顯。西漢立國后，亟需處理周邊民族關系，不得不借助義兵論。周秦時期由于過分固守華夷之防而沒能妥善處理的民族關系，在西漢因義兵論的啟發，不斷調整，最終形成了威德并重的地緣政治策略。

周秦華夷之辨的目的，是出于華夷之防。其所提防的，與其說是文化的浸染，莫不如說是治權的安危。居于核心文化圈的中原諸國，常常是周王室的宗盟，雖互有攻伐，然其同宗、同室、同親，無論齊、晉誰為霸主，皆可用“尊王攘夷”為號召延續周制。而異族相寇，卻意在奪取中央政權，如幽王毀于犬戎，殷紂滅于周族。因而，周秦皆視異族為大防，如周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心結，1秦有“亡秦者胡也”之驚懼，2都是出于對異族本能的抵觸。

這種本能的抵觸，導致兩種認知：一是互不信任，如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之言，3認為與夷狄不可能和平共處。二是華夷沖突，便只能以戰爭解決，如蒼葛“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之論，4認為華夷只有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這兩種認知可能合成的唯一結果，便是對夷狄進行征伐：“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5直到其屈服為止。

華夏族內部的戰爭，目的是為取得一統之治權，如夏、商、周之易代；或者為取得局部的霸權，如春秋五霸的軍事行為。而征服四夷的目的，則是為了維持天下秩序，即居于中央區域的政權，對周邊民族有著天然管轄權和支配權。這種管轄權，是以“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為基本認知，6即天下只能歸屬于一個政權（一個部族），而這個政權以一人（天子）來統帥：周人所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對“天下一家”的詩學概括；“率土之濱，莫非王臣”，7是對“中國一人”的理念表達。一家一人的秩序，便是天下臣服于一族（一家）、一人（天子）。

在周制的設計中，中央政權以德服眾，四夷心服口服地歸附，這是最理想的模式?！渡袝繁銓⑦@種四方來朝視為德治的極致?！洞笥碇儭匪缘摹盁o怠無荒，四夷來王”，8《旅獒》所言的“明王慎德，四夷咸賓”，9《畢命》所言的“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10皆是對明王重德、夷狄歸化的津津樂道。雖然古文《尚書》出于后世偽造，然其中的觀點，卻非編造附會；之后倡導德政的儒家，便將之作為德治的策略，孔子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之論，11正是延續修德政而求歸化的思路。

政治學說中的四夷賓服，可能一度實現，但不可能持續出現。周、秦時期對戎、狄、夷、蠻的持續用兵，表明了《周禮·夏官·職方氏》中所謂的蠻服、夷服、鎮服、藩服之分，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中的天下秩序，而非現實的寫照。在大多數時段，周邊民族的抵觸、反叛、侵擾，使得中央政權不得不忙于應付，商周史上連綿不斷的華夷之戰，反映的正是華夷之防策略的破產。

商周時期，四夷對中央政權的威脅較小。一是中原地區的統一，原本靠強有力的軍事行為才得以實現，如商滅夏、周滅商，都是新興力量對腐朽力量的摧毀，由此而建立的中央政權，不僅有著較強的軍事實力，而且有著高強度的作戰實踐，能夠在較長的時段內對周邊分散的民族保持軍事上的優勢。二是商周時期，周邊少數民族尚未形成強有力的政權，不具備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軍事能力。華夏民族的這一優勢，在中央政權穩固的情況下，可以長期保持。但中央政權衰落之時，則無益延續其攻勢，亦為四夷侵擾，如周幽王時諸侯離心，犬戎得以入侵關中；東周諸侯爭霸，王室疲弱，對四夷無法保持攻勢，其不斷聚合，此消彼長，華夷之間的攻防態勢，至秦漢發生了根本變化。

在此背景下，與四夷相鄰的諸侯，為了騰出精力應付中原諸侯之爭，不得不提出和戎之論。如魏絳對晉悼公所論“和戎五利”之說，1可以看成華夷秩序的一次局部調整；晉悼公對和戎效果的充分肯定，2更可視為華夷之防變為華夷共處的轉折：華夏不再將對四夷的征服作為策略，而是較為務實地與四夷和平共處?？鬃釉趭A谷之會上，也不得不承認“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3不在固守華夷之辨的傳統看法，而是尋求二者間的彼此相安。

但問題在于，平王東遷至秦一天下，華夏忙于內部征伐，無暇華夷之防，而此間四夷不斷聚合，軍事力量持續增強。至秦漢時，華夷間的均衡被打破，秦漢不得不采用守勢。秦雖滅六國，卻不得不筑長城而御匈奴；西漢立國后，面對匈奴南下，也只能被動地以和親求取安寧。如何處理民族關系，成為西漢亟需討論的問題。

受制于周文化的傳統認知，秦漢政權最初在兩個極端徘徊。一是宣揚“懷德”之仁，如《呂氏春秋·功名》的“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4《大戴禮記·盛德》的“圣王之盛德……蠻夷懷服”，5《春秋繁露·仁義法》的“王者愛及四夷”等，6試圖以仁德感化四夷。二是強調華夷之防，認為夷不可以禮相待，只能以詐應對、以威力制服，如劉敬所謂的“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7由于骨子里的不信任，始終無法渙釋彼此的懷疑，其采用和親策略，不是出于真心的和好，而是飲鴆止渴般地延緩戰爭的爆發。

漢王室雖然認為與匈奴和親為屈辱之舉，但作為緩解時局的權宜之策，卻在客觀上開啟了漢與匈奴之間的彼此承認，使得華夷能夠平等對話。文帝四年（前176年），單于遺書言：“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愿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與漢約定彼此相安。漢文帝也在詔令中強調：“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后無咎，俱便?！?承認對方的存在，約束臣民相互遵守規定。盡管漢朝不一定是表里如一地相信華夷能夠和平，但卻不由自主地承認了華夷共處的事實。

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承認為一家，10是傳統華夷秩序觀的一次突破。其在學理上的積極意義，是將地緣部族視為合理存在，而且認為彼此能夠和平相處，從而使得華夷之間的秩序，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征服與被征服、支配與被支配，而是朝著互利互惠的方向發展。

不過，據《史記·匈奴列傳》的描述，“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11自高祖起的仁德懷柔政策，常瀕臨破產。破產的原因，一是彼此并未基本信任，常因小節而動怒；二是雙方約定的共同義務的執行，缺少共識，缺少公論，常各自解釋。在這種背景下，漢常常檢討與匈奴的相處之道，賈誼《新書·匈奴》便記有西漢朝臣對匈奴屢次毀約行為的思考：

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眾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猾，為此柰何？”對曰：“臣聞伯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跡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然不承帝意？”1

建國者對匈奴的判斷，代表了文帝時朝臣對匈奴背信棄義的認定，賈誼則提出“以德懷服”與“以義博示”兩手策略。所謂“王者戰義”，一是認為與匈奴之間的約定，是出于維護秩序，那就要基于“義”的立場，強調彼此尊重約定的責任，強調執行約定的義務；二是以義兵論為立場，指出如果匈奴不遵守約定，那便不能一味合約，而應以威力相強，使之回到條約的約定之中。

賈誼提出“舉明義博示遠方”，相對于此前的“修文德而來之”的策略，更加強調彼此關系中的責任和義務，將周秦原本用于調整國內秩序的公共價值觀，轉化為調整天下秩序的公共道義觀，要求國際關系必須基于相互尊重、彼此守信的基本立場，為漢代處理民族關系提供了學理的支持。由此來審視漢與匈奴的和親，就不再是一種綏靖政策，而是一項莊重的國際約定，既然雙方接受，那就要按照約定行使。一方有違背約定的行為，便是背信棄義，就必須為之付出代價；而守約守信的一方，便有指責、討伐對方的權利。如元光六年春（前129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漢武帝遣車騎將軍衛青、騎將軍公孫敖、輕車將軍公孫賀、驍騎將軍李廣主動迎戰，詔書公開強調：“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其所謂“匈奴無義”，一是指屢次寇侵，殺掠百姓；二是隨意毀約，毫無誠信，漢不得不調兵出擊，自然合理。司馬相如《封禪文》言“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將征伐周邊民族，視為維持國際秩序的手段。鹽鐵辯論中，御史大夫言：“先帝興義兵以誅強暴，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將武帝時期的對外作戰視為以戰止戰的正義行動。揚雄的《幽州箴》有“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5《益州箴》“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云云，6亦將西漢對外作戰視為義兵之舉，強調其維系國家和平的意義。

以“義”作為衡量華夷關系的視角，是漢朝在國際關系中的理性自覺，即漢朝主動承擔起對周邊民族守約、守信、守諾的責任，而周邊民族承認漢王朝對天下的管轄權，按照約定交聘，漢王朝提供必要的軍事保障、經濟扶持、文化支持，形成互利互惠的民族關系。這是義政論在國際、民族關系上的延展，成為漢朝基本的外交策略。張騫勸武帝交通西南諸國時言：“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得到漢武帝的肯定，令其交通西南。

在這樣的認知下，漢王朝將歸附的民族視為“歸義”。漢官中“典客”一職，乃“掌諸歸義蠻夷”，8后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為大鴻臚，至新莽改為典樂，其屬官日增，正是因歸義民族增多而不斷增設。9漢政府將少數民族內附稱為歸義，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公開講：“南夷之君，西棘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0初元三年（前46年）春漢元帝《罷珠厓郡詔》便言：“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卑喙谭Q贊漢宣帝的中興之功，在于能夠威德并重，使得四夷知“義”：“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周邊民族因漢王室德義并重而人心思漢。

“義”作為策略，需要用政治、外交、軍事的手段共同維護，否則只能成為坐而論道的口號。武帝之后，漢王室采用威德并重的兩手策略：威出于軍事實力，即“征討四夷，銳志武功”；2而德出于信，即嚴肅信守約定和義務。宣帝神爵二年（前61年），下詔嘉獎鄭吉都護西域：“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贊揚征伐、德義并重，穩定西域諸國。而王尊守益州，也因“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而升遷。4鄭吉、王尊被言之“威信”，正是在處理民族關系中保持了兩個基本手段：以信義懷柔，以專征討逆。

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后盾，以重視信用、責任為要求的盟約策略，使得漢王朝走出了周秦華夷之辨、華夷之防的困境，尋找到了與周邊民族共處的基本策略。一是變“天下一家”為“華夷一家”，承認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社會模式和政治結構，從而實現漢王朝與周邊民族的文化共處。二是強化“天下一人”的一統秩序，即在共同存有的政權中，只能有一個天子，其余國君皆為臣屬，只要承認漢天子對天下擁有管轄權，便可以得到漢朝的優待和幫助，遵守則懷柔以德，悖逆則征伐以威。

需要強調的是，漢王朝在外交上的威德并重，正是對周秦日益強化的義政、義兵論的延續。

只不過其中的“義”，是從對一個族群的共同認知，擴大為不同族群必須共同遵守的責任和義務，具有更寬泛的適用性。這種學理上的擴大，本是諸子學說的題中之義，因為自周建政立制，天下便是一體，天子負有對天下的全部責任，“義”本身已具有對全人類公共價值的總體約束。但在現實中，一個族群基本的公共認知要為其他族群所接受，并為不同文化背景、發展階段的諸多族群所接受，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其中，居于強勢地位的族群，其核心價值又需契合人類的基本倫理、人性的基本要求，方能從一國之共識，變為天下之共識；其所張揚的價值觀，方能為其他族群所接受、所信從。西漢在處理民族關系時所倡導的“義”，側重強調尊重彼此的文化習慣、不侵犯對方疆域、尊重雙方的約定等，形成了更具有文明史意義上地緣政治觀，成為了后世處理不同族群關系的基本策略。

[作者曹勝高（1973年—），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陜西，西安，710062、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兼職教授，吉林，長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4年2月20日]

（責任編輯：趙軼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