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激進”語文改革論的策略性意義

摘 要：魯迅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喜歡折中調和，“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孫紹振提出的“語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等激進改革主張客觀上起到一種類似的斗爭策略作用，“屋頂”雖然沒有被“拆掉”，但總算開了一扇“窗”——近年來，數省的語文高考作文分值有所上升，全國性統一的高考體制徹底廢除，其它弊端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學語文教學改革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關鍵詞：孫紹振 語文改革論 激進 斗爭策略

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盵1]魯迅這句話說的是中國人的國民性，認為中國人做事喜歡折中調和。魯迅以五四時期的白話文的通行、文學革命的勝利來說明這個道理。在五四初期，當陳獨秀、胡適發起“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時，遭到復古派的激烈反對，但后來白話文終于風行起來了，這是什么原因呢？魯迅認為：“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盵2]在魯迅看來，提出廢止漢字的錢玄同就等于上文中“主張拆掉屋頂”的那個人，偏激的主張遭到大家反對，調和折中的結果就是稍為溫和的“提倡白話文”，“屋頂”雖然沒有被“拆掉”，但總算開了一扇“窗”，也算是取得一個局部的勝利。

魯迅先生的這些句話其實可以應驗到百年后的中學語文“改革者”孫紹振的身上。作為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孫紹振，近年來開始關注中學語文教學。他犀利批判中學語文教學中所出現的種種弊端，為中學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危機憂心如焚，寢食難安，并為促進中學語文教學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而奔走呼告，用心良苦。首先，孫紹振認為中學語文教育中存在的最大弊端乃是語文高考。語文高考受到美國標準化模式托?？荚嚨膰乐囟竞?，把問題簡化到只剩下ABCD四個選項，或以學生為敵，把簡單的問題模糊化、復雜化，設置似是而非的干擾項去刁難學生，故意把試題弄得詭譎難猜，怪題、刁題、偏題遍布試卷，“一律以托福為準繩，連中國古典詩歌的經典文本也敢拿來做標準化試題，其結果是偽問題和荒謬的標準答案層出不窮?！盵3]高考試卷同時是一根指揮棒，“考試的猜謎性質迅速滲透到教學的每一個環節中。這樣，堂而皇之的語文課就充滿了一本正經的鉆牛角尖，充滿了傷天害理的文字游戲。在等而下之的各種東施效顰的習題集的洪水沖擊下，語文教學就逐漸變成了應付惡作劇的黑色幽默。這不但貽誤了青年，同時使教師的頭腦僵化、智力退化?！盵4]而把作文分值降到40%（60分），也是直接受到美國托福模式貽害的結果。托福模式因為以標準化客觀題型為主，所以把作文分基本取消。作文通常被視為一個學生綜合素質和語文能力的體現，“把作文固定為區區60分，高素質和低素質學生之間的差距甚小……。而真正素質的提高，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立竿見影。把一個低素質的學生作文水平提高到高素質的水準，成功率是很小的，付出的勞動卻是巨大的。而作標準化的題型的練習，用排除法，根據上下文去揣摸命題者意圖，掌握拿分的技巧卻是見效很快的?！盵5]總體來說，這種類型的考試，不利于有效檢驗學生的語文水平和綜合素質，不利于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想象力和審美的多元價值觀，更不利于中學語文課程素質教育的順利展開。其次，它不利于人才選拔，“考卷是規格統一的，而人才是不拘一格的，從根本上說，二者是不相容的”[6]，“人才的可貴在于創造，而創造就是意味著對于規格的突破”[7]。第三，孫紹振認為中學語文教學的指導思想和教學理念也不無偏頗之處。他認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國中學語文教學的指導思想過分強調語言的“工具性”，而忽略其“人文性”。而在語文教學理念上，中國的教師受到三種觀念的蒙蔽，即“陳腐的機械唯物主義的反映論”“狹隘的社會功利論”和“離開文本主體的絕對的讀者主體論”，從而“造成文本閱讀的無效與低效”。[8]

由于存在以上這些弊端，孫紹振認為既然中學語文考試方式和教學理念已經走進死胡同，改革是勢在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發，這關系到中國基礎教育的成敗，關系到祖國下一代的希望和未來。孫紹振面臨的情境類似于近百年前的五四文學革命，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先驅們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因為與廣大底層民眾隔絕的文言文和作為傳統道德工具的舊文學，已經嚴重地不適應時代的需要。在以“民主”和“科學”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影響下，在追求現代化的民族訴求下，以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為主要內容的“文學革命”也是勢在必行，這其中，有許多“文學革命”的先驅提出激進改革主張，如，魯迅就提出了著名的“不讀或少讀中國書”的觀點，而其中又以錢玄同的姿態最為激進，“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了“廢漢文”或“廢除漢字”的主張。孫紹振的“激進”姿態和當年的錢玄同十分相似，其提出的“激進”主張大約有二：其一是大概2007年提出語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其二是在1999年提出“廢除全國性統一的高考體制，讓高考從全國的大一統的鐐銬中解放出來，然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再把出題權下放到各級學校[9]。特別是“語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的主張更為激進，此論一出，國人嘩然，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更多。2007年，孫紹振作為教育部中學實驗語文課本主編，直接上書教育部，鄭重其事地建議語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10]

五四新文化先驅提出的“激進”主張一方面是他們的真實意圖表達，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斗爭的策略，或客觀上起到一種斗爭策略的作用。魯迅曾經說到錢玄同這種“偏激”主張所蘊含的策略：“十分話只須說到八分，而玄同則必說到十二分?！盵11]錢玄同說過許多“偏激話”，但在現實生活中，錢玄同處世卻往往表現出平和通達、不走極端的特點，正如周作人所說：“若是和他商量現實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盵12]錢玄同的“偏激”顯然包含一種斗爭策略的因素，他似乎很明白矯枉過正的策略作用。正如魯迅說：“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夠打倒敵人?！盵13]五四先驅深諳此理，如李大釗就曾說：“吾今持論，稍嫌過激，蓋嘗秘窺吾國思想界之銷沉，非大聲疾呼以揚布自我解放之說，不足以挽積重難返之勢?！盵14]這種斗爭策略正是在洞察和通曉中國人國民心理的前提下產生的，即魯迅所謂的“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如果你想要達到“開一個窗”的目的，你必須先“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白話文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因此，錢玄同的偏激確實起到了一種“斗爭策略”的作用。endprint

孫紹振的“激進”主張有多少他本人策略考慮的成分在內，我們不能確切把握，但是，在客觀上，卻起到了一種斗爭策略的作用。在這種斗爭策略下，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的改革目標，取得了局部的勝利。證據如下：首先，孫紹振在1999年提出“廢除全國性統一的高考體制”，2004年，全國11個省份實行高考自主命題，這“在中國教育改革史上具有突破壟斷體制的歷史意義”[15]；2005年，“自行命題的省份增加到15個”[16]；如今，各省高考都實行了自主命題。另外，近年來所謂的“華約”“北約”和“卓越聯盟”實行的“自主招生”制度，就是統一高考體制之外的一種選拔人才的有效補充方式。第二，高考語文試卷上標準化托福模式的客觀題大為減少，正如孫紹振所說，“在強大的壓力下，國家教育部考試中心頑強抵抗，節節敗退，不得不作出讓步：把客觀題分值的硬性規定，改為各省自由決定，這是語文高考改革的重大勝利。標準化的客觀題，在分值上大大減少，據統計，已從原來的90分變成現在（2006年）的30分左右?！盵17]2001年，孫紹振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標準答案還是荒謬答案》一文，對2001年的高考試題特別是其中的托福模式的詩歌考查題進行無情的批判，成效旋即出現，“國家教委考試中心命題組很快作了開明的讓步，第二年詩歌從托?？荚嚹Ｊ街邢Я恕盵18]。第三，關于高考作文的分值，“福建率先于各省自主命題的第一年（2004年），就把作文分值提高到70分，2008年江蘇追隨福建的腳步，把作文提高到70分”[19]，“上海早在幾年前就把作文分值改為70分”[20]，2009年，福建省高考作文來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作文加到80分”[21]。

另外，孫紹振于2007年上書教育部的時候，提出語文高考只考一篇作文，分值150分，這是否有一種策略考慮的因素在里面呢？因為，在這前后，他提出語文高考作文分值并沒有達到150分，如2005年，他提出，“在確定作文分值的時候，一方面要考慮到歷史的傳統（作文占80%以上，合120分），又要考慮現實（20年來，作文只占40%，即60分），過激則教師和學生不能適應，過緩則不能改變當前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二元化的沖突。折衷一下，90分上下，既有改革的力度，又有可接受性。從分步進行的策略來說，可能是個比較穩妥的臺階?！盵22]其中提到“分步進行的策略”的字眼，可見他的改革主張不是沒有深思熟慮的策略因素在內的。2011年，他在接受《語文建設》記者訪談時說：“按照我的理想，作文得占120分才比較合理”[23]。筆者認為，綜合孫紹振多次言論，他理想中的高考作文分值為120分，提出高考作文150分客觀上起到一種策略的作用，即其中的30分差距是應付中國人在改革過程中的“討價還價”和“調和折中”。

雖然從改革的總體成效來說，還不盡如人意。如高考作文的分值在若干省份有所提高，但仍沒有突破90分；提高高考作文分值的省份尚不多；高考試卷中的主觀性試題增加了，但是部分主觀題“換湯不換藥”，有“主觀題客觀化”的傾向[24]；托?？荚嚨牧鞫具€沒有徹底肅清。種種現象說明孫紹振的語文改革目標還沒有完全實現，但是，毋庸置疑，畢竟取得了如上所說的一些階段性成果，“拆掉屋頂”的任務雖沒有最終完成，改革的“窗”卻打開了一扇，看到了一線改革的曙光，所以對孫紹振的語文改革工程不必持悲觀態度，因為任何改革都要經歷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我們期待著！

（本文為福建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常規課題“‘閩派語文的創新性和啟發性研究——兼論其對高校中文教學的啟發意義”項目資助成果，項目編號：FJJKCG13-116。）

注釋：

[1][11]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頁，第287頁。

[2]魯迅：《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3][4][6][7][9][15][16][17][18][19][20][21][24]孫紹振《孫紹振論高考語文與作文之道》，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第10頁，第7頁，第8頁，第11-12頁，第63-64頁，第69頁，第77頁，第19頁，第102頁，第67頁，第102頁，第19頁。

[5][22]孫紹振：《打破語文高考六十分僵局》，中華讀書報，2005年3月9日。

[8]孫紹振：《批判與探尋：文本中心的突圍和建構》，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4頁。

[10]見《著名學者孫紹振建議高考只考一篇作文》，語文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24期。

[12]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617頁。

[13]沈鵬年：《魯迅與<新青年>同人關系探索之五》，文匯報，1962年9月25日。

[14]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頁。

[23]李節：《作文教學的癥結——孫紹振教授訪談》，語文建設，2011年，第11期。

（古大勇 福建省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 362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