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非法集資亟待拓寬民間投資渠道

文/ 劉英團

11月21日，蘭州市又發生一起涉嫌非法集資詐騙的公司老板“失聯”案件，蘭州漢方食品經銷部通過買保健品返還高息的方式非法吸儲，目前蘭州市報案人數已達1000余人。11月24日，甘肅鑫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老板“失聯”。進入12月份短短幾天，已有兩家投資公司“人去樓空”。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蘭州集中連續爆發涉嫌非法集資詐騙“跑路案”。據統計，目前已發生30余起，涉案金額高達5億多元。（12月7日《京華時報》）

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資恐“引狼入室”

今年以來，陜西、四川、甘肅等西部多地頻發“跑路”事件，涉案資金動輒上億元。一個又一個老板“跑路”的背后無不是非法集資日益瘋狂的一個縮影。有調查顯示，民營經濟80%的資金來自于自我積累和民間融資。其中，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民間融資是一種經濟行為。但是，逾越了政策、法律“紅線”，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吸收公眾資金，則屬于非法集資。從發生的此類案件來看，非法集資大多是一些外地人到當地注冊空殼公司，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維持運轉，一旦資金鏈斷裂，公司法人或者負責人便立馬“跑路”。

其實，非法集資之所以得逞，除了騙子公司鼓吹的“高回報”蒙蔽了部分民眾之外，無不是用虛假的投資項目或不具有實際價值的商品設下騙局。其中，更多的恐怕是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資導致的“引狼入室”。在公開報道中，利用政府項目行騙已成為一種現象，政府紅頭文件每每成為騙子的“法寶”。譬如，傳銷大佬江宇翔曾給貴州某縣畫了個“生命產業特區”的大餅。江宇翔組織公司以政府紅頭文件圈錢，然后逃往美國。這項計劃總投資75億元，建一個69平方公里的“貴州省‘十二五’規劃重點項目”成了政府招商引資最大的笑話。

急需通過立法給民間融資立規矩、劃紅線

“非法集資”是違法行為，是嚴厲打擊的違法行為。在實踐中，非法集資以及非法集資“跑路”是典型的涉眾型經濟犯罪，不但損及群眾的利益，還干擾了國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從一些擔保公司“跑路”所引發的后果看，因非法集資而血本無歸的民眾，失心瘋者有之，跳樓自殺者有之。所以，要謹防擔保公司“跑路”。對擔保公司、理財公司的“跑路”行為，不但要對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幕后實際控制人“大刑伺候”，還應通過立法給民間融資立規矩、劃紅線，否則“跑路”之風難禁。

適逢年底，又是兌付的高峰期，會有更多的問題暴露出來，與之相關的“跑路潮”會達到一個小高峰。當下或今后一段時期內，老板“跑路”“失聯”“被抓”會成了民間最流行的語言。當然，妥善處置“非法集資”以及非法集資中的“跑路潮”不應把民間融資一棍子打死。倘若監管到位、使用得當，民間融資也能雙贏。從本質上講，非法集資的繁榮昌盛源于企業“錢荒”，源于民間投資渠道狹窄。崇尚節約是我國人民普存的優良傳統，而“投資無門”卻給非法集資提供了可趁之機。

遏制“非法集資”以及非法集資中的“跑路潮”的蔓延，一是民間金融合法化，最主要是把原來地下的混亂的充滿各種風險隱患的民間融資活動拉到地上，并設置合理的規則，使民間融資真正做到陽光化、規范化；同時，要對擔保公司、理財公司實施強制備案制度。如果相關的擔保公司、理財公司拒絕備案或虛假備案，就不能局限于限期責令改正，而是要處罰，要依照法律，尤其是要依照刑事法律追究其法律責任。

二是構建民間金融監管法律規制體系。避免民間融資轉換為非法集資的關鍵在于對合法融資需求從“堵”到“疏”的根本轉變。目前，我國民間金融資金總額高達數萬億，卻沒有專門機構對其進行監管；同時，規范民間金融活動的法律規定相對分散、禁止性規范居多，難以發揮理想的規范作用，規范措施的捉襟見肘和立法的乏善可陳，給民間金融留下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灰色地帶。所以，需要從立法上，從準入標準、利率管理、資金來源、資金用途和監測等方面給予規范。其中，對吸收存款類與非吸收存款類民間金融機構應實施分類監管，并根據不同的業務特點、交易主體、交易半徑構建不同的監管框架。

三是規范民間金融融資活動，建立危機處理制度。通過立法將民間金融納入存款保險體系，再通過政策引導、規范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同時，對出現嚴重風險的民間金融組織實施快速有效處置措施，將其因破產倒閉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降至最低。其中，遏制非法集資，乃至非法集資中的“跑路”行為的治本之策，是要讓更多人選擇“大道”而非“小道”，是要讓更多的人“有路可走”。其中，通過《放貸人條例》是把非法集資的“小道”規范成金融“大道”的捷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