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學士的排名及首輔的確定

甄 鵬

（山東大學 學術研究部，山東 濟南250012）

大學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職。學界對此官職的研究眾多，然而對明代大學士的排名規則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清代大學士的排名則有一定研究［1］。它受到軍機大臣的挑戰，作用大大不如前代；而且，清代官場的民族因素突出，排名規則具有特殊性。相對而言，明代的大學士更重要，排名規律更具普遍性。

明清時的大學士與唐宋時的翰林學士有重要的傳承關系。翰林學士的首長是承旨，也就是說翰林學士的首長是任命制，誰擔任承旨誰就是。明代的內閣首輔不是官職，它是排名最高的大學士?！睹魇贰吩疲骸耙晕淮尉邮??！保?］（卷253，張至發傳）大學士的排名關系到首輔的確定。

本文以《明史》中的《宰輔 年表》［2］（卷109、110，宰輔年表一、二）為主要研究對象。注意到其中存在錯誤，學界已有人進行了訂正，例如胡丹的《〈明史·宰輔年表〉校正〉》［3］。本研究結合《明史》中的其他內容及《明實錄》等進行了?？?。

一、大學士是真宰相

皇帝在宰相的輔助下行使國家的最高決策權，是封建社會的普遍規律。朱元璋廢除了丞相這一官職，卻廢除不了宰相制度。逐漸發展起來的大學士，成為明代中后期的宰相。決策權包括兩部分：做決定之前的議事權和最后的決定權。最后的決定權屬于皇帝，而閣臣擁有做決定之前的議事權。閣臣、首輔常分別被稱為“輔臣”“元輔”，閣臣輔助皇帝行使決策權在明代得到正式承認。

朱元璋廢丞相后設置大學士，作用不顯。朱棣即位后選擇閣臣參預機務。然這些閣臣品級太低，不能稱為宰相?！埃ㄔ紫啵┚哂休^高的地位，起百官領袖作用。這里的地位一般指官職。這個要素把決策層中的決策人員和秘書、輔助人員區別開來?！保?］

大學士要成為宰相，必須提高品級。最簡單的辦法是提高大學士這一官職本身的品級。仁宗朱高熾可能顧忌到朱元璋的禁令，走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他在即位之初（1424年8月），分別為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加官為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和通政使。這些官職都是正三品，距離正二品的尚書還有一段距離。

9月，晉升楊士奇為少保，楊榮、金幼孜為太子少保。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大學士通過加官，躍居于尚書之上。此后，大學士處于決策層，具有較高地位，具備了宰相的兩個核心要素，可稱為宰相［4］。加尚書等頭銜，品級在正二品及以上的為正宰相；加侍郎等頭銜，品級在正二品以下的為副宰相。首輔（首相）就是排名第一位的宰相。

白鋼等人認為：“它（內閣）不是最高政務機關，六部不是它的下屬，首輔并不能真正完全等同于宰相?！保?］他們片面地認為宰相僅限于行政首長?！墩撉貪h時期的宰相》一文已指出了這些錯誤。

大學士的官銜通常分為兩部分：學士銜和尚書、侍郎銜。這兩個官銜的連接用“兼”字。例如仁宗即位那年的8月，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似乎他兼有兩職。實際上，大學士兼領的尚書、侍郎是虛職。如果要處理部務，應加“掌”“判”等差遣用詞。

《仁宗實錄》記載：“（楊士奇等人）俱掌內制，不預所升職務?！保?］（仁宗實錄卷1，下）《嘉 靖以來首 輔傳》記載：“故事，居內閣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高）拱稱掌，不言兼，當為部臣矣?！保?］（卷6，高拱傳）再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書許贊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無權，說：“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保?］（卷308，嚴嵩傳）由此可知，尚書、侍郎官不是兼官，而是加官。為了提高地位，大學士的官職上出現了第三部分——師保官（以及散官、勛官）。師保官無具體執掌，也可視為加官。

大學士所冠殿閣包括四殿二閣，分別是中極殿（舊名華蓋殿）、建極殿（舊名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這些大學士都是正五品，地位較低。文華殿與太子有關，加大學士銜罕見。作為一種例外，曾有兼兩殿閣大學士者。例如景泰七年五月，陳循兼華蓋殿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高榖、王文都兼謹身殿大學士和東閣大學士。大學士的本職在翰林院。自仁宗時，大學士不再入院理事。翰林院撤銷了大學士的辦公桌，引起抗議和皇帝的干涉［2］（卷73，職官二）。

《明史》云：“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保?］（卷72，職官一）大學士入文淵閣參與機務是權力所在，加官尚書和師保則大大提高了地位。此二者是大學士成為宰相的要素，缺一不可。仁宗及以后，少數閣臣沒有大學士頭銜，大學士也用作致仕加官或者死后贈官［8］?？紤]到多數情況，可以將仁宗以后的大學士視為閣臣的代名詞。

二、大學士的排名規則

排名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大學士與其他官職的排名；第二，大學士內部之間的排名。第一個問題關系到大學士作為一個整體時的地位。朝位班次本以品級、衙門排列，井然有序。大學士地位上升后，與部臣發生了位次上的爭議。

《明史》記載：“自弘治六年二月，內宴，大學士丘濬遂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上矣?！庇州d：“嘉靖以后，（大學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保?］（卷72，職官一）這兩條記載互相矛盾。原因在于位次之爭都是個例，幾經反復。嘉靖年間正式確定內閣與錦衣衛單獨列班，居文武朝臣前。閣臣與部臣的位次之爭得到了解決。具體時間在嘉靖九年［9］。

經過研究，發現大學士的內部排名遵守如下規則：

第一，排位首看加官。品級高者在前，同品則按照官職和衙門次序排列。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是正一品；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太子三師（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是從一品；太子三少（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是正二品。師保的排序為師、傅、保，六部的排序為吏、戶、禮、兵、刑、工。三孤在太子三師前，太子三少在六部前。

如嘉靖五年五月，費宏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一清為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高于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費宏傳）。嘉靖十年九月，李時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翟鑾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皶r后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保?］（卷193，李時傳）

第二，加官同，看殿閣。四殿二閣的排位自高而低依次是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翰林學士低于殿閣大學士。以殿閣大學士之外的頭銜進內閣須額外注明，如“入”“直”內閣等。

嘉靖五年七月，費宏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華蓋殿大學士高于謹身殿大學士，故費宏地位高于楊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嚴嵩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夏言取代嚴嵩成為首輔。

然而，殿閣排序有時出現例外。隆慶元年四月，陳以勤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官位在前，殿閣銜卻低于張居正。當兩條規則發生矛盾時，以第一條規則為準。

第三，官職同，看任職先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嚴嵩同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任華蓋殿大學士在前，故地位高于嚴嵩。

第四，同時任命，看列名先后?！埃ㄌ靻ⅲ┤暾?，（朱國禎）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并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后，謙居其次?！保?］（卷240，朱國禎傳）再如泰昌元年十二月，方從哲致仕，劉一燝、韓爌都是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但劉列名在前，是首輔。

此外還有一條補充原則：同時任命，看報到順序。萬歷三十五年，葉向高、李廷機同時擔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葉列名于前。按照規矩，葉向高理應排名在前。由于二人關系很好，李又比葉早報到半年，二人互相推讓。結果皇帝聽從了葉向高的意見，并贊揚他的美德［6］（神宗實錄卷440）。任命順序與報到順序兩規則發生矛盾時，原則上以前者為準，后者一般需要皇帝的特批。

三、歷任內閣首輔

按照以上規則，本文統計了自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大學士初兼師保之官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亡這一時期的首輔。依次是：楊士奇（1424.9-1444.3）、楊溥（1444.3-1446.7）、曹鼐（1446.7-1449.8）、陳循（1449.8-1457.1）、徐有貞（1457.1-1457.6）、許彬（1457.6-1457.7）、李賢（1457.7-1466.3）、陳文（1466.3-1466.5）、李賢（1466.5-1466.12）、陳文（1466.12-1468.4）、彭時（1968.4-1475.3）、商輅（1475.3-1477.6）、萬安（1477.6-1487.10）、劉吉（1487.10-1492.8）、徐溥（1492.8-1498.7）、劉?。?498.7-1506.10）、李東陽 （1506.10-1512.12）、楊 廷 和 （1512.12-1515.3）、梁儲（1515.3-1517.11）、楊廷和（1517.11-1524.2）、蔣冕（1524.2-1524.5）、毛紀（1524.5-1524.7）、費宏（1524.7-1527.2）、楊一清（1527.2-1529.9）、張璁（后改名張孚敬）（1529.9-1531.7）、翟鑾（1531.7-1531.9）、李時（1531.9-1532.3）、張孚敬（1532.3-1532.8）、李時（1532.8-1533.4）、張孚敬（1533.4-1535.4）、李時（1535.4-1535.7）、費宏（1535.7-1535.10）、李時（1535.10-1538.12）、夏言（1538.12-1539.5）、顧鼎臣（1539.5）、夏言（1539.5-1541.8）、翟鑾（1541.8-1541.10）、夏言（1541.10-1542.7）、翟鑾（1542.7-1544.8）、嚴嵩（1544.8-1545.12）、夏言（1545.12-1548.1）、嚴嵩（1548.1-1562.5）、徐階（1562.5-1568.7）、李春芳（1568.7-1571.5）、高拱（1571.5-1572.6）、張居正（1572.6-1582.6）、張四維（1582.6-1583.4）、申時行（1583.4-1591.9）、王家屏（1591.9-1592.3）、趙志皋（1592.3-1593.1）、王錫爵（1593.1-1594.5）、趙志 皋 （1594.5-1601.9）、沈 一 貫 （1601.9-1606.7）、朱賡（1606.7-1608.11）、葉向高（1608.11-1614.8）、方從哲（1614.8-1620.12）、劉一燝（1620.12-1621.10）、葉向高（1621.10-1624.7）、韓爌 （1624.7-1624.11）、朱 國 禎 （1624.11-1624.12）、顧秉 謙 （1624.12-1626.9）、黃 立 極（1626.9-1627.11）、施鳳來（1627.11-1628.3）、李國普①（1628.3-1628.5）、來 宗 道 （1628.5-1628.6）、李標（1628.6-1628.12）、韓爌（1628.12-1630.1）、李標（1630.1-1630.3）、成基命（1630.3-1630.9）、周延儒（1630.9-1633.6）、溫體仁（1633.6-1637.6）、張至發 （1637.6-1638.4）、孔貞運（1638.4-1638.6）、劉宇亮（1638.6-1639.2）、薛國觀（1639.2-1640.6）、范復粹（1640.6-1641.5）、張四知（1641.5-1641.9）、周延儒（1641.9-1643.5）、陳演（1643.5-1644.2）、蔣德璟（1644.2-1644.3）、魏藻德（1644.3）。

天順元年正月英宗復辟，徐有貞以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高榖辭師保后為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按照加官則徐有貞在前，按照殿閣則高榖在前，考慮到當時處于政變的非常時期，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實際情況，徐有貞自陳循充軍后當為首輔。

嘉靖五年，《宰輔年表》將楊一清排名于費宏前，有誤，理由見前文?！对纵o年表》出現錯誤的原因在于遺漏了費宏擔任過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嘉靖十二年，《宰輔年表》將方獻夫排名于李時前，有誤。嘉靖十一年八月，張孚敬致仕，《宰輔年表》記載李時的官職是“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按照《明史·李時傳》《世宗實錄》《首輔傳·李時傳》，當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與方獻夫的官職相同?！妒纵o傳》載：“俄而孚敬復用，時居次?！保?］（卷2，李時傳）《世宗實錄》自嘉靖十一年五月方獻夫入閣到十三年四月致仕這段時間，都將李時列于方獻夫前。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八月張孚敬致仕后李時為首輔。

萬歷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賡死，繼任首輔的應當是葉向高而不是李廷機。理由是二人官職相同，而且此前一個月李就養病不到內閣辦公，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他退休。萬歷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九年九月，趙志皋在家養病，那么首輔為何不是沈一貫呢？原因在于：趙志皋官職排名于沈一貫之前，且他在養病前已繼任首輔?！睹魇贰烦姓J這兩種情形的不同，分別記載：“會志皋于九月卒，一貫遂當國?！保?］（卷218，沈一貫傳）“明年，首輔賡亦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保?］（卷240，葉向高傳）

天啟四年，《宰輔年表》將顧秉謙排名于朱國禎前，有誤。前文已分析過。韓爌致仕后，朱國禎繼任首輔，當時內閣中地位最高的是孫承宗。然孫承宗出鎮，主要負責軍事。他一直兼任兵部尚書，其尚書銜、殿閣銜與師保銜不成比例。這可看作他不能作為首輔的標志。

崇禎十四年，《宰輔年表》將張四知排名于謝升前，然張的官職卻低于謝。查《明史·張四知傳》可知，張四知擔任過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間當在崇禎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罷相之前，《宰輔年表》失載。今從《崇禎實錄》，按照“范復粹、張四知、謝升”［6］（崇禎實錄卷14）的順序排列，張四知地位高于謝升。

四、分析和結論

仁宗即位以后，總計81人次出任首輔。其中有重復出任首輔的，最多的是四任首輔的李時和夏言。計有首輔61人，平均任期為3年7個月。超過10年的有：楊士奇19年6個月，嚴嵩15年8個月，萬安10年4個月，張居正10年。首輔任期較短的原因有二：皇帝頻繁地變動閣臣和首輔，例如崇禎年間；原首輔去職后新首輔尚未到職，次輔臨時接任首輔。

在內閣首輔中，加官低于正二品的只有正統年間的曹鼐和天順年間的許彬，都是以侍郎銜入閣。以翰林學士銜成為首輔的有正統年間的曹鼐、陳循，天順年間的徐有貞、許彬、李賢，成化年間的陳文、商輅。后來，除曹鼐、許彬之外的人在任首輔期間都提升為大學士。以后，內閣首輔加官為正二品及以上，本官為殿閣大學士，這標志著閣臣地位的提升。

首輔不僅僅是排名居首的閣臣，他還擁有至關重要的票擬權。然而，首輔在閣臣中不一定權力最大。例如，“時李時為首輔，政多自言出?！保?］（卷196，夏言傳）“（翟）鑾 以 資 地 居 其 上，權 遠 出（嚴）嵩下?！保?］（卷193，翟鑾傳）“階雖為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樸復助之，階漸不能堪?！保?］（卷213，高拱傳）“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保?］（卷193，李春芳傳）

首輔的實際權力與閣臣的個性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有關。例如，“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保?］（卷308，嚴嵩傳）再如，“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志皋為首輔，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為朝士所輕，詬誶四起?！保?］（卷219，趙志皋傳）另外一個原因是，首輔僅是內閣的領班人，不是負責人。他不是其他閣臣的上級。

明代大學士的排名非常嚴格，且遵循一定的規則。這是前代以及隨后的清朝所沒有的。唐、五代、宋時期的翰林學士排名主要看資歷。清代的大學士排名也主要看資歷，領班大學士則常由皇帝指定。清代的大學士自身品級極高，不需要加官來提高身份。

4宰相概念的第一要素是“處于國家最高決策層”，而不一定是最高行政首長［4］。唐朝的政事堂、明朝的內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都是典型的例子（《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將政治局常委會稱為“集體總統”［10］不準確，應為“集體宰相”）。明代的內閣制和首輔制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精彩的一章，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①本字左木右普。

［1］劉洋.清朝大學士班次問題初探［J］.歷史檔案，2011（1）：45-51.

［2］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胡丹.《明史·宰輔年表》校正［J］.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8（4）：93-107.

［4］甄鵬.論秦漢時期的宰相［J］.理論學刊，2006（3）：95.

［5］白鋼.中國政治制度史：下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729.

［6］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實錄［M］.1968.

［7］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M］／／文淵閣景印四庫全書：第45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8］田澍.明代殿閣大學士非閣臣代名詞［J］.中國史研究，2005（1）：173-176.

［9］胡丹.明代“朝班”考述［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1）：116.

［10］胡鞍鋼.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里［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07-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