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鏡中》

叩響詞語的呢喃和嘆息

《鏡中》是詩人張棗的成名作，也是新詩史上少數幾首廣為流傳的作品之一。2010年3月詩人病逝時，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想起了此詩。其開頭兩行，更是成為不少人的網絡簽名格言。這首詩確屬當代詩歌史上的標志性作品：在眾多詩人都沉迷在各種現代技巧的上世紀80年代前期，二十出頭的張棗率先在詩中成功地融入古典元素，開創了一種清新婉轉的詩風，成為當時的異數。

關于此詩的細讀，已經有不少人做過，其中詩人西渡《時間中的遠方》一文尤為出色。為了更好地幫助理解此詩，我們可以將之置于一個較大的詩歌史背景下。在新詩的歷史上，有兩位外國詩人先后對中國詩人的傳統觀產生過重大影響。一位是艾略特，一位是龐德。有意思的是，艾略特的影響產生得更早，而作為艾略特的老師輩，被艾略特稱為“一位更好的手藝人”的龐德，對漢語新詩寫作產生實質性影響，卻比艾略特晚。從30年代開始，艾略特的詩作和詩論就開始陸續被譯成漢語，像《傳統與個人才能》這樣的詩論，就有好幾個譯本，其中所包含的詩學觀念，更是在現代漢語詩人那里激起了不小的旋渦，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當代。其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手法，更是影響深遠。而自胡適對意象派綱領的粗淺誤用之后，龐德對漢語新詩產生實質性影響，要到80年代初。與艾略特一樣，他不僅給中國詩人帶來先鋒的詩學觀念，也帶來了新的“傳統”資源。他通過漢學家的漢語古詩英譯本來發明意象詩的通天本領，已成為詩神“旅行”史上的傳奇。

當代詩歌史研究者們還很少注意到，龐德在中國古詩與現代性之間建立的創造性關系，在當代詩人這里得到了秘密的回應。80年代初期，包括詩人張棗在內的四川和重慶的年輕詩人，曾經將龐德所推崇的中國上古格言“日日新”作為他們油印刊物的名字。據詩人柏樺回憶，張棗還在詩人中發起了龐德誕辰百年紀念活動，并熱血沸騰地翻譯了十來首龐德的詩。張棗去世后，我試圖尋找這些珍貴的譯作，可惜至今還沒找到。如果說，是艾略特這位白璧德的著名學生，以其卓越的詩學批評及時提醒了漢語新詩人：我們不能像登上一輛公交車那樣進入傳統，那么，是龐德通過天才式的誤讀和發明，在漢語古典詩與西方現代詩之間筑起了一條寬闊的轉化之道。張棗是最早意識到這一轉化之道之重要的當代漢語詩人，而龐德，一定是他通向古典漢語傳統的重要橋梁之一。這從張棗早期重寫古典意象的那些杰作中可以找到影響的痕跡。比如，他早期那首著名的《十月之水》中，就出現了龐德所改寫的李白《長干行》（龐德改譯后詩題為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中的意象。

當然，我們無需夸大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影響，能夠接受影響，本身即是不同語境下的詩人的現代性體悟之間的一種對話，它需要各方面的準備。在張棗早期甚至是大學時代寫的那些為數不多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詩歌中的那種婉轉溫柔的南方音質。他留下的幾首舊體詩詞，也顯示出了他在舊詩詞方面的功底。他去世前與筆者交往的幾年里，曾好幾次講起他幼時修習古典文學的情況，他用純正的長沙方言背誦楚辭，背誦周邦彥作品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此外，在我對他的訪談（《甜——與詩人張棗一席談》）中，他也精彩地講述過幼時的家學氛圍。他是同代人中少數有較好古典文學童子功的詩人之一。他對古典詩詞有別樣的悟識，又較早地接觸外語詩（他父親是俄語專業出身，他是“文革”后第一批英語專業的少年大學生），加之他過人的天資，都足以醞釀出一個創造性地理解龐德的漢語詩人。張棗也是一個非常自覺地承接新詩傳統的當代詩人，在研讀其詩文作品時，我發現張棗很早就注重觀察現代漢語詩人是如何與古典文學傳統對接的。魯迅、聞一多、卞之琳、朱湘、何其芳、馮至等詩人的作品中出現的轉化古典傳統的星星之火，在張棗筆下，常常蔓延為燎原之勢。也就是說，這位寫《鏡中》的年輕詩人早就意識到，融匯古今中西，采集群芳，是現代漢語詩意發明最重要的基礎，以此為漢語新詩開拓新的領地，是當代詩人當仁不讓的責任。

總而言之，上述各個方向的能量，都在“鏡中”。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來回來看《鏡中》一詩，可能會清晰一些。一首好詩，本身即是一個傳奇。據張棗自己說，此詩是諍友柏樺從自己亂糟糟的習作中挑出的。那些被人津津樂道的具體細節已經不重要，只是我們由此可知，張棗固然是詩人中的天才，但他很早就是一個有意識的寫作練功者，從留下的《鏡中》手稿可窺見，詩中的細節有過不少斟酌和修改，最后才塵埃落定。

這首詩中最有名的，是開頭兩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F代以來，梅花一直就是漢語中一個特別的意象。它從古典詩文中“君子”形象，成功地轉換為革命者堅貞傲岸的形象，因此在革命家詩詞和革命歌曲中“梅花”出現得很多。這可以引出現有文學研究中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現代中國革命話語的發明，隱蔽而直接地繼承了古典文化中的許多元素；相反，一開始就自命推翻傳統的新詩，卻常常不解如何瓦解和利用這一強大的敵人，以致不少新詩人最后“勒馬回韁作舊詩”（聞一多《廢舊詩六年矣復理鉛槧記以絕句》）。張棗可以說是當代詩人中最恰當地處理好這一矛盾的詩人。這句詩創造性地占有了漢語新詩對梅花的命名權，復活了“梅花落”這一漢語古詩傳統中明媚而頹靡的形象。在“梅花落下”與“想起往事”之間形成的譬喻結構，續接了漢語古典詩歌婉轉自由、優雅活潑的南方氣質：“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西洲曲》）。在新詩主流或與政治話語糾纏不清，或開始沉迷于語言自身的散亂的80年代初期，《鏡中》克服了它們帶來的負面影響，言之有物而不泥于言說本身，以婉轉呢喃的湘音楚調，展示了漢語新詩碩果累累的秘密。

如果我們端詳“想起后悔的事”和“梅花落了下來”之間隱喻關系，就可以發現它的奇特之處，隱喻的重心落在“想起”和“落下”之間形成的關系上。古典詩的隱喻結構常常是先景后情，但此處以先情后景的結構，造成了奇異的效果，古典詩中也有過這種結構，比如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接下來的詩句里，除“危險的事固然美麗”之外，每一行都寫出了一個畫面，每個畫面都寫得細膩飽滿，具有非常的具體感，其中“一株松木梯子”這樣的描寫，尤為傳神，它恢復了物本身的美感。我們知道，無論是古典詩，還是新詩，物往往被其寓意的意識形態包袱所累，因而喪失了本來的美感。比如，朦朧詩里的物象，大多被寓意所束縛。好的詩句，就是恢復物之為物的那個真身，是一種掙脫和發明?！坝斡镜胶拥牧硪话丁?、“騎馬歸來”、“面頰溫暖”、“羞愧”、“低下頭”等畫面的剪影式呈現和接踵而至，構成了一種敘事幻覺，顯示了80年代漢語詩歌中罕見的緊貼于事物的具體感和精確感。從“回答著皇帝”開始，詩歌明顯地躍入虛構界，據說詩人當時為“皇帝”一詞頗費琢磨，最終才定下。如果說前面的畫面具有寫實性，那么此處以“回答皇帝”這一虛構的動作，避免了連續寫實可能導致的脆硬，堪稱此詩中最卓越的經營之一。海子詩中曾有“苦戀的皇帝”這樣的形象，顯示了年輕男性初戀的糾結狀態，張棗此處的“皇帝”，似亦可作如是觀，只是張棗詩中的“皇帝”多了幾分少年得志的意緒。endprint

“鏡中”一詞，是此詩的詩眼，也是此詩最具現代意味的標志，許多人曾將它與現代詩歌中對鏡子的迷戀放在一起考察。的確，張棗許多詩中出現過這一意象，比如，“所有鏡子碰見我們都齊聲尖叫”（《蝴蝶》），“哦，一切都是鏡子”（《卡夫卡致菲麗絲》）。他常以鏡像帶來的空間迷炫感，來暗喻主觀時間 的交錯性和主體的迷失感。從此詩第一句可知，年輕的詩人是在設定一個將來的回憶者。這個虛構的將來的回憶者，是一個青春化回憶者。一個年輕人憧憬未來的自己沉迷于對往事的回憶中，而未來的往事，即現在的“皇帝”的精彩。而在他展開的回憶場景中，一個女子也擺出相似的姿態，在將來的虛境中回憶。這讓作品形成了一個俄羅斯套娃似的結構。

許多讀者都注意到了“南山”的特殊文化意蘊，的確，自陶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后，“南山”就為詩歌獨有了。事實上，這個詞巧妙地將這首詩此前由“梅花”鋪開的情色質地減弱，或者說轉移了。由于有這個意象，詩人虛構的未來的回憶者所自矜的“往事”，便具有了另一重含義。為什么這么說？我們前面分析了“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與“梅花落了下來”之間的隱喻關系，中心隱喻發生在“想起”和“落下來”之間，“后悔的事”沒有對應的喻體，而到了結尾處，這個缺口被補上了，因此多了一重隱喻關系：“一生中后悔的事”與“南山”，這使得隱喻的重心發生了偏移。詩人以古典詩中的崇高詞匯鑲嵌在情色修辭中，以古典漢語的崇高性來表達現代情色的難言之隱，讓此詩超越了主題的單一，具有了元詩意義：如何在新詩的沃土中培植祖先的花朵？如何將情色和愛欲磨洗，叩響詞語的呢喃和嘆息？正如詩人柏樺說過的那樣，這首詩，是一聲美妙的嘆息。它帶著阿多尼斯式的氣息，給此前充滿痛苦或暴力的新詩形象增添了難得的溫暖和甜美。如今，詩人已逝，詩歌的奇跡在繼續。此詩開啟的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橋梁也在繼續，它蘊含的妙諦也將繼續在一代代讀者心中綻放。

顏煉軍，文學博士，生于云南大理，求學北京，現居杭州。有學術批評、散文隨筆和譯作若干。

鏡 中

張 棗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面頰溫暖，

羞澀。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