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式教育在精神發育遲滯幼兒中的療效研究

牛國輝 熊華春 朱登納 王軍 李科科

引導式教育在精神發育遲滯幼兒中的療效研究

牛國輝 熊華春 朱登納 王軍 李科科

目的 探討引導式教育對精神發育遲滯幼兒的療效及年齡、病情程度對療效的影響。方法 精神發育遲滯幼兒256例, 按照家長意愿分為治療組142 例, 對照組114例。對照組常規給予運動療法、作業療法、語言訓練等一對一的康復訓練, 治療組除以上方法外加用引導式教育。對兩組治療前后DQ結果進行對比分析, 并觀察兩組不同年齡、不同病情程度的療效。結果 兩組治療后及兩組內部治療前后DQ值對比,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總有效率、兩組不同年齡段間的總有效率＜2歲治療組與對照組的總有效率比較,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2～3歲治療組與對照組總有效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輕度、中度與重度病情不同患兒, 治療前后DQ差值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對幼兒精神發育遲滯患者來說, 在傳統康復治療基礎上采用引導式教育療效顯著,年齡越小, 病情越輕, 療效越好。

引導式教育；精神發育遲滯；幼兒

精神發育遲滯(mental retardation, MR)也稱為智力低下,是發生在發育時期的智力殘疾, 是兒童各類殘疾中患病率最高、危害性最大的一種殘疾。引導式教育架起了教育與康復的橋梁, 將康復融于教育之中, 培養兒童的興趣, 使兒童主動學習和解決問題, 從而全面掌握社交技能, 提高日后的社會實際生活能力。目前引導式教育在腦性癱瘓患兒中應用較為廣泛, 但在精神發育遲滯患兒中應用較少。1～3歲是精神發育遲滯患兒康復治療的關鍵時期, 本文旨在研究引導式教育對MR幼兒的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擇2010年01月～2013年06月, 就診于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康復醫學科門診, 年齡1～3歲, 精神發育遲滯患兒256例。治療組142例, 男82例, 女60例；輕度69例, 中度42例, 重度31例；＜2歲79例, 2～3歲63例。家長不愿意接受引導式教育的為對照組114例, 男68 例,女46例；輕度53例, 中度34例, 重度27例；＜2歲65例, 2～3歲49例。兩組年齡、性別、臨床表現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患兒監護人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 1. 1 納入標準 ①符合精神發育遲滯的診斷標準［1］。②年齡1～3歲的患兒, 性別不限。③家長同意并配合治療者。

1. 1. 2 排除標準 ①有嚴重的聽力障礙及極重度精神發育遲滯者。②不合作及治療時間不足3個療程者。③合并有精神病及嚴重癲癇者。④染色體病及遺傳性代謝性疾病者。

1. 2 評估方法 采用Gesell 發育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hedules, GDS)中文修訂版 (北京市兒童保健所修訂), 由專門接受過培訓的人員對受試者進行測試。評估室內光線充足、安靜, 評估時患兒精神狀態好。以適應性發育商(DQ)作為智力落后評估標準：輕度：DQ 50～69；中度：DQ 35～49；重度：DQ 20～34。應用嬰兒-初中學生生活能力量表進行社會適應能力評估。

1. 3 治療方法

1. 3. 1 常規康復治療 兩組患兒均常規給予運動療法、作業療法、語言訓練等一對一的康復訓練, 以提高其運動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交能力, 由治療師完成。1次/d, 30 min/次, 療程為3個月；根據每位患兒存在的問題及各年齡階段所涉及的社會適應能力需求, 制定個性化的指導內容, 包括認知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及社會適應能力訓練等內容, 并指導家長訓練方法, 囑其加強日常訓練。

1. 3. 2 引導式教育治療 治療組除以上方法外加用引導式教育：根據評估結果, 對患兒運動功能、姿勢、肌力和神經反射及心理發展水平等做出綜合評價, 根據結果, 制定引導式教育訓練計劃。遵循幼兒正常發育的規律及生理、心理特點, 針對性地將大運動、精細動作、認知、語言、社交、適應性等方面的訓練內容編排在引導式教育課程中, 多個方面共同進行干預。同時按照患兒年齡、智力發育程度等進行分組。對每個患兒每天記錄, 每周小結, 每月總結, 了解進步情況及訓練效果, 以便修訂訓練計劃。1次/d, 45 min/次, 療程為3個月。

1. 4 療效評定 治療3個月后進行評定。顯效: DQ提高15以上, 社會適應能力明顯提高；有效: DQ提高10～14, 社會適應能力有所提高；無效: DQ提高10以下, 社會適應能力基本沒有提高?？傆行?(顯效+有效)/總例數×100%。

1. 5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R×C資料的χ2檢驗, 三個樣本均數兩兩比較的q檢驗(Newman-Keuls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DQ值比較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DQ值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t=0.9362, P＞0.05)；治療組、對照組治療前后自身對比DQ值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11.4925, 5.1385, P均＜0.05), 說明兩組均能提高DQ值；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后對比DQ值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3.7989, P＜0.05), 說明在提高DQ方面, 治療組優于對照組。見表1。

表1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DQ值比較(±s)

表1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DQ值比較(±s)

組別例數治療前治療后tP治療組14246.8±11.2161.6±10.4811.49250.0000對照組11448.2±12.6956.4±11.375.13850.0000 t 0.93623.7989 P 0.35000.0002

2. 2 治療組與對照組不同年齡段治療前后療效比較 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89.4%, 對照組的總有效率為77.2%,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0474, P＜0.05)；治療組中＜2歲總有效率為94.9%, 2～3歲總有效率為82.5%,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7016, P＜0.05)；對照組中＜2歲總有效率為84.6%, 2～3歲總有效率為67.3%,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7322, P＜0.05),＜2歲患兒中治療組與對照組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282, P＜0.05), 2～3歲患兒中治療組與對照組總有效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3.4773, P＞0.05), 見表2。

表2 治療組與對照組不同年齡段治療前后療效比較

2. 3 治療組與對照組在治療前后輕、中、重度DQ 差值比較采用三個樣本均數兩兩比較的q檢驗(Newman-Keuls法),結果顯示治療組與對照組在治療前后輕、中、重度DQ差值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 說明病情越輕, DQ值提高越大, 見表3。

表3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DQ差值比較(±s)

表3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DQ差值比較(±s)

注：治療組與對照組比較, P＜0.05

組別例數輕度中度重度治療組1429.4±1.677.8±1.944.2±2.01對照組1146.8±1.465.4±1.732.3±1.85

3 討論

MR是發生在發育時期的智力殘疾, 主要表現為感知、記憶、語言和思維等方面的障礙, 是對兒童危害性最大的一種殘疾。本研究選取年齡為1～3歲, 1歲以前患兒年齡較小,對治療依從性差, 3歲以后智力提高的難度大大增加。1～3歲是兒童智力發育的關鍵時期, 針對此年齡內MR的幼兒進行早期干預治療, 可以取得較好療效［2］。

本文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MR患兒均療效顯著, 說明運動療法、作業療法、語言訓練等康復訓練是對MR有效的治療康復手段。兩組治療前后DQ值對比結果顯示以引導式教育為主的綜合康復治療較對照組療效更為顯著。這是因為引導式教育不是單純的康復技巧或治療方法, 而是一個以教與學互動為本, 從而達到功能康復的復雜而完整的體系, 它通過教育的方式使功能障礙者的異常功能得以改善或恢復正常。通過培養兒童的興趣, 使兒童主動學習和解決問題, 全面掌握社交技能, 提高日后的社會實際生活能力。目前對精神發育遲滯的治療主要是運動療法、作業療法、語言訓練等康復訓練, 這種一對一的訓練方式, 主要針對單一功能的康復, 而MR患兒存在運動、感知、記憶、語言和思維等多方面的障礙, 主動參與訓練的意義重大［3］。因為任何功能或技能的獲得都是通過反復學習才能達到, MR患兒更需如此。應用豐富多彩的引導式教育內容和手段, 如節律性意向、音樂和游戲等充分調動兒童的興趣, 激發他們主動學習的熱情。

不同年齡組MR患兒治療前后的療效對比顯示, 年齡越小, 療效越顯著。2歲以前, 腦處于迅速生長發育階段, 可塑性很大, 是樹突和觸突發育的重要時期, 許多神經通路、條件反射在這段時間建立。早期干預正是基于這一理論, 使受損的大腦得以最大程度的康復。研究證明, 及早設計科學的干預措施［4］, 通過豐富的環境刺激和合理、有計劃的訓練,可使患兒向正?；姆较虬l展, 改善MR的預后。但在2～3歲年齡組治療組與對照組之間療效并無明顯差異, 推測可能與此年齡組年齡偏大, 治療時間偏短有關, 具體情況需要延長時間進一步觀察。本研究結果表明, 對病情輕重程度而言,病情越輕, DQ值提高越大, 療效越好。因為病情越輕, 患兒主動參與引導式教育的能力越強。

綜上所述, 對幼兒MR患者來說, 在傳統康復治療基礎上采用引導式教育療效顯著, 尤其對輕中度MR建議應早期采用此方法, 以提高他們的智力水平及社會適應行為能力,使之盡早回歸社會。

［1］ 吳希如, 林慶.小兒神經系統疾病基礎與臨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0:640-641.

［2］ 金妍, 冉平, 陳樹立.經顱磁刺激結合穴位注射早期治療智力低下幼兒療效觀察.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11, 17(12):1167-1169.

［3］ 景玉珍, 周青蕊.引導式教育對高危兒腦損傷早期干預的療效.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 2012, 18(6):527-529.

［4］ 鮑秀蘭.重視高危兒的發育風險和早期科學干預對策.中國兒童保健雜志, 2011, 19(5):393-397.

Effect of conductive education on young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NIU Guo-hui, XIONG Huachun, ZHU Deng-na, et al.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450052, China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nductive education on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ifferent ages and degree of epathogenetic condition on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0 to June 2013, 256 case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142 cases ) and control group (114 cases ) according to the parents’ intend. All children

one-on-o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cluding physical therapy,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speech therapy. Additionally, children from the treatment group also got conductive education. The inter-group and inner-group comparison of DQ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evaluated,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age and degree of epathogenetic condition on the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The inter-group and inner-group differences of DQ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total curative rate in both group s were significant(P＜0.05). Children less than 2 years old revealed better curative rate in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ildren between 2～3 years old. The differences of DQ in children with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ill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nductive education has a favorable effect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The younger and the mildermorbid condition, the better the outcomes.

Conductive education；Mental retardation; Children

2014-03-27］

450052 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腦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