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紅學”討論的余波

散木

一

拙文《康生同文人的交往》以及宋希於先生的《也談康生同文人的交往》（分載于2012年3月6日和4月27日的《南方都市報》），提到了那位堪稱“花臉”的歷史人物。最近，因周汝昌先生的去世（終年95歲），又想起了當年康生的一些事。

康生其人，因戰爭年代的一貫“左”傾和其人望的低迷，在共和國成立后未能官高爵顯，于是長期處于養病的狀態，到了中國進入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以及貴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卻較從前是降級使用了，此之外，他還有一個“普及普通話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算是小小的一個補綴。1956年匈牙利事變成為康生重新崛起的一個契機，由于他曾經長期與蘇聯人打交道，此時中蘇關系的微妙變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波瀾起伏，需要他出來有所作用，于是一個分量極重的職位放在了他的面前——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乃至《毛選》編委會副主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如果說此前的康生尚有“大隱”的模樣，如其所曾撰之《朱履曲》：“1959年7月5日，與主席、定一、伯達、喬木、田家英等同志同游仙人洞。相傳此處為周顛所居，朱元璋訪仙不遇之地。游罷歸來，因做小令一支。仙人洞——天開石竇，一滴泉——地辟清湫，綠陰深處隱紅樓。踏白云，天外走，望長江，天際流，這神仙到處有?！蹦敲?，此之后，一切不同了。

康生出山，正值上世紀60年代經濟調整的年代，隨著毛澤東經濟浪漫主義運動鎩羽，劉少奇等主持全面恢復和振興經濟等，其時在意識形態和文教等方面，康生的作用也就不可小視，其人一方面附和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的理念，參與主持中蘇論戰、炮制“利用小說反黨”的《劉志丹》案及“合二而一”的楊獻珍案等，一方面卻適應“調整”的需要，于文事及教育等多有緩和的跡象，其間甚至也曾“主持風雅”，不過，由于顯然的原因，這是后來很少被人提及的了，而迄今也有待從中央檔案館等處通過具體的檔案來補充和說明這段歷史的了。彼時，毛澤東與康生的關系也再度親密了起來，《毛澤東書信選集》收錄的毛澤東致康生的信函雖只有兩封，卻恰當地反映了彼時他們的交往，這一是1959年7月28日毛澤東致意其收集匯編關于邏輯問題的工作（出版），一是1964年9月9日請其代為尋覓關于美國歷史的書籍等。

所謂“主持風雅”，據黃裳先生《來燕榭書札》中其致周汝昌的信函，1962年3月5日，“康老邀談，大妙大妙，必得黨中央領導同志支持方能一掃塵氛，此亦萬不可少之事。所謂支持即能使人安心全力以赴之謂，物質之助力尚其余事，所謂無為而治即指此等事，非真無為而長睡也?！秉S裳時為《文匯報》副刊編輯（他與周汝昌是南開中學的同學，兩人又對“紅學”有共同的愛好），而周汝昌為“紅學”專家，當時正卷入了一場“紅學”的討論，從信中可知康生與周汝昌等有談話，而“紅學”專家們鑒于此前1954年的“紅學”大案，也迫切需要“中央領導同志”予以“支持”。翌日，黃裳來信云：“康老談話大致內容，希便中見示一二?！笨上ПＡ粝聛淼闹苄胖形茨芴峒?，而當年康生談話也竟由此湮滅不知矣。19日，黃裳信中又云：“康老談《紅樓》絕妙之事，吾兄肯定大觀園遺址，今乃為人所承認，為兄大喜，亦可謂‘十年辛苦不尋常也?！笨瞪勗挼木唧w內容雖不能知，但由此“絕妙之事”四字看來，當是令專家們心喜不已的了，周汝昌的研究也肯定得到了康生的認同。黃裳25日的來信中還提及彼時“紅學”，其中關于大觀園遺址、曹雪芹卒年等的討論正如火如荼，黃裳表示“擬使《文匯》成為紅學家會談之所”，且“不問事之巨細，方之精粗，必如此方可造成氣氛”，“然此間頗有人議，不喜考證，因此感到如康老之支持乃萬不可少之事。所謂主持風雅，其作用即在此等處?！笨梢姟凹t學”經過1954年的肅殺之后，至此仍然熱度不低，當然也有人議論，如針對考證的非議，其實就是黃裳自己也認為“細瑣、隱曲的研究傾向是確實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較為高遠的眼光，又沒有向廣闊的歷史‘荒原進軍的勇氣，因而只能陷于枝節的探索、追尋，浸漸形成一種泛濫無歸的狀態。這倒是值得注意的?！碑斎?，這只是支流，為此黃裳深知須有“黨中央領導同志”如“康老”的“支持”，由其“主持風雅”，正常的討論和研究方能不受阻礙，順利進行。

是年4月19日，黃裳去信中又稱：“《大觀園》稿，寫至此處，喜得康老已閱過該文，并批可發，為之大快。決定明日見報矣。妙絕妙絕。加上兄之大文，《文匯》頓時紅光滿面矣，一笑?！笨芍苋瓴奈恼率堑玫娇瞪H自審閱而批發的，然而，畢竟是前車之鑒，黃裳有感于編輯之難，又致信周汝昌云：“兄不在報館，不知內幕，此間紅筆剪刀之橫行無忌真可怕人，不論名家與否，斫之而已，尤險者在拼版之頃，事在火急，如李逵之手抓板斧，排頭斫去，如何得了乎？”（5月5日）如此，更顯得須有人“主持風雅”的重要性了。

周汝昌先生已凋謝，黃裳先生也已仙去，不過，他們對這一段往事，后來皆未提及，這恐怕是那位曾經“主持風雅”的人，已是大家避之不遑的“災星”了。

二

周汝昌是繼胡適、俞平伯等之后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他的逝去，可以說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胡、俞、周，皆是“新紅學”的班頭，當年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確立了“新紅學”的支柱：實證、實錄，此又與作家及作品版本等的研究相關，至于“新紅學”的開展，則是《紅樓夢》佚稿以及批注家“脂硯齋”等的研究，其間胡適于實證基礎上提出“自敘傳”一說，即“以賈證曹”，俞、周繼而追隨之，所謂搜羅和辨析材料、考鏡源流，各有千秋。說到“紅學”，那是水很深的領域，如人所知，其可分為索隱派、考證派和小說批評派等，據黃裳為周汝昌《獻芹集》所作序言：“好像也是汝昌曾經提出過的，《紅樓夢》研究應有內外學之分?？磥磉@好像是一句笑話，不過卻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換一種說法，目前的‘紅學大致似乎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支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一支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著眼。事實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焙笳?，考證（考據）派的開創者為胡適之，集大成者則為周汝昌，他的名作《〈紅樓夢〉新證》的方法論是將歷史上的曹家與小說中的賈府雙向互證，在以歷史材料推證小說本事的同時，又以小說情節反推歷史，也就是“內學”與“外學”的統一，如此史學與文學合而為一，如此以文獻研究為基礎又以之升華為人文價值的闡釋，自是有功于“紅學”。endprint

其初，周汝昌執教于四川華西大學（今之四川大學），《〈紅樓夢〉新證》出版后他被調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未幾，1954年“批俞”（俞平伯）運動爆發，隨即周汝昌也受到了牽連，在社內受到了“另眼看待”，不過，他又受到了來自上面的保護。于是，在“批俞”運動中，周汝昌作為可以對胡適發出有力一擊的人物，寫下了一篇后來他深感言不由衷的大批判文章，即《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這也是那場政治運動中由被動一方最早“反戈一擊”的文章。在文章中，周汝昌承認自己堅持“自傳說”是“成為胡適、俞平伯二人的俘虜”，又說自己“堅決反對把這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小說《紅樓夢》當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鬧著玩的無聊對象”，也就是把自己與胡適、俞平伯分了開來。（彼時“隔岸觀火”的胡適寫信稱：“周君此書有幾處罵胡適，所以他可以幸免?！保┮虼?，在后來再版的《〈紅樓夢〉新證》的“重排后記”中，他說：當時（1954年）“有極少數的個別人，把我說得甚至比胡適還反動，文章越來越‘兇起來”，而“小人物”李希凡、藍翎的文章發表后，其“嚴格要求，深刻批評，又與人為善”，“這時，個別人要把我打成胡適第二的浪潮，才伏落下去?！?/p>

換言之，在那場共和國意識形態斗爭史上堪稱轉折點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中（此前對電影《清宮秘史》《武訓傳》的批判是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周汝昌可稱是“福人”，此前惶恐中的周汝昌被迫住進了醫院，而在最緊要的關頭，“兩個小人物”“奉命”充當起周汝昌的保護神來，其中之一的藍翎后來曾回憶：“周汝昌因病住進了醫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過。鄧拓找我們說，要寫一篇文章，既嚴肅批評他的錯誤觀點，也體現出熱情幫助和保護的態度。我們按照這個精神，寫了《評〈紅樓夢新證〉》。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來信表示感激得流淚云云?！绷硗庖粋€的李希凡也曾奉命去醫院看望周汝昌。如此，上述情節的發生，顯然有“上邊的意思”，如今揣度起來，當然是毛澤東的意思，據毛澤東工作人員龔育之生前撰文回憶：當時是毛澤東確立了周汝昌為“友”的位置，“要讓他一起來參加對胡適的批判”。

三

1954年《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起因于山東大學《文史哲》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那么，最早是誰發現了這篇文章而又由時任中宣部電影局局長的（后來毛澤東稱她是自己的“哨兵”）江青轉給毛澤東的，現已不可考，不過，想來康生的痕跡不會沒有吧（他是山東人，后又負責意識形態工作），而毛澤東讀了之后，隨即讓江青轉告《人民日報》轉載，不料碰到了胡喬木等一班“不識時務”的人，他們認為那不是黨報的義務，只是叫《文藝報》轉載，后來《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又刊登了李希凡、藍翎的另外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卻說毛澤東看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筆寫下了致中央政治局及其有關負責人的一封信，那就是著名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由此遂有一場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毛澤東的信，毛澤東開列的受信人中沒有康生，顯然當時康生還沒有出山，仍處于休養狀態。（受信人為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何其芳。）在運動開始后，毛澤東還在一份由陸定一匯報的報告上批示：“劉、周、陳、朱、鄧閱，退陸定一照辦?！比詻]有康生的名字。不久，《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署名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把批判的鋒芒又指向馮雪峰等，而這又是江青向袁水拍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而來的，而且文章就有毛澤東的加寫文字。至于這場運動的實績，是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四冊），此外連帶又開展了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而對于胡適的批判，主持者為一個由九人領銜的委員會，其成員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即一個由各方面（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組成的班子，而其實績則是三聯書店結集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八冊）。

由上述事實，說明1954年的這場運動，與康生無涉，至于當事人之一的周汝昌，可謂有驚無險，以至于后來到了1962年，有關方面準備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周汝昌還在孜孜不倦地創作《曹雪芹傳》。此時正是“紅學”再度復活之際，那是由于1960年下半年以后，國家正在實行“八字方針”，隨之政治氛圍也有所變化，國內意識形態情況較此前已大為寬松，就以“紅學”出版為例：其時由“一粟”編著的《〈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兩書堪為代表（“一粟”即朱南銑、周紹良二人的筆名。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后在湖北咸寧“干?！本坪笫ё懵渌?；周是著名安徽周氏族人，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此二書分別于1958年、1963年出版，堪稱是“紅學”的集大成者，此之前后，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敦敏《懋齋詩鈔》、敦誠《四松堂集》、張宜泉《春柳堂詩稿》、富察明義《綠煙瑣窗集》、高鶚《高蘭墅集》；1957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裕瑞《棗窗閑筆》，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周紹良、周汝昌、楊易、啟功標點整理和注釋的《紅樓夢》（程乙本為底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1958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吳恩裕著《有關曹雪芹八種》，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俞平伯校訂、王佩璋參校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1962年，中華書局復制出版了胡適在臺北影印出版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而北京文化部門則訪查到了《遼東曹氏宗譜》，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吳恩裕著《有關曹雪芹十種》，等等。

四

1962年至1963年“紅學”再度大興，其契機是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的系列活動，據聞其倡議者為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民主人士（實為中共秘密黨員）兼“紅學家”的王昆侖、文學所所長何其芳，顯然，這是來自某一方面的指示而有所安排的，其中的一些活動，甚至受到了包括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審查。endprint

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的系列活動，有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紀錄片《紀念曹雪芹》（解說詞為阿英撰寫）、拍攝電影《紅樓夢》（越劇版，主演王文娟、徐玉蘭）、上演昆曲《晴雯》（王昆侖、王金陵父女編?。┑?，更多的則是大批圖書的出版和文章的發表，其中包括有各種學術討論，至于相關的考證，其達到高潮則是1962年對曹雪芹卒年的考證，而其實績則是確認了曹雪芹出身于內務府正白旗包衣家庭、其祖上三代有四人職任江寧織造、曹雪芹祖父即是曹寅、曹雪芹少年家敗而又于窮困潦倒中創作《紅樓夢》、曹雪芹摯友的宗室詩人為敦誠和敦敏、《紅樓夢》前80回得以流傳，而脂評本是最接近原稿的早期抄本，等等。在是年3月至7月的三個多月中，《光明日報》《文匯報》等接連發表了吳恩裕、吳世昌、周汝昌、周紹良、朱南銑、陳毓羆、鄧允建等的駁難文章十數篇，當時“紅學”中的考證派悉數登場，幾乎恢復了“紅學”倡興之勢。

此次紀念活動，原本是一件文化盛事，然其時背景復雜，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中共和蘇共的意識形態分歧也已公開化，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下的紀念曹雪芹的文化活動，顯得和整個社會的氣氛很不協調。如當時參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籌備的劉世德回憶說：“事情的發展本來很順利，忽然有幾位好心的同志提出了他們的憂慮：在反修斗爭正積極開展的此刻，給《紅樓夢》這樣的作品辦這種規模的展覽會，合適嗎？要知道，十六年前，在相當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紅樓夢》不過是一部描寫愛情的軟綿綿的作品而已。我們并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然而我們的心頭也不免增添了幾分疑惑。我們了解到，憂慮并不是來自一般的觀眾，這更使它具有相當的分量?！谑?，我們設法邀請中央領導同志來參觀預展，希望能從他們那里獲得寶貴的指示和支持，使展覽會不至于夭折。最先來到的是胡喬木同志。他對展覽會的工作給予了熱情的關懷和鼓勵。他前后一共兩次親臨文華殿，仔細地觀看了展品，審閱了全部的文字說明，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見解和具體的修改意見。后來，我們還聆聽了他和周揚同志、邵荃麟同志關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大會活動安排的指示。他是主張展覽會如期開幕的。這使我們感到了由衷的喜悅。但是，不久，我們的心又涼了。有兩個大人物來到了我們的面前。一個是‘政治騙子陳伯達，另一個就是日后擔任‘四人幫顧問的那位‘理論權威。他們聯袂而來，在展覽會上走馬觀花地匆匆看了一遍。我們主動向他們征詢意見，他們陰陽怪氣地哼哈半天，一個說：‘老夫子，你看呢？另一個說：‘×老，你說呢？完了是再也不曾張過嘴，僅僅互相望了一眼，就又匆匆登車而去。他們不但沒有說任何一句哪怕帶有一點鼓勵意味的話語，甚至連片言只字的批評也沒有吐露。然而，那種陰沉的臉色，那種淡漠、鄙夷的表情，那種不以為然的神態，卻使我們深深地感覺到了?！保ā痘貞涥愐阃菊劇醇t樓夢〉》，《〈紅樓夢〉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所謂“理論權威”，即康生其人。在回憶者看來，陳伯達、康生，皆是居心叵測的陰險人物，這固然是一種視角，如其時康生曾插手批判馬寅初（人口論）、孟超（昆曲《李慧娘》）、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等，可謂作惡多端，不過，其人的另一面，回憶者未必了然，抑或在其回憶時已然有了思維定勢，至于其原因則是不難理解的了。前刊拙文《康生同文人的交往》以為：歷史人物的定讞和評價方法，完全可以套用“人無完人”這句看似是天經地義的標準的，而這里的“人”，無論圣人抑或惡人，皆不得逾出這一標準或規律。即以康生為例，如果他不曾有過“好”的一面，如何又成為“壞”的一面呢？即是此意，而文章引用的俞平伯錄呈康生吟教的詩稿，正是一件當時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周年的“文物”。

作為例子的，還有此后傳世《蘭亭序》真偽討論一案。如人所知，毛澤東喜歡《蘭亭序》，時常吟誦和臨摹，但傳世《蘭亭序》一直有人懷疑并非是王羲之的真跡，主張者有高二適其人，反方則有郭沫若，至1965年7月，毛澤東為此回信章士釗：“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于世?！边@場論辯，康生還是“主持風雅”的角色，其初，其將江蘇省委秘書長寄給他的“王謝”墓志出土拓片送給郭沫若，囑其撰寫考證文章，而當高二適的“駁議”文章發表后，他又不惜親自整理史料，供郭沫若作為反駁立論的重要依據，郭也在文章中提到：“康生同志就文獻作了仔細的探索”，且“這見解非常犀利”，郭還將文章初稿呈康生審閱，康生回信說：“大作《〈駁議〉的商討》，已讀過多遍，寫得很好，文章的風格很高，論據充足，很有說服力。這種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氣和，而實際上是反駁對方最有力的?！彼€向郭通報說：“今天在接見部隊干部時，主席問我：‘郭老的《蘭亭序》官司怎么樣了？能不能打贏？看來主席對此問題頗有興趣。我回答說：‘可以打贏。當然這些頭腦頑固的人要改變他們的宗教迷信是難的。然后我又將您的兩篇文章的大意簡要地告訴他，又將找到的孫衍星（清代經學家——筆者注）的材料也告訴了他。他說如果確實，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說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給主席看看?？礃幼铀窃敢饪吹??！惫@悉后，當天就把《〈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的清樣呈給毛澤東，毛閱后回信說：“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的一段有力?？磥?，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在還不乏其人……”

上述書信往來，雖然在“學術”的框架下已然有主持者的明確傾向性，畢竟還是讓人說話的，而且是依靠事實（史料）立論的，其時“主持風雅”的康生溝通上下，組織討論（發表于《光明日報》的就多達十數篇），顯然也有他自己的情趣包含其中。據聞當時他對反駁高二適的文章都不滿意，甚至專家如北圖研究員趙萬里的文章，康生也嫌其“只寫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派人到上海請徐森玉（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上海博物館館長、古文物鑒定權威）持筆為文，徐苦于“交差”，就寫了一篇“繞圈子”的《〈蘭亭序〉真偽的我見》，文章表示支持郭老，又避開與高二適的辯論，可謂難能可貴。endprint

五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后，政治形勢又有所變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又開始大講“階級斗爭”，各種大批判又在醞釀之中，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擬議中的紀念曹雪芹的大會胎死腹中（僅于翌年在故宮舉辦了一個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的展覽會），這是后話。

卻說1962年“紅學”討論，再度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而發表討論文章較多的是《光明日報》，毛澤東曾稱他喜歡看《光明日報》的?？?。據穆欣的回憶：“1962年春，當時還在英國倫敦大學教書的紅學家吳世昌，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我是怎樣寫〈紅樓夢〉探原》的，文有新意，我們曾在報社出版的內部刊物《情況匯編》上全文轉載，4月14日及21日又在《東風》副刊上選登了其中的兩節：《脂硯齋是誰》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尾注明有關此文的簡況。毛澤東看了《脂》文，蠻有興趣。他說：既然《光明日報》刊登了此文的一節，一定有其全文。便叫人打電話來，我們當即送去刊登吳著全文的《情況匯編》和《〈紅樓夢〉探原》一書的英文版?！保ā掇k〈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紅樓夢〉探原》，系吳世昌用英文寫就，牛津大學出版社1961年出版，全書分為抄本探源、評者探源、作者探源、本書探源、續書探源等，出版后有很大影響，評者以為其對所有相關資料成為了殫精竭慮和窮根究底的審查，并以嚴密的邏輯予以論證，不過，因是英文，后吳雖自己翻譯為中文，也只是片斷，完整的中文版是在200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因而毛澤東生前未能看到此書的中文版。至于毛澤東為什么想看吳世昌的這部書，顯然他是聽人介紹這部書是肯定大陸對“新紅學”的批判的，吳對胡適、周汝昌的“自傳”說是很有看法的，他還說大陸對俞平伯的批評“大多數是有其道理的，它們只不過說明了明顯的事實，只是有些批評者的態度，其實可以不必那么過火”。

此前毛澤東關注《紅樓夢》研究，除了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度警惕之外，也與他對《紅樓夢》的興趣有關，當年他就《紅樓夢》及《紅樓夢》研究有過許多講話，堪稱毛澤東的“紅學”，如今這些講話、批語等已被收入《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之中，此外據聞曾任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的石西民保存過一套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批注過的《紅樓夢》，而康生也曾保存過一本《紅樓夢》“毛批本”，曾擔任過康生秘書的路工先生也稱其曾從彼處借出過，并在一套相同版本（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的相同位置上錄副了一本，不過這似乎無法證實，也就姑妄聽之可也。

關于康生與“紅學”，應該不僅于此，此文算是拋磚引玉，尚望識者有以教正。

（選自《隨筆》2013年第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