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豈能變“戲法”

葉永烈

從“全部犧牲”說起

我在2010年第2期《名人傳記》上讀到《湯恩伯與蔣介石的恩恩怨怨》一文，內稱1949年10月24日（應為25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九千余人登陸金門之后，“全軍官兵全部犧牲。國民黨方面指揮金門戰役的主管正是湯恩伯?！?/p>

恰巧當時我剛從臺灣金門歸來，我趁在臺灣度假一個月，去金門住了四天。我在金門詳細參觀了古寧頭戰史館，并騎自行車訪問了當年的古寧頭戰場。1949年10月的金門戰役，臺灣方面稱之為古寧頭戰役。戰役前期國民黨軍隊指揮官是湯恩伯，后期是胡璉。據國民黨方面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分三批登陸金門，總人數為9086人（其中船工約350人），并沒有“全部犧牲”。在古寧頭戰役中，解放軍被俘總數為5175人，陣亡3873人，還有50多人失蹤。我在金門的古寧頭戰史館看到成批的解放軍俘虜高舉雙手投降的照片及巨幅油畫。最后一個被俘的是解放軍253團團長徐博，他躲在金門主峰太武山北側山洞中，直到1950年1月因在夜晚偷吃附近田地中的紅薯而被捕。

這些俘虜被押往臺中干城營房和東海岸綠島的“新生營”實施“新生訓練”，其中包括244團團長邢永生、參謀長朱斐然，251團團長劉天祥、政委田志春、參謀長王劍秋，244團政治處主任孫樹亮、251團副團長馬紹堂等。經過“教育改造”之后，有900多人（年齡較大、受過傷以及表示堅決不肯留臺灣的）于1950年5、7、9、12月分四批被載上漁船遣返大陸。這些人在南京、杭州和福州接受審查之后，大都被開除黨籍、團籍和軍籍，回鄉務農，也有的被判刑。1983年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對金門被俘人員進行復查處理。絕大多數人恢復了黨籍、團籍和軍籍，改為復員軍人，補發了復員費。

大部分戰俘留在了臺灣，其中年輕的被補入國民黨軍隊，也有的被安置到臺灣各地工作。如原244團的醫務人員趙寶厚，被俘后編入國民黨部隊，在臺灣上了軍校，成了軍醫，退伍后在臺灣開牙科診所，1988年帶著臺灣的妻女回山東泰安探親。他們西裝革履出現在那些在大陸回鄉務農的昔日戰友面前，雙方都不勝感嘆！

金門戰役大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連獲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巨大勝利之后，產生輕敵與急躁情緒所致。從此蔣介石殘部在臺、澎、金、馬站穩腳跟，海峽兩岸的對峙之勢開始形成。

歷史畢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當戰場的硝煙漸漸散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會慢慢顯現。

我查閱文獻，發現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九千余人登陸金門之后“全部犧牲”，源于1949年10月28日第三野戰軍粟裕、袁仲賢、周駿鳴致第十兵團葉飛、陳慶先的電報。毛澤東在1949年10月29日的《軍委關于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的通報》中，引述了粟裕等電報內容，稱“全部壯烈犧牲，甚為痛惜”，并指出“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

當時，由于戰場情況不明，同時也為了穩定軍心，稱登島部隊“全部壯烈犧牲”，情有可原。但是在1987年把《軍委關于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的通報》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時，對登島部隊“全部壯烈犧牲”不加注釋說明事實真相，已屬不應該。至于到了2010年仍在鼓吹“全軍官兵全部犧牲”，則是在撒謊——因為作者也知道并沒有“全部犧牲”，而是為了與官方1949年10月29日的通報保持“口徑一致”。

至于國民黨軍隊的傷亡人數，大陸方面稱國民黨軍隊死傷9000多人，國民黨方面則稱陣亡1267人，傷1982人，共3249人。不過，金門在1953年建立的金門地區國民黨軍隊陣亡將士公墓，安葬了4500具遺體。這些戰死者還包括在大擔、二擔以及南日島戰死的國民黨軍隊將士，而大擔、二擔以及南日島的戰斗規模遠比金門之戰小，可見國民黨方面公布的在古寧頭戰役中“陣亡1267人”，這數字是明顯縮小了的，正確的數字應是“陣亡3500人”。

護送陳云出川，一人還是兩人？

歷史不僅不容任意打扮，而且不能變“戲法”。

1995年4月10日，陳云以九十高齡去世。陳云病逝不到一個月，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陳云全傳》一書。又過了一個月，《陳云全傳》臺灣版由臺灣周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最近，我對《陳云全傳》一書進行全面修訂，其中涉及的席懋昭問題，發人深省。

我第一次聽說席懋昭的名字，是1991年7月9日在北京采訪陳云秘書朱佳木。他告訴我，陳云在長征途中奉命離開紅軍，前往上海，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黨員護送的。朱佳木說，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在整理陳云的文件時，發現一份席懋昭寫的自傳。席懋昭在自傳中寫及護送陳云出川。席懋昭在四川天全縣當過靈關小學校長。

那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最高領導，也改變了中共的政治路線。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按照組織紀律，必須向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匯報。原本中共中央是通過電臺與中共上海局聯系再通過上海局與共產國際電報聯系，由于中央紅軍長征時唯一的一部100瓦大功率電臺在湘江之戰中被毀，而中共上海局又迭遭破壞，中共上海局負責人盧福坦、李竹聲先后被捕、叛變，所以中共中央決定派出陳云、潘漢年秘密前往上海，恢復上海黨組織并從上海轉赴莫斯科。

席懋昭于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6月12日，紅軍先遣部隊勝利翻越了夾金山。就在紅軍的中央縱隊即將從天全縣靈關啟程趕往夾金山時，席懋昭接到中央縱隊紅軍兩名指揮員交給的重要任務，護送陳云從靈關前往重慶，讓陳云能夠從重慶乘船前往上海。席懋昭歷盡艱辛，冒著極大的風險，完成了這一重要任務。

后來，席懋昭于1937年9月從四川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而陳云在蘇聯工作之后來到新疆，于1937年11月29日乘飛機從迪化（即烏魯木齊）回到延安，與席懋昭在延安相聚。席懋昭把一份自傳交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席懋昭離開延安時向陳云告別，陳云拿出一雙呢子拉鏈棉鞋和一聽罐頭送給席懋昭，這在物資匱乏的延安是很珍貴的禮品了。

席懋昭從延安返回四川，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18日席在雅安被特務逮捕，并被送往重慶“渣滓洞”。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于1949年11月27日對“渣滓洞”進行大屠殺，37歲的席懋昭與眾多戰友當場犧牲。

然而在重慶解放之后，1950年1月重慶“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在審查時，聽信脫險難友所說的“席懋昭在獄中所說的參加過長征及西康組織，是假的”、“表現不好”之類，就認為席懋昭不夠烈士資格，對他“不列名”。就這樣，席懋昭差一點被埋沒。

1983年，由于席懋昭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發現一份席懋昭寫的自傳，內中提及曾經護送陳云出川，便找陳云核實。當時，陳云已記不得席懋昭這名字，但記得護送他的人是靈關小學校長，而且那人的妻子是靈關小學教導主任（也是中共地下黨員）?？戳讼训恼掌约白詡髦刑峒皳戊`關小學校長，妻子也在該校，確定席懋昭就是當年護送他的人。陳云親筆為席懋昭寫了證明。由于安全護送陳云出川，1984年5月席懋昭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記大功一次，終于從“不列名”成為革命烈士。

倘無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的關注和親筆書寫證明，席懋昭也許永遠“不列名”！

在仔細考證席懋昭護送陳云出川的事跡的過程中，又發現另一個被歷史埋沒的人——陳梁。原來，護送陳云出川并非席懋昭一人，還有陳梁。陳梁是四川冕寧縣的中共地下黨員，隨紅軍長征而來到天全縣。其實陳梁與席懋昭一樣盡力為陳云“保駕護航”，但由于后來他成了叛徒，在歷史上就被抹去了。護送陳云出川，也就像變戲法似的從兩人“變”成一人。

陳梁被重新提起，是因為當時的中共冕寧縣工委書記陳野蘋。陳野蘋后來成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說起陳云出川，陳野蘋提到了陳梁。陳野蘋說，“送陳云去成都的兩個人中有一人是冕寧沙壩人，叫陳梁，這個人我認識。他當時是冕寧沙壩黨支部負責人?！苯浿泄仓醒虢M織部部長陳野蘋這么一說，于是護送陳云出川又從一人“變”成兩人。

其實，陳梁叛變是在后來。我在寫《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時就強調，不能“以后來論當初”。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周佛海后來淪為漢奸，但在1921年時是共產主義者。人畢竟是在不斷變化的，不能以他們的后來就認定他們作為中共一大代表時“動機不純”，就要把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所作的貢獻抹殺。倘若陳梁在護送陳云出川時就是叛徒，陳云怎么可能從天全縣長途跋涉安全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踏上駛往上海的輪船？

另一例把兩人“變”成一人的事，是我在寫作關于遵義會議的長篇《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時發現的。

在長征之初，紅軍選定湘粵邊界作為突圍之處，是因為事先曾派出密使與駐守那一帶的粵軍陳濟棠談判。陳濟棠與蔣介石有矛盾，他答應給紅軍“借道”。

紅軍密使是周恩來派出的何長工。我查閱何長工所寫的回憶錄《同陳濟棠部隊談判前后》，內中寫及：“我遵照副主席的指示，穿著西裝，戴上草帽和墨鏡，坐著四人抬的大轎，帶了一個騎兵連，前往談判……”何長工的回憶錄，只寫他自己如何與陳濟棠談判。

然而，筆者查閱1934年10月5日朱德簽署的給陳濟棠所屬第三軍第七師師長黃延楨的信，卻寫及特派潘健行、何長工為代表前來協商一切。潘健行何人？潘漢年也！明明是兩頂大轎前往陳濟棠部隊，何長工回憶往事時，為什么避而不提“潘健行”？這倒不是何長工欲抹殺“潘健行”的功績，而是因為當時（1981年）潘漢年尚未平反，不便提及罷了。直至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宣布潘漢年“內奸”案乃是一重大錯案，潘漢年才得以平反。

何長工在1982年之后出版的回憶錄中，補提了潘漢年——一人“變”成兩人！這表明他當初的回憶錄不提潘漢年，確實由于“避嫌”之故，并非記憶失誤……

像這樣因“避嫌”而不提某某人、某某事的回憶錄，并不鮮見。這些回憶錄造成了歷史的誤區。在研讀回憶錄時，不能不注意內中的“避嫌”之處。當然，作為回憶錄的作者，也應把尊重史實放在第一位。

不必為尊者編織美麗的謊言

我在讀一本題為《賀氏三姐妹》（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的書時，注意到其中關于毛澤東與賀子珍婚姻的描寫。該書寫及，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談戀愛時，“事隔不久，從家鄉傳來楊開慧英勇就義，被軍閥何鍵殺害的消息。這一消息著實震驚了毛澤東”。

然后，該書又描寫：

子珍與澤東的相戀，在沒有公開之前，已有人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了。她不是別人，正是袁文才的夫人謝梅香。是她站出來為子珍做媒，成全了他們的世紀姻緣。

井岡山的天黑得早。

在一個花好月圓的傍晚，大家圍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婦又燒了幾個素菜，以水當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簡單的婚禮，孕育著革命必勝的哲理。

按照這位作者的描寫，楊開慧英勇就義在先，毛澤東與賀子珍的結婚在后。譚政是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秘書。據譚政的回憶文章《難忘的井岡山斗爭》中說：

毛澤東同志與賀子珍結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熱起來了，穿件單衣，結婚很簡單，沒有儀式，沒有證婚人。從夏幽退出以后，兩人就是夫妻關系了。

然而，楊開慧是在1930年10月在板倉被軍閥何鍵抓捕。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鍵獻策：“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庇谑?，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布同毛澤東脫離關系即可自由。楊開慧堅決拒絕。同年11月14日，楊開慧在長沙被殺害，年僅29歲。犧牲前她只說了一句話：“死不足惜，但愿潤之革命早日成功?！?/p>

也就是說，35歲的毛澤東與19歲的賀子珍在井岡山上結婚時，楊開慧并沒有被何鍵抓捕。楊開慧是在毛、賀結婚后兩年半才被何鍵抓捕、殺害的。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大可不必為尊者諱而編織美麗的謊言欺騙讀者。像《賀氏三姐妹》這樣明知史實卻故意編造“假故事”，是不足取的。

我在中南海陳云家中采訪陳云夫人于若木的時候（1995年6月27日），她的坦誠令我感動。她告訴我，她是在陳云1937年11月29日從迪化（烏魯木齊）乘飛機到達延安的當天，在歡迎儀式上第一次見到陳云的。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學生，當時剛從北平來到延安不久，在延安陜北公學五隊學習，18歲。

陳云從小就體弱，有著流鼻血的老毛病?；氐窖影仓?，工作忙碌，舊疾復發，鼻血不止，只得在窯洞里臥床休息，需要有人照料，組織上調于若木去照料，日久生情，陷入熱戀。當時，陳云32歲，比于若木大了14歲。

采訪于若木之前，我查閱過種種關于陳云的資料，只提到陳云和于若木1938年3月在延安結婚，從未寫及陳云有過別的婚姻。我沒有想到，于若木主動告訴我，在她之前，陳云有過一次婚姻，由于雙方意見不合而離異——這也是陳云在與于若木結婚之前告訴于若木的。

于若木說，當時她愿意嫁給比她大14歲的陳云，是因為陳云是老實人。陳云也曾對于若木說：“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p>

后來，我把陳云在與于若木結婚之前有過一次婚姻，寫進了陳云的傳記，第一次披露了陳云的感情歷程。其實，于若木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完全可以不提這件事。于若木的坦蕩，很使我感動。

（選自《名家口述》/王家聲 等 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