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現代社會的壓艙石

景凱旋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人們也漸漸熟悉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術語。有經濟學家指出，這一陷阱主要包括收入差距過大、過度城市化、產業升級障礙、資本開放危險，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金融危機等，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拉大。

經濟平等是人類的一個永恒話題，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曾告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币呀浾劶吧鐣敻慌c公平分配的關系。這些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學者認為，孔子主張“均無寡”是強調穩定而忽視發展。當今時代，追求社會穩定的方法首先是快速發展經濟，而不是讓所有人在低水平上收入平均。

這種看法無疑很有道理，但孔子的話卻更具對人性的洞察，因為“患不均”不僅是指生活水平，其實也是指人類普遍和深層的心理，即對公平的渴求。改革前的平均主義固然是荒謬的，但同時也應當看到，貧富懸殊同樣會導致社會不安定，即使這只是一種相對的貧困。正是基于此，社會學家們才發明了一個基尼系數，以此來判斷社會分配的公平程度。一般來說，基尼系數高于0.5即可視為嚴重的貧富不均。

據美國彭博社近日報道，美國密歇根大學即將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中國2010年的基尼系數為0.55，其貧富差距在二十年間擴大了一倍，甚至超過實行自由放任主義經濟的美國。這一調查也印證了許多中國人的生活感受，在調查排名中社會不公甚至排在貪腐和失業之前。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同時巨大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底層社會的不滿。其社會心理不全是由于平均主義思想的殘留影響，而是由于社會財富資源和分配不公。很少有人對民營實業家、職業運動員和演藝人士的巨富感到憤怒，便是一個明證。換言之，人們憤怒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權錢交換的市場關系。

這些年中國市場經濟產生了奇跡，令世界矚目，但同時必須承認，這仍是一個尚待完善的市場經濟。其特點是，權力自始至終就與市場緊密相連。造成社會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干預，導致市場發育不充分，簡言之，對市場不該做的它做了，該做的它卻又做得不夠。

無論是企業改制，或賣地賣礦，一些獲利者往往都有權力背景，要么是原企業官員，要么是官商雙贏，實質上是在權力運作下掠奪社會財富，使得一些有錢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滿原罪。當這些財產轉化為各種合法投資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馬太效應，使得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如何規范財富獲得公平性，將是后三十年改革的重要命題。

近日，《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過審批，據稱某行帶頭降薪：領導降一半，員工降一成。這是打造社會公平重要的一步。央企在理論上屬于全民財產，其高管卻一邊享受政府官員待遇，一邊領取超百萬年薪，享有官員與商人的雙重好處。此外，在任何國家，合理的稅制都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途徑。稅改不能“窮人為富人納稅”：一方面是個稅起征點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稅負過重，另一方面是累進稅只征管工資收入，不征管財產收入，從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階層稅負不對等。

市場經濟需要有競爭，需要有結果的不平等。但如果說自由競爭是社會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這艘船的壓艙石。在社會分配上不能是贏者通吃，否則社會這艘船就會失去平衡，發生傾斜。用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話說，這就是“公平的正義”問題。這位反對傳統功利主義的西方學者認為，正義是一個社會合作體系里的最高價值，而他所說的正義主要就是指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劃分方式，因而也可稱作是分配正義。

羅爾斯承認社會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這個不平等必須是可控的，符合社會整體的合作發展的；其正義第二原則即認為，對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應作如下安排，即人們能合理地指望這種不平等對每個人有利，尤其應當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原則雖然在排序上次于正義第一原則的自由，但如果受到嚴重破壞，第一原則的自由也將面臨危險。

事實上，世界發達國家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像北歐諸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等，其貧富差距并不大，多數人普遍沒有社會不公的感受。而在發展中的中國，尚有許多人未達到溫飽生活，其基尼系數卻遠遠超過紅線，導致仇富現象時時出現。對此，不應只是讓權力退出市場，同時還應發揮政府對社會再分配的調節作用。

這才是打造公平社會應有之義，也是政府應負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