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外媒報道中國民族問題的沖突框架

嚴怡寧

安德魯·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的記者，作為漢語學習者，20世紀80年代他就來過中國。1998年安德魯進入《紐約時報》工作，2008年被派駐北京。五年多來他發表了許多關于中國少數民族的報道，一些報道也曾在國內引起爭議，并引發他與讀者的探討。本文作者在對于《紐約時報》中國民族問題報道的內容分析研究中發現該報大量集中報道藏族和維吾爾族，2008年以后相關報道更明顯增多，報道題材則多聚焦沖突。這是報紙或記者主觀故意的偏見作祟，還是意識形態框架下的下意識行為，抑或是新聞操作的規律、手法或者局限使然？本文作者很想從新聞生產的環節進行深入探究。那么作為處于新聞生產和把關第一線的安德魯，他又如何看待這種報道情況的出現？作者就此對安德魯進行了深度訪談，并對訪談內容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

訪談對話

嚴：安德魯您好，請問您所在的《紐約時報》在中國共有幾個分社機構？

安：共有三個分社，分別在北京、上海和香港。

嚴：三個分社是負責不同領域的報道嗎？

安：其實北京負責的領域涉及各個方面，上海更側重經濟領域，香港也偏重經濟，北京可以說負責報道除經濟以外的各個領域。

嚴：在您所在的北京分社共有幾個員工？

安：有4到5名外國記者，以及3到4名新聞助理。

嚴：在您2008年4月被派駐中國之前，對中國的少數民族狀況有所了解嗎？

安：我還是有一些背景知識的。我在大學學習了中文，在20世紀80年代曾來中國做過英語教師。我認為自己對中國的少數民族還是有一定了解的。

嚴：那您在擔任駐華記者之前從什么渠道了解中國的少數民族？

安：主要還是西方傳媒，報紙、雜志等，我并不具備相關學術背景。很多年前我也去過西藏，并有一些維吾爾族的朋友。我在紐約還有一些藏族朋友。當然我對中國的少數民族還不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85年，1988年再次來到中國。在來過中國之后，我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有了更多的認識。

嚴：在您2008年來華擔任駐華記者之前，剛剛發生了3·14事件，您覺得這個事件對您的中國少數民族認知和報道影響大嗎？

安：你可以這么說。

嚴：也許在這之前，您從未聽說過這樣的暴力事件？

安：是的，應該說已經很久沒有發生這么大的事了。

嚴：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以后《紐約時報》關于藏族的報道多了很多，再加上2009年的7·5事件，之后的少數民族報道整體增加很多，您會將這兩個事件視作你們相關報道的里程碑事件嗎？

安：報道確實存在這樣的變化。過去《紐約時報》也有相關報道，但這兩個事件加強了人們的興趣和關注。因為事件表明深重“矛盾”的存在，因此吸引了更多興趣。

嚴：我們的研究發現，《紐約時報》的大部分少數民族報道都是關于藏族和維吾爾族的沖突事件，但您知道中國還有許多其他少數民族，您了解他們嗎，您怎么看待《紐約時報》的這一報道現象？

安：因為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數量往往不是很大，或者很多都已被漢族同化，因此不易引起新聞關注。新聞業是一個有關注意力的行業，戲劇性的斗爭才是新聞。關于其他少數民族，我們可能會做一些有關其特別的文化現象的報道，如語言、儀式等能夠引發好奇心的內容。但這樣的報道不會經常做。我們是為注意力而報道，這就是新聞業。我們更容易被沖突吸引，而其他少數民族不具備那樣的沖突。比如你看北方的滿族、云南的傣族等少數民族都不存在什么沖突，他們普遍對現狀比較滿意?？赡苓@就是為什么我們更多地報道藏族和維吾爾族的原因。

嚴：一切都是為了注意力？

安：是，這都與受眾的注意力和興趣有關，人們總是對沖突感興趣。但是對我而言，還有一個層面的原因。這不僅僅是沖突這么簡單，（我更看重）沖突之中蘊含的復雜性。這并不是兩個民族互相不喜歡就互相爭斗這么簡單，事情遠比這要復雜。這就是內涵豐富、內容復雜又比較難做的報道。對記者而言，越復雜就越有興趣做，這才是更有內容的報道。我認為，西藏、新疆這些地區都很復雜，有多個層面的內容，包括歷史的、政治的、語言的和文化的，因此是非常棒的新聞題材。

嚴： 您有過報道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經歷嗎？

安：當然，比如我就曾經報道過蒙古族，但不會很多。

嚴：在您報道其他少數民族時，會報道哪方面的內容呢？

安：我會更偏重文化方面，比如復興某種少數民族語言，或者關于一些少數民族節日，如云南傣族的潑水節等等。應該是更具人情味（human interest）的題材，沖突性的內容會比較少。

嚴：在藏族和維吾爾族沒有發生沖突事件的時候，您會對報道什么樣的內容有興趣？

安：還是會有產生興趣的內容，因為這兩個民族自身的文化非常豐富，文化保存得比較好。與其他很多少數民族相比，藏族和維吾爾族的文化更鮮明，被同化的程度不高。我也做過這兩個民族的文化報道，比如關于西藏一個保存藏族文學的中心，幾年前還做過一個關于玉石收藏的報道。因此我不僅僅只做關于沖突的報道，但是沖突題材的報道相對更多。

嚴：您會經常去少數民族地區嗎？

安：那當然。

嚴：在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報道中，您一般試圖使用什么樣的消息源？

安：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與“人“交流。我會去采訪學術界人士、專家、知識分子、官員，以及居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等等。其他信息來源還包括研究性的論文、政府文件。最后就是參考新華社以及當地報紙的消息。

嚴：在采訪消息源的過程中會有困難嗎？

安：這要視情況而言。一般與學者交流并不困難，比如海外大學的學者或中央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但如果要采訪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比如新疆某大學的維吾爾族學者，就會有點困難，因為對他們而言，這類話題比較敏感。這種采訪在處理時要非常謹慎，面對面的采訪更加合適。最具挑戰性的是采訪政府官員，因為官員方面往往不愿意跟你談，不會接受采訪。因此你的報道在這方面就會有個“黑洞”（black hole）。然后我們就只能轉引新華社報道里的官員講話，但這與直接提問和對話是不一樣的。事實是，我們給官員的電話、傳真從來都得不到回應。endprint

嚴：那么那些常規渠道，比如新聞發布會呢？

安：是的，比如在西藏的發布會，以及每年的兩會，我們是可以提問的。但一年當中次數較少，而且我們可以提問的機會也比較少，大半的機會給了中國媒體，外媒的機會就很少，所以提問很難。

嚴：您在藏族和維吾爾族地區的采訪活動方便嗎？

安：持記者簽證目前不能去西藏，但可以去青海、甘肅和四川地區。這些地區也很好，也有非?！安刈濉钡牡胤?，就像西藏一樣，在這些地區我們可以較自由地四處活動。就新疆地區而言，外國記者在法律上是允許去的，但是采訪時必須非常謹慎。

嚴：有人批評《紐約時報》，包括您本人，在報道中國少數民族題材時有著先入為主的預設框架，您接受這種批評嗎？是否存在報道框架受到意識形態、媒介偏好或受眾偏好的影響？

安：不，我不這么認為。我也經常聽到這種批評。我認為自己在報道時，對新聞內容本身是有著較好的理解的。其實很多批評都來自那些不了解整體情況的人。常常有人寫電子郵件與我交流。當他們批評我時，我會讓他們說得具體一點，要問具體哪一點是他們反對的，然后我們再開始討論。我意識到他們一直以來是從中國媒介以及教科書上獲取相關知識，所以我理解為什么他們會那么說，會質疑我們外國記者為什么要這樣報道。當然中國使西藏發展了，但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在發生，他們（批評的人）并不知道。（他們會認為）我們已經花了這么多人力物力（來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們自己的視角，所以我要提供更“全面”的報道。我能理解這種批評。在我進行報道時，不會加上自己的觀點，我試圖傾聽雙方的聲音，試圖讓雙方都有所呈現。

問題的部分原因在于，正如我前面說過的，一些報道沒法反映政府的聲音，但有些地方需要政府的聲音來使報道平衡。我在報道新聞時，是很努力去做到平衡的，因為我很清楚這種批評的存在。但有時在談論沖突時，比如報道藏民的自焚事件，讀者閱讀時較易對自焚者產生同情。因為當你報道一個要自殺的人時，新聞總是從自殺者的情況和看法寫起。所以我理解人們閱讀這類報道時就會覺得有預設的框架。我經常聽見批評的聲音，所以十分愿意與讀者探討具體的報道，一點一點來剖析具體問題。我的思想是開放式的，我經常收到很多來信，我很愿意與讀者討論。因為這能幫助我在今后的民族問題報道中有著更加開放的心態，也更加謹慎。我樂意與讀者對話。

訪談后的思考

外國記者在報道中國民族問題時是否具有歪曲中國的主觀故意？從安德魯的講述來看，作為專業的國際主流大報的資深記者，似乎不存在這種主觀上的惡意，很多其他國際主流媒體記者應該都不存在這種惡意。我們之所以感受到報道上的偏差，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記者對中國問題及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知識和理解是在西方的文化框架里獲得的，信息渠道也是西方的。正如安德魯所說，他在來華之前主要還是通過美國的媒體了解中國，盡管他在大學學習了漢語。同時他認為中國受眾是從中國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知識，與他的視角不同。盡管安德魯不認為自己或報社在報道前具有對問題的主觀預設，但已經可以看出西方媒體與中國不同的文化與知識體系在報道以及分歧中起到了一種潛在的影響。此外，西方新聞的操作理念和手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安德魯多次提到了沖突性在新聞市場上的重要性。美國媒體不論是在報道本國新聞或國際新聞中，都重視沖突性對眼球的吸引力。同時對媒體而言，沖突蘊含了更大的信息量，有更豐富的新聞故事可以挖掘。這種對沖突的偏好與西方新聞的市場本性是分不開的。

從民族問題的國際傳播角度來看，重大突發性媒介事件的影響力確實很大。無論是筆者過去內容分析的數據還是外國記者的認知都顯示2008年與2009年兩次較大的沖突事件凸顯了矛盾，吸引了國際媒體的興趣，甚至定義了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報道走向。因此這類事件的預警和防范就顯得非常重要，需要盡量避免沖突事件綁架全球注意力的被動局面。

從政府聲音的傳播來看，僅靠政府聲明、新華社通稿或是一些新聞發布會是遠遠不夠的。就新聞報道的客觀平衡手法而言，外國記者需要中國政府官員的聲音來平衡事件另一方的觀點，并且外國記者不滿足于新聞發布會或新聞通稿這樣的常規渠道，因為西方新聞的專業操作要求記者突出與人的交流。由此看來，從某種意義而言，官員的回避有時相當于放棄了平衡報道的機會，因此我們的政府官員在敏感問題方面不應總是采取回避的消極態度，要學會與外國記者的交流與溝通。

中國少數民族的獨特文化對外國記者有著較強的吸引力，我們應該充分發掘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化資源，吸引外國記者深入中國不同少數民族去報道他們的文化、生活和人物等等，向世界展現更全面的中國少數民族景觀，以及中國多民族融合的現實情況，以彌合現存的國際媒體僅聚焦一兩個民族和沖突事件的碎片化景象。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全方位努力的過程，面對偏好沖突和突發事件的新聞業，突破原有的西方媒體報道框架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安德魯表達了一個資深記者愿以新聞專業主義的開放心態進行對話和交流，從而完善新聞報道的意愿，那么我們也不應總以對立或回避的態度對待外國記者。通過交流和溝通，相互理解彼此的認知和邏輯起點，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國際新聞生產規律和操作手法，也有助于外國記者呈現一個更真實全面的中國。

（本文是上海市社科基金項目《全球傳媒語境中的中國民族問題》（2010EXW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