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七年小說臉譜化敘事中的反面人物形象

李永青

內容摘要：十七年小說在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塑造出了一系列特征鮮明的人物群體。本文以臉譜化敘事手法下塑造出來的具有形體怪誕特征的人物為對象，進一步解讀其以異類因素集合的凝固群雕模式背后，民間對惡者的集體無意識認知，以及政治意識形態下反面人物話語權力的缺失性和軀體預設性死亡的特殊意義。

關鍵詞：臉譜化 反面人物 怪誕性

人物是小說藝術的表現中心，“小說中人物的靈魂建構，是感情、理性與形象的融合物……它囊括了人類人性及其靈魂的所有歷史積淀，也飽和著同時代人性及其靈魂的現實內容?！薄八^人性及其靈魂的完美建構，并不是要求人物的人性及其靈魂在政治與道德上完美無缺，而是從審美意義上提出的要求。即使是丑惡的靈魂，經過審美觀照與藝術處理，也可以構成美學意義上的完美靈魂，也就是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靈魂?！盵1]被研究者認為“既是高度‘一體化的，又是充滿‘異質性的，是一體與異質的復雜纏結”[2]的十七年小說，在特殊的政治境遇下，依然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正面人物、中間人物、落后人物、反面人物等。本文既以臉譜化敘事手法下塑造出來的具有形體怪誕特征的人物為對象，進一步解讀其以異類因素集合的凝固群雕模式背后，民間對惡者的集體無意識認知，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絕對話語權力。

一.形體修辭的怪誕性

為了與十七年小說中形強體健、俊美豪爽的主流英雄人物形成鮮明的對比，發揮更為徹底的“以滑稽丑怪作為崇高優美的配角和對照”的敘事功能，十七年小說中反面人物的形體特征，已被進行極度地夸大和扭曲，臉譜化言說走向極端，呈現怪誕性?！肮终Q本質上是不和諧的，依賴于某種沖突，即可表達一種深切的錯位和異化感，可用作為諷刺之類目的服務的銳利武器?！盵3]

如《林海雪原》中的許大馬棒：“身高六尺開外，膀寬腰粗，滿身黑毛，光禿頭，掃帚眉，絡腮胡子，大厚嘴唇”，呈野獸狀，兇神惡煞之態；《苦菜花》中的呂錫鉛長著一顆驢樣的頭顱，“那顆長長的頭，上面大下面尖，和驢頭的形狀相仿佛”；《小城春秋》中的宋金鱷與猩猩有幾分神似，“突出的眉棱骨蓋過眼窩，嘴巴像挨過誰一拳，高高鼓起，鼻子偏又塌得那么突然，簡直不像鼻子，像塊肉丸子了?！薄读趾Ｑ┰分械暮?，“臉長的有些過分，寬大與長度可大不相稱，活像一穗包米大頭朝下安在脖子上。她為了掩飾這傷心的缺陷，把前額上的那綹頭發梳成了很長的頭簾，一直蓋到眉毛”，“還有那滿臉雀斑，配在她那干黃的臉皮上，真是黃黑分明。為了這個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時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潭。牙被大煙熏的焦黃，她索性讓它大黃一黃，于是全包上金，張嘴一笑，晶明瓦亮?！薄稊澈笪涔り牎分械钠垵櫶?，形似狗，名呼狗，在鬼子身邊，也表現出一副搖首討喜的丑態，得到鬼子夸獎時“像得到主人扔給一塊骨頭的狗，高興得有點不知道東南西北”?！读一鸾痄摗分械墓碜有￡犻L，“他的額頭上有三道又深又長的皺紋，好像砍了三刀的傷痕，他的鼻子往上翻著，嘴唇撅出老長，嘴挺大，他要一叫喊，兩邊的嘴角子就要咧到耳朵根子上去。要是光看他的腦袋，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豬”。這些漢奸、土匪、叛徒、鬼子從形體上都表現為一種畸形、丑陋、扭曲、變形、脫離常規、猥瑣、懦弱，是“某種畸形的，丑陋的，不成體統的東西”。[4]

“正/反面人物的美好/丑陋形態源自于民間善/惡、黑/白、光明/黑暗、天庭/地獄的兩觀念。在民間觀念看來，所有善良的東西都是天神的化身，生命精華的凝聚；所有非善性的東西都是黑暗的使者、地獄的閻羅?！盵5]美與善緊密相聯，丑與惡互為依傍，這種二元對立的簡單思想扎根在中國人的傳統理念中，并形成帶有強烈心理隱喻的民族審美習慣，突出表現在文學藝術的方方面面，在中國戲劇中則更為突出。戲劇中的人物帶著臉譜一出場，觀眾便因其產生的鮮明的視覺效果而即刻便辨別出其善惡美丑。十七年文學中的這些惡人也如此，總歸是丑陋的一種極致，要么五官不正，要么身體殘疾，要么人獸混合，和人總隔著一層，而他們卑鄙惡劣的秉性就透過他們怪誕混稽的形體見諸于文本。臉譜化的虛構與想象，總是能瞬間喚起讀者的道德倫理評判，從而滿足他們對惡貶斥，對善張揚，對階級敵人鞭撻的內在訴求。

二.話語權力的缺失性

?？抡J為“話語本身就是權力關系中的一個策略因素”。話語是權力的產物，在話語的實踐中隱藏著權力的運作痕跡。二元對立的權力雙方，誰擁有話語就意味著擁有贏得權力的武器。在文學作品中，人物是否有資格說話，能說什么話，有多少話可以說成了衡量人物擁有多少權力的標準，與人物立場和身份相得益彰，成為人物所代表的群體是否能夠取得權力爭奪的勝利的一個極富寓意的暗示，這與其說是一種文學敘述手法，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規訓手段。

十七年的小說中革命與反革命人物話語形態的分布狀況特別明晰，以丑陋的外形出場的人物，在言語表達上也是支離破碎、零散缺失的。據有人初步統計，在《保衛延安》中，小說直接引用的人物對話達二千四百多處，其中正面英雄人物的對話達兩千多處，反面人物只有一百多處，而且像英雄人物那樣動輒五十字以上的大段說話是不存在的?！都t巖》中敵人的對話已算較多，與正面人物的對話比例近半，但他們能說的大都簡短而單一，而主流人物一次性超過五十字以上的說話多達一百多處，而且可能在很多情況下，作者是出于藝術上的生動性的考慮，人為地將英雄人物本來連貫性的說話分開來表達，否則大段的說話次數應該還遠遠超過這個數目。反面人物除了審問被逮捕的革命英雄人物是否是共產黨，是否知道黨的秘密時那幾聲概念化的呵斥，他們幾乎從來沒有機會說出帶有政治意味的，表明自己政治立場或者選擇政治道路的理由性的言語，而且正常人的生活言語也從來沒有完整的在文本中出現過，偶爾有幾句也不過是用來與他們污濁的思想相附合的粗言穢語，所謂“人”的語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單從這個層面的話語指向看，這些怪誕的反面人物連“人”的資格都沒有，更沒有資格與英雄進行直接性的話語交鋒，所以在小說中他們與正面人物對峙辯論或爭吵的場景特別少。

而與之相對的英雄人物則無可置疑的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不論是在“說”話的能力上，還是話語的“量”上，都能突顯他們的中心地位。話語是英雄的專用武器，它的實現具有排斥和壓制性，被允許陳述出來的話語，往往具有宣傳和說服功能，強調著真實與正確；而被排斥和遮蔽的話語則被定位為虛假和錯誤的?？梢匝哉f的話語才有合理性，有變為真理而發揮指導意義的可能，無法言講的易打入歪理邪說的營壘。有研究者認為，十七年小說對英雄人物話語的刻畫根源于一種對新中國光榮的革命歷史的急切的言說欲望，而這種言說欲望的背后藏著的是強大新中國的宣言動機：新中國是強大的，這是由其光榮的革命歷史天然決定著的。[6]無疑反面人物話語權力的被壓制也是出于同樣一種敘述機制：立場錯誤，行為惡劣的人，不僅應該獲得丑陋畸形的外在諷刺，還應該剝奪其發言的話語權力，使之徹底成為一種干癟的符號，一種注定被淘汰的工具，一種用來突出英雄人物的機械化陪襯。

三.軀體死亡的預設性

十七年小說中的形體丑角，以怪誕不經的惡者出現，對美進行踐踏，對善良的人進行摧殘與屠戮，能喚起讀者發自內心的恐懼與厭惡，引起人們的仇恨、警戒、拒斥，但是同時又能形成人們對其諷刺性的笑。為什么人們會對極端丑怪反常的形象發笑？從人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這首先是因為怪誕的反常人物能引發一種對正常性的頓悟感、自信感，而這種頓悟和自信能使人產生快感，具體到小說中“怪誕丑角所喚起的共笑轉向對恐懼霸權的征服，對偽善虛假的嘲弄，同時也包含著對創生一個新的更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渴望與肯定”。[7]其次，怪誕中的極端丑惡能引發人類本能的復仇快感和毀滅欲。丑惡的下場只能是必然的覆滅，形體丑角生命的終結不單是結束一個活著的個體而是他們所代表的一種勢力，一種紅色革命政權安身扎根前必然鏟除的黑暗與阻礙，善將戰勝惡，正義消滅邪惡，在這樣一種預知的前提下，讀者盡可以享受反面人物充分被丑化的快意，欣賞他們各種滑稽可笑的表演，期待著他們最終走向死亡。而創作者的敘述機制與讀者的閱讀期待是相契合的，怪誕丑陋的反面人物從出場開始就注定了要以死來結束他們制造出來的血腥與恐怖，以死來償還他們犯下的罪惡，以死來求證光明降臨的合理與必然性。然而即便是死，也并不是純粹的感性身體的自然死亡，而是有著特殊的意義——“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8]形體丑陋罪大惡極者的死不可能戴著光環，帶著新生的意義，他們的預設死亡帶著懲戒的意味，死亡的場面不僅沒有回避遮掩，甚至特寫著血腥與殘忍。如《林海雪原》中楊子榮刀劈蝴蝶迷的情景：“‘蝴蝶迷看刀！隨著喊聲，蝴蝶迷從右肩到胯下，活活地劈成兩片，肝腸五臟臭烘烘地流了遍地?！眲游锘姆锤锩?，不僅外形丑陋異常，連肝腸內臟也是“臭烘烘”的，中國人的形象敘事由表及里，走向一種描寫的徹底性。這種敵我搏殺的場景與其說是政治斗爭的派生物，不如說是人對獸的擊滅。

一個人用一種殘酷的方式肢解另一個人本是血腥而顯得暴虐的，但當武力的施加者是在一種旗幟鮮明的斗爭哲學的指導下進行暴力行為的，那就自當別論——《共產黨宣言》中講“共產黨人是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的。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盵9]意識形態化的死亡話語，對不同陣營的人物的死亡進行了先驗的定位和伏筆，對代表不同歷史方向的個體奠下了崇高與卑劣、英勇壯烈與灰飛煙滅、光榮與恥辱的天壤之別，對這些個體生命的死亡言說“幾乎成了劃分他們所代表的歷史發展是否必然，個人生活的正確與否，個體生命的有無意義，死亡價值的輕重不一等等的分水嶺”。[10]在十七年小說中，死亡變成了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的歷史記憶的回憶與確認，歷史意義的建構與認同，歷史事件和歷史生活在審美緯度上的觀照與傳達。

總之，十七年小說臉譜化敘事中的反面人物是類型化鏡像中的凝固群雕，是簡單的意念模版，有怪誕的形象，千篇一律的惡的個性，缺少的是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復雜性，也沒有人物心理的開掘，但是作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典型的存在，他們的漫畫式出場契合了民間對為惡者形體奇觀化的潛在認知，符合了特定歷史環境下政治宣傳的需要，引發了大眾仇恨，激發了人民對新中國得以成立的自豪感、優越感，更重要的是當他們代表的丑對美與善進行踐踏和毀滅時，能使讀者產生一種情緒上的激動，使讀者在鞭撻他們虛假、偽劣的品性時，又得到一種對美的同情與肯定，從而獲得審美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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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津菊.歷史視野中的死亡敘事[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3（4）：59.

（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