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遵循與突破——以白盾《紅樓夢》研究為例

吳 夜

（黃山學院 文學院，安徽 黃山245041）

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方法、新理論在《紅樓夢》研究中逐漸受到重視。步入新世紀，這種意識愈發強烈，不少專家、學者呼吁更新觀念和方法，深化紅學研究。在此推動下，一批富含理論氣息的研究成果問世?？傮w上看，大致有以下四種：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批評、神話原型批評、西方哲學（美學）/基督教理論、闡釋/接受理論。較之于先前的紅學主流，這些成果立足文本，聚焦具體情節、人物，很大程度上糾正了索隱（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和考證（割裂作家作品）的不足。同時它們不拘泥于細節的把玩，而從宏觀上分析曹雪芹和《紅樓夢》，這就告別了純粹的文學鑒賞，邁上了文學批評的“高臺”。不過理論的創新僅僅是起點，要想獲得真正成功，研究者必須盡可能地給予作家、作品客觀、公正的評價，力爭使自己的表述最大限度地契合作家的心靈本真。就《紅樓夢》而言，盡管有關曹雪芹祖籍、家世的資料不斷面世，但學界對他的性格、心理、創作意圖卻知之甚少，在大多數人們眼中，曹雪芹依舊至高無上。因此，借助文本進入曹雪芹內心深處，探尋其靈魂律動，還原其真實面貌便成為紅學能否取得突破的關鍵。無論用什么方法研究《紅樓夢》，都應遵循這一原則。

遺憾的是，就現有成果來看，新理論并未對紅學研究現狀給予明顯改善，它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解讀仍然難盡如人意。這既與小說的復調、多義有關，也和研究者過度迷戀理論不無關聯。具體的文學理論是文學實踐某一方面的概括和總結，而論者選擇某種理論也意味著前者對后者的認同，即只能按它的觀念開展批評。這對一般的作品或許適合，但對思想深刻、寓意豐厚的《紅樓夢》而言，運用單一理論則難免以偏概全，況且該理論是否契合作家、作品實際也大可商榷。以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為例，該書借用神話原型批評理論梳理小說隱含的三種神話模式，并對每種模式追根溯源。在此基礎上，作者分析它們的哲學意蘊，指出其對應小說的三重主題：貴族家庭的挽歌、塵世人生的挽歌、生命之美的挽歌。受集體無意識影響，曹雪芹的確套用、借鑒傳統神話模式，他也只能在儒（入世）、道（出世）之間徘徊，這些解讀都無可爭議。然而該書宣稱將一百二十回故事統一看待，這就忽視了原著與續書的顯著差異。梅氏將諸多續書情節納入其考察對象，但它們只是程偉元、高鶚的主張，而非曹雪芹的意愿。為使其闡述更加詳實，更符合既定的理論框架，梅氏置曹雪芹原意于不顧，這無助于人們對這位偉人的全面認知。另外，以往論爭對小說的三重主題均有涉及，梅氏避重就輕，他花費大量篇幅推理、演繹，試圖論證其與某一神話原型相對應，卻對主題背后曹雪芹的思想、情感未置一詞，唯理論是從的痕跡十分明顯。

臣服于理論的直接后果是過度闡釋（誤讀）。以往學界視曹雪芹為反封建斗士，這便是典型的誤讀，只不過它是從正面加以拔高、美化，如今人們則借新理論從反面予以貶低。劉小楓、潘知常以基督教教義為參照，前者認為曹氏的價值觀基于道家的根本虛無和佛家的絕對大空，本質上是無情的，給無情之天補情，本身就是悖論。后者在肯定以情補天的積極意義后指出信仰的匱乏導致民眾自我意識的淡漠。曹氏的情沒有更高的價值依據，無法看到未來，只有拒絕成長，幻想在兒童世界里沉睡。唯有信仰基督，才能擺脫黑暗，走向光明。說中國缺少宗教信仰屬不刊之論，向往、呼喚真愛也無可厚非，但以此解讀《紅樓夢》卻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首先，在曹雪芹思想中，對世間美好的追求與眷念壓倒了消極無為的遁世，他不顧自身貧困，為閨中少女立傳的舉措便是最佳佐證，而這對于性情寂滅的高僧、超脫飄逸的隱士是萬難做到的。其次，死亡是人類的永恒主題。如果說中國式的感時傷春起因于懷才不遇，帶有濃厚的功利氣息，賈寶玉則是例外。他“視功名如腐鼠，疾仕途如污泥”，他之所以在女兒堆里“癡混”，是對所有美好事物的無限鐘情，是對她們相繼消逝的無奈喟嘆，更是對“青春易老，韶華難留”這一自然規律的本能拒絕和追問。這不但沒有削弱《紅樓夢》的價值，反而成就了它的超前和偉大。再次，賈寶玉的愛固然有別于基督教的博愛，可他對金釧兒、司棋、鴛鴦、晴雯、尤三姐等人的慘死“五內摧傷”，并感嘆“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說這僅僅出于同情，“不是與不幸同在”是難以服眾的?；浇屉m然對人類發展功不可沒，但文藝復興以來諸多物質、精神文明恰恰是在打倒上帝、解放人性的基礎上獲得的，它的價值不體現為人在神（上帝）面前無比虔誠，頂禮膜拜，而表現在對普世道義、自我良心的敬畏與服膺。更為嚴重的是，劉小楓、潘知常以《紅樓夢》的“不足”論證基督教思想的博大，這就本末倒置，陷入觀念先行的“泥沼”。曹雪芹“沒有更高、更超越的價值依據”，但所有中國作家亦然，以此立論，依舊是在作品表面游走。

在《紅樓夢》女性主義等批評中，上述生搬硬套、強用理論的現象也同樣存在，研究者囿于理論，或就曹雪芹是否具備某一觀念過度糾纏，或視讀者對《紅樓夢》的反映為唯一準繩，所得結論縱使契合實際，也無法全面展現《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真實面貌。

二

白盾沒有刻意套用理論，但較之于熱衷理論者，他的《紅樓夢》研究見解深刻，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對《紅樓夢》主題的重新界定

學界對《紅樓夢》主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順治鄂妃、雍正奪嫡、反清復明等索隱謬論無需多言，賈府衰敗和寶黛愛情卻在小說中均有涉及，人們將其作為小說主題，都不無道理。馬克思主義成為指導思想后，學界認為兩者都反映出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潰，小說主題是批判封建社會。不過曹雪芹絕無此識，但小說對一幕幕人間悲劇的沉痛控訴，對仕途功名、圣賢經傳的不屑一顧，對男尊女卑觀念的徹底反叛，都表明曹氏絕非封建傳統的忠實奴仆，而這也是人們沒有認真思索、總結，一直沿用“反封建”概念的重要原因。白盾未受此影響，他從賈寶玉對所有青年女子的溫存體貼中，發現作者的泛愛思想；從“女人三變說”探尋出作者對美的耽愛；從文本對青春易老的哀怨和眾多女子飽受折磨，相繼死亡的悲劇中，領悟了作者的無奈和痛楚。因此，他將《紅樓夢》的主題歸納為耽美、泛愛、悼紅。從字面意義看，該主張未就小說濃烈的反封建傾向予以合理闡述，但白盾進一步將目光聚焦曹雪芹對待其筆下人物的態度，以性別差異（女人/男人）、年齡大?。ü芗依蠇D/閨中少女）、美貌程度、才情高低（賈探春、王熙鳳/傻大姐等）為切入點，通過比較得出曹雪芹始終關注、同情前者。他只管筆下女性人物“美或不美，才或不才，而不問其是否符合什么階級觀點”，只要美、才兼備，“都能得著較大的寬容”?；诖?，白盾指出曹雪芹的確對昔日繁華難以割舍，但他的悼紅之情壓倒敗家之痛。悼紅也談不上婦女解放，他僅 “從美這個角度上對封建社會的一系列制度、禮法、道德思想、審美觀念等發生懷疑”，“從它的種種矛盾、荒唐、不合理的現象中看出它的虛偽、庸俗和丑惡”，進而“在美和丑對立”層面，“引發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一系列問題的認真思索”。[1]45這些觀點糾正了“批判說”的盲目，為理解曹雪芹的多種創作傾向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答。當然，它也再一次證明將《紅樓夢》的主題定為耽美、泛愛、悼紅更精準，更契合實際。

（二）對曹雪芹消極面的深刻洞察

必須看到，白盾對曹雪芹的杰出成就也給予充分肯定，這從其《論曹雪芹的思想、藝術大突破》、《也談〈紅樓夢〉的主體意識——兼論曹雪芹的創作思想》、《人生感悟與藝術境界——曹雪芹的創作方法》、《戴震與曹雪芹的時代共識及其啟蒙意義》、《論“悼紅情結”——從〈紅樓夢〉看曹雪芹著書目的和感情激蕩與思想悟破》等文的標題便可感知，但他同時強調不可神化曹雪芹，必須正視其不足。和劉小楓等人不同，白盾不是以外在的理論敷衍，而是從人物言語、情節演變的蛛絲馬跡中去探尋。譬如秦鐘彌留時囑咐賈寶玉“立志功名”，白盾認為臨終遺言具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性質，它和警幻以“留意孔孟”、“委身經濟”相勸一樣，都由作者鄭重道出。賈政、王夫人迂腐古板，愚而自用，但曹雪芹卻有意為尊者諱，稱其“端方正直”、“大善人”。林黛玉厭惡賈寶玉調情，曹雪芹也宣稱不寫“淫邀艷約、私奔投盟”，小說通過“解疑癖”、“金蘭契”等描繪化解釵黛爭斗。種種跡象表明曹雪芹并非“反封建”的堅定斗士，也再次證明他對傳統的懷疑、不滿的確局限于感覺、感性層面。這些推論平實樸素，以理服人，但曹雪芹的崇拜者卻認為囑托是曹氏有意調侃，“解疑癖”等描寫意在揭露薛寶釵的拉攏、引誘。白盾見微知著，他以“真情揆癡理”事件為依據，聯系上述情節，強調藕官的“癡理”——男子喪妻，必當續弦?！叭粢晃兑蛩赖牟焕m，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這深得寶玉贊許，表明曹雪芹也“贊許、認同，至少不會反對”。寶、黛、釵的情感糾葛，也將以“藕官為中心，藥的官、蕊官為先后繼承的形式而非你死我活的形式”展開。[2]76受制于傳統，曹氏只能寫兒女真情（已是突破），而非轟轟烈烈的男女愛情?；诖?，白盾指出曹雪芹既是曠世奇才，又是落魄公子。曹氏“情感上要寫‘悼紅之情’，理念上要寓‘風月勸誡之旨’”，理念與情感的矛盾成為其“內在的創作危機”。[3]46

（三）由于發現了曹雪芹的保守和消極，面對版本之爭，白盾沒有陷入“崇曹”誤區，一味美化脂本

他提出就“脂”論“脂”，就“今”論“今”主張，即先“弄清脂本的真實面目，從中看出曹雪芹原有構思的輪廓，再從這樣的角度上分析續書”，同時，“弄清續書的基本性格及其和脂本的差異，再從這個基礎上作出比較，得出應有的結論”。[1]351他從版本間眾多分化處詳加刪選，認定釵黛和好/爭斗、寶玉父子和解/對立、寶玉出家原因（貧窮/中舉）是兩種版本的根本差別。在此基礎上，白盾指出脂本有意調和釵黛、寶政沖突，將最能“攖人心”的內容消于無形，破壞了作品的整體結構。不過和好在客觀上表現出“以寬容、寬厚取代猜忌、疑妒的民主精神”，也“填補了中國文學領域中父愛描寫之闕如”。然而釵黛和好的前提是維護“主子姑娘”身份，又含有“二女同侍一夫的隱蔽觀念”，暴露了脂本思想的落后。今本強化釵黛、寶政沖突，雖未擺脫三角戀愛模式，但卻彰顯出向往愛情自由、婚姻自主，追求自由思想、個性解放的客觀意義。寶玉中舉后出家，表明他堅持理想，看破紅塵，改變其貧窮出家的無奈和頹廢，有助于維護其新人形象。

以上三點是紅學界論爭的焦點，也是認識曹雪芹和《紅樓夢》的關鍵。長期以來，人們往往被表面現象所惑，難以看清問題實質，即便觸摸到開啟小說迷宮的“鑰匙”，卻因情緒、偏見和思維定式將其輕易拋棄。這些遺留的困惑、難題，白盾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不過細究起來，我們也能從他的紅學研究中發現西方理論的影子。他對小說主題的界定參考了讀者的感受。面對多種創作傾向，白盾認為“只有從作品的整體審美機制提供給審美對象的審美序列的實際效應中去探求”。[3]17賈府衰敗是統治者“惡有惡報的份所應得”，無法獲得大多數讀者的興趣和同情，包括寶黛愛情在內的大觀園女兒悲劇則具有聲討、抨擊專制的客觀意義，“寫出了人性之深和人情之美”，能長時間打動讀者。而就不同時代讀者的不同喜惡，白盾則從版本差異和曹雪芹不足層面予以闡述。這些分析都暗合闡釋/接受理論的要旨。針對小說的女性崇拜，他也借鑒了女性主義理論，但有別于他人純粹關注曹氏的性別意識，白盾將這種崇拜引到對小說主題和曹氏心境的探討。同理，在分析小說神話、夢等情節設置時，他強調這種非現實因素和現代主義理論的區別，并著重分析曹雪芹的人生感悟和創作心態?？傊?，就白盾而言，理論只是手段，他自始至終都將目光聚焦《紅樓夢》文本（包括版本）和曹雪芹全人（包括優點和不足）這兩個核心問題。在他眼中，作家、作品是一體兩端，互為因果：從小說的場面描寫、語言運用中可以洞察作者的精神風貌，而這種洞察也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小說的創作手法。為此，他將自己的研究歸納為“由文論人，再由人論文”。表面上看，它是古語“文如其人”的翻版，并無太多新意，但在《紅樓夢》研究中，這一最原始、最樸實的方法恰恰遭受冷遇。同時，白盾又廣泛吸收眾多理論的合理成分，取得以上成績也就水到渠成。

三

白盾的紅學研究雖未套用西方理論，但也有自身的理論體系。白盾對古老中國的專制傳統認識深刻，他指出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政治/帝制文化，政治（集中體現為王權）是評判世間萬物的唯一標準，是一切行動的“風向標”，而學界流行的“血緣基礎”、“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天人合一”等觀點僅僅是它的表象?！八^血緣基礎者，即倫理政治化與政治倫理化之謂也”；所謂實用理性者，乃“中國的王權摒棄了宗教文化的彼岸世界，立足于實用目的的體現”；所謂天人合一者，乃“皇帝是天子——天的兒子”，“皇帝和人民的關系乃天和人的關系，久而久之，就協調、合一起來了”。[4]6-7在別人眼中，“天人合一”、“樂感文化”消弭了人與自然對立所產生的巨大痛楚，“實用理性”也是中華民族嚴謹、務實的象征，白盾卻透過繁榮、艷麗的表象窺探出潛藏的危機。需要指出的是，和以往的批判理論不同，前者著重所有封建社會的共性——專制，白盾也批判專制，但他更進一步從專制中剖析中華民族特有的帝制文化。這種感悟和認知融入了他的畢生風雨和血淚，它沒有外來理論與中國實情的格格不入，完全是白盾長期思索、探尋的結晶。由于對數千年民族心理、生存狀態的高度總結和概括，它本身已凝聚為理論，成為白盾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t樓夢》誕生于中華民族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用上述觀點來分析這部曠世奇書，不少困擾《紅樓夢》研究的糾紛、亂象便不攻自破。

白盾用它率先對索隱紅論展開猛烈批判。索隱紅論本屬無稽，以考證為旨歸的新紅學興起后，它逐漸銷聲匿跡，但經歷文革期間的“評紅運動”，該流派卷土重來，乃至出現了劉心武的“秦學”。白盾對此深惡痛絕，他大聲疾呼，反復就這種不良學風予以譴責。不過，否定索隱紅論者不乏其人，但他們大都著眼其學理、邏輯等層面，白盾則從文化深層結構的角度指出索隱是政治文化使然。人們唯政治內容是從，宮廷秘史、“排滿”、“刺和珅”等觀點就是這一心理的產物。因此，他呼吁“還‘紅樓’以‘紅樓’”，即將《紅樓夢》視為文學作品，而非其他。正因為對其知根知底，每當奇談怪論拋出，甚至面對“索隱有理”的喧囂時，白盾都不為所動。這正是他在紅學領域有所建樹的基礎。

或許僅就對待《紅樓夢》的態度而言，白盾的理論并未充分顯現功效，畢竟秉持《紅樓夢》文學屬性者不在少數，也取得了諸多業績。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如何評價不同版本、如何全面認識曹雪芹是研究《紅樓夢》的重中之重，對此學界恰恰失之偏頗。白盾之所以發現曹雪芹的不足，這固然與他實事求是、忠于文本密不可分，但如果不深諳民族心理，他很有可能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傾倒于曹氏的耀眼光環。白盾多次強調帝制文化的超強統治力：除罪惡、黑暗外，在一定時期內，以禮、樂為核心的專制統治的確比其他制度行之有效，能創造出高度的物質、精神文明。久而久之，人們“美其俗，樂其居”，并不想摧毀它，而是不斷地修補、加固。曹雪芹發現社會價值顛倒，歌頌青年女性已屬不易，他不可能和自身傳統徹底決裂。正因為感悟之深，認識之透，白盾才能留意小說字里行間散發出的落后觀念，才能正視脂評中暴露的落后，并主動將它們視為曹氏的缺陷（而非忽視或拒不承認）。同理，還是由于對傳統的感同身受，他打破了糾纏于曹雪芹原意的束縛，從傳統理念與普世價值的對比中探尋原著與續書的客觀意義，進而給予其公正評價，并擺脫非此即彼的斗爭思維，用多元的視角、包容的心態打量薛寶釵、花襲人等爭議人物，還其公道。

所以歸根結蒂，白盾的紅學成就得益于他的深邃思想。文獻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基礎，白盾承認文獻的重要，但他并不對其迷信，一味地扎根于故紙堆中。他偏居皖南，手頭資料奇缺，加之行動不便，其能接觸到的文獻極為有限。然而他卻通過對傳統、社會、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其所長補其所短，完成了他人未能完成（或很好完成）的任務，使我們領略了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真實面貌。當然，按闡釋學要義，任何評述都會遭遇“闡釋的循環”，但白盾憑借“由文論人，再由人論文”的雙向互動，對自己的觀點給予充分的論證。他剖析具體人物、情節，得出小說的主旨（作者的創作意圖）；在此基礎上，他將所獲成果用于版本研究，探討原著與續書的差異；但這也并非終點，他又從曹雪芹和程偉元、高鶚的不同構思中評論有關人物，從而肯定了先前的論斷。它們相互映證，相互彰顯，構建成完整的體系，最大限度地接近了作家、作品的本真。

值得一提的是，白盾并非不關心蜂擁而至的西方理論，他對新鮮事物始終懷有濃烈興趣。但他認為，它們孕育于西方現代化的大背景，就中國而言，我們鮮有孤獨、頹廢等現代情緒，心理、思維依舊是前現代模式。在他看來，學界的首要任務不是嘩眾取寵，忙于獵奇，而要腳踏實地，認清自身。事實證明，當初紅極一時的先鋒文學已難以為繼，諸多作家都回歸到現實主義創作。而漠視自身傳統，純粹迷戀西方理論，文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會成為無根之水，無法真正走進作者的心靈本真，畢竟古典文學誕生于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這些也是白盾紅學研究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1]白盾．紅樓夢新評[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2]白盾．從“真情揆癡理”看曹雪芹的婚姻觀[J]．濟寧師專學報，1999（2）．

[3]白盾．悟紅論稿[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4]白盾．紅樓夢研究史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