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西藏駐京堪布貢覺仲尼到京任職的幾份檔案

陳慶英在《西藏檔案》2013年第2期上發表文章說，藏傳佛教僧人在內地的王朝擔任官職，始于宋代雄踞西北的西夏王朝。從元代開始，元、明、清三朝都有不少藏族僧人在中央王朝供職。在民國初期，西藏地方和中央的關系處于多事之秋，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和挑撥離間，內部有軍閥混戰，關于西藏問題的分裂與反分裂的斗爭十分激烈。在這種情況下，西藏在內地供職的佛教僧人的作用就顯得更加突出，他們也成為雙方保持聯系的重要渠道和橋梁。民國時期曾在北京、南京供職并來往于拉薩與北京、南京之間的貢覺仲尼，是這些僧人中的重要人物和突出代表。在民國藏事檔案中留下了一些關于他的活動的記載，這些記載是當時留下的第一手資料，真實可信，因此解讀這些檔案，對于認識貢覺仲尼這個歷史人物以及研究民國時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關系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民族志影像與藏族文化保護

格勒和張明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上發表文章說，從早期民族志影像拍攝到如今數字化技術介入文化遺產的保護，人類遺產保護的影像化傳播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由不同形式的文化遺產構成的藏地文化景觀面臨著一個變遷的時代，格薩爾口傳藝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創新也面臨一些新的問題。身處同一性增強而文化多樣性和豐富性逐漸消融的時代，運用影像手段記錄和傳播現存的人類遺產內涵和精神價值就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意義。民族志影像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文化闡釋和傳播使族群記憶和文化資產得以用另一種方式形象化地留存，并在傳播過程中進一步完成對文本和表述對象內涵的升華。

論儒學與藏傳佛教在藏漢兩地之間的互動傳播與互相影響

劉俊哲在《民族學刊》2014年第2期上發表文章，認為由于藏族和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均處于中華民族的共同體中，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儒學與藏傳佛教曾長期在藏漢兩地之間進行互動傳播，彼此影響。這既有政治、經濟、宗教、婚姻、人口遷徙以及儒學與藏傳佛教各自的特質方面的根據，又有著多種實現方式。二者之間的互動傳播與彼此影響不僅表現在外在的形式上，更體現于思想文化的內容上，且形成一種以形式為載體，以內容為核心的互動傳播和影響的結構模式。其實際效用是多方面的：拓展了藏區藏民族和漢地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視野；豐富發展了漢地和藏區的思想文化內涵；促進了藏區和漢地社會秩序的穩定；增強了兩地各民族之間的團結。

藏文化語境下的阿夏與吐谷渾之族源考釋

夏吾李加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上發表文章，說當前學術界一般將藏文史籍中的“阿夏”部族歸攏為吐谷渾，而作者認為它們各自有源，族屬有別，不能混淆為同一族群的不同稱謂。文章通過藏文史料，在藏文化語境下探討阿夏和吐谷渾的族屬關系，認為阿夏的族屬可以追溯到遠古藏族四族姓時代。阿夏從藏族遠古四大族姓中分離為塞氏族以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無數次分化整合現象，亦有與臨近民族和族系交融分離的過程，這也符合多元民族和文化交流的進程，因此阿夏繁衍生息的地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處在一個動態的變遷過程。當今時代，雖然一部分藏族很少使用姓氏，但其族譜文化非常豐富，以多康地區為例，他們自成體系，在浩瀚的藏文文獻中有大量的記述。

西藏乃囊寺“祖拉康”的建筑格局及特點

韓騰和次仁卓瑪在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介紹說傳統的藏傳佛教寺院多以平川式建筑為主，而噶瑪噶舉派的乃囊寺則是一座具有典型山地式建筑特征的寺院，其獨特的寺院建筑模式在藏區較為少見。乃囊寺坐落于拉薩市堆龍德慶縣古榮鄉那嘎村的北山之上，由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一世活佛朵丹札巴僧格創建于1321年。乃囊寺祖拉康的建筑風格延續了藏族早期的宮堡式建筑，并且具有后弘期早期佛寺的特點，即總體平面呈“凸”字形，主要表現為前部寬、后部窄，前部多為經堂，地面較低，是僧眾集會、誦經之所；后部為佛堂，地面較高，內部主要陳列佛像。佛堂前部經堂空間更高，以滿足供放體積較大佛像的要求和采光需要。另外，祖拉康還包括了拉康、貢康等大量附屬建筑，這種集多樣功能于一體的結構設置也是其最大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