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性服務業FDI空間集聚的經濟增長效應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

矯 萍

（1.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01；2.黑龍江東方學院經濟貿易學部，黑龍江哈爾濱150086）

【投資與合作】

生產性服務業FDI空間集聚的經濟增長效應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

矯 萍1，2

（1.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01；2.黑龍江東方學院經濟貿易學部，黑龍江哈爾濱150086）

利用我國24個省市2004—2011年的數據，借助空間計量方法對生產性服務業FDI空間集聚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從全局Moran’s I指數分析來看，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均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并呈現空間集聚的特征，某個地區與鄰近地區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的水平有關。從空間滯后模型分析看，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總體上小于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弱化的趨勢，而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不斷提升。

生產性服務業；FDI；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生產性服務業投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目前生產性服務業FDI流量已占全球FDI流量的50%左右，金融、租賃和商務服務、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物流和通訊等生產性服務行業已成為吸引FDI的主要領域。伴隨著服務業國際轉移以及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利用外資正步入“服務經濟時代”，生產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提升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競爭力、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之一。

國內外學術界對生產性服務業FDI的研究成果相比于對制造業FDI的研究成果要少一些，理論研究的落后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通過檢索現有文獻，研究整體服務業FDI經濟增長效應的較多［1］［2］，有關生產性服務業FDI集聚經濟增長效應的少量研究也主要是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進行分析［3］，研究方法單一，而且這些傳統的計量分析方法均默認各個變量觀測值相互獨立，而忽視了空間相關性，即一個地區與鄰近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可能具有相關性，因此容易產生模型設定的偏差問題，進而導致估計結果的偏誤，而空間計量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诖?，本文將空間相關性因素納入分析框架，采用空間計量的方法分析生產性服務業FDI空間集聚的經濟效應，以期從新的視角探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措施。

二、變量選擇、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本文被解釋變量選取24個省市的國內生產總值來反映經濟增長，用各省市的GDP表示（PERGDP），用生產性服務業FDI與控制變量來表示解釋變量。

關于生產性服務業的界定，本文借鑒Goodman和Steadman的投入產出表法，利用2010年投入產出表計算14個服務行業的中間需求率，將中間需求率高于60%的服務部門歸屬為生產性服務業［4］，具體包括（1）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服務業，（2）租賃和商務服務業，（3）金融服務業，（4）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5）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采用上述五個行業的FDI實際利用金額之和來表示生產性服務業FDI（PSFDI），并根據各年度匯率的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

控制變量是用來控制其他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選擇能夠影響各地區經濟增長的資源稟賦差異的變量［5］，具體有：（1）政府干預水平（GOV），用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表示；（2）經濟開放度（OPEN），用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率來表示。

囿于數據可得性，本文收集了2004-2011年全國24個省、直轄市（不包括港澳臺地區，西藏、吉林、寧夏、海南、青海、重慶、四川，因數據缺乏未被納入）的生產性服務業FDI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各省市統計年鑒，其他變量的原始數據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商務年鑒》。

基于以上分析，構建一般的非空間計量模型，即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三、研究方法

根據空間計量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首先檢驗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是否具有空間相關性。如果存在空間相關性，則應將空間效應納入分析框架中，并建立空間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反之，則可以直接利用一般估計方法，如OLS方法。

（一）空間相關性檢驗

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分別檢驗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其計算公式為：

Moran’s I的取值范圍在［－1，1］之間，當Moran’s I＞0時，表示存在正相關，說明相鄰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值是相似的，呈現空間集聚的特征；當Moran’s I＝0時，表示不存在空間相關性；當Moran’s I＜0時，表示存在負相關［5］，說明相鄰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值是相異的，呈現空間離散的特征。

（二）空間計量模型設計

空間相關性可以表現為空間滯后模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兩種基本形式。

空間滯后模型中變量的空間相關性由因變量的空間滯后項來反映，用于考察相鄰地區的行為對整個系統內其他地區行為的影響情形。在一般的非空間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引入空間相關性，將空間滯后模型設定如下，其中Ln表示經過對數處理的變量：

空間誤差模型是指包含在誤差項中的空間自回歸處理模型，反映了鄰近地區關于因變量的誤差沖擊對本地區觀測值的影響程度。其模型設定如下：

式（3）和（4）中，LnPERGDP為因變量；W為n×n階空間權重矩陣，其中n是地區數；WLnPERGDP、Wε分別為空間滯后因變量和空間誤差因變量；βi、ρ、λ分別為空間回歸系數、空間滯后系數和空間誤差系數；ε和μ均為隨機誤差向量。

四、實證分析

（一）空間相關性檢驗

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利用Geoda1.4.6軟件對各省市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生產性服務業FDI和人均GDP的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

結果顯示，除2005年之外，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的Moran指數值在所有年份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Moran’s I值均大于零，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各省市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均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且相關程度越來越明顯。根據空間相關性的概念可知，存在空間正相關則表明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的分布均呈現出空間集聚的特征，相鄰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值和GDP值是相似的，這表明某個地區與鄰近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水平相關，因此，在研究生產性服務業FDI空間集聚的經濟增長效應時有必要考慮空間相關性因素。

（二）空間計量檢驗

全局Moran’s I指數已證明生產性服務業FDI和GDP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因而，需要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進行估計。為了進一步區分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哪一個更適用，可采用兩個拉格朗日乘數形式LM－lag、LM－error及其穩健Robust LM－error、Ro－bust LM－lag來判斷。如果在空間相關性的檢驗中發現LM－lag比LM－error在統計上更加顯著，那么應該選擇空間滯后模型（SLM）進行估計；反之，則選擇空間誤差模型（SEM）。本文采用Geoda1.4.6軟件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空間滯后模型（SLM）更為適用，表2為2004－2011年的SLM估計結果。

表2 空間滯后模型估計結果

從表2可知，（1）生產性服務業FDI（PSFDI）和經濟開放度（OPEN）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生產性服務業FDI以及經濟開放度均對各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如2011年，生產性服務業FDI流入量每增加1萬元，GDP相應增加7.95萬元。（2）生產性服務業FDI的回歸系數比經濟開放度的回歸系數小，這說明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比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小。（3）從動態的發展過程看，2004－2011年經濟開放度的回歸系數變化較小，總體上有變小的趨勢，而生產性服務業FDI的回歸系數變化明顯，總體上呈上升趨勢。這說明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方面，盡管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總體上小于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弱化的趨勢，而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不斷提升。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將空間相關性納入分析框架，借助空間計量的方法，利用我國24個省市2004-2011年的數據，對生產性服務業FDI空間集聚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從全局Moran’s I指數分析來看，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均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并呈現出空間集聚的特征，某個地區與鄰近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水平相關。從空間滯后模型分析看，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總體上小于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經濟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弱化的趨勢，而生產性服務業FDI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不斷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我國各省市應進一步吸引生產者服務業FDI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應加強相鄰地區間的交流與合作，形成經濟互助，充分發揮各地區生產性服務業FDI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優勢來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共同發展。

［1］姚戰琪.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2（6）.

［2］趙玉娟.服務業FDI對中國的經濟效應研究——基于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D］.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0.

［3］黃衛平，方石玉.生產者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當代財經，2008（4）.

［4］Bill Goodman，Reid Steadman.Services：Business Demand Rivals Consumer Demand in Driving Job Growth［J］.Monthly Labor Review，2002，125（4）：121－156.

［5］陳立泰等.服務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J］.西部論壇，2012（2）.

［6］沈體雁.空間計量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21－125.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n FDI agglomeration in producer services by using the spatial econometric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of24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4－2011.The globalMoran’s I index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DI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a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the level of FDI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adjacent areas.The spatial lagmode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on FDI in producer services promoting economic is less than economic openness，but the effect of economic openness isweakening，and the effect of FDI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ducer services；FDI；economic growth；spatial econometricmodel

F832.6

A

2095－3283（2014）08－0066－03

（責任編輯：陳鴻鵬）

矯萍（1978－），漢族，黑龍江密山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黑龍江東方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服務業集聚與區域經濟發展。

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12E042）；黑龍江省高校青年學術骨干支持計劃項目（1254G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