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哲學方法論之于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當代意義

[摘要]以實踐性與革命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與以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為主導的西方哲學方法論之間，存在著本質區別。但這種區別并不意味著后者對前者就無足輕重或原本就是相互抵觸的。西方哲學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在諸多方面不僅增添了適合于目前時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維，而且還為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開辟了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開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論上創造性地構建了總體適應后現代社會發展之時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則。因而，完全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上的革命性變革與西方哲學方法論的近現代轉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步性與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論上的同向建構大大高于它們的異質背反，這無疑為深化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當代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西方哲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內在融通；實踐指向

[中圖分類號]B0[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1

當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領域存在嚴重的認識誤區，這集中表現在對西方哲學的各種方法論資源采取回避態度，沒有在學科交叉、內在融合、科學實證與規范引導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討與建構，同時也沒有對西方哲學學術前沿問題從方法論層面進行更深入的開掘與梳理。[1]其實，任何一種方法論研究，若割裂了自己與其他方法的內在關聯，不僅極易脫離時代所需，而且會陷入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尷尬境地。實際上，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早已走出了固守單一方法論的絕對孤立的境地，并在共通融合之中激發了對研究方式、具體方法的重新設計，認為只有海納百川、相互借鑒，才能回到方法論研究自身、現實方法論上的理性自覺。[2]顯而易見的是，西方哲學方法論與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既存在本質區別又存在文化間距和理解誤認，而且不像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那樣，無論外部實踐抑或內部構建發生何種變化，其基本原則、根本立場、思想精髓始終保持學理一貫，而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更替極其頻繁、錯綜復雜，且常常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這種時髦周期的短暫性和易變性內在映現了其方法論本質上的脆弱與危機。但是，這種本質差別并不意味著西方哲學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就無足輕重或者原本就相互抵觸，更不意味著兩種不同的哲學范式及其所蘊含的方法謀劃嚴重限制了它們的深層通約與內在融通。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深層結構中既固守一種社會實踐本性，又固執于無產階級文化品質的特殊申認，但是這同樣并不意味著它對西方哲學方法論只能采取拒斥的態度，只可接受西方哲學方法論的淺表信念，一旦觸及方法論深層，則極易采取逆向思維，伴隨原有的方法論范式而順向滑行。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研究所選擇的方法論范式無論多么特殊，都不可能妨礙它與西方哲學方法論實現內在聯手，它們在方法論上的通約與認同總是多于、高于世界觀上的有距離的肯認與接納，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確需要找到與其他方法論足夠多的共同點并實現內在契合與同向構建。正基于此，筆者不避愚拙，愿就當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應注意的一些理論問題，談些淺見，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正確看待西方哲學方法論研究的成就與局限

以往，在方法論研究領域，我們曾經長期固守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那種“一元獨大”、唯我獨尊的格局，認為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之外不存在任何有價值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科學實踐觀不僅在世界觀上終結了一切舊的哲學形態，而且在方法論上取締了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謀略；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與其他方法論在實質上毫無相通之處，非但不能實現內在聯手，猶如冰炭不能一爐，而且西方哲學方法論簡直是一種“謬誤的陳列館”“通向詭辯的橋梁”“理性中最大的謬誤”，未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無論如何要拒斥西方哲學方法論對我們的無端干擾；西方哲學方法論早已日暮窮途，更遑論它能夠喧賓奪主并獨擔重任了。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西方哲學及其方法論在思想界的大量引介，“中西馬”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比較研究日見增多，以至于非比較研究成為不可能的了。此時，學界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西方哲學方法論二者極端對立的結論，不僅不敢茍同而且多有詬病，甚至暗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某種隱性批評。

朱榮英：論西方哲學方法論之于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當代意義

首先讓我們對西方哲學方法論發展情況作歷史回顧。從古至今，西方哲學方法論設計不僅蔚為大觀而且風格各異：一是從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自知無知”的問答法（助產術），到柏拉圖唯心主義“理念論”所說的“回憶法”，再到亞里士多德《工具論》“形而上學”所講的“四因法”，古希臘哲學在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本體論上完成了方法論謀劃的第一個小循環，奠定了西方哲學在方法論意義上的第一個文化軸心時期。二是從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知識就是力量”旗幟下所開創的歸納法，到笛卡爾《方法談》在“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懷疑中所主張的“理性主義方法”，再到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經驗主義方法”，西方近代哲學（為通達世界本體并為一切知識奠基）在認識論層面完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的第2次循環，使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統一真正具有了方法論上的保證。三是從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陳述的“知性為自然立法”之“主體論法”，到費希特《全部知識學的基礎》所說的“自我設定非我”之“絕對論法”，再到黑格爾《邏輯學》所揭示的“實體即主體”之“唯心論法”，西方近代哲學晚期不僅在實踐層面完成了方法論的新的躍遷，而且再次將辯證思維及其邏輯方法推向頂端，達到了以思辨唯心主義體系為標志的第2個文化軸心期的高峰。四是西方哲學的人本主義學派，從叔本華、尼采唯意志主義方法論所提出的“重估一切價值”，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新康德主義方法論的“價值就是一切”，再到狄爾泰、柏格森生命哲學方法論對生活價值的直覺體認，西方社會科學中的非理性方法不僅愈演愈烈，而且其特殊的方法論設計在價值觀與認識論的統一上得到了明確肯認，使西方辯證思維方法論譜系中自覺地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色彩。五是西方哲學的科學主義學派，從早期孔德、約翰·穆勒、斯賓塞的實證主義原則及其經驗歸納法，到馬赫主義、經驗批判主義、新實在論、實效主義的實用主義方法的引入，再到科學哲學學派的邏輯分析、語言分析、歷史分析的語言學分析方法的濫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性至上主義”“經驗實證高于一切”的科學分析方法一再得以張揚。六是隨著西方哲學方法論重大轉折的現象學方法、詮釋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的興起，介于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兩大學派之間的各種社會科學方法，實現了一次大聯盟、大融合，比如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方法、舍勒的人類學現象學方法、因伽爾登的美學現象學方法、利科的歷史現象學方法、姚斯的接受美學現象學方法、阿倫特的反極權現象學方法、阿佩爾的實用現象學方法等；再比如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的存在主義方法論，施萊爾馬赫、伽達默爾的詮釋學方法論，阿多爾諾、哈貝馬斯社會批判學派的方法論，費耶阿本德、布迪厄“怎么都行”的無政府主義方法論等?？梢哉f，正是這些縱橫交織的研究方法的運用，促成并真正搭建了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合流，從而催生了后現代主義解構方法的崛起以及新后現代主義、后后現代主義建構—解構方法的普及。

西方哲學方法論發展史表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有悠久的歷史，也有許多積極的成果，特別是在微觀層次和操作層面有許多科學合理的因素，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盵3]可以說，西方哲學史上的各種社會科學方法都毫無例外地涉及到了方法論研究的根本問題，一方面對許多重大方法論基礎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為我們展開這方面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理性資源；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義的機械性、形而上學性和不徹底性，不僅會經常犯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現象主義、反人道主義的錯誤，也包含著諸多非理性、反科學的思想內容。西方哲學方法論不像自然科學方法論那樣明晰而固定，它的發展史也不是知識或者信息的積累史，而是對永恒無解的哲學難題不斷求解的歷史，是各種不同求解方式與方法不斷變更的歷史，這類似于指向同一個圓心并不斷變換基點的圓周運動。西方哲學史實際上就是方法論運動史，各種方法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是具有平等的價值，對其應該秉持一種寬容精神。在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我們要自覺保持更加開放的心態、更加廣闊的視野、更加縝密的思維，認真總結西方哲學史上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經驗教訓，汲取精華、剔除糟粕，直面西方哲學方法論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思維矛盾與邏輯問題、各種理論桎梏與方法困惑，通過對新思想、新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不斷拓展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世界性視野。[4]將方法論研究的歷史性與時代性、科學性與價值性、理論性與實踐性、思想性與工具性有機結合起來，將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粗略陳述的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具體方法和初步構想與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研究加以對照，以馬恩考察社會科學理論問題的那種融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為一體的基本原則為標桿，樹立一種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典范，更加注重社會實踐的受動性和能動性辯證統一的方法論創新，以確保其社會科學方法論能夠持續不斷地展示旺盛生命力。

當我們聚焦于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時，我們還必須認真考察當代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及其未來走向。當代西方社會的發展，有與之相應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作為其思想表現和理論支撐，而且他們在方法論上的研究和關注比我們早很多、深很多、豐富很多，因此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西方社會文明進步是有它的社會科學理論表現和人文學科支撐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應當有足夠開放的心態和寬廣的視野，自覺地向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無論在精神領域抑或在事實領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成為其遠離人類文明發展大道的正當理由，更不應該放棄西方哲學方法論有價值的巧妙設計，相反，它不同尋常的優越之處恰恰在于竭盡所能地予以揚棄并實現視界交融。在方法論上正如在世界觀上一樣，唯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向“美美與共、世界大同”。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與西方社會進步和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相關聯的，如果我們承認西方社會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組成部分，如果我們承認西方社會科學也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就應當承認他們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也具有合理性。但是有時候西方人喜歡追求一種“片面的深刻”，把彼此相互關聯的東西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把問題推向極端。比如從辯證思維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科學性與人本性完全是可以整合的東西，而他們卻要將其對立起來，致使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學派都只能在極端上進行思維，各自都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又如個體和整體可以也應當在辯證的思維當中結合起來，可是他們卻要將其分開來，致使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二水分流，互不相干。這種二元對立的方法論是不可取的，我們應當有所警示。

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中應發揮主導性作用，馬克思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靈魂，我們必須自覺地加以堅持與捍衛。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用發展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當代中國的實踐，實踐不停頓，方法論創新顯然也不能停頓；社會實踐每前進一步，理論與方法創新就要及時跟進一步。如果我們期盼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直接找到解決當前現實問題的現成答案，我們一定會失望，甚至還會動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對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既要堅持又要發展，關鍵在于堅持什么、發展什么，怎么堅持、怎么發展，如何在發展中堅持、在堅持中發展。為此我們必須積極自覺地走入當代中國，走入當代實踐，堅持實踐的研究方法而非純粹理論的研究方法，正如列寧所說：“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復雜情況?！盵5]

二、正確看待西方哲學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影響

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一個根本問題在于，從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角度厘清西方哲學史上的各種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產生了什么樣的重大影響，這不僅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也是它得以實際展開的關鍵步驟。既然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是由馬克思恩格斯繼承西方哲學方法而創立的、并由后人不斷繼承與發展的方法論科學體系，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方法論原理，也是關于人生信仰和核心價值、特別是關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怎樣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方法論指導大綱，那么，它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應內在地表現為3個層次結構，即理念層次上的方法論、制度層次上的方法論和策略層次上的方法論，三者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結構。而它的實際發展過程則恰恰相反，首先是從策略層面開始，繼而進入制度層面，最后發展到理念層面，這一過程既體現了西方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步步地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性，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性。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根本價值取向和基本推演順序之所以是從策略到制度再到理念，這主要取決于它當時所致力于解決的時代課題及其所蘊涵的歷史邏輯，即資本主義社會向何處去、人類社會向何處去、未來理想社會如何建立?；谶@種歷史性求解而形成的三大論域——社會主義實踐方法論、資本主義批判方法論、未來社會發展方法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主題，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本著改造世界的目的而始終孜孜以求、著力闡述的重大方法論原則。而注重批判功能與建設功能自覺結合的這一方法論原則，具有實踐性、科學性、革命性相一致的開放性特征，一再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和當代的實效性，并主要通過其方法論上的“中西馬合一”而獲得了檢驗與證明。

長期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領域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與西方哲學方法論相互分離、相互割裂的不良狀態[6]，故而常常缺乏在高端引領方法論軟實力的那種內在融通機制，未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必須加大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交流、科際整合力度，努力提升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世界視野與中國視野的內在融通水平與視域整合能力，借助西方各種方法論框架大力構建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中國話語、當代旨趣，在實踐基礎上全面展開與西方哲學方法論全方位、實質性的對話、引介與嫁接。同時應積極把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推向學術最前沿，不斷增強其全球話語權、國際影響力與普世有效性。在方法論上實現中西合璧，早已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自覺的學術取向，但總體上缺乏應有的價值審視、功能定位與批判分析，未能分領域、分層次、分主題地進行反思性總結、汲取與升華，未能從多視角、多維度、多層面地立異相競和協同展開，更未能充分實現兩大方法論傳統的問答邏輯與效果歷史。因此，正視目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所面臨的理論困境，需要從方法論高度既加強內在超越與理性重建，又注重中西方法論上“重疊共識”的當代拓展，在遵循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基礎上，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理性自覺與成熟。同時，應該看到，西方哲學及其方法論運動總體上反應了西方社會科學及其理性思維的最高成就，適應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西方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它所刻意選擇并主動保留的方法論原則，大大促進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和人類理性思維邏輯的演進，它在方法論上對許多新領域、新問題的探討，也不無值得注意和重視的地方，不僅其巨大的進步意義、即使其明顯的失足之處都曾帶給我們以很大的方法論啟迪。的確，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不再像西方哲學方法論那樣，僅僅從純粹的或者抽象的理性原則出發來構建關于社會科學發展的方法論體系，而是直面社會化了的人類及其實踐運動，因而通過對實踐方法論意義的深刻考察，徹底地實現了對西方哲學方法論的內在超越并揭示了未來方法論發展的新方向。然而，這種“超越”非但不是對西方哲學方法論的顛覆或者終結，反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繼承與發展，是在“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規律支配下完成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考慮到西方哲學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在諸多方面不僅增添了適合于目前時代特征的新方法、新范式、新思維，而且還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所不曾有的、未充分展開的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在方法論上創造性地構建了總體適應后現代社會發展之時代精神要求的新理念、新原則。因而，完全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上的革命性變革與西方哲學方法論的近現代轉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步性與共通性，二者在方法論上的同向建構大大高于它們的異質背反，這無疑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及其未來發展的嚴重影響。[7]

三、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基本范式與未來設想

眾所周知，“唯物論與辯證法相統一”“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3個基本原則。我國當代社會科學論壇基于此而形成的方法論研究范式也大致分為3類：一是總體方法論（體系方法論）范式，包括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范式、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范式、實踐唯物主義方法論范式和當代人學方法論范式；二是分支方法論（部門方法論）范式，包括本體方法論范式（分為物質本體方法論、實踐本體方法論、物質—實踐本體方法論等）、認識方法論范式（分為主體性方法論、價值方法論、實踐方法論等）、歷史方法論范式（包括發展方法論、社會方法論、科學方法論、技術方法論、制度方法論等）；三是個別方法論（具體方法論）范式，實際又可劃分為文化方法論、生活方法論、生存方法論、語言方法論、人類學方法論、詮釋學方法論等范式。這種方法論范式上的粗略劃分，一方面，昭示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對西方哲學方法論上的路徑依賴：既有對其研究策略、制度安排、理念選擇上的理性固戀，也有對其框架結構、基本圖式上的簡單比附，更有對其方法論原則和思想路線上的頂禮膜拜等；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對我國社會深層次變革的理性回應，是對傳統西方方法論框架與原則的自覺揚棄和內在超越。各種方法論范式之間雖然論爭不斷，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宣稱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科學性與革命性，高度集中地體現在其特殊的實踐方法論范式上，只有固守這一特殊方法論范式，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中的各種分歧才能消除，才能打通各種方法論之間的壁壘并形成完整的科學方法論體系。這種統領天下、歸并各派的方法論奢望，極力主張特殊的實踐性研究方法為唯一的科學性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都應當懸置并應投靠到自己的實踐派麾下。顯然，這種以偏概全、歸化各派的非分之想，雖然從不同的層面和視角宣示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所具有的某種深層的合理性與廣泛的解釋力，然而，這卻是以歪曲、割裂、抽象性的態度對待它原本有機性的方法論體系，會使它脫離辯證整合而不能成為當代方法論的思想精華。

事實上，當代“中西馬”社會科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融通，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無論在功能上或特性上，無論在西方視域或在中國視域，都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縱橫交叉的趨勢。[8]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如果只注目于當代中國實踐變革的現實需要而一味固守原有的基本方法，而不能不失時機地將蘊含于西方哲學中的方法論智慧汲取并集中到自身上來，這樣無論如何不能開拓與活化其原有的方法論空間，更遑論獲得使當代方法論研究向高層躍進和深度發展的可能方案。如果只是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方法論并試圖以之取代其他所有方法論精神資源，不僅其歸化奢望最終只能成為泡影，而且還會在方法論研究領域形成新的桎梏。這表明，實踐方法論只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一個分支和局部，雖然它是最主要的領域和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無論怎樣不能替代整個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體系而存在與發展，唯有以上述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三大基本要義為共同的時代立場，才能打通各個方法論研究視界，實現多元方法的和諧共進與界外聯手。誠然，即使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真的出現了多元取向的“差序格局”，實質上也根本不會妨礙整體性把握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體系的當代使命。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的未來走向不可能被某一特定方法論范式和獨特框架所支配，終會并存各種方法論探索并協同推進它的快速發展，正是中外眾多方法論論域的文化合力將奮力引領它走向方法論研究的高端。[9]鑒于此，筆者這里提出一個未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初步設想，以征詢于學界：一是開展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元方法論問題的研討，集中回答什么是方法、方法論，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學習目的與要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論性質如何。二是開展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與西方哲學方法論在思維方式、邏輯層級、基本范式、主要原則等方面異同的比較研究，旨在梳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與西方哲學方法論各自在思維方式上的合理性、通約性與同向性。三是開展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面臨的諸多困難與西方哲學方法論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形而上學、庸俗化局限問題的研究，目的在于理清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應處理好的各種關系，如文本圖式、問題圖式與實踐圖式的關系，研究方法、表述方法與講授方法的關系，知性方法、理解方法與操作方法的關系，理論理性、實踐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等。四是開展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應注意的時代立場問題、中國方向問題、方法論史研究中的問題，與各門具體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的問題，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如何比較的問題等，旨在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未來發展找尋到多點支撐與多方點化，通過激活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那種融通古今中西的歷史大視域，以全面消彌當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的內在沖突。[10]

四、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基本原則與實踐指向

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基本原則，以保持我們的主流價值取向和科學實踐觀在方法論研究上的正確引領。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處在日新月異的發展之中，要想讓它在方法借鑒和領域拓展中不斷得到躍遷，當然就要研究前馬克思主義社會認識方法和后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的主要成就與缺陷，分析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革命性變革的時代背景和思想資源，探討馬克思恩格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轉變歷程，探討它們如何在方法論上確保從唯心主義走向唯物主義、從樸素唯物主義走向辯證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說明它們在社會科學方法論轉化的關節點與基本點。[11]但是，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要研究和闡發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就必須分析其方法論的實踐性本質，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方法論意義，因為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最根本方法?？梢?，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與實踐指向是內在統一的，二者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實踐性本質就是通過它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而表現出來的。

首先，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遵循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一是客觀性原則。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基本要求。一切從對象出發，從客觀出發，從實際出發，從事實出發，這是任何社會科學研究最根本的要求。社會歷史活動中既有客觀的物質的方面，也有主觀的目的的方面，只有全面客觀地加以反映，弄清社會歷史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客觀性的根本要求。二是主體性原則。人是歷史的人，歷史是人活動的歷史，人與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整個社會實踐的基礎，作為主體的人推動著社會歷史的進步。以主體性的視角來研究社會歷史，首先應當注意到人在社會歷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時還要注意到研究者所具有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包含著求真、向善、達美，真善美的統一是社會歷史活動中的人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三是整體性原則。在研究社會發展時，在觀察各種社會要素、現象、個別事件時，頭腦中要有整體思維方式，要把它們作為整體、內在的有機部分來加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系統認識方法、社會矛盾分析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社會認知與評價的研究方法、中國視野與世界視野相統一的方法等，都是從不同角度對這種整體性原則的具體闡述。四是具體性原則。無論馬克思恩格斯抑或列寧都曾經講過，真理是具體的，與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適用于非常廣袤的領域不一樣，所有社會真理與適用性適用于特定對象、條件、場景、時區等。一旦脫離了這些具體條件，它們的真理性與適用性就會轉化或者消失。對于社會的具體真理需要我們做定性、定量和定時的具體探索。五是發展性原則。馬克思認為，以過程性方式來看世界，一定要注意到社會歷史的發展與進步。進化與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總方向和總趨勢，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到，社會歷史的發展前進也可能包含著倒退與曲折，正如人的某些機能在不斷得到強化的同時，一定也會帶來相關機能的弱化。所以一定要考慮到發展的成本、發展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顯然，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所遵循的上述基本原則，不是彼此孤立、互不關涉的，而是內在統一、緊密相關的，在實際研究中很難將它們分割開來。

其次，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實踐指向強調的是，我們的研究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實踐出發，是否具有實踐指向性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本質區別。歷史唯心主義主張從觀念出發，與之不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要求發展一種比從前所有世界觀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主張“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12]。人類社會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產生的，因此必須把對社會的認識置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上。只有這樣，才能確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可靠性基礎。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為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人們要生存，就要吃穿住行，為此就必須進行物質資料生產活動，即生產人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所以，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實踐活動。實踐活動作為社會活動具有雙重意義：人們在進行物質生產的同時，也生產了自己的物質生活；在改變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觀世界。即使是思想觀念領域的問題，表面上看是理論的問題，本質上也是實踐的問題。因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3]。實踐的需要決定理論的產生，實踐是理論的基礎，理論是實踐的體現。任何理論的產生，都是適應了實踐的需要，體現了時代的要求，真正的理論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懊恳粫r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盵14]（P284）實踐的狀況規定理論的任務，人們只能提出自己時代的課題。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這表明，每一代人只能提出和完成自己所處時代的任務，而不可能超越時代，完成本來不屬于他們的任務。實踐不僅規定了理論研究的任務，而且還為理論研究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手段。物質生產實踐作為人的基本實踐活動，不僅提供了理論研究的課題，而且創造了理論研究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使理論研究成為可能。

所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實踐指向，要求我們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堅持以問題為中心。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從客觀實際出發，就必須從問題出發。理論研究歸根結底是對問題的研究。密切關注問題、及時發現問題、深入研究問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作為對社會生活考察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的確立，決不是在觀念中尋找，而應是從社會實踐中去尋找。歷史唯心主義考察社會的方法，是“從天國降到人間”，從人的觀念出發研究社會。相反，歷史唯物主義考察社會的方法是“從人間升到天國”，在現實中尋求研究的課題。當然社會生活是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的問題也是多樣的。在研究問題的選擇上，要避免主觀隨意性，力戒平均使用力量。要從大量的、紛繁復雜的問題中，選擇影響全局和長遠的重大戰略問題，選擇制約整體和系統的關鍵性問題。另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必須占有充分材料，而不能從原則出發。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從純粹的思維出發，反對從觀念出發，反對從主觀臆想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唯心主義的研究方法的又一本質區別。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法，不同于“價值中立”的方法?！皟r值中立”是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形成的帶有唯客觀主義色彩的一種方法論原則?！皟r值中立”者主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一旦選擇了研究的課題，就必須放棄任何價值觀念。我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并不等同于“價值中立”。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首先是社會的主體，無視主體的價值選擇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14]（P258）?？梢?，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上，馬克思主義實現了科學性與價值性的高度統一、群眾立場與實踐指向的內在一致。弄清這一點，對批判“普世價值論”抑或“價值中立論”都極為重要。

[參考文獻]

[1]

董希望.社會科學遇到合法性危機了嗎——“社會科學方法論研討會”綜述[J].浙江社會科學，2006（4）：221.

[2]李俊.由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對立和融合觀照問卷設計的新發展[J].廣西社會科學，2009（1）：101.

[3]本書編寫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碩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大綱）[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2.

[4]劉金偉.推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的新視角——基于復雜性研究的思考[J].社會科學家，2004（3）：65.

[5]列寧.列寧全集（第2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9.

[6]袁汪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困境與出路——從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比較的角度[J].天府新論，2004（5）：78.

[7]曾令華.文化科學的意蘊：意義理解和價值判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啟示[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81.

[8]溫鳳蘭.論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內在沖突及其消弭[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9（9）：46.

[9]吳曉明.社會科學方法論創新的核心：把握并切中當今的社會現實[J].浙江社會科學，2007（4）：9.

[10]朱紅文，馮周卓.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意義和視角[J].求索，2003（5）：160.

[11]郭強.論馬克思的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40.

[1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

[1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