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史海鉤沉中拾貝

麥宇曼

迄今為止，在中國首個以“藍色和海洋”為主題的學術演講平臺——藍色青島大講堂上發表演說的六位知名學者中，余秋雨先生與葛劍雄教授二人，可謂視角相近，所見亦略同。

他們都是中國文化史大師，擅于從歷史源頭生發，平鋪直敘，順流而下，沿著編年史娓娓道來。在一件又一件饒有趣味的橋段中，提煉出獨特新穎的觀點。甚至于，兩人的某些結論亦出奇地相似，他們都認為：中國與它所面臨的大海歷經幾千年的恩恩怨怨、離離合合，最終還是要融為一體，中國曾經拋棄了海洋，也被世界拋棄，而今海洋以它廣闊的胸懷重新接納中國，中國不應再次失去機遇。

儒家學說的現代性

與葛劍雄教授的學術交流，是在早餐的飯桌上開始的。談到山東是儒家發源地，自然就談到孔孟之道、儒學的現代應用等老話題了。曾經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過《荀子的啟示》的葛劍雄，表達出他對儒學未能與時俱進的憂慮。

他似乎更愿意把抽象的儒學原則具化為世俗生活中人們為了生產生活方便而產生的需要，他更喜歡把聽上去“高大上”的孔孟之道，解讀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實用性要求。

例如，他說，為什么古時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天的年輕男女無法理解，實際上在古代中國的傳統家庭，未婚女子足不出戶，不與外部世界接觸，沒有任何交往圈，對異性一無所知，不可能憑著自己的眼光去尋找到合適的配偶。在這種情況下，不聽父母之命，還能聽誰呢？但是今天的社會不同了，因為適婚年齡大大推遲，青年男女在走入婚姻殿堂之前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異性，因此幾千年的倫理教條不適用了。

記得，葛劍雄在另外一場于廣州的演講中提到：孝道的起源，實際上與農業社會的特點有關，由于農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是一種周而復始的重復，老人的經驗極為重要，

“尊老”就是在這種層面上形成的。而老人要靠兒子供養，兒女還要靠家族，所以中國人形成了家族觀念。而家族要繁衍，所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倫理觀念就在這樣的需要下形成了。

然而，傳統農業社會早已崩潰，儒家學說賴以扎根的土壤不復存在，如果仍然緊緊抱著抽象理念不放，就成了抱殘守缺。何況，儒家學說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洗刷中，已經失去了原本的色澤，經過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實用性調整甚至歪曲后，后來的儒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脫離了孔子的本意。

很明顯的一點，葛劍雄提到，從古到今，有許多儒學的“衛道士”，他們的言論冠冕堂皇、十分動聽，可是自身的行為卻完全是背道而馳，在這種情況下，儒學可以說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復興儒學，與時俱進，需要擺脫糟粕，去粗取精——這當然是近代新文化運動就早早提倡的，到了今天，仍不過時。

一頓早餐，因為與葛教授的交談，而成了一餐文化饕餮，筆者心中許多對于傳統文化的疑慮豁然而解，儒學的真諦與精華，原是如此樸實無華，而非鏡花水月。

地域文化的獨特性

葛劍雄教授的日程表是不是總是那么滿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接受本刊采訪的這一天，他確實很忙碌。早晨七點與我們共進早餐，談天說地，實際上就已經在接受采訪，回到酒店房間，繼續接受我們的專訪。上午十點整，青島電視臺記者拜訪，就山東半島的古代史與東夷文化向他討教。到了下午，則要前往青島市奧帆廣場演藝中心向數百位渴盼已久的觀眾發表現場演說。

面對電視臺記者擺好的鏡頭，葛劍雄又開始了另一個全新的史學話題，展現出極其淵博的學識、極其扎實的功底。

“山東半島曾經有至少幾十個古國，今天一個縣，以前就是一個國，甚至兩個國三個國，因為早期的時候，國就是一個居民點，所以我們講‘萬國。春秋前期，有名有姓的國還有一千多個，齊國講七十二城其實最早就是至少有七十二個國?！?/p>

“不同的時期，‘夷的含義是不同的。比如早期，‘東夷往往包括山東、河北等地，但是到了秦漢以后，因為這一批所謂的‘東夷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那么再講‘東夷指誰呢？就變成凡是中國的東面，那就叫‘東夷，很廣泛，渤海、朝鮮、日本，都通通叫做東夷，所以必須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對象下面，才能討論?！?/p>

電視臺記者之所以請葛教授談膠東半島歷史，大概是因為葛劍雄曾經在百家講壇主講過中國的地域文化。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人們常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譬如南方人習慣吃細糧，北方人喜歡吃粗糧，傣族人習慣住吊腳樓，福建沿海信奉媽祖等等，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今天，每個地方出于經濟發展的渴望、文化名片打造的需要，都在深度挖掘地方歷史，希望探尋出獨特的文化特點，青島也不例外。

不過，葛劍雄作為一個務實的歷史研究者，卻很坦誠地告訴采訪者：自古以來，以青島為中心的膠東地區的文化，與中原地區的差別其實并不大。海風的滋潤與關照只是近代以后的美事，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青島地區非但不是山東的經濟中心，還是相當偏僻的所在。

有時候，一個地方在經濟上發展起來以后，總想在文化上下功夫，想告訴世人：我們不僅僅是今天才發達，在古時候就已很發達。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歷史的蒼白，有時候反而造就近現代的銳氣；歷史的雄厚，有時候反而落得沉重的文化負擔。

并非“學院派”的歷史學者

淵博的學識，獨到的見識，這只是一個教授的學術特征。而能出世，又能人世，這就是學者中更加難得的人格造詣?；蛟S，上海人的務實精神深深浸潤在這個學術人內心，讓葛劍雄從來不拘泥于史書。

葛教授的另一個身份是全國政協常委。他的提案，常常獨到而尖銳，批判程度出人意料。近兩年的“兩會”，他都成為全國媒體記者爭相追逐的對象，因為他敢言。

“葛劍雄何以敢言？更重要的是，為什么葛劍雄能夠在體制內平臺上持續放炮？葛劍雄的‘敢言方法中最重要的是：不越界、注意紅線和留有余地?！薄赌戏街苣芬黄恼略u述說。

《法治周末》則說：“他是文人，卻也曾說著‘黑話，治服過閘北區的流氓。他是學者，卻愿意走出書齋，關注天下之事，積極運用‘公話?！?/p>

此次記者親眼目睹、近身接觸這位史學家，也明顯地感覺到他身上幾乎沒有學究氣。相反，一種時時刻刻警惕著歷史的欺騙、時時刻刻提醒人們拆解思維固化和歷史迷思的作風讓人印象深刻，他的生活作風也充滿個性，他或許是復旦大學里面唯一一個不用手機的教授。不是不會用，而是因為手機招惹各種麻煩，索性不用——這是他自己的解釋，這多少讓記者想起了人們對上海人的固定化評價：“務實，務實，還是務實?！眅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