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厚重的地方黨史

莫岳云

在舉國上下喜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華誕之際，由中共廣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廣東歷史》（第二卷）（以下簡稱廣東黨史二卷）出版發行了，這是廣東黨史工作發展史上一件大喜事，是向新中國65周年國慶獻的一份厚禮。廣東黨史二卷洋洋70萬字，全面記載了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近30年間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該書緊緊把握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團結帶領廣東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歷史任務而不懈奮斗的歷史的主題，對廣東歷次政治運動，重大歷史事件，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作了具體的記述、精辟的分析和客觀的評價。這是一部厚重的地方黨史，成就寫夠，錯誤講透，史料翔實，突顯地方特色。

第一，充分肯定歷史成就

廣東黨史二卷充分肯定了這一歷史時期在黨中央和中共廣東黨組織領導下廣東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從人民政權的建立與鞏固，到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從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工業化的起步，到對私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從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的初步發展，到政治建設的開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到撥亂反正和走向改革開放。該書展現了廣東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的歷史畫卷。

“人民政權的建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一編，詳細闡述了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省人民政府，是如何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結合廣東的具體實際，領導全省人民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舊廣東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工業化的起步，開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一編，介紹廣東人民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歷經艱辛和嚴重挫折的同時，闡述了經過了糾“左”努力和政策調整后廣東社會經濟的恢復和在工農業、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事業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 一編，把“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十年”區別開來，在揭示廣東所經歷的文化大革命的磨難的同時，也充分肯定在文革期間廣東人民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糾“左”的努力，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爭；排除干擾，支持周恩來、鄧小平所領導的整頓工作；特別是積極參加對極左錯誤的抵制和斗爭等。

“撥亂反正和走向改革開放” 一編，不僅記述了文革結束后廣東廣泛開展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斗爭，肅清他們所散布的流毒和影響，批判“兩個凡是”以及初步開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的工作，使社會經濟逐步好轉，工農業生產得到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走向正常的歷史狀況，而且還具體介紹了廣東恢復和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在全國率先開展以搞活流通和價格改革為突破口的經濟體制改革，并且發揮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人緣、地緣優勢，創辦蛇口出口工業區，引進了外資和“三來一補”企業，吹響了改革開放的前奏曲。

第二，直面所犯歷史錯誤

講成績充分肯定，對挫折問題不回避，對歷史進程中存在的問題，所犯的錯誤，力求作出科學的分析和論述，這是修史的科學態度。廣東黨史二卷記述的是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段歷史。這一時期，黨在指導思想上和工作上都犯過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這些全局性的錯誤，廣東在所難免。如何恰如其分地描述與評價這一時期的錯誤，是編寫廣東黨史二卷的難點。該書以較大篇幅記述了黨在這一時期所犯的錯誤及其后果。包括廣東反右派斗爭、反地方主義錯誤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及其所導致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四清”運動的錯誤及其影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內亂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嚴重破壞，該書專設一編記述，共163頁，約占整本書的21.8﹪，比較系統地揭示文化大革命中廣東經受了一場大劫難。對所犯錯誤，既有過程的記述，也有原因的分析，更有經驗教訓的總結，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

比如反右派斗爭，廣東黨史二卷指出，“反右派斗爭在運動中，把大量存在的思想、作風方面的問題，作為階級矛盾來處理，把思想和言論有著某些片面性但卻是真誠地幫助黨整風的人，錯當成右派分子來處理，混淆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界限”?！爸泄彩粚萌腥珪?，經過復查，廣東的右派分子均屬于錯劃，全部給予摘帽、改正和妥善安置”。該書沒有套用通常講的“反右斗爭擴大化”的說法，而是指出廣東反右斗爭是一次“重大失誤”。廣東所犯的錯誤，雖然是在中央左傾思想指導下犯的錯誤，但是該書并未將所有責任全部推給中央，也檢討廣東自身的問題，比如該書指出：1957年反右，“在中央標準頒發之前，廣東已經提出劃分右派分子的八條標準草案，且實行中已有偏重的傾向，所以，反右派斗爭嚴重趨勢非但沒能扭轉，反而得到進一步發展”。體現了忠于歷史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第三，十年磨成一劍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黨史機構就成立了第二征集研究處，專門從事新中國成立后廣東黨史資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相關研究人員先后到中央檔案館、省檔案館、中山圖書館、廣州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南方日報社、羊城晚報社、省委黨校圖書館等單位查閱檔案和文獻資料；跑遍廣東各地，征集了大量有關史；采訪了一大批歷史當事人和見證人，整理了大量的口述資料。采訪過的老同志和當事人、知情人達100多人。通過查閱檔案、采訪、實地考察等方式，廣泛收集第一手資料；再經過查證、鑒別、核實、研究，形成符合實際的認識，整理成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成果。先后撰寫和出版了一批專題資料、研究論文和學術著作，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廣東歷史大事記》（1949.10-19 78.12）、《廣東剿匪》、《廣東省土地改革運動史料匯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東卷）》、《新中國成立初期廣東若干歷史問題的探討》、《廣東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廣東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專題研究》，以及多部領導人回憶錄和紀念文集等。為書稿的編寫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該書從2003年開始分工編寫到2014年出版，歷時12年。在2006年寫出約80萬字的初稿后，在省黨史研究室內部召開多次審稿會議，數易其稿。2009年經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廣東省有關專家學者的審讀后，2010年，編寫組先后舉行了六次審稿會，不斷進行修改。2011《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出版后，參照中央黨史二卷對書稿又進行了調整、修改、補充，并將書稿送給省內老同志和熟悉這一段史實的知情人審讀，在吸收了他們寶貴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僅在2011年至2013年，研究室就進行了八次集中統稿。在對全書進行訂正史實、核對引文、數字核實、注釋規范、文字推敲等工作后，方才付梓。反映了研究者嚴謹的治學態度，是名副其實“十年磨一劍”。

第四，凸顯廣東地方特色

地方黨史的編寫需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全國和地方的關系，既聯系全國黨史，又突出本地特點。全國黨史著重研究中央的活動，研究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及其在全國貫徹執行的過程；地方黨史則是著重研究地方黨組織是如何結合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本地區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廣東黨史二卷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全國與廣東的關系上有不俗的表現，沒有拿全國黨史的框框和結論硬套，沒有局限于一地孤立考察，而是將全國黨史的宏觀背景和本地的實際相結合，突出廣東本地區的特點。

農村土地改革中的對華僑的土地政策的制定；國民經濟恢復中的在“封鎖禁運”中拓展對外貿易、加強墟鎮工作促進城鄉交流、創建天然橡膠基地；工業化的起步中的鼓勵華僑投資辦企業、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創辦；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對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探索；“八字方針”的貫徹與實施中的清遠“洲心經驗”的推廣與夭折、粵港澳邊境小額貿易活動；撥亂反正和走向改革開放中的農村多種形式經濟責任制的初步恢復；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嘗試和對外開放的醞釀和“三來一補”企業的創辦等，都突顯了廣東地方黨史的特色。

例如，廣東是著名的僑鄉，全國華僑1000人中廣東華僑有600萬，占全國華僑60%，占全省3000萬人口的五分之一。廣東的僑匯約占全國僑匯的八成。華僑也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制定適當保護華僑的土地改革政策，可以安定海外華僑及其在國內的眷屬，使他們同情和擁護土地改革，爭取他們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廣東制定的對華僑的土地政策，既貫徹了中央精神，又反映了廣東特點。廣東黨史二卷對此花了大量的篇幅進行詳細的敘述：華南分局就多次召集有關土改負責人，反復研究在土改中如何處理華僑土地財產的問題，先后提出廣東省人民政府通過了《廣東省土地改革中華僑土地處理辦法》、《華南分局關于華僑土地問題的初步意見》、《廣東省土委會對華僑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華南分局關于糾正執行華僑政策偏差的報告》、《華南分局關于處理華僑土地財產補充辦法》，并將相關方案上報政務院供制定政策時參考。中央統—下達全國的《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辦法》后，廣東根據該《辦法》的精神，制定了-一些具體的實施辦法。在政策上，規定要保護華僑勞動人民的小量出租土地，其每人平均土地不超過平均土地數一倍者，均保留不動，超過者也給予酌情照顧；嚴格區別出國前就是地主者和出國后其家庭上升為地主者的界限。對前者一般按地主對待，對后者稱華僑地主，只沒收其土地，對其房屋、耕畜、農具、糧食均保留不動（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除外）；僑匯一律不動等。這些土地政策，既堅決徹底地消滅地主階級，滿足貧雇農土地要求，又貫徹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適當保護和照顧華僑、民族工商業者以及民主愛國人士、起義人員的利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又例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自發嘗試。一般認為，改革開放后實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初發自安徽鳳陽的小崗村。其實，廣東農村自發地嘗試推行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也是比較早的。廣東黨史二卷對此做了具體的闡述：惠陽地區紫金縣王坑排生產隊1974年底就偷偷給每人分番薯地，1976年又將2/3農田分到戶種；紫金縣上義公社1978年晚造有半數以上的生產隊實行了“分田到戶、包死上交任務”的辦法；?？悼h北和公社譚葛大隊1977年冬種時先在南五生產隊實行聯產到戶的試驗，1979年上半年起，在大隊全面實行包產到戶。1978年下半年，海南、粵東、粵北、粵西等地出現了生產隊分隊和包產到戶。到1979年夏秋之間，海南地區包產到戶的生產隊2200個，占總隊數的7. 7%，包產到戶約5萬戶，約占總戶數的6.4%；惠陽地區包產到戶37629戶，占總戶數4%；湛江地區包產到戶27 1 37戶，占總戶數1.5%；梅縣地區包產到戶5805戶，占總戶數0.9%。農村改革的序幕逐步揭開。

還有，在全國率先開展以搞活流通和價格改革為突破口的經濟體制改革，引進外資和“三來一補”企業的創辦等歷史事件的記述，都凸顯了廣東地方特色。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