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革初期見聞錄

司馬文

文革十年動亂，不幸讓我們這些在北大讀書的學子遭遇上了。真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浩劫！動亂，荒唐，野蠻，殘忍……一言難盡！文革何時起始，專家學者各有其詞。一般的說法，從全國范圍來說，是從1966年6月1日晚上聶元梓等7人的那張所謂的“馬列主義大字報”在中央人民電臺公開廣播算起。就北大而言，特別是歷史系，我覺得應該提前半年。從我們1966年2月到昌平太平莊半工半讀不久，就實際上被中止了學業，開始全身心地投入文革大批判。文革開始后，最初是倍感驚愕不知所措，繼而是一面狂熱一面疑惑……

這里沒有關于整個北大文革經歷的記載，只是回憶了一些文革初期的見聞。

揭發校黨委和關于家庭出身的一場論爭

我們1964年入學后的初冬時節，星期四政治學習時間，曾被組織到一起開過幾次會，說是參加學校的社教運動，讓揭發校黨委排擠工農子弟等有關情況。當時我們莫名其妙，心想：我們大都是工農子弟，沒覺得受到排擠，學校對我們挺好??！兩個堪稱窮困潦倒家庭出身的同學（廣東的一位同學報到時只穿著背心短褲腳蹬拖鞋，湖南的一位同學也是只穿著一身破爛不堪的衣服，上衣共有40多塊補?。?，學校系里給他們制備了全套的被褥和嶄新的四季服裝，打扮得像個新郎官，還享受著全年級最高的每月19.50元的助學金，其他的家庭經濟不寬裕的同學，也都享受了數額不等的助學金，衣食無憂。師長們身位和姿態都放得很低，對同學們都一視同仁，不分家庭出身，每到晚上，從助教講師到教授，都到學生宿舍輔導課業。甚至我們這些對某些歷史問題一知半解的學生，給老師的著作觀點提出異議，他們都虛心教授，不但從不反感，反而鼓勵我們大膽獨立思考，不要迷信老師，迷信已有的結論，根本談不上排擠、歧視。所以，打擊迫害工農子弟大學生這個問題，很快就被我們這些工農子弟否定了。

但是不知怎么又讓討論起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它對每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表現產生多大影響？這下爭論激烈，眾說紛紜。雖然最后的結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但是“自來紅”“血統論”的極“左”思想已經在出身好的同學們腦海里生根發芽。出身“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的同學有了優越感，出身“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甚至凡不是出身“紅五類”的同學都感到了壓力，比如農村上中農、城市小業主小職員家庭出身的同學，都開始在政治上體會到壓抑。

后來才知道，這件事情是有背景的。1964年中宣部向北大派出以副部長張磐石為組長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工作隊先后抽調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有相當職務的干部200余人，進駐北大后，拋開北大校黨委，自己另搞一套，到各系找人談話，按張磐石的話說是扎根串聯，里應外合，結論是以陸平為首的校黨委領導下的北大，基本上是爛掉了。說他們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擊排擠工農干部，迫害工農子弟，實行的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統治。陸平等人當然不能同意，承認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但絕不同意工作隊的意見。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也不同意張磐石對北大形勢的估計。1965年春天，中央書記處首先召開會議，指出北大是比較好的學校，陸平是好同志犯錯誤。陸定一召開北大社教工作隊及北大黨委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精神。工作隊內部意見也不一致，工作組黨委副書記、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副部長常溪萍給總書記鄧小平寫信，反映北大工作隊隊長張磐石極“左”，而且作風霸道，要求上面介入。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先后在國際飯店和民族飯店舉行會議，貫徹中央書記處會議精神，但是張磐石和北大哲學系的“左”派們不服氣。最后中宣部不得不免去張磐石的職務，由另一位副部長擔任北大社教工作隊隊長，爭論暫得平息，但是，北大這潭水被攪亂了，極“左”思潮日益濃厚。

《中國青年》雜志封底油畫事件

整個社會氛圍都是階級斗爭意識越來越濃，有一件事十分典型：1964年底，同學們中間突然流傳著一個驚人的消息，《中國青年》第12期封底上發表的那副油畫《你追我趕》有嚴重政治問題：畫面下面的蘆葦里依稀可見有“蔣介石萬歲”的字樣。我們趕忙找來這本期刊，認真審視起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但大家都說有，“無風不起浪”嘛，就寧肯信其有，而不信其無了。此事當時在全國都鬧得沸沸揚揚。我過春節回老家還找了一本拿給高中的班主任老師看，老師也將信將疑。

事后才知道事情的緣由：1964年10月，文化部和中國美協舉辦了一個畫展，魯迅美術學院油畫系的應屆畢業生李澤浩的畫《你追我趕》和《墾區新兵》廣獲好評。所以《中國青年》雜志年終那期就發表了前者。那時，人們的階級斗爭觀念日漸強烈，有人就說這幅畫里藏有反標，打電話給《中國青年》雜志社。事關重大，團中央、公安部、美協黨組做了認真調查，結果純屬子虛烏有。為了平息傳言，翌年，《北京日報》重新發表了這幅畫，還同時發表了署名“梅述”的專評，高度贊揚此畫。有關方面的努力，終于使此畫引起的風波暫告平息。

文革風暴一起，這件事又被翻了出來，“無”又變成了“有”，發表這幅畫的《中國青年》原主編紀云龍被紅衛兵毒打，作者李澤浩被紅衛兵通緝，到處流浪，更有甚者，中宣部、團中央、北京市委許多領導干部都因為“包庇反革命黑畫”而遭到厄運。一直到1978年，此事才在胡耀邦同志的親自關注下得到徹底平反：《中國青年》復刊，主編紀云龍專門把作者請到北京，在復刊后的第一期上發表了他的油畫《揮手從茲去》。由此事，可見那個年代“寧左勿右”的思潮是多么深入人心！

大批判代替專業課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前，我對階級斗爭逐漸白熱化似乎沒有太多的感受，那是因為文革地火正在醞釀，或只在高層進行。我們感覺到的只是“革命化”隱隱約約地給我們的專業學習帶來許多不協調的音符。政治活動較多，一些課程不那么正規，特別是大多課程都不再考試，要考也要與當前階級斗爭在學術領域里的反映結合起來。我們中國史專業1965年下半年，也就是我們二年級第一學期的考試，就是結合姚文元對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寫一篇大批判文章，當時正好把明史學完。我的論文題目是《為民，還是為朝廷？》，當然是批判海瑞也是批判吳晗的，即使這樣的論文，最后老師也沒有收。再后來，去昌平半工半讀，就基本上完全中止了專業課學習，主要是參與大批判了。

學術領域里的斗爭，似乎更火爆一些。我們入學不久，就聽說有一個名叫戚本禹的人在《歷史研究》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評李秀成自述》，認定太平天國的優秀將領李秀成是不折不扣的叛徒，批判著名歷史學家羅爾綱等人，再有對北大黨委副書記馮定的批判。我們還聽說，馮定是黨內很有威望的理論家、哲學家。資格最老，工資最高，是高干6級，比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還高。他曾經撰寫過《平凡的真理》一書，由于作品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在解放前后的青年人中間，紅火一時。后來還寫了《共產主義人生觀》《人生漫談》兩本普及馬列主義觀點的書，也很有影響。隱隱約約聽說批判他是上面一個大人物的意思，因為他不同意只講“一分為二”，主張講對立統一。還有對翦伯贊等歷史學家“歷史主義”“讓步政策”的批判，翦伯贊是我們的系主任，還是北大副校長，我們系內師生都尊稱他為“翦老”。開始批判他們以后，關于他們的一些閑言碎語也傳了開來，比如說翦老分不清中央關于“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和“后十條”，還說他那么大年紀了居然買了一套《金瓶梅》這樣的“淫書”。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毛主席已經把他們都列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否定他們。批判他們，我們覺得不好理解，但是又努力在理解，認為畢竟這是上面的精神。當時也真的這么想：這么高的職務，這么著名的教授，怎么會分不清黨中央下發的關于“四清”的“前十條”和“后十條”？那么大歲數了，還看《金瓶梅》這樣的禁書干什么？

現在看來，的確是幼稚到家了。

當然，隨著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我們印象里，好像上面主要是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學術觀點的批判，要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學術權威，要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觀。后來才知道，里面大有文章：戚本禹自己交代說，他的《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初衷主要是影射彭德懷的。文章發表以后，受到了歷史學家的一致強烈的批評，他都準備寫檢查了，江青卻去找他，表揚他為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主席看了他的文章，很高興，在上面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江青還說，毛主席認為黨內的叛徒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戚本禹這篇文章正可以打開缺口，發動一場重要的黨內斗爭。所以，有人認為戚本禹文章的發表，點燃了十年文革動亂的導火索。是否如此，還有待更多的史料證實。不過從此戚本禹一發而不可收，不僅文章，而且連整個人都開始紅得發紫起來，成了文革急先鋒。這自然是后話。

學術批判的猛烈升級，還是從1965年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開始。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學術批判逐漸抹上濃重的政治色彩，最后被政治斗爭所替代。從此之后，中國的政治形勢日益“左”化，更多的歷史學家認為，姚文元文章的發表，是十年動亂的發端。北大的學生，尤其是文科比如歷史系、中文系、法律系的師生，更快地卷入到這個旋渦。進入1966年，大批判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我們歷史系到昌平太平莊半工半讀，也沒有躲過大批判這個階級斗爭的旋渦。如上所述，剛去時還上課，很快就以參加大批判替代上課了。進入4月以后，大批判的烈火越燒越旺。原來態度“曖昧”的北京市委也開始批判“三家村”了，不光是吳晗，把鄧拓、廖沫沙也連帶上了?！侗本┤請蟆吠跇祟}，十分醒目，驚悚人心。特別是5月8日，《光明日報》《文匯報》發表了高炬、何明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和《擦亮眼睛，辨別真假》的文章，據說這兩篇文章很有來頭，矛頭直指北京市委。戰場的火藥味愈發猛烈，各種報刊上連篇累牘都是大批判文章，參與者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工農兵都上陣了。那陣勢，沒有親身經歷無論如何是想像不到的?？墒钦l也沒想到，一場更加猛烈的狂風暴雨還在后面。

惡風疾雨到來時

1966年5月，記不清是哪一天了，在昌平太平莊半工半讀的我們突然又奉命到南口機車車輛廠，深入車間，了解廠史，并與他們一起參加對吳晗《海瑞罷官》以及“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批判。印象里，大多數工人師傅熱情并不很高，他們勞累一天，下班后本想好好休息一下，誰愿意加這種沒有加班費的班呢？車間的負責人似乎也不很情愿。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越俎代庖，寫好文章，下班后讓那些涉世不深又有文化的青年工人在大批判會議上念念。大概是過了半個多月的時間，5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發現，班上與我緊挨著睡通鋪的那位黨員干部，我們年級的黨支部書記，也是這次下廠活動的主要負責人，情緒突然發生變化，由原來的積極熱情，變得低沉甚至消極起來。我不明就里，也不便打問。實際上，他很可能是知道了聶元梓等人給陸平貼大字報的事。很快，我們接到通知，匆匆結束了這次下廠活動，回到半工半讀的基地太平莊。

這里的氣氛已大變，系領導不見了，班級的干部好像也不再行使職權，有點兒群龍無首的樣子。大家聽著傳言，議論紛紛。最讓人吃驚的是，晚飯前后，我們年級一位好像參加了什么大批判組、沒有到南口下廠的同學，得知了什么信息，在宿舍門口，站在凳子上發表起演講來，內容是批判北大以陸平為首的校黨委，義憤填膺，慷慨激昂。面對這樣的局面，像我這樣不明真相的一般學生，還真有點兒茫然四顧，不知所措。當時，我自己還想，他這是怎么啦？學校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后來才知道，5月中旬，康生的夫人曹軼歐在北京西郊友誼賓館召見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教師楊克明等人，談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問題，5月25日下午2點左右，聶元梓、楊克明約集同系的趙正義、宋一秀、夏劍豸、高云鵬、李醒塵等人，以這7人署名在北大人群聚集地大飯廳東墻，貼出一張名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一時間，燕園大亂。有不少支持者，但更多的北大師生員工反對這張對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充斥污蔑不實之詞的大字報。當晚，周總理委派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和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張彥到北大，在辦公樓禮堂召開全校黨員干部大會，宣布了國務院有關文件，批評聶元梓不應當不分內外地把給校黨委的大字報張貼在大庭廣眾之下。李雪峰講話說：我們來驚動了你們，你們也驚動了我們，你們貼出了大字報，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傳統的，在全國、全世界都有影響。搞好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進行。北大的黨委要把運動領導好，斗爭要有組織、有紀律、有程序、有領導。黨內有民主集中制，黨有黨紀，國有國法，不是烏合之眾，不能亂七八糟。但是，曹軼歐卻派張恩慈將這張大字報的底稿取走，送給康生，康生則背著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直接送給在外地的毛澤東，還要自己的老婆曹軼歐告訴聶元梓，讓她“頂住”。

6月1日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全文播發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全校震驚，一片嘩然。有人打電話質問廣播電臺：是誰讓播的？據事后傳說，當時統計質問電話有59次。這一切，我們在距北京南校僅僅70公里的昌平南口太平莊，竟然一無所知，所以有些事讓我們感到迷惘。

被扔進暴風驟雨中

應該是在6月1日下午晚飯之后，我們系在昌平太平莊半工半讀的全體師生員工，奉命撤回南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晚飯后，我們帶著簡單的行裝，被子、洗漱用具和換洗的衣服，乘學校派來的大轎車，在茫茫的夜色中向燕園駛去。

這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行程。從一上車，幾個年級的同學們就開始互相揭發、批判和奪權，當然主要是三年級以上。一會兒幾個同學揭發某個同學是系里領導的“紅人”，干了什么什么壞事，為首的揭發批判者便成了主政者；不一會兒，這個主政者又被另一撥兒同學揭發批判而下臺，主要的揭發批判者開始執政；又過一會兒，這個執政者也被揭發批判，而灰溜溜地下臺來。一路上，歷史系的政壇上，不知出現過多少個匆匆的過客，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我們這些低年級的同學們由于了解的人和事比較少，沒有多少發言權，一個個都被師兄們激發出來的發了瘋似的革命熱情，弄得一會兒熱血澎湃，一會兒又迷迷瞪瞪。

車到燕園，大家立刻被校園那些在耀眼的燈光照射下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震撼了。我們怎么也沒有想到，會在這樣的情景下，重回燕園。

當天夜里，我們原來居住的38樓沒有騰出，臨時被安排在第一體育館。大家放下簡單的行李，就三三兩兩地到校園里看大字報去了。

這時的北大校園，燈火輝煌，夜同白晝，尤其是大飯廳的里里外外，本當夜深人靜之時，這里卻是人流如織，熙熙攘攘。大家都在觀看那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大字報。燕園已經成了大字報的海洋。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看到了中國乒乓球隊的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等聲援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還有一張佳木斯造紙廠的工人們，制作的一張特長的大字報，全都是牛皮紙，字很大，寫得也很端正，上面掛在大飯廳里面最頂層的橫梁上，下面一直垂到地面，頗為壯觀。值得一提的是，這時候大字報的內容，全都是一邊倒支持或聲援聶元梓等7人的。反對的，基本上沒有見到。第二天是6月2日，《人民日報》以《北大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一個大陰謀》為標題全文發表這張大字報，還配發了關鋒起草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點名陸平、彭佩云把持下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的一個黑據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度嗣袢請蟆愤€發表了用大號黑體字做題目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這些大學生的思想受到極大震撼。

記得很清楚，那天夜里，我的神經被史無前例的革命氣氛激揚得極度亢奮，讓人眼花繚亂的大字報，使我不知不覺地度過了好幾個鐘頭，連天亮了都沒發現。

真是一夜無眠！

體育館里的批斗會

應該是入住體育館的第二天晚上，記不清系里是誰主政，就召開了歷史系文革開始后的第一次全系批斗大會，首先是黨總支書記徐華民，副書記周恩厚，然后是教研室的各個黨支部書記，最后是行政領導。系主任翦伯贊不在，就把系副主任周一良、張芝聯、許師謙也都拉了上去，記得主席臺前是長長的一排，幾乎站不下。周一良、張芝聯是歷史學界有名的大腕教授，本來也是積極踴躍地來到體育館與同學們一起參加文革有關會議的，平時他們都比較注重儀表，褲縫筆直，皮鞋锃亮，這天晚上依然，沒成想到會不久就被押上批斗臺，成了革命對象。當然，我注意到，當時的主政者還是比較照顧他們的，押他們的同學一開始兇巴巴的，見他們不理解、不服氣、不配合，還想動手，被馬上制止了。記得后來還查過批判會上都是哪些人動手打人了，好像說有五年級的一個高個子，他曾是學?；@球隊的隊員。

批判會上，當時我們嘴里一邊喊著“革命”口號，心里一邊茫然無措：不甚明白平時我們都高山仰止的老師們領導們，都犯了哪些彌天大錯。但是，毛主席號召我們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摧毀陸平、彭佩云盤踞的舊北京大學這座資產階級堡壘，歷史系肯定是一個黑據點，這應該是沒錯的。他們的罪行，我們只不過不了解罷了。想到這里，心里也就釋然了。

系里號召革命師生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主動揭發批判以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三家村”以及陸平、彭佩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先是傳達了一個中央文件，是大事記形式，關于彭真等人“炮制”“二月提綱”把這場嚴肅的政治斗爭、階級斗爭引向“學術批判”的道路精神的文件，又傳達了毛主席指示江青組織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寫了文章，北京不予發表，不得已在上?！段膮R報》發表，還受到彭真的批評，由此認為彭真是把北京搞成了“針扎不透、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繼而又傳達了一個關于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文件，愈加讓我們感到震驚，特別是文件說楊尚昆居然在毛主席身旁安裝“竊聽器”（后來事實證明這完全是誣陷），聽著傳達，不由滲出一身冷汗。心里想，這些在黨內居于高位，整天在毛主席旁邊轉悠的人竟然如此居心叵測，真是不可思議！

三院門上的對聯與汪篯教授之死

過了幾天，我們從第一體育館搬回了一年級時住的38樓。這時，黨中央派出的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已經進校，各系的工作組業已到位。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們班幾位同學被派到從學生宿舍區西路到校醫院途經的一個路口，說是觀察這里前后左右有什么異常動靜。我有些納悶，細一打聽，說路東面一個東西小巷里就是陸平的家，我們來這里主要就是監視什么人還出入他們家，而他們家里的人，假如出來，會到哪里去。一旦發現了什么異常情況，馬上要逐級上報，最后報告系里工作組乃至校工作組。站了幾個鐘頭，也沒什么動靜。我們都有些不耐煩了，也快到吃晚飯的點了。正想著什么時候讓我們撤退時，從陸平家里蹦蹦跳跳跑出來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一副天真無邪單純可愛的樣子。當我聽說這是陸平的小女兒時，不禁對旁邊一個同學感慨起來：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以后她的命運可就坎坷了！還把這句話記在當天的日記上。想不到后來另一派的同學們整我時，把這句話當作了“資產階級人性論，同情陸平黑幫”列到我的“反動言論”集里面。

歷史系的辦公室在三院，我們到那里開會時，看到三院外面的大門兩旁貼著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沒過幾天，又去三院，忽然發現這副對聯改了一個字，“池淺王八多”變成了“池深王八多”。后來聽聶元梓說，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聽曾在我們系讀過書的女兒李訥說到這副對聯以后親自改的。此事雖然沒有被當時的報刊等宣傳工具和正式的紅頭文件證實，可大家心照不宣，都認為確有其事。這一改確有深意，對歷史系教師隊伍的評價與估計，問題方面就嚴重了許多。所以歷史系的教師們陸陸續續地都被批判、斗爭，成了反動權威、黑幫分子、牛鬼蛇神。記得學校里有時召開批判大會讓他們接受教育，長長的一隊蔚為壯觀。

文革初期，我們被通知要經常到三院看大字報，了解本系運動情況，并且號召和鼓勵大家踴躍參加“文化大革命”，揭發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走資派毒害迫害新一代大學生的罪行?？吹饺豪锢锿馔赓N滿的大字報，作為一個普通大學生的我，終于被發動起來，也寫了一張，題目就是《許大齡，還我的文章來！》，說的是許先生最初給我們講授明史時，曾經給大家出過一個研究題目：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對人民實行封建統治，到底是出于自己的階級本性，還是農民乞丐出身的他蛻化變質了？要求大家不要拘泥于書本上和專家學者已有的結論，自己翻閱史料，得出觀點，并要寫成論文。對于剛升入二年級的我們，這個要求確實過高，專家學者們的結論，那是查閱研究了多少資料才得出的啊。但是我們覺得，許先生這樣的要求，明顯也有他的深意，那就是鼓勵學生們不要迷信前人，不要嚼別人吃過的饃，而要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得出自以為正確的結論，不論自己的結論與前人的結論相同與否。他的苦心是，第一教授我們做學問的方法，第二鼓勵我們解放思想，爭取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我在許先生的要求下，也寫成了一篇現在看來肯定是非常幼稚的東西，交了上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這篇東西一直沒有下落，也許是許先生忙于教學，也許是時勢變化太快，許先生來不及看，更來不及退還給我。這篇大字報就貼在三院二樓東面的山墻上，由于下面都貼滿了，所以它的位置很高，很顯眼。一些同學看來對我說，他們讀了都啞然失笑：這寫的是什么呀！而我則至今還感到羞愧不已：大字報確實沒有什么驚人的內容，可是把這件事說成許先生對工農出身的學生沒有階級感情，還質問他立場何在，實在是無限上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在當時肯定給素來謹小慎微的許先生造成了不小的壓力，可惜后來無緣再見到許先生，不然我一定會當面向他道歉，請求他原諒！

很快就聽到了汪篯先生自殺身亡的消息。汪篯先生是教我們唐史的授課老師，他曾經是大家陳寅恪的學生，解放后曾奉命攜信力勸陳寅恪來北京就任中科院一個歷史研究所所長之職，結果由于陳寅恪堅持當時的政治氣候不可能實現的條件而鎩羽而歸，還被陳斥責了一通，從此不再承認是自己的學生。但是汪篯先生依然積極要求進步，用馬列主義指導歷史研究，并且同周一良、田余慶一樣，成為歷史系有名的紅色黨員教授。即使如此，他人生的政治道路也不平坦：1959年他曾經因為“右傾”而受過批判，后來又由于堅持新上任的封建皇帝懾于農民起義的威力而對人民實施“讓步政策”受到攻擊。文革前夕，他曾經由于推崇從諫如流的唐太宗和敢于犯顏極諫的魏徵君臣而遭到詬病……加上他自恃黨員的身份，性情豪爽，口無遮攔，文革一來，便被“左”得出奇的學生把批判會開到了他的家里，大字報貼到了他的門上，他接受不了，便服毒自殺。這是歷史系也是北大文革中第一個受迫害致死的教授。

撲朔迷離的“六一八”事件

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進入北大，好像也是倉促上陣，支持聶元梓批判陸平的態是表過了，具體的安排與部署，好像晚了一些。已經被“革命之火”燒得發昏的學生們，終于按捺不住，各系各單位自發地揪斗干部、教師的行為越來越多，方式越來越激烈。坐噴氣式、戴高帽、掛黑牌、推搡、毒打、往身上貼大字報等情況日益加劇，工作組采取了一些勸阻措施，效果不大。到6月17日，全校被亂打亂斗的干部、教師、學生共178人。然而，這種情況到18號達到高潮，終于釀成著名的北大文革“六一八”事件。

我們歷史系工作組是6月7日進駐的，組長是煤炭部的李清和，還有兩個副組長，大約從6月10日起這段時間，系工作組除了組織我們學習有關文件、報紙社論以外，沒有更多的安排，據說工作組在集中學習，而我們的時間相對比較寬松。這天上午，我在樓道里走著，忽然聽到樓東頭外面一片喧嚷，跑過去向下一瞧，那里已經聚集了不少人。只聽見有人喊：應該把某某某拉到這里批斗！不一會兒，就有一些人架著幾個人在38樓東頭的出門臺階上面的小平臺上，開始批斗。38樓有兩個出口，一個在西頭北面，文革前與初期沒有打開使用過，一個就是東頭，是同學們的出樓必經之門。由于樓基距外面的地面較高，所以出樓門有一個小平臺，向南是走向地面的樓梯，這個平臺有兩米多高，上面的面積有近兩平米，平臺外沿北面東面有一米高的欄桿，東面南面下面則是一大片開闊地，所以這里可以算作一個小講臺。這天，批斗開始以后，還有人寫了“斗鬼臺”3個大字，貼在平臺東面的墻上。后來，下面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拉來批斗的人也越來越多。附近幾個樓的學生都把本系的干部教師押到這里批斗來了。記得看到我們一年級時的年級輔導員，這天可能是剛從“四清”前線回來，換了一身新衣服，腳穿著一雙锃亮的皮鞋，興致沖沖地向38樓走來，估計是來同學們中間了解情況的。沒想到我們系的一些同學一看到他，就像饑渴多時的野獸，發現了等待已久的獵物，幾個人一擁而上，就把他兩只胳膊反扭到后面，使勁摁下他的頭，讓他“坐上了飛機”，拉上了斗鬼臺。他絕對沒有想到，他回到學校第一天，便會劈頭蓋臉挨一頓斗。后來我想到，他做我們的輔導員時，“左”味較重，不怎么愿意跟同學們打成一片，有點兒高高在上的樣子，教訓起同學們來總是振振有詞，神奇十足，很不客氣，同學們對他有些怨氣。那個時候，文革風暴一起，又是在這場風暴的中心與策源地，大學生們是對誰有看法，誰就是批斗對象，誰就倒霉，特別是教師。我們系里這天在“斗鬼臺”上遭受批斗侮辱的，還有吳代封、徐天新、范達仁等年輕教師與干部，印象中，他們文革前都是系里年輕有為的教職工。

那天，批斗方式越來越不文明，我親眼看到我們年級一個同學從38樓一樓廁所里拿出盛手紙的鐵絲簍，人們問他干什么，他說這不是現成的高帽子嗎！說著便使勁戴到被斗的人頭上。說老實話，當時覺得這個小子還挺有辦法，可是看到這么干的人越來越多，而有的簍鐵絲生銹變形，被戴的人臉上、頭上、耳朵上掛出一道道血印，就覺得這樣做未免有點兒太殘忍了?？吹竭@里，我實在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回寢室了。

后來聽說，事件逐步升級，有的人給被批斗者戴高帽，掛黑牌，讓他們“坐飛機”，用墨汁涂面，還有的拳打腳踢，場面一度十分混亂。被斗的人里面還有一些年輕女性，據說，一些不法分子也參與了這場亂揪亂斗。有些人就渾水摸魚，向她們身上亂摸，被批斗者的人格遭到嚴重污辱。再后來，工作組的成員聞訊趕來，制止了這場批斗。當天總共有數十人被抓到這里批斗受辱，應該都是住在附近幾個樓的學生所在系與專業的。

以后聽說中文系也發生了這樣的事：幾十個人到中文系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并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他們不聽，把他從廁所里抓了出來。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批斗。有人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人從廁所里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手紙簍（失去理智的人們這時候卻“英雄所見略同”），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程賢策的連襟胡壽文，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和系總支副書記，那一天被人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幾乎窒息昏死過去。

當天晚上10點，工作組突然召開全校廣播大會，北大全體師生員工參加，不知是人多還是天熱，我們歷史系學生就在聶元梓等人張貼大字報的大餐廳緊挨著的學生第二食堂的外面聽會。張承先發表講話，嚴厲批評了38樓前的亂揪亂斗行為，指出，有人利用革命學生的革命熱情，渾水摸魚，制造混亂，破壞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這起反革命事件。強調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數壞人破壞搗亂，在工作組領導下搞好“文化大革命”。我們聽了張承先的講話，開始覺得工作組開會堅決批評學生們對一部分人亂拉亂斗，指出是絕對錯誤的，應當堅決制止與改正，強調一定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開展運動，這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把這種行為定性為反革命行為，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就有點兒過分了。

后來知道，第二天，北大工作組向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呈送了第9號北大文革簡報，專門講“六一八”事件，說到其中有4人帶頭打人、耍流氓。一個人承認自己打了8個人，并對女同志耍流氓；一個人是國民黨上尉連長，隱瞞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隊伍，還曾因貪污判過刑，后來到北大，這次打人最兇；一個人在批斗女干部時，大搞流氓活動，被扭送校衛隊；還有一個是校外混進來的，到處起哄（據1998年張承先回憶文章說，這4個人的具體情況是：一個是庶務科的工人劉佳賓，此人當過國民黨部隊的上尉連長，被我軍俘虜后隱瞞身份混入我們內部，上星期就曾帶頭打過3個人，這次又是他第一個帶頭打人。還有一個人在38樓前亂打亂斗，張承先到場講話后，其他人隨即散去，此人卻又揪來個女同志亂打亂斗。工作組成員趕到后制止他，他還蠻橫地說：“你們工作組憑什么不讓我斗？”問他是哪個部門的，他說是北大附中的，經查附中并無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竊被開除，現在沒有正當職業。還有一個自稱是東語系姓黃的，是“打鬼臺”亂斗的主角，帶頭打了8個人，還趁機猥褻婦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陳應復，有流氓習氣，人稱“小阿飛”。還有無線電系學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參加斗爭會時，上臺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褲子，后又在臺下猥褻女同學。這個人一貫有流氓行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東西被抓住，受過留黨查看處分），并說明工作組及時出面制止，有效防止了事態進一步擴大。其中還說，這是有害于革命運動的行為，發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場復雜的階級斗爭，要嚴防敵人破壞，號召學生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工作組還要求左派組織起來，維護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要斗爭什么人必須經過工作組批準。這個文件有沒有把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不得而知。新組建的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市委認為，“六一八”事件是“敵人的階級報復”，是“校內外敵人結合起來對我們實行突然襲擊”。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劉少奇，根據他的意見，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轉發了這份簡報，并加按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此時最信任的是高層“左派”陳伯達、康生及其夫人曹軼歐的態度。當年5月16日成立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表態說：“六一八”事件不簡單，“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司令部”，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則提出：要揪出這個“事件”的后臺?？瞪姆蛉瞬茌W歐當時好像是北大工作組領導成員之一，她當然是通天的，得知劉少奇的態度與中央要發通知的信息后，首先悄悄地給張承先通氣說，中央肯定了北大工作組對“六一八”事件的處理，還要把簡報轉發全國參考呢。到這個時候，“六一八”事件的定性似乎已經是蓋棺論定。

然而，自從7月初北大地球物理系5個學生貼出批評工作組“不敢放手發動群眾”的大字報以后，工作組首先開始受到華北局和北京市委的批評，張承先在全校黨員干部會議上改口說，“六一八”事件是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人渾水摸魚搞反革命事件，但不能把那個事件整個說成反革命事件。7月中旬，李雪峰批評張承先工作組對“六一八”事件定性錯誤，稱這是一次“革命行動”，張承先在全校廣播大會上再次做檢查。過了5天，7月22日與23日，陳伯達在與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一起來北大以調查“文化大革命”為名進行活動時，在大飯廳群眾會上，也一反原先對“六一八”事件表態為反革命事件的定論，反過來說把“六一八”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錯誤的；江青則支持學生中反對工作組的意見，還陰陽怪氣地挑撥說：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革命的和我們站在一塊兒！7月25日、26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都說張承先工作組在處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線錯誤，壓制了革命學生的積極性，挫傷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熱情，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那個報送北京市委與中央的第九號北大文革簡報，則成了張承先與工作組的一大罪狀。

這個“六一八”事件，如同整個文革一樣，撲朔迷離，令人難以捉摸，不同時間同樣的人說法居然大相徑庭。后來有相當時間我都弄不清這是怎么回事，最后才明白，原來這件事體現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怎么進行？劉少奇等人還是堅持以傳統的理念領導管理運動，原來的各級黨委不行了，就要派工作組，把局面牢牢掌控在工作組手里，工作組就是黨的代表，黨的象征，黨的化身。運動只能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進行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所以，北京“六一八”事件以后，一些高校的工作組，就以“反干擾”為名，批斗了一些帶頭“造反”的人，反對工作組的人，并加以“反黨分子”“假左派”“右派學生”等罪名。據不完全統計，24所高校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這個比例不亞于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而毛澤東的意見則完全是另一碼事：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就是所謂“充分發動群眾”，起來造各級尤其是中央的修正主義的反，打倒所有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種思路，顯然與劉少奇等人的想法大相徑庭。由于毛澤東這種獨特的想法并沒有與其他中央領導溝通，更沒有召開中央全會哪怕是中央政治局通過或者是政治局常委會通過，所以，在急風暴雨式的文革開始以后的一次北京市有關會議上，劉少奇等人也叫苦連天說“自己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現在看來，“六一八”事件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是錯誤的，被“左”的思潮弄昏了頭腦的學生，加上無政府主義思潮，讓學生們無視學校工作組的存在，把惡行當革命，把犯罪當積極，其中又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參與其中，終于釀成一起踐踏人權毀滅人性的嚴重事件。張承先工作組及時制止亂批亂斗，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把它說成反革命事件，顯然過分了；陳伯達、康生朝秦暮楚，先說是反革命事件，后又與江青把它說成革命行動，充分暴露了他們的政治投機心理，后來的表態明顯又是利用學生的無知和沖動，調動學生的愚鈍與惡性。劉少奇等人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已經夠“左”的了，毛澤東卻認為“左”得還不夠。在他看來，除了他本人以及中央文革，學生們群眾們是“文化大革命”天然的動力與主力軍，可以無法無天，造反有理，哪怕天下大亂。這件事情上他與劉少奇等人的重要分歧，再一次加重了他對劉鄧的成見。而毛澤東獨特的思路，導致文革逐步演變為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與災難。

（選自《文史精華》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