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活佛到教授的不凡歷程

東噶·晉美

父親生平

父親1927年出生在西藏林芝地區覺木宗覺木村一戶普通藏族家庭，俗名達瓦。我的爺爺次仁旺堆是個裁縫，奶奶扎西措姆是昌都察雅麥巴瑪坤家族三個女兒中的長女。聽叔叔多多講，父親出生那天，大雪紛飛，海螺聲四起，一個嬰兒響亮的啼哭聲覆蓋了整個村莊。

1932年3月， 5歲的父親被工布的嘎查扎西曲林寺（位于現林芝農牧學院后面覺木村山坡上）認定為七世東噶活佛的轉世靈童，得到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敕文批準。1935年，父親8歲時被迎請到嘎查扎西曲林寺舉行坐床典禮，并有幸被云游講法到林芝的普榮卡二世活佛強巴旦增賜法名為東噶·洛桑甘丹赤列嘉措，從此成為八世東噶活佛，并在嘎查扎西曲林寺開始學習藏文和佛經，拜格西阿旺云丹嘉措為師。1937年11月到1947年2月，在拉薩色拉寺麥扎倉（貢布康村）學經，拜阿旺格頓格西為經師，主修顯宗的五部經典。1942年15歲時，拜色拉寺第二位經師阿旺根堆格西為師，鉆研《因明學》。1947年20歲時，通過層層辯經考核過關之后，在大昭寺祈愿大法會上獲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學位格西拉讓巴學位，隨后進拉薩上密院拜甘丹赤巴倫珠西珠為師，進行密宗修煉。1954年27歲時，獲得格西阿然巴學位，并到寺外拜師學習文法和詩學。1956年29歲任上密院格貴（僧人戒律監管員）。1957年擔任塔工地區（現林芝跟山南加查縣一帶）佛教分會副主任。1959年3月西藏叛亂發生前，在瓊結布塘教藏文文法和詩歌，同年8月在大昭寺學習黨的民族宗教政策。1960年4月擔任西藏佛教協會理事。1960年9月在中央民族學院擔任古藏文研究班專業教師。1967年在拉薩市城關區北區第二居委會（現城關區措木林居委會）勞動改造。1969年赴成都參與《藏漢大字典》編寫工作。1971年相繼在西藏自治區文管會、西藏革命展覽館、西藏自治區政協工作。1976年開始編寫《布達拉宮歷史》。1978年到中央民族學院任教。1979年被中央民族學院聘為副教授。1983年聘為教授。1985年在西藏大學任教，并任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被國家人事部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歷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中國佛協西藏分會常務理事、西藏自治區政協常委、第六至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97年7月21日圓寂，享年72歲。

父親一生整理出版多部藏文重要史籍。主要著作有：《東噶洛桑赤列選集》、《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各教派斗爭史》、《布達拉宮及大昭寺史略》、《詩學明鑒》、《西藏目錄學》、《論西藏教育》等。1996年編寫成了《東噶大詞典》，該書是父親二十多年潛心研究，集眾多名家名著之大成而完成的。書中部分內容已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承擔的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西藏通史》所采用，顯示了該書的學術價值和權威性。

好學的父親

父親最喜歡看書，除了吃飯、睡覺，其余時間幾乎都在看書?？磿鴷r，他喜歡把雙腿盤起來坐在藏式卡墊上，一動不動，真可謂“坐如鐘”，這是父親小時候受過嚴格寺院教育的結果。

父親看書的時候特別投入。有一次我叫他，他好久沒有答應，直到我輕輕拉了他一下，他這才如夢初醒地問：“有什么事嗎？”我說：“爸啦！該吃飯了?！备赣H看了看鐘說：“又到吃飯時間了，把飯端到書桌上吧?！彼叧燥?，邊看書。

父親的記憶力非同尋常。聽寺院長者講，他在吃糌粑和喝酥油茶的功夫就能背誦一張經文書頁。父親在北京民族宮藏書館工作時，有同事和學生跑來問父親書中的疑難問題，父親一一解答后說：你到幾區、幾排、哪本書、第幾頁可以找到答案。當他們按照指點找到答案后，經常手里拿著書本驚訝而敬佩地望著父親。

1966年，“文革”開始。拉薩也同內地一樣，學者遭到迫害。父親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游街批斗。在“文革”中，無知的造反派總是把宗教與迷信聯系在一起，刨根問底問個不停。我看著批斗臺上的父親，哭著跑回家問我母親：“爸啦是壞人嗎？”母親搖搖頭肯定地回答：“不是。你父親是個很有修養的好人，你的名字為什么起久美（藏語永遠不變之意），你上小學時才被同學叫成晉美，將來你會明白的?！焙髞砦颐靼琢四赣H每次親切地叫我久美的含義，我的名字里包含著兩位老人樸實而又高尚的情感。父親當時被迫和我母親分居，被安排在一個破舊黑暗的居委會小屋里。這對于從不會洗衣做飯的父親來說是何等的困難。有一次，母親叫我悄悄給父親送飯，拿父親穿臟了的衣服。 剛被批斗完的父親把用黑墨寫著“打倒牛鬼蛇神”字樣的白色高帽子放在遮人眼目的床底下，同時轉身叫道：“哈，夏帕麗（藏式肉餡餅），我最愛吃的?！比缓螵q豫了一下便問：“哪里來的肉？”因為父親的成分，當時居委會沒有給母親安排工作，所以也沒有生活來源，全靠舅舅洛丹接濟。父親嘆了一口氣，靜靜地用右手拿著母親給他做的“夏帕麗”，左手翻閱著沒有看完的書，做著他一生都沒有改變的習慣性動作。這時我想起了母親經常說的一句話，“你爸啦是個書呆子”。

父親除了看書、寫書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給我們三個孩子講故事。記得那間小屋有一張破桌子，一個舊藏式草墊床，父親和我們三個孩子擠在一起。父親開始講米拉日巴的故事，“從前在阿里貢塘的一戶富裕人家里，有一兒一女，兒子名叫米拉...”我們聽著聽著就睡著了。半夜父親翻書的聲音把我從睡夢中叫醒，看到油燈下的父親邊看書邊記什么東西，我上了廁所又鉆進了熱被窩里，父親毫無察覺，繼續做他自己的事。

有一年的藏歷新年，和往常一樣，我和妹妹白珍、弟弟窮達，獻上祝福的哈達給父親拜年。這時父親才把手里的工作——看書、寫字放下來。我們一起吃切瑪，喝青稞酒，互相拜年后，父親習慣地問我們的工作和學習情況，我們向父親一一匯報。弟弟窮達開玩笑地說：“爸啦，我們都工作了，還要學習呀？”父親微微一笑：“你們都長大了，成了國家干部，我很欣慰。但是，要記住學習是一輩子的事，做學問不容易，做人更不容易。就拿你們的母親來說，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把你們三個孩子帶大，有多不容易，是她的母愛才有了你們的今生，在任何時候你們要聽從母親的話......”不知不覺過了多少個藏歷新年，父親還是老樣子看書寫字。

敬業的父親

1960年，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中央民族學院開辦了“高級藏文研究班”，對第一批本科藏文班的畢業生，進行深層次的培養訓練。當時任教中央民族學院并負責此項任務的著名學者于道泉先生，提出聘請西藏有名望的高級專家，由他們來擔任教學工作。幾經努力，加上西藏自治區相關部門的配合，終于確定三位專家到北京任教。第一位選定的就是父親。父親要求母親隨他一起去北京。為了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母親答應了父親的要求。就這樣父親開始了教書育人的生涯。在父親教過的這批學生當中，涌現出了許多人才，如著名作家頓珠杰、藏學家拉巴平措（曾任西藏自治區副主席，西藏社會科學院院長，現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洲塔（甘肅省藏研所所長）、陳慶英（中國藏研中心宗教所原所長、研究員）；杜泰（曾任西藏廣電局局長）；赤來多杰（《西藏研究》雜志主編）；鄂塞（西藏自治區檔案局局長）；赤列加措（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編譯室副主任，副譯審）等等。

1975年回拉薩后，西藏文管會安排父親在羅布林卡研究壁畫。他住在羅布林卡（當時的格桑頗章后面馬廄院內）一個比較寬敞的房間，室內光線充足，父親可以盡情閱讀他最喜歡看的書籍。父親在羅布林卡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手里拿著一根蠟燭看墻上的壁畫，邊看邊研究到很晚很晚。

慈祥的父親

“文革”結束后，國家給父親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名譽。1978年父親再一次應邀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任教。當時父親給組織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帶我和妹妹赤列白珍隨他一起到北京，讓我們在北京讀書。母親聽了非常高興，什么話都不說，含著淚給父親做他最愛吃的“夏帕麗”。父親的要求得到了組織上的同意，把我倆安排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附中就讀。附中地處北京西單小石胡同，是個全寄宿制學校，原名叫國立蒙藏學校。我和妹妹周末可以回中央民族學院的家和父親在一起。我倆每次回家，父親首先檢查我倆的作業，接著說一句：“作業做完了，我們三個一起下館子，吃好吃的?！逼綍r我們到父親的同事扎西旺堆叔叔家吃飯，央央阿姨是四川藏族，她每次給我們做可口的川菜，和他們一家一起用餐很是開心。父親告訴我和妹妹他要給母親寫信，要求我母親到北京照顧我們，結果母親拒絕了父親，因為文革的陰影還在母親的腦海里。

病中的父親

1997年，父親因病住進了北京積水潭醫院。我和繼母還有侍從次旺建參（現西藏佛學院教師）到北京照顧他。醫院診斷父親得了骨癌。這個消息像晴天霹靂刺痛著我們的心。在住院期間來看望父親的有在北京工作的父親的學生、同事，還有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領導。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天，開完會匆匆趕來看望父親的是陰法唐叔叔（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一進門，說話帶有將軍豪氣：“哦呀！西藏的寶貝來了！別起來！別起來！把書放下，好好養病，有什么需要讓孩子給我打電話?！焙透赣H寒暄后，兩位老人談得很投機，談到現代科技給人類的造福、計算機技術的運用、環保與佛教等等。最后父親想學計算機，用它來寫稿。陰法唐叔叔聽了很高興，答應等父親痊愈后送他一臺電腦。然后陰法唐叔叔和夫人李麗柱拉我和妹妹在病房外面囑咐：“好好照顧你們的父親，有什么需要打電話，這是我的手機號和家里的電話......”

父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忘學習和接受新生事物，這就是父親給我們留下的最大的財富。每當我遇到困難時，想起父親所經歷的艱難，心里就有一種戰勝困難的動力，堅定信念勇往直前。

父親從一個西藏活佛到高等院校的教授、學者，乃至成為一名世人皆知的雪域智者，是民族的驕傲，也是我們子女的驕傲。每當夜深人靜，我獨自坐在窗前的時候，望著遠處那些點點星光，仿佛看見父親那笑呵呵的，慈祥的臉龐。那一束束溫暖的，閃爍的燈光印在我的記憶里，濺起我許多溫馨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