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杜甫儒禪互補的精神世界

王貞

【摘 要】禪宗思想與儒家思想相互融合，成為杜甫的重要思想來源。特殊的人生經歷使杜甫在回問內心的過程中進行本體思考，在儒禪互補影響下，在處世態度上采取不執一端的中和心態，在人生理想中張揚著推己及人的生命關懷，構成了其精神世界的重要內容。作為以有為本的儒者，與王維、白居易等儒禪兼具的文士不同，杜甫對的儒禪互補必然具有其獨特的意義。

【關鍵詞】杜甫；儒禪；本體思考；中和心態；生命關懷

隋唐時期，儒釋道三家在鼎立紛爭中趨向互補融合，成為社會思潮的一大顯著表現。佛教禪宗積極吸收融合了中國本土思想文化，受到了包括文人士大夫在內的廣泛歡迎。特別到了中唐以后，儒禪互補愈來愈成為士人精神世界和行為選擇的重要內容。這在杜甫身上亦有明顯體現。杜甫一向以儒家者流自居，他的儒禪互補必然有其另一種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還與其頗為復雜的個人遭際密切相關，而其心路歷程的變化、處世哲學的選擇以及社會理想的實現也受到這種思想深深的影響，進而構成了其復雜精神世界的重要內容。

一

佛教發展到隋唐時期，在統治者普遍推崇下獲得迅速發展，所謂“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興”[1]。特別是禪宗作為中國化最高的一支宗派由于在教義上“否定偶像和經懺，不顧規矩方圓”而特別適合士大夫口味，受到青睞。[2] 獲得興盛和廣泛傳播，其中杜甫對于佛教禪宗即很早就有著不解之緣。

對佛教感興趣、研習佛理并不意味著傾心佛門，我們也不能通過帶有禪宗意象的一些詩句而論定杜甫的佛禪信仰。杜甫從未以居士自稱，也并不見其參禪打坐的記載，他也始終沒有割舍妻子而潛心修行?！洞笤扑沦澒克氖住肥嵌鸥Ρ容^有代表性的佛詩作品之一，詩中卻飽含對妻兒的惜別眷戀的濃濃深情，如“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钫Z契深心，那能總箝口?！薄吨]真諦寺禪師》更是明確表示“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倍颊f明他并沒有成為真正的佛教信徒。杜甫雖然曾經有過對儒家思想的質疑，但始終沒有真正舍棄過。而對于佛禪，他主要傾向于一種在精神層面的接近，任何時候都沒有悟入其中。他選擇的始終是與儒家思想相契合的積極成分，在兩者的融合互補中為我所用。關于這一點高適就曾指出：“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安荨缎方褚旬?，此外復合言？”顯然，杜甫是兼具儒禪思想于一身的，對兩者融合互補形成了其精神世界中人生哲學的重要內容。

二

佛教傳入中國后，以心性思想為核心，在與中國本土思想融合中逐漸中國化。禪宗正是這一趨勢的突出代表，它積極吸收各家思想特別是早期儒家思想，豐富和發展自身的理論。而佛教禪宗的精致和思辨也為一些儒學家積極吸取借鑒，從而使兩家以心性論為中心，在很多問題上形成了精妙的契合，正是在這一思潮下，杜甫思想中逐漸形成了回向內心的本體思考、不執一端的中和心態和推己及人的生命關懷。

1.回問內心的本體思考

禪宗以“直指人心、識心見性、見性成佛”為其經義要旨，主張“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佛?！边@種以佛性論作為眾生覺悟解脫的理論依據，正是受到儒家性善論的啟發。而無論佛禪的佛性論還是儒家的性善論，都突出人性本具的完美性，都引導人們向內磨礪，完善心性。杜甫經歷了社會戰亂和個人不幸的重重打擊后，逐漸在儒禪的融合互補中反觀內心，進行本體思考。

2.不執一端的中和心態

杜甫一直將“致君堯舜”作為人生政治理想而執著追求。長安十年，他為求仕而飽嘗艱辛，但仍努力奔走；戰亂逃難時，他追隨后主，孓身覲見，“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然而在踏上仕途的短短兩年之后，他卻主動棄官西去。廣德二年（764年），任工部員外郎不到半年后再次卸職，短暫的政治生涯也隨之徹底結束，這不能不說是在杜甫心路歷程中一次巨大轉折。拋開當時的社會和政局因素，從主觀來看，正是儒禪的融合互補讓他逐漸安命現實，從身心疲憊的執著仕進中解脫釋懷，并且辭官之后對功名利祿也能夠淡泊處之。作為一種處世方式，這種心態成為杜甫面對社會的混亂污濁及人生不幸的重要選擇。

另一方面，雖然放棄了曾經執著追求的政治理想，然而杜甫卻并未掛冠歸隱，遠離世間。他的思想一直是積極的、入世的。對陶淵明等隱逸之士的避世修道的方式他并不認同，“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啟是足，默識盡不早?！痹谒磥?，陶淵明雖身處世外，但并不能真正脫離現實而達到理想境界，故不足稱道。因此，對于佛道二教，杜甫雖然都有接近，但是他更加青睞的卻是禪宗。正是在儒禪互補中形成不執一端的中和心態，使杜甫始終立于現實，積極人事。這也是后代大多數士人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

3.推己及人的生命關懷

杜甫雖然一生命運多舛，晚年還長期處于漂泊卜居中，但卻并沒有放棄對他人的關懷。他設身處地為他人特別是弱者著想，給予深切的關愛和同情，甚至以犧牲自我為代價。當困居長安、饑寒交迫時，他感傷“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婦田賦無消息”；當遭到“入門聞嚎啕，幼子餓已卒”的巨大打擊時，他又掛念著生計更艱難的邊遠黎庶：“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為體恤無食無兒的老婦，他叮囑友人“即防遠客隨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蓖瑫r還想起了同遭不幸的無告者：“已訴征求貧到宿，正思戎馬淚盈巾?！鄙踔翆τ谀切┦篱g弱小的生命亦滿懷深情。

三

唐代兼受儒釋影響的文士中，王維、白居易是尤為典型的代表。王維自幼奉佛，佛學修養很深。他長年蔬食長齋，“不衣文采”，退朝后坐禪誦經，玄談為樂?！叭旯戮右皇?，屏絕塵累?！倍拙右诐撔南蚍?，晚年更是以禪宗意趣適意自得，“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 [12]卷166無論是王維還是白居易，其身上的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到后期特別是晚年都已表現的很不明顯，他們更像一個飄然物外的處士。與之相比，杜甫卻并沒有那么適意灑脫?！八餍牟桓?，云在意俱遲”一貫被喻為杜甫詮釋禪意禪趣的名句，并認為與王維《終南別業》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這也是王維最得禪趣的名句）如出一轍。

總之，杜甫對佛教禪宗雖然在認同和交流中不斷深入，但始終未取代儒家作為其個體思想的主流，他所選擇的始終是與儒家思想互動互補。而在禪儒互補影響下形成的處世上的中和心態以及推己及人的生命關懷，使這種思想又更具實踐意義。杜甫對于禪儒的互動互補順應了社會思想的發展潮流，也積淀了其特有的人生品格，這種人生品格感染和激勵了王安石、文天祥、龔自珍、聞一多等后來一代代仁人志士，在今天仍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