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運動歷史上的幾個“謎”

陳大斌

1964年，毛澤東發動“農業學大寨”運動，至今已經半個世紀了。由于這場運動持續時間長，開展得普遍深入，影響遍及中國農村各個角落，所以至今仍為不少人關注，各種議論也仍然不絕于耳。不用說對這場運動興起的背景，對農業農村及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對運動中政治人物的評論等這些深層次問題還有許多不同認識，就是對運動中的一些基本史實，也還存在著不同說法?！稗r業學大寨”運動歷史留下的一個個“謎”，等待解開。

“謎”之一：毛澤東“農業學大寨”號召是何時發出的？

這個“謎”早在40年前就已經出現。當時，筆者曾參與尋覓謎底，可惜無果而終。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毛澤東發動的，運動從1964年開始，這些基本史實似乎早成定論?！拔幕蟾锩北l后，報刊媒體上每當有“農業學大寨”這幾個字出現時，都要排黑體字加上引號，稱“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語錄。從那時起，一直沿用了十幾年。所以，毛澤東1964年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的說法，早成定論。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條被沿用多年、人人盡知的“毛主席語錄”，卻在所有的檔案資料里都查找不到它的直接出處。

當年，筆者曾經親身參加過對這條語錄出處的查找。

1974年，我被新華社派到大寨、昔陽縣“蹲點”調研一年。這年3月，新華社總社國內部農村組給我們下達任務：立即著手準備搞“農業學大寨”10周年的報道。

在研究如何組織報道時，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毛澤東關于“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是1964年何月何日在什么場合發出來的？

我們向總社農村組提出這個問題，農村組的領導說，在北京一時查找不到具體日期和出處，要我們在大寨、昔陽縣和山西省細細查詢。

在昔陽縣，我找了幾乎所有應該找的人，細細翻閱了縣檔案館里有關檔案，查看了一切能查到的資料，卻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這條“語錄”的出處，也沒有一份材料可以作為權威證明。

在昔陽縣現有的材料中，最早出現用黑體字印刷的“農業學大寨”這一口號，是在1967年2月昔陽造反奪權后，縣革命委員會出版的油印小報《大寨烈火》上。這份小報上刊載了當時陳永貴的一次講話，說毛主席1964年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但這一號召發出的具體日期、場合都沒有交代。我問了陳永貴，他說當時上上下下都是這么說，自己是跟著說的，并沒有什么確切的根據。

另有幾份材料雖然提到了具體日期，卻相互矛盾：郭鳳蓮1973年10月8日在一次講話中說，毛主席1964年1月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而時任昔陽縣委副書記的王貴科在一次講話中則說是1964年12月發出的。

我們詢問了這兩位當事人，他們都說不記得當時是根據什么說的了。

之后，我又專程跑了一趟太原，到山西省委、《山西日報》等多個單位查詢，結果還是空手而歸。

在我到處查找的同時，新華社山西分社也在查，中共昔陽縣委、大寨黨支部還通過陳永貴，在北京向中央有關方面查詢。后來，中辦等單位正式回復：經過認真查找，檔案中未查出1964年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的原始出處，更沒見到毛主席親筆書寫的這5個字的手跡。

連續一兩個月的查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8月30日，新華社紀念“農業學大寨”運動10周年的長篇報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了昔陽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播出，全國各大報紙均在8月底9月初刊出。在這篇報道中，只能籠統地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已經10年了?！钡胶卧潞稳帐钦?0年？為什么8月來發這篇報道？稿子里均無法作出交代。

接著，大寨所在的中共山西省晉中地委紀念“農業學大寨”指示發表10周年的慶?；顒佑?月舉行。對于毛澤東發出這一號召的具體時間，不論是晉中地委領導和參加活動的代表們的發言，還是會議文件及會后媒體報道，都是含糊其辭，籠統地說：“毛主席1964年發出‘農業學大寨的指示?！?/p>

但這次尋找還是大有收獲的。在查找過程中，有些20世紀60年代在國家或山西省農業領導部門工作的老同志向我們指出，毛澤東最早說的不是“農業學大寨”，而是“農業靠大寨”，“靠大寨精神”。有人還拿出了書面材料。毛澤東最早講到大寨，是在1964年5月10日、11日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在討論國家計委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時，毛澤東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要在種好16億畝耕地的基礎上，建設4億畝穩產高產農田，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不要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1964年內，毛澤東還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講過大寨，但都是講“農業靠大寨”或“靠大寨精神”。這一年的12月7日，毛澤東在批準國家計委擬定的長期計劃程序時，又一次說到“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工業靠大慶精神”。

在北京的查詢過程中還發現，1965年11月1日《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在北京舉行時，展廳大門前有一塊醒目的橫匾，上面寫的也是“農業靠大寨”幾個字。為慶祝此次展覽開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目也是《農業靠大寨精神》。展覽會后，利用展覽材料編印了《各地有大寨》一書（1966年2月農業出版社出版），時任中央農村政治部副主任的秦化龍在該書序言中寫道：“農業靠大寨，這是我們在實踐中不斷得出來的寶貴經驗?！?/p>

1966年4月，由山西省委農村政治部編印的《按毛澤東思想辦人民公社》一書在前言中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發展農業靠大寨，靠黨的政策，靠5億農民的積極性?！?/p>

“農業學大寨”這5個字作為毛澤東的“語錄”，在1964年、1965年這兩年間均未出現過。接著再找下去，發現作為毛主席語錄，最早出現于1966年8月。這年8月1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2日發表的公報說，全會完全同意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完全同意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的討論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即23條；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近4年來提出的一系列英明決策，主要是關于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號召。從此之后，“農業學大寨”便作為“最高指示”被廣泛引用。endprint

查到這里，似乎是找到了毛澤東的這一號召的出處。甚至有人以此為據，說毛澤東的這一號召發于1966年8月。但是，嚴格地說，這次中央全會公報并沒有講明毛澤東在何時何地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只是很籠統地說是“近4年提出的”幾項決策中的一項。所以，最后還是沒有真正查到“農業學大寨”這段語錄的出處，因為公報既沒有說明“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是1966年發出的，也沒有否定是1964年發出的（1964年也屬公報所說的“近4年來”這一時間段）。

至于多次使用的“農業學大寨”這幾個字的毛澤東手跡的出處，當時也沒有查看到。后來查閱到中國農業博物館藏品資料處研究員肖克之寫的一篇題為《農業學大寨的由來》的文章（《當代中國研究》1996年第二期），該文說，毛澤東這5個字的手跡最先出現在1970年1月我國在阿爾巴尼亞舉辦的“中國經濟建設成就展覽”上。該展覽大廳中展出毛澤東3幅手書條幅，其中之一就是“農業學大寨”。但是，這幅毛澤東的手書是他親自題寫的，還是辦展覽的人集字拼出來的，肖文并沒有說明。

謎之二：“農業學大寨”運動是哪一年開始的？

因為沒有檔案材料證明毛澤東“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是1964年發出的，所以就有人提出，說“農業學大寨”是1964年開始的缺少根據，有人還以此為由認為“農業學大寨”運動是1966年8月后才開始的?！稗r業學大寨”運動究竟始于何年，這又成了一個“謎”。

對這個問題，我的認識是明確的：即使毛澤東“農業學大寨”這一語錄確實不是出自1964年，但說“農業學大寨”運動從1964年開始，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稗r業學大寨”這個口號作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正式發表出來，時間可能要晚一兩年，但作為中央的決策，即樹立大寨為全國農業戰線的學習榜樣，號召全國農村學習大寨精神，推廣大寨經驗，則在1964年就已經確定了。

這樣說是有根據的，我們可以排出這樣的一個時間表：

（一）1964年3月，時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當面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大寨及陳永貴的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關注。

這次重要匯報是于3月28日至29日，在?？吭诰V鐵路邯鄲市郊的毛澤東的南下專列上進行的。關于匯報內容，近年來的報刊上多有披露，陶魯笳也有著述作了回憶。這次匯報內容豐富，很有說服力，真正打動了毛澤東。其內容概括起來要點如下：

1、陳永貴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帶領群眾苦干實干，深受群眾愛戴。陶魯笳說，陳永貴要求每一個黨員的勞動要好于一般群眾，支部委員要好于一般黨員，支部書記要好于一般委員。他認為只有這樣，黨支部才有資格領導生產。

大寨黨支部有這樣一個口號：“參加生產，領導生產?！泵珴蓶|聽了大加贊賞，說：“很好嘛！像打仗一樣，紙上談兵不行；你不參加打仗，怎么指揮戰爭呢？”

2、陳永貴創造的帶有強烈平均主義色彩的評工計分辦法，特別引起毛澤東的興趣，他當即說，這個辦法好！評工計分就是不要搞繁瑣哲學，有差別又不懸殊。毛澤東說，這樣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這時，毛還講了戰爭時期根據地實行供給制，幾十萬人過平均生活，不講物質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勵干得很好的那段廣為傳播的話。這也是毛澤東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

3、陶魯笳告訴毛澤東，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干，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所以很有效。正如他說的，集體生產有了新套套，才能變思想，變技術，變土地，才能穩產高產。從建立初級農業社以來，大寨堅持十年造地，年年改變生產條件，年年增產，年年增加上繳國家的征購糧。

4、最打動毛澤東的，是大寨1963年抗擊特大山洪的突出事跡。陶魯笳說：“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陳永貴正在縣里參加人代會。他知道后，立即繞山路回到村里。群眾一見他就說：‘永貴，你看這么大的災，咱們怎么活下去呀！有些人甚至哭了起來。陳永貴先問大家，人沖走沒有？牲口沖走沒有？大家說沒有。他挺起腰桿，說：‘沒有沖走一個人，也沒有沖走一頭牲口，這就是大喜事，應該開慶祝會，還哭什么？毛主席說過，人是第一寶貴的，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老天爺是個紙老虎，欺軟怕硬，你硬了，它就軟了。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只手，靠兩只手我們就可以改天換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就這樣，他把全村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斗地，果真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跡。被洪水沖倒在泥漿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來，培土施肥，千方百計地救活了。結果，除了少量完全被沖垮了的梯田絕收外，糧食畝產獲得了700多斤的高產紀錄。接著，他們研究了洪水為害的規律，修訂第二個十年造地規劃，建設抗御旱澇能力更強的穩產高產的新梯田。被洪水沖毀了的舊大寨，也按照統一規劃，用集體的公共積累重建家園。他們以白天治坡、夜里治窩的驚人毅力，建起了煥然改觀的新大寨，僅僅半年多時間，半數社員就歡欣鼓舞地搬進了新居。這真是個奇跡！”

陶魯笳還向毛澤東匯報說，在抗洪斗爭中，陳永貴還總結出“自力更生十大好處”，硬是不要國家一分錢，自力更生重建家園，發展生產。

毛澤東聽到這里顯然深受感染，他問陶魯笳，陳永貴的名字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上寫了“陳永貴”3個字給毛澤東看，并對他說，陳永貴42歲掃盲，今年50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不久前，他在太原作報告，作家趙樹理聽了很佩服，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毛澤東聽了十分感慨：“陳永貴識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說完這些，毛澤東問陶魯笳，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指新華社通訊《大寨之路》及《人民日報》社論）我沒有看。隨即，陶魯笳讓秘書把那天的《人民日報》找來，連同預先準備匯報的有關陳永貴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給了毛澤東。endprint

通過這次匯報，毛澤東對大寨和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他們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更是剛剛走出“三年困難”陰影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最需要發揚的革命精神。大寨人那種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打動了毛澤東。在離開邯鄲繼續南行的路上，他每到一地就要給當地干部講大寨，講陳永貴，講的重點是大寨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的成績。

1964年5月10日到11日，在聽取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匯報時，毛澤東指出，搞農業要靠大寨，要自力更生。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農業上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

毛澤東了解大寨和陳永貴，這是他把大寨樹立為全國農業戰線學習榜樣的關鍵一步。

（二）在毛澤東了解大寨的基本情況后，中共中央、國務院接著又做了一件重要工作。1964年4月，國務院派出以時任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為組長的調查組，赴大寨進行實地調查。從4月21日到5月12日，調查組在大寨村及周邊做了深入調查。

這次調查是有著明確的目標，帶著中央及國務院領導的指示，來實地考察、核對大寨的有關情況，供中央做決策的。調查組工作結束時，廖魯言在與大寨干部、群眾的談話中就明確說，現在是“怎樣把大寨紅旗舉得更好”的問題。他說的是“大寨紅旗”，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說法，顯然不是一個部長可以自作主張這樣說的。接著，他說得更清楚了：“全國工業上樹立大慶，農業上樹立大寨，這面旗幟垮下去可不行?！憋@然，中央已經初步確定要樹立大寨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紅旗。這次調查核實后，就可以做出最后決定了。

廖魯言帶領的調查組全面核實了有關情況后，證明大寨確實是一個過得硬的好典型，為中央在全國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進一步創造了條件。

（三）在做好以上幾項準備工作之后，中央很快就決定將大寨作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在全國開展學習大寨的群眾運動。決定是何時做出的，尚未有確實的史料證實，但在不久之后，中央就以不同的形式向全國人民宣布了這項決定。

最早公開這項決策是在1964年10月1日國慶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國慶講話中說，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已在全國展開。

第一次向全國人民鄭重公布這一重要決策，是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出全國人民“都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的號召。

周恩來在報告中還向全國人民介紹了大寨，他說：“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彼€對“大寨經驗”做了系統、全面的概括，明確提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边@3條后來被稱為大寨的3個基本經驗。

有了以上幾個方面的事實做依據，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農業學大寨”運動是1964年開始的。

謎之三：“農業學大寨”運動應當分成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嗎？

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在“農業學大寨”運動終止，開始總結其經驗教訓的時候。

最早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孫啟泰、熊志勇兩位學者。1990年，孫、熊兩位在自己的著作《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一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提出把“農業學大寨”運動分成兩個階段，即以1966年8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為分界點，這以前是“學大寨、趕大寨”運動；這之后的十多年為“農業學大寨”運動。

孫、熊兩位寫道：從兩次學大寨運動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前后兩個階段中的顯著區別。首先是指導思想的不同。開始學、趕大寨的主導思想，是強調生產建設，強調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苦干實干。而與“文革”同步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則是一場深刻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早期的大寨，主要是“生產典型”，而“農業學大寨”運動則變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繼續革命的旗幟和樣板”，地道的“政治典型”。還有，歷史條件不同、運動的規模和影響深度不同。是“文革”的興起和深入，打破了所謂學大寨運動“受阻”的局面，真正形成了“大氣候”。美國學者譚寧邦也認為：由于“文革”的深入，全國性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才得以興起和發展，“最后成了一個農村里面不可比擬的政治力量”。第三，毛澤東把大寨樹為政治典型后，大寨的身價陡增，在高度集權和狂熱的個人崇拜氣氛下，“一句頂一萬句”的神話思潮驅動著億萬盲從的農民。農業學大寨運動因“圣人言”，而走上了它惡性發展的道路。

孫、熊兩位學者的這一見解，有一定影響。筆者認為他們的分析是極有意義的“一家之言”，他們明確地指出，“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發生了本質的“蛻變”。

的確，在1964年至1965年間，報刊宣傳也好，領導機關的表彰也罷，都是把大寨當成一個“自力更生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來看待的?！度嗣袢請蟆?964年2月發表的贊揚大寨的社論，題目便是《建設山區的好榜樣》。毛澤東最初對大寨的贊揚最突出的也是大寨的自力更生，發展生產，不要國家的錢。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起，陳永貴就扯旗造反，先參與奪山西省委的權，當了省革委會副主任，繼而再帶頭奪昔陽縣的權，出任縣革委會主任，迅速完成由“生產能手”向“革命闖將”的轉變，大寨從生產典型變成了“繼續革命”的政治典型?！稗r業學大寨”運動也成了推行“左”傾錯誤的政治運動。

這個變化是帶根本性的“蛻變”。但是，是不是可以根據這些變化就認定“農業學大寨”運動有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甚至認為是兩個不同的運動呢？

筆者對此持否定的態度。我們看那幾年間的歷史現象時，既要看到所謂前后“兩個階段”形式上的不同，也要看到兩者本質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認清在當時的形勢下，毛澤東為什么要樹立一個全國農業戰線學習的大寨紅旗呢？最初時，毛澤東的確突出贊揚過大寨自力更生發展生產、不要國家的錢。但是，如果從國內外斗爭形勢來看，事情就不那么簡單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