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修中毒與精神病“冤案”

應琛

當阿莉拿著一疊資料找醫生溝通，請對方考慮是否要做“急性中毒”的診斷時，醫生卻暴跳如雷，指著她叫嚷說：“你必須承認你有精神??！”

如果沒有七年前的那次變故，阿莉（化名）說現在的她應該有一份月收入過萬元的工作，也應該已經成家，生了孩子，過著傳統意義里幸福的生活。

可惜，這世上沒有如果。

2007年4月，曾在數家外企擔任經理的阿莉被診斷為“急性短暫性精神病”。被貼上了“精神病人”的標簽，阿莉丟掉了原來的高薪工作，社保也被凍結（因勞務糾紛）。

在與這家診斷其為“精神病”的醫院艱難“對峙”無果后，阿莉將該醫院告上法庭，為的是讓其修正診斷“恢復名譽”。

結果事與愿違。這樁特殊的醫患糾紛最終一審敗訴，兩年前二審法院又宣判駁回上訴，并為終審結果。

但阿莉并未放棄。七年來，她始終奔波在訴訟維權的路上，掏空了將近20萬元的積蓄，只能依靠年邁的父母接濟。她為的只是，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以及找回因此丟掉的工作。

阿莉告訴記者，她正著手向江蘇省高院提起申訴，“我手上有確鑿的證據和材料，加上5月《精神衛生法》就正式實施一周年了，希望高院能給我一個客觀公正的回復?！?/p>

一腳踏進精神病科

阿莉的故事其實并不復雜。

2006年10月底，阿莉跳槽到了法資企業羅地亞(鎮江)化學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羅地亞”)，擔任部門經理。

那年羅地亞將公司從無錫遷到鎮江，辦公大樓正在建設中。2007年3月12日，包括阿莉在內的少數員工首批搬入新樓。搬入的當天，阿莉便感覺不適。

“當時剛上完第三遍油漆，整幢樓的設計又是封閉的，中央空調還開著暖氣?！卑⒗蚧貞浀?，“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味道，當天頭就非常暈?！?/p>

接下來的日子，她陸續出現流涕、聲音嘶啞、胸悶、眩暈、頭痛、手指麻木等癥狀。在那里辦公的同事，都有不適感，只是沒她嚴重。

由于當時正處于公司業務最繁忙的階段，身為供應鏈方面經理的阿莉更是分身乏術，她只能咬牙堅持。直到4月10日，眩暈到不能起床的阿莉跟公司請了假去醫院檢查。

“一量體溫38.6℃，醫生除了囑咐我多休息外，還建議我做個腦CT?！钡幌氲降诙爝€要負責培訓，又接到老板的“催工”電話，下午感覺稍好的阿莉也就沒做CT檢查，第二天接著去上班了。

終于，接踵而至的不適在4月19日集中爆發。當天，法國大老板來華檢查工作，阿莉陪同了一整天，并參加了晚上的聚餐。

阿莉說，她一整天就像喝醉酒似的，她甚至不記得是怎么吃完這頓飯的。當天，阿莉父親接到羅地亞人事經理的電話，被告知其女兒“不認識人了”，目光呆滯，言行怪異。當晚9點左右，阿莉被兩名同事攙扶回家。其時，她神志不清，渾身發冷，瞳孔散大。夜里，甚至出現痙攣。

到20日早上，種種癥狀并未緩解。阿莉形容整個人就是“瀕死”的狀態。

父母隨即打車帶著女兒前往鎮江四院。由于不知道要掛什么科，阿莉的父親便就近咨詢了一名醫生。在簡單說明女兒的癥狀后，該醫生表示就掛他所在的科室——精神科。

問診過程中，阿莉的父親明確告訴醫生，女兒在有毒環境工作過一個多月，身體多日不適，希望盡快解毒。醫生當即要求阿莉住院治療。

記者看到，在阿莉的住院證上，清楚地標明了入院科別為精神科六病區，而門診診斷為有機化合物所致精神障礙待定（苯）。

病急亂投醫的父母并沒有多想，將阿莉送入了病房。入院時的醫患知情談話記錄中寫道：“待分類的精神活性物質所致的精神障礙，不排除器質性精神病可能?！?/p>

當天，醫院并沒有安排給阿莉做任何相關檢查。一到病房，她便被綁在床上打了思瑞康、氟哌啶醇、東莨菪堿等藥物。

阿莉表示，由于藥物作用，住院頭幾天她基本昏睡在床，“到了第四天，在我家里人的堅持下四院才讓我到鎮江第一人民醫院做了腦電圖，原因是其儀器壞了。而檢查的結果為輕度異?！?。

從長期醫囑單上，記者看到4月25日醫生修改了用藥，只開了思瑞康。后來，阿莉猜測，原因極可能是這次腦電圖檢查，讓醫生意識到用錯藥了。

之后逐漸恢復意識的阿莉發現自己身處醫院，并在一個有著鐵門不能自由出入的病區。神智漸清的她不斷要求出院，想盡早上班，醫生則建議多觀察幾天。適逢“五一”長假，她便同意繼續住院。

“五一”期間，經醫院批準能回家休養的阿莉走出病區的一瞬間，徹底懵了?？紤]到所住病區的特殊性，阿莉懷疑自己可能被當成精神病患者。與此同時，阿莉父親仔細閱讀思瑞康的說明書，才知那是專治精神分裂癥的。

回家的這幾天，阿莉翻查了相關文獻，又上網查了資料。5月8日，當阿莉拿著一疊資料找醫生溝通，請對方考慮是否要做“急性中毒”的診斷時，“醫生卻暴跳如雷，指著我叫嚷說：你必須承認你有精神??！”

阿莉完全沒有料到是這樣的結果。她沒有繼續與醫生爭論，而是通知了家人，趕緊于次日出院。

此時，在《出院記錄》中，阿莉的入院診斷變為了“急性短暫性精神??；器質性精神障礙待排”，而出院診斷則為“急性短暫性精神病”。此外，雖然病情為“治愈”，但醫囑上仍然繼續要求阿莉服用思瑞康。

僵持之下的判決

接下來的遭遇讓阿莉認識到，精神病這頂帽子足以毀掉她的人生。5月11日，她重回羅地亞上班。幾天后，公司領導突然通知她回家，當時的理由含糊其辭。公司后來透露，叫她回家的原因是她的精神疾病。

阿莉想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5月23日，她到江蘇大學附屬醫院看病，被診斷為“急性腦功能障礙、苯中毒可能”，醫生建議減停藥物。她當天開始減藥，3天后徹底停藥。7月18日，她到江蘇大學附屬醫院復診，被確診為“中毒性腦病”。她仍不踏實，又到上海的醫院就診，被診斷為“急性中毒”。

有數份“中毒”診斷做支撐，10月，阿莉又去了南京職業病防治院，希望對方能參考這幾份診斷，以及按照《職業性急性化學物中毒性神經系統疾病診斷標準》來鑒定她是否為“急性中毒性腦病”。豈料對方表示，他們的鑒定依據主要為初診的病歷。

阿莉隨后找到鎮江四院，希望對方修正“急性短暫性精神病”的診斷，但多番協商未果。

記者就阿莉的情況采訪了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學方面的專家。該專家指出，具體的診斷要看到病人本人才能判斷，鎮江四院最初的診斷不能說是完全錯誤，“但如果病人明確告知有過毒物接觸史，我會建議她先去神經科做相關的檢查以排除器質性的原因”。

隨后，記者也查閱了作為8年制及7年制臨床醫學等專業用全國高等學校教材的《精神病學》。在鑒別診斷的章節下，有這樣一句話：“精神癥狀可以由精神疾病所致，也可以是軀體疾病的伴發癥狀。只重視精神癥狀而忽略體格檢查往往會導致誤診?！?/p>

上海仁濟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李焰生則告訴記者，下中毒的診斷，更需要有典型的表現和確切的證據，“要看當時腦電圖、腰穿、血的毒物化驗等的檢查結果”。

無奈之下，2008年4月，阿莉將鎮江四院告上法庭，同時申請對醫院的過錯及過錯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司法鑒定。

5月，在與被告交換證據材料后，阿莉大吃一驚。首先，這家最初收治阿莉的醫院，對阿莉病情有高度相關可能的環境污染接觸史，沒有做任何的檢查與會診，而直接認定其患的是精神類疾病。其次，這家醫院的醫生存在著偽造病歷的嫌疑，因為有好幾處患者家屬告知材料上的家屬簽名部分并非是家屬所簽。第三，阿莉在這家醫院住院不足20天，但醫院的住院明細清單卻顯示：護理記錄為21天，而患者家屬的“陪床費”更是高達每天148元。

阿莉懷疑病歷是被醫院精心篡改過的。

從法院的一份“談話筆錄”的內容顯示，鎮江四院的代理律師曾經承認，阿莉住院期間的一些材料上患者家屬簽名的地方是醫院“代簽”。但該律師辯稱，已告知過患者家屬，醫院在裝訂病案材料時發現簽名部分是空白的，就由院方代簽。

一審法院委托權威機構對病歷進行文書鑒定，僅簽名被確認系偽造，其余項目因涉及“精神病臨床醫學內容”，超出文書鑒定業務范圍，未能鑒定。

“病歷被改得面目全非，根據它去做司法鑒定，結果能真實嗎？”2008年11月，阿莉撤回起訴之初的鑒定申請，要求一審法院對病歷的原始性、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

一審法院認為，僅從記錄內容矛盾認定被告偽造病歷，太主觀。此后，鎮江四院提出司法鑒定申請，一審法院希望阿莉配合。阿莉堅持己見：先鑒定病歷真偽，然后配合做司法鑒定。

僵持之間，一審法院于2010年9月做出判決：從醫患知情談話記錄分析，尚難判斷被告的偽造行為導致原告何種程度的損害，該判斷有賴于臨床法醫學鑒定；雖然醫療侵權案實行舉證倒置，醫療機構須證明自己無過錯，但醫方申請鑒定后，需患者配合。因原告不配合，導致無法得到專家意見，影響本案的法律判斷，駁回原告請求。

阿莉不服判決，提起上訴。

在二審過程中，阿莉提交了一份由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鑒定報告。該報告指出，阿莉在鎮江四院的門診和住院病歷，“出現多處前后矛盾、記錄不一致和偽造簽名的地方”，以及診療中有“服用藥物劑量不符合用藥規范”等問題。

但該報告最終不被法院采納，二審法院仍以“原告不配合鑒定為由”，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鑒定亟待規范

自2007年“被精神病”之后，阿莉同時還就無故解約一事與羅地亞進行著勞動爭議的訴訟。該案一路從江蘇打到上海，五審兩次勞動仲裁。而醫療侵權案從一審到二審，前后開庭審理已十幾次。

多年維權無果，阿莉身心極度疲憊。

阿莉認為，此前的精神病治療，給身體帶來多重傷害，被迫服用的大劑量精神藥物，使得身體明顯發胖?！拔以臼谴㏒或M號的衣服的，但現在，原來的衣服都穿不上了。除了發胖，這些年來我的頭幾乎每天都痛?！苯衲?9歲的阿莉一直沒有成家，“我的生活完全被毀掉了。成天忙著打官司，而且還戴了這樣一頂帽子，誰會找你？”

內心僅存的意念告誡她，不能就此沉淪。

事實上，這幾年，阿莉忙著參加各種與精神醫學有關的公益活動，親和、向上的她很快成為幸存者的“知心姐姐”。原本孤立無援的一群“被精神病人”開始分享各自的經歷，相互幫助維權，并積極為精神衛生法修改提建議。

為防止濫用精神醫學侵犯公民權利，阿莉還撰寫了一份《精神醫學體驗報告》，這份報告充分展示了經歷過精神醫療的人們對精神醫學的真實體驗，相當于一份“被精神病人”的“自救攻略”。

阿莉認為，公民接受精神醫療和自救的前提是充分了解相關醫療和法律知識，提高個人博弈能力，否則“被精神病”的危機還會蔓延。

在她看來，精神病是一種特殊疾病，就目前來說還沒有精確的儀器可以進行指標性診斷，只能憑借病史和臨床表現進行診斷，在“患者”與“正常人”之間根本無法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

“精神病鑒定不要輕易去做?！卑⒗驅δ切┘庇谡钡摹氨痪癫∪恕比绱私ㄗh，“一旦得出精神病診斷，這個鑒定結論會直接影響到你的民事行為能力的法律判斷，‘精神病的帽子就很難摘除了?！?/p>

好在2013年5月，《精神衛生法》正式實施。其中確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險性原則”，除非達到“危險性”程度，精神障礙患者有權拒絕住院；其二，因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而住院的，患者或其監護人可要求再次診斷和鑒定；其三，“患者”受到侵害可向法院提起訴訟。這對防止“被精神病”做了比較充分的制度安排。不過，阿莉認為《精神衛生法》仍有不足之處。

同時，新的一年，阿莉還打算為自救攻略補充一些內容和信息，以避免悲劇在其他人身上再次發生。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