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與變形:中國鄉村的現代化革命與農民命運

孫斐娟++劉義強

摘要：革命是20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轉型的中心事件。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社會革命，一方面致力于與鄉村傳統之間的截然斷裂，另一方面始終面臨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之間的緊張和牴牾。然而，兩者都確認鄉村傳統及其承載者——農民，因其與一個正日漸成為過去時的舊世界緊密聯系，而與未來現代化后的現代理想世界無法相容。因此，革命的后果是對鄉村傳統原型的強拆，卻無法為失去庇護的農民群體和鄉村社會現代轉型疏通淤滯，導致農民在革命高漲時的激情和革命大潮消退后的荒誕敘事相互繼替，構成20世紀中國農民命運的線索，昭示著鄉村和農民進入現代世界的命途多舛。

關鍵詞：中國鄉村傳統；原型；社會革命；農民；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4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4）-06-0052-04

基金項目：2011年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在社會管理體制創新中推動基層民主發展”（11&ZD029）；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村民自治中的‘重難點村治理研究”（09BZZ006）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孫斐娟（1980-），女，湖北赤壁人，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鄉村革命敘事與歷史變遷；劉義強（1978-），男，湖北谷城人，農村改革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民學理論與中國的現代國家構建?，F代化之于中國農民，其遭逢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不經過一場社會革命，無以粉碎阻礙農民進入現代社會的柵欄和荊棘。為此，20世紀中國鄉村的歷史敘事，必然是以革命為中心的。本文提出，中國獨特的鄉村傳統的原型及其延續，使得國家的現代化和革命進程體現出獨特的路徑，從而既促發又限制了社會革命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可能性，為當代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鋪上了底色。

一、中國鄉村傳統原型：天理與循環

研究鄉村革命，必須從中國鄉村傳統的原型出發。對于中國而言，20世紀的主題詞是革命，是一個持續長時段的大轉型，其中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農民向市民的轉型構成了基本線索。然而，中國的這場偉大的革命進程，是主要在外部世界的劇烈挑戰中開啟的，也是在本土的國家體制崩潰的背景下發生的，這導致變革和轉型的進程既缺乏成熟的經濟社會支撐，又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力量引導。因此，大量的農業傳統社會因子在未經現代轉化的情況下，被裹挾著進入現代工業社會。［1］

對于轉型來說，首先需要弄清楚作為轉型起點的傳統社會原型。原型和原點是事物發展的出發點，它不僅規限了事物變遷的局限條件和激勵約束機制，而且規制了變遷的方向，“起點決定路徑，原型規制轉型”。［2］傳統原型是一個社會的地理環境、生存方式、文化傳統、政治組織與生產技術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鍛造出來的一種極具內聚力的社會結晶體。這種原型一旦凝聚化合，就會形成一種路徑依賴，甚至在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依然抗拒變革，并以內在的力量牽引社會變遷的進程、速度和方向，從而造成不同社會在現代轉型中的路徑差異。

中國的社會傳統原型就是皇權官僚專制政治與自治性小農經濟社會的悖論性共存。簡言之，這是一種集頗具現代性的專制性的皇權官僚制和自由自治的小農經濟社會于一體的雙層政治社會構造。這一原型雖然和一般農業文明形態一樣，以地產作為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中心，土地和農產品是維系社會運轉的基礎，但是，它卻在獨特的歷史格局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內涵。在這種體制中，皇權國家建基于土地壟斷之上，但是卻并不把圈占并直接經營土地作為獲得經濟剩余的來源，以突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理性化官僚體制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因此，形成了皇帝和官僚體系以軍事暴力為后盾，以神權天子的君權天授學說為合法性外衣，高居社會之上進行政治統治。這兩者在榨取小農社會的土地剩余上達成利益的一致，滿足于政治上對小農經濟社會的統治，卻不負有對小農經濟生產的責任，將其社會和經濟權力假手鄉黨族老和地主鄉紳來實施。在這種政治構造中，皇權和官僚制是一對動的構造，政權變動和政治活動，主要由他們發動并作為主角。而鄉村社會則是一個靜的構造，遠離顛簸起伏的政治過程，雖然上層不斷變化，而保持相對的靜止。在和平時期，皇權與官僚制互動約制，政治清明，鄉村社會在地方士紳和親族名望的組織之下，秉承儒家理想，形成了與皇權天命觀論述相統一的、以土地和血緣為中心的村社文化和宗法文化。小農順從天命、保守偏安。然而，當皇權與官僚制互動失據，政權松弛、綱紀渙散、腐敗盛行、自然災害等導致農民失去生存基礎之時，大量農民轉變為流民和游民，轉變為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反叛力量。［3］此后則是新朝再立，小農獲得喘息機會，回歸土地和村社宗法系統，國家再延續此前的統治狀態。這個原型決定了近代中國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社會政治重大變革的基本道路。

二、站在現代世界門口的鄉村：民族與階級

中國是在歐洲資本列強的炮艦脅迫之下進入現代世界的。以鴉片戰爭為開端，在人口壓力和政治失序等方面已經累積了太多的矛盾和緊張的滿清王朝，逐漸在不斷的軍事失敗中走向崩潰。這些新敵人不再是此前的野蠻部落，而是有著全新文明的“野蠻人”，他們不僅制造了新式的精良武器，而且經營著更有生產力的經濟體，創造了全新的政治社會理想與政體。

社會革命的新思想無疑將會在城市社會產生，然而，社會革命的巨大力量，則不得不在人口占絕大多數、身處更深危機的農村社會中鍛造出來。中國革命的實踐歷程表明，成功的革命必是將原本是歷史棄兒的小農社會裝進社會革命的歷史主體之中的政治行動者。在民族國家主導的現代國際格局中，后發國家實現國家富強和復興的唯一途徑，便是模仿先發的國家，以民族主義等現代政治概念重構政治格局和社會秩序，動員其社會成員產生新身份認同和社會政治理想，凝聚推動現代化發展所需要的集中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全面的社會危機中開展的，面臨嚴重的內外部緊張局勢，缺乏借以凝聚資源的政治動員能力，嚴重的經濟危機也排除了通過行政集權和市場滲透實現現代化的一般道路的可行性。革命日漸成為救亡圖存的唯一選擇。

但是，在革命精英之間卻日漸產生了關于革命方式和途徑的重大分歧。國民黨秉承以民族主義為精神譜系的國民革命理念，試圖以武力掃除封建軍閥，然后集中政治權力并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式實現現代化。然而，對于中國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實際使得市場機制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懷疑，也沒有一個需要凝聚“想象的共同體”去突破的封建等級制度以動員群眾。而試圖將權力擴展到基層社會的國家建設，則遭遇到了“國家政權建設的內卷化”危機。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的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來擴大其行政職能。國家財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隨著非正式機構收入的增加，而國家對這些機構又缺乏控制，換句話說，“內卷化”的國家政權無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機構，從而取締非正式機構的貪污中飽私囊——后者正是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增加榨取的必然結果。［4］這三種情況的疊加，導致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難以解決中國的全面社會危機：不能依靠市場的擴展和滲透建設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危機節點的鄉村社會遭遇市場和國家的雙重剝奪，孕育著巨大的社會反抗潛力；內卷化的國家政權建設導致現代化的努力同時意味著基層社會的更深重災難，基礎秩序更趨敗壞。對鄉村社會而言，傳統生活已經不可得，而現代的市場機制和國家建設也是他們災難的源頭。中國社會內在地呼喚一種既拒絕傳統政治模式，又抗拒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政治理想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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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正是這種新呼喚的理想載體。它一方面是批判傳統的，因而是現代的；另一方面還是批判西方現代社會的，因此體現出更高的現代政治社會理想追求。經過多次失敗的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經歷了“從城市包圍農村”向“農村包圍城市”的轉變，歷史性選擇了鄉村社會作為革命的根據地、農民作為革命的主體力量。也就是說，中共將民族主義革命意識形態中處于被革命對象的社會形態和群體作為發動現代化革命的歷史主體，這種轉換是其最為重要的成功之源。然而，階級革命的政治動員如何與千年循環的鄉村傳統社會緊密融合，進而產生“化學反應”呢？

將鄉村變為革命的基地，將農民轉變為革命的主體力量，這意味著對革命和鄉村社會與農民群體的雙向改造。就前者而言，革命需要轉換話語形態和意識形態訴求，將原本力圖超越現代資本主義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共產主義階級革命敘事，轉述為克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以農民階級為主體力量的中國共產主義階級革命敘事。對于后者來說，則是要顛覆農民群體千百年來形成的信仰、傳統和秩序。如果說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是要將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的農民轉變為國民，從而依靠國家的理性化集權和市場機制催動社會現代化的話，那么階級革命的政治動員則是要求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在先鋒隊政黨的領導下將農民轉變為引導歷史方向的階級性國民，以否定壓迫階級作為革命運動的首要目標，追求的是一種超越一般現代化道路的新前途。為達此目標，關鍵在于中共的階級革命訴求如何打破農民的顧慮與猶豫，催動他們背棄傳統，突破鄉村生活的秩序和規范，接受、接近并主動參加革命。中共在實踐中找到并確立了動員農村和農民的兩個經典武器：階級斗爭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核心，因為土地是農村和農民生活的中心資源，滿足了農民的土地需求就是滿足了農民的最大利益，土地革命使得中共得到最大多數農民的擁護與支持，它貫穿革命進程全過程，可謂是黨動員農民支持、贏得革命戰爭的基礎力量源泉。然而，給予農民土地可以贏得農民支持，卻無法確保農民會為了多分得并不很多的土地和生產、生活資料就可以為他們并不十分理解的共產主義革命拋頭顱灑熱血。階級斗爭則是將土地革命與農民革命意識建構緊密結合的重要工具。階級斗爭建構了農村傳統土地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剝削性質和階級性，動搖和顛覆了鄉村社會的天理設定和宗法秩序，激發出主動的革命自覺。用當年湖南醴陵縣委的表述就是“不訴苦就不恨、不恨就不斗爭，不斗爭，地主就打不垮，地主打不垮，就翻不了身”。［5］土地改革擊潰了鄉村社會傳統秩序的經濟資源基礎，使得賴以為生的地主和鄉紳階層潰散無形，階級斗爭則掀起并釋放了農民深埋心底的仇恨心理，引導農民沖破傳統宗法體系和鄉里人情的障礙，走進革命之中。鄉村和農民在革命的組織之下，進入了現代世界。然而，這種轉變在解放農民、滿足農民利益的同時，卻又建構了一種排斥農民自主性的高度封閉性體制，為革命后鄉村社會的變革和農民命運埋下了伏筆。

三、鄉村的革命深嵌：癲狂與靜默

革命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建立起完整和鞏固的新生人民政權之后，鄉村社會又面臨著新的革命進程——如何建設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對農民和鄉村社會的動員必然要同時滿足兩項標準：一是不能與多數農民的核心利益和意志相沖突；二是建立一套嚴整的政權組織體系和紀律體系，避免鄉村社會的自由渙散風氣對革命戰爭的不良影響。一旦戰爭壓力消除，黨的政權體系在全國范圍內鞏固下來，政權體系的運作從戰時的非常規化轉化為日常生活的常規化時，新的矛盾和問題就會涌現出來。首先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農民會轉向個體和家庭的發家致富。這樣，農民家庭之間必然產生新的經濟和社會分化，政治動員的效力就會逐步降低。其次，政權體系的常規化意味著困擾所有統治者的古老問題會再次出現，比如，官僚主義、腐敗、以權謀私等等。因為新政權的高度集權特性和嚴密的組織紀律性，導致農民難以通過政治參與的形式對此予以制約，政權體系的利益和訴求就有可能與農民的利益和訴求之間裂隙增大。

革命領袖在建國后，便著手思考如何向社會主義秩序轉型的問題。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現代革命與傳統鄉村的有機結合；建立全國政權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新任務則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改造，尤其是鄉村的現代改造，趕超世界先進發達國家。走合作化道路，建設社會主義被作為正確道路選擇，而個體化和私有化被與資本主義尾巴等同起來，需要進一步的繼續革命予以革除。那么，如何推動合作化與社會主義金光大道的建設呢？應該說，革命時期建立的鄉村政權體系已經為土改之后的農村合作化提供了現實的政治基礎。黨的上層領導相信，可以將這種對鄉村社會的高度整合力量用以馴服幾千年小農形態自由耕作的農民走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以避免分化，利用先進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多、快、好、省”。

顯然，黨的領導人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是有偏差的。土地改革和針對地主豪紳富農的階級斗爭運動使得多數農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都受益，他們雖然改變了舊秩序和舊天命觀，但是并沒有改變農民幾千年來的生活模式：自由耕作的小農經濟以及由此而來的追求個體家庭的發家致富欲望。一旦黨和國家將農村改造的目標調整到改造農民本身，實際上就難以得到農民的普遍支持了。革命以浪漫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取代了革命領袖引以為鏡鑒的現實主義的實事求是路線，將農民作為小私有者的自發勢力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敵人，認為農民以小私有對抗社會化大生產，這是保守和反動的，需要在革命運動中予以否定和改造。［6］

盡管農民在不愿意的情況下走進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我們也不得不看到，這場繼續革命中，鄉村社會和農民群體也被深深地納入革命進程中。盡管這場針對農民自發勢力的革命意味著對農民發家致富愿望的否定，但是它在兩個方面給了農民以解放的快感。一是契合了農民對于平等的訴求。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平等夢想無疑給了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一種從長輩的束縛解放出來，為單調的農業生活添加進政治色彩的機會。二是它為鄉村革命積極分子提供了一種可以寄托、投射其改變鄉村生活常規、加入外部世界潮流的愿望與夢想的機會。因此，盡管農民被作為改造的對象，卻依然在國家權力推動的革命進程中找到解放的感覺。一方面，革命通過持續的階級斗爭，震懾了階級異己分子和基層干部中的不良者；另一方面，則創造了一系列革命儀式和組織化生活形式，塑造社會主義新農民。這兩者的交織，從話語模式上擊潰了農民的傳統價值觀，部分滿足了農民隱秘的欲望，使得自上而下的對農民的革命卻也不乏自下而上的農民的表演和參與。因此，伴隨這一過程的，不僅有官方不斷地塑造典型、創造儀式甚至神話領袖，以引導和改造農民精神和意識，而且也包含著農民“自主”的癲狂參與。［7］那些發生在鄉野村落的過度暴力、相互監控、檢舉揭發，以及打著革命正義旗號的無法無天行為，很難用被動行為來解釋，還不如說是借著時勢而表達宣泄自己對他人的日常仇視，施展突然降落在自己手中的權力。

癲狂的背后則是農民真正自主訴求的靜默。當國家用全新的組織機制將基層社會與上層社會整合起來，運用高度集中而又紀律嚴明的政黨系統實現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控制和動員時，農民已然失去了自主言說自身需求和欲望的途徑。革命意識形態所承諾的解放和美好生活在實踐中日漸增加其不可信性，他們不得不在另外的隱秘戰場與之抗衡。他們采用“偷”（集體財物）、“瞞產私分”和“借”（而不還）、“壓產”、“磨洋工”、“集體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沖鋒”等辦法，表達經濟不滿；對階級斗爭則敷衍了事來表達其政治不滿。［8］正是這種弱者的武器，以糧食為杠桿，以饑荒為表現形式，多次將意識形態膨脹的政策推回去，直到最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承認了農民大包干的訴求，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才走進歷史的博物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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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之后再回顧：卑微與荒誕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了漫長的20世紀中國革命的終結，開啟了常態性國家發展的新道路，革命被改革取代。對于鄉村社會和農民而言，改革釋放的經濟自主、社會自治和政治權利，完成了中國農村的“綠色革命”，長期困擾中國的饑餓問題迅速成為歷史。發源于農民創造的“分田密約”（自由與放權），成為新時期中國改革的核心密碼。

然而，一旦從革命的話語世界走出來，鄉村社會和農民發展問題，又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本問題。釋放傳統體制對農村和農民的束縛，可以取效一時，但是難以持續。20世紀80年代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歡樂，很快變成80年代末到90年代之后的“農民負擔問題”以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撤下革命帷幕之后，鄉村和農民的原生形態及其在現代化背景下的固有困境再次凸顯出來。一旦失去革命政治視角的遮掩，以今日農民在市場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命運為參照，革命年代鄉紳中具有社會正義精神和責任感者不乏其人，而流氓無產者相當部分則是文化沙漠中的餓狼。封建宗法體系在壓抑人的個性的同時，也不乏對鄉鄰親族的護佑和民間公義的維持。反倒是一些所謂的革命者，成為了鄉村秩序中的異類。失去了最終歷史目的和政治合法性的注腳，卑微者在革命的大詞遮蔽下愈加卑微，有些人甚至回歸到最粗俗的食色欲望與暴力追求，而革命進程中那些不加區別地摧毀舊秩序的行為，留給歷史的只是長長的荒誕背影。漫長的20世紀的鄉村革命正在褪去其光環，成為反思當下現代化道路和精神意識的歷史對象?，F代化原本就是一個殘酷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對行將被消滅的鄉村社會和農民而言，他們需要結束一段舊歷史，搭上工業和城市生活這班注定充滿風險和動蕩的航班。我們必須關注并同情在這一轉變進程中的弱勢者，努力筑起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安全閥，而不是道德化和美化這一群體，試圖跨越這一進程而另尋新路。

參考文獻：

［1］［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M］. 拓夫,譯. 華夏出版社,1987:2.

［2］徐勇.東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發掘——兼評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東方專制主義”［J］.學術月刊,2012,4.

［3］［加］王大為.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一種傳統的形成［M］.劉平,譯.商務印書館,2009:32.

［4］［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M］.王憲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68.

［5］陳益元.革命與鄉村：建國初期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縣為個案［M］.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50-152.

［6］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M］.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200.

［7］朱曉陽.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M］.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8］高王陵.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的“反”行為調查［M］. 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152-153.

【責任編輯：張亞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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