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教條主義對中華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影響

丁素萍

【摘 要】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蘇聯經驗，使得中華蘇維埃建設遭受了嚴重挫折：全盤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打擊“中間勢力”，革命力量嚴重削弱；照搬蘇聯的政黨制度，導致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效仿蘇聯設立國家政治保衛局，造成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后果；開展反“羅明路線”斗爭，打擊堅持正確路線的政府干部；最終由于教條主義的戰略戰術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

【關鍵詞】“左”傾教條主義；中華蘇維埃；政權建設

在1931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于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王明、博古等取得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白蟆眱A教條主義將蘇聯的革命經驗模式化和共產國際的決議神圣化，在不了解中國國情情況下，照搬蘇聯經驗并在各蘇區強制推行，給中華蘇維埃的政權建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本文主要從階級關系、政黨關系、機構設置、黨內斗爭和戰略戰術的角度，闡述“左”傾教條主義對中華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影響。

一、全盤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嚴重削弱了革命力量

當時中國革命仍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中國共產黨應該聯合這些中間勢力來反對國民黨的統治。然而，共產國際卻根據斯大林的“三階段”論制定中國革命不同階段的革命策略，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的比重以及反對資產階級和富農的意義，并指示中共要“反對一切軍閥和國民黨的反革命集團，……把斗爭的鋒芒指向改組派，指向第三黨，指向胡適派”，①“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粉碎地主資產階級聯盟，以及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②1932年8月至9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規定中國共產黨在反帝斗爭中要運用“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去進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全盤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資產階級的大中階層及一切資產階級改良派別（汪精衛改組派、胡適之民權派、陳獨秀托洛茨基取消派），都各是反動營壘的一翼”，③將民族資產階級和富農視為政權的敵對勢力。

1931年11月，在“左”傾教條主義的指導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大綱規定：“蘇維埃全部政權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參與政權的管理；而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分子，則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權利的”，④不加區別地主與富農、大資本家與小資本家、剝削者本人和其家屬，一概剝奪其政治權利。同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種條例、法令也把富農、資本家、地主、豪紳視為蘇區的敵人?！白蟆眱A土地政策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凡被認為是地主富農的“不論大小，一律捉起，把精壯的一律編入勞役隊，老弱的一律驅逐出境或集中監禁起來”，①這實際上是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從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政策。為了加快推行該土地政策，中央蘇區開展了查田運動，除了繼續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外，還有“重新分田”的新內容，這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失信于民的惡果，引起了新的混亂?！皳y計，查田運動開始后的3個月內，江西、福建和粵贛三省，就查出所謂地主6988家、富農6638家”，②這些查出的地主富農大部分都是中農，甚至是貧雇農和工人。

因此，“左”傾教條主義者全盤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打擊中間勢力，剝奪其政治權利，甚至把他們逼上絕路逃向國民黨統治區，最終與人民政權為敵，這無疑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破壞了蘇區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不利于蘇區社會的穩定。

二、照搬蘇聯黨政關系模式，導致“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大多數資產階級政黨與蘇維埃政府進行武裝對抗，為了維護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執政黨的地位，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資產階級的代表在蘇維埃政權中不能有席位，布爾什維克黨成為唯一的執政黨，包辦國家政權一切工作，發號施令，黨政職能混同，無論是蘇維埃的行政機關，還是權力機關，通過“任何一個重要決議都非有黨的指示不可”，③形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黨政關系模式。

中華蘇維埃時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成為蘇區執政黨，如何妥善地處理好黨政關系，這是一個擺在共產黨面前的全新課題。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了蘇聯的黨政關系模式，以黨代替蘇維埃政府，包辦一切工作，委派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干部，以至于在1930年代各蘇區普遍存在較嚴重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

中共黨包辦了蘇維埃政府的工作，還向各根據地派遣中央代表以貫徹“左”傾主張，這些代表壓制不同意見，破壞黨內民主，給中華蘇維埃政權建設造成了消極的影響。群眾對蘇維埃政府的信任降低。黨包攬蘇維埃政府的工作，蘇維埃政府機械地轉述黨的決定，而蘇維埃自己的獨立系統不能正常運作，政府例會不正常，也不計劃工作。贛西南劉作撫給中央綜合性的報告中提到：“好多事情都由各級黨部解決，由政府會議決議通過執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黨部代替了，就是西南政府也是好些，所以引起政府人員的不滿意，又如儒行區黨部我實際見到的就是殺，一切與黨無關的犯人都要來問過黨部，黨部說殺，由政府出一布告就殺，還有更小的日常事情農民都要求來黨部決定”。④因此，群眾大多認識黨部而不認識政府，愿意在黨部工作而不愿分配到政府工作”，“縱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處分的”。⑤此外，黨直接任命干部，破壞了蘇維埃的民主建設。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改選中，黨指定候選人，“沒有首先由各革命團體提出候選委員名單，發動選民來討論和審查”，⑥這就剝奪了選民的選舉權，并且強迫選民通過的現象非常嚴重，以致各級蘇維埃政府改選后，被選舉的人仍不能勝任其所擔任的工作，也得不到群眾的信任。各蘇區均嚴重地存在黨包辦各級蘇維埃政府乃至群眾團體的一切職務的現象，以至于形成了在政府任職的干部幾乎是清一色的黨員的現象，嚴重破壞了蘇維埃的民主建設。

三、效仿蘇聯設立國家政治保衛局，造成肅反嚴重擴大化

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前身是肅反委員會，主要任務是肅清蘇聯內部的特務，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叛亂，保衛蘇維埃政權的安全。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了同各種反革命作斗爭，蘇聯設立此機構是非常必要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實行局長單一集權制，堅持單線垂直領導的原則，與黨、政府保持完全的獨立性，同級黨政軍領導無權過問，這就使政治保衛局成為一個包攬公、檢、法權力而不受約束的機關。如果缺乏該此機構的監督和制約，它就會凌駕于黨政軍各機構之上，造成嚴重后果。在1930年代蘇聯肅反運動中，國家政治保衛局對與斯大林有不同政見的人進行殘酷鎮壓，致使蘇聯有成千上萬的干部和群眾被逮捕、關押甚至殺害，給蘇聯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

1931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大會決定設立國家政治保衛局，主要職能是“執行偵查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反革命偵探和盜匪等任務”。①在1930年代，國家政治保衛局在蘇區的肅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清除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保衛了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但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完全照搬了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機構設置、組織原則、活動方式等，把肅反機構凌駕于一切組織之上，脫離地方黨和政府的領導和監督，以致濫用權力，成了超越同級黨委和政府領導的特殊機關。在具體實踐中的表現為：首先，肅反保衛機關實行垂直領導，獨立系統，不僅造成了保衛機關權力過大，而且也使它嚴重地脫離黨和人民群眾；其次，在垂直領導的體制下，肅反工作完全不從當地實際斗爭出發，只是單純地按照中央特派代表和保衛局的特派員根據上級的意圖進行，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第三，搞刑訊逼供，不調查研究，凡懷疑的就抓，致使屈打成招、亂咬亂供的現象嚴重發生，而且惡性循環，造成大量冤假錯案。

因此，“一切肅反工作中心都放在逮捕、審訊、處決上頭，且依靠刑訊，極端缺乏思想上的斗爭與群眾的教育工作，并以捕人最多處決人最快為最堅決，于是有屈打成招的，有亂供的”。② 在肅反中由于夸大敵情，懷疑一切，大搞刑訊逼供，破壞革命法制，使得黨和蘇維埃的許多領導人以及干部、戰士被殺害，例如，在白雀園大肅反中，近兩個月的時間，“被以所謂‘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的罪名而逮捕殺害的紅四軍排級以上干部和革命戰士達2500余人”。③革命政權和紅色武裝受到極大破壞，造成了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后果。

四、開展反“羅明路線”斗爭，打擊堅持正確路線的黨員干部

1933年1月21日，作為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根據毛澤東游擊斗爭的戰略思想，向福建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提出了如下主張：第一，在根據地發展方向和紅軍行動目標問題上，要向著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展，以鞏固和擴大閩西革命根據地；第二，在對敵斗爭的策略上，要以靈活的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進攻，積小勝為大勝，反對硬打強敵；第三，在擴大紅軍問題上，要區別不同情況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在有計劃地擴大紅軍獨立師、團和其他地方武裝的基礎上，從中擴大主力紅軍的作法；第四，在對邊區、新區工作指導問題上，認為在遭受敵人嚴重摧殘的區域如永定的上下溪南和上杭邊區，應發動群眾的游擊戰爭來打擊敵人和提高群眾的斗爭情緒。這實際上是糾正中央“左”傾錯誤路線，切合閩西蘇區斗爭實際的正確主張，但 “左”傾教條主義者卻誣蔑羅明的正確意見為“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于1933年2月中旬，開始在福建開展所謂的反“羅明路線”斗爭。

1933年2月15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中央局關于閩粵贛省委的決定》，錯誤地認為：“省委是處在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在省委一小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④決定立即召開全省臨時黨代表會議，成立新的省委，撤銷羅明福建省委代理書記職務，在閩粵贛蘇區開始了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斗爭。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了《什么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什么是進攻路線》等文章，這些文章從“左”的觀點出發，對所謂“羅明路線”進行了錯誤批判，甚至對羅明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在2月24日召開的閩粵贛省臨時黨代表會議后，反“羅明路線”斗爭從上到下，擴展到基層黨支部及鄉蘇維埃政府。同月下旬，博古等人在江西開展了所謂的反“江西羅明路線”斗爭，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斗爭。到1933年夏以后，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在整個中央蘇區和紅軍部隊中展開，一直持續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

反“羅明路線”的斗爭，是在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主持下發起并擴大的，實質上是為了在蘇區完全推行王明“左”傾錯誤，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排斥和打擊堅持黨的正確路線的同志。這場斗爭在蘇區政權建設上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首先，打擊了大批黨和政府的優秀干部，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極大地削弱了黨的力量。例如，“在福建省，先后被撤職的省委書記3人、省蘇維埃正副主席3人、省軍區政委1人、軍分區領導6人、團省委書記1人、縣委書記和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等縣級干部14人”，①“對于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表示懷疑、不同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等大帽子”。② 其次，造成了根據地黨內和政府內的恐懼心理，引起中央蘇區社會的不安現象，極大地挫傷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動搖了紅色政權的穩定，嚴重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最后，使得“左”傾錯誤在蘇區各項工作中得以全面貫徹，削弱了黨政軍在革命戰爭中的力量。

五、實行教條主義的戰略戰術，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1年3月，共產國際召開執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在會上，共產國際極力夸大世界革命的形勢，特別是夸大中國蘇區的革命形勢和紅軍的力量，認為中國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這是當前中國革命高漲的決定因素，它使中國站到整個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最前列”。③受共產國際的影響，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一方面對紅軍和蘇區的力量作了過高的估計，對中國的革命形勢的發展過分夸張，另一方面過分低估反革命力量，認為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政治上，國民黨是遲早會崩潰和塌臺的。這一觀點奠定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基調。

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發生，共產國際完全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遇到的困難，對于“福建事變”不信任，要求遠東局代表不要同第19路軍將領“進行任何談判”，認為“目前任何談判可能是個陷阱”。④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受共產國際錯誤認識的影響，推行了“左”傾關門主義路線，認為這完全是第19路軍上級將領玩弄手腕，是國民黨內部派系的斗爭。因此，臨時中共中央對福建人民政府不但不予援助，反而把正在東線行動的、實際上起了援助十九路軍作用的紅軍主力西調，并號召福建工農和軍隊反對福建人民政府，這樣就完全放棄了與福建事變的領導人建立統一戰線，這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1933年9月，蔣介石糾集了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此時紅軍的領導權被“左”傾教條主義者所控制。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置中國的具體條件于不顧，完全按照蘇聯軍隊的模式和正規戰的經驗和訓練方法對蘇區紅軍進行改造，在軍事上推行了一系列錯誤的政策：在作戰原則上，他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違背了敵強我弱形勢下的作戰原則；在建軍問題上，認為紅軍的任務就是單純打仗，忽視正確的軍民、軍政、官兵關系的教育。這就完全否定了毛澤東等人的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思想。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先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接著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最后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經營了幾年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就這樣被“左”傾教條主義所斷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

總之，蘇聯的經驗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新生的中華蘇維埃政權有一些積極的影響，但“左”傾教條主義忽視本國的具體條件和國情，一味地照搬蘇聯的模式和經驗，給中華蘇維埃政權建設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當前，我們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階段，一方面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科學發展觀”重要思想為指導，保證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和人民政權為人民的宗旨，使政權建設沿著正確的軌道進行；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與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不斷進行調整、改革，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實踐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立足于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新時期的中國社會發結合起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中共黨史專業2012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