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北匈奴西遷的原因

張繼淵

[摘 要]匈奴人的西遷是世界歷史上經典的一環。本文試圖從社會和自然兩個角度來簡略探析影響北匈奴西遷的原因。

[關鍵詞]北匈奴；西遷；原因

匈奴人在中國古代史曾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公元前3～前2世紀，不斷強大的匈奴人建立起了中國北方第一個游牧帝國。鼎盛時期的匈奴不僅占據整個蒙古高原，還控制著今天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帶，北方的丁零、堅昆相繼被征服，東部的烏桓與鮮卑也曾受其蹂躪，南面的漢朝起初也畏懼其強勢而采取和親政策。直至漢武帝時三次大規模的征討，匈奴才開始顯現衰落跡象，改變一方獨霸的格局。嗣后，匈奴內部長期內訌，公元48年，南北匈奴正式分裂。南匈奴南下，臣屬于漢，后被曹操所滅。北匈奴繼續與漢為敵，在向南無法越過牧區與農耕區的分界線到達“水熱地帶”，向東面臨東胡族系的勁敵堅決阻止，北面因為亞寒帶森林和沼澤的約束。于公元91年向風土民情較熟知和地理環境較相似的西面遷徙，從烏孫到伏爾加河，再到羅馬帝國東部邊界。本文試圖從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面簡單地探討和分析北匈奴西遷的原因，重點論述社會因素是引起西遷的關鍵因素，自然原因加劇了這一歷史事件的進程。

一、社會因素對北匈奴西遷的影響

匈奴的西遷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社會層面的原因對匈奴人的西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直接影響了這一歷史事件。由社會角度對此分析表明，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其中，內因主要是匈奴人的內部分裂，階級斗爭加劇，奴隸大量逃亡。外因是漢王朝頻繁征伐，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匈奴西遷；此外，漢朝“以夷伐夷”政策的靈活運用，南匈奴、鮮卑、丁零與盧水羌胡等民族的聯合多面進攻，這些外部壓力使得北匈奴苦不堪言，只有西遷為上。

（一）內部因素

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兩個政權，南部歸附于漢，入居塞內，北部繼續留在漠北與漢為敵，最后西遷，分道揚鐮后的南北匈奴差距也越來越大。由于北匈奴對漢王朝的軍事中爭屢戰屢敗，使一些軍民產生厭戰情緒，而南匈奴因移居塞內，得到了東漢王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勢力發展很快，致使“北虜諸部多欲內顧”。[2]2952筆者據《后漢書·南匈奴列傳》和《后漢書·竇憲列傳》的統計，從公元59年至89年，這三十年間先后投漢的北匈奴民眾至少五十萬。這不僅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軍事力量，“黨眾離畔”直接導致民族內部的凝聚力弱化。此類事件的頻仍發生使勢力愈發薄弱的北匈奴在與多個民族政權的軍事戰爭中倍感力不從心。反觀南匈奴，得到東漢王朝的支援后，至公元90年，南匈奴達到“黨眾最盛”，出現“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2]2953-2954的盛況。巨大的現實反差，使得北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尖銳，部落上層首領為繼承問題而“兄弟爭立”致使“并各離散”?？梢哉f，此時面臨深刻社會危機的北匈奴已是不堪一擊的柔弱之邦。

奴隸是北匈奴奴隸制政權的基本構成要素，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匈奴的奴隸來源幾乎都是通過戰爭、購買等手段獲得的，匈奴士兵都盡量俘虜人口，把戰俘變為自己的奴隸，[4]11-14通過持續的的勝仗來維持奴隸供需關系。如若一但戰敗，就失去了奴隸的來源，從而切斷了奴隸制經濟的生產關系鏈條，本來游牧社會的經濟基礎本身就很不穩定，無疑這對社會內部結構的瓦解起到極大的催化作用。無獨有偶，上層貴族的離散熱潮，自然會影響到奴隸階級，匈奴奴隸主對奴隸的種種殘酷壓榨和虐待，引起了奴隸的反抗斗爭，尤其是南北分裂時，甚至出現了大規模的逃亡[3]859。這些尖銳的階級矛盾，加快匈奴的奴隸制經濟走向崩潰邊緣，極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奴隸制制度，客觀上加速了北匈奴的衰敗，最終影響到北匈奴的西遷。

（二）外部因素

北匈奴的西遷與強大的軍事攻伐息息相關，一方面是漢王朝的軍事打壓，另一方面是包括南匈奴、鮮卑、烏桓以及丁零等諸多民族政權的多方向聯合夾擊。漢武帝時，先后于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發動了對匈奴的漠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這三次征戰，重創匈奴統治核心，使其遷居漠北。其后還設置“西四郡”，以扼西北來犯之軍，劃定戰略要地和軍事部署。這些舉措給匈奴不小打擊。由于西漢末年王朝的政治腐敗、社會動蕩，而無法北顧，匈奴勢力有所恢復。到東漢時，北匈奴不間斷的寇邊掠奪，威脅到了漢王朝統治的穩定。雖然北匈奴不斷要求與漢和親、互市，漢庭采取“羈縻政策”顯然也沒有實質性的用處，戰爭才是兩種不同經濟生活和生產方式的政權交流對話的言語。從公元73至公元91年，這近二十年的時間內就有至少七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些戰事對于北匈奴西遷有著極大的影響。公元73年，漢庭發動緣邊等地官兵，與南匈奴、盧水羌胡、烏桓、鮮卑騎合數萬人，分兵四路聯手合力進攻北匈奴，給予沉重的軍事打擊。公元74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4]122公元75年，漢西域戊校尉耿恭以毒箭射殺匈奴士兵，“發疆弩射之，虜中失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4]122公元88年，“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竇憲、耿秉率軍和南匈奴一道合擊北匈奴，在稽落山大破其軍，“斬名王以下一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余萬頭，北單于遁走……夏（公元90年）五月，漢遣副校尉閻磐將兵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盧者，復取其地……冬十月，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边@幾次大的戰役以后，北匈奴處于弱不禁風的境地。公元91年春，漢軍耿夔出居延塞，大破北匈奴于阿爾泰山，北單于率領一部分人眾脫逃，“不知所在”。自此，北匈奴政權全部瓦解，在大漠南北活躍縱橫了三百余年的匈奴，從此踏上了西遷的征途。

漢王朝不僅進行嚴峻的軍事打擊，還推行“以夷伐夷”的政策。靈活有效地利用北匈奴與南匈奴、鮮卑、烏桓、丁零、盧水羌胡等民族政權的矛盾，采取賄賂、收買等手段籠絡他們，使其與漢王朝站到統一戰線上，形成一個比較松散的“反北匈奴集團”。同時，班超經營西域，與漢的關系得以重建，并恢復對西域的有效管理，使北匈奴斷了“右臂”，這樣就孤立和分化了北匈奴。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聯合作戰方式使北匈奴腹背受敵，難以喘息。第一次聯合作戰是公元73年，東漢王朝聯合南單于、盧水羌胡、烏桓、鮮卑等政權，數萬人分兵四路攻伐北匈奴，取得了較大的戰果。公元85年，漢王朝與南匈奴、鮮卑、丁零和西域諸國發動了一次有組織、有戰略部署的軍事進攻，“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2]2950南北匈奴之間的矛盾在兩者分裂之后更加凸顯，都希望重新統一匈奴帝國，公元88年南匈奴曾上書漢庭，希望“破北成南，并為一國”。[2]2952從公元48年分裂至北匈奴西遷時，南匈奴曾有七次與北匈奴發生戰事，[3]2943-2953漢朝的“以夷伐夷”政策得以成功實施，北匈奴政權陷于風雨飄搖之中。在對北匈奴的戰爭中，鮮卑族政權也不示弱。除了參與前述的兩次大規模集團作戰外，還于公元87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盵2]2948最終以“反北匈奴集團”的勝利而促使了北匈奴的西遷。

北匈奴處在外患日益加劇，內部矛盾的持續加深的環境中，不得已而放棄“戀南情結”，被迫遷出漠北，遠走他鄉，奔淚西遷。

二、自然因素對北匈奴西遷的影響

自然始終影響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在考慮某一歷史事件時不能拋開自然這個大環境，人類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階段，自然因素顯得非常的重要。北匈奴西遷還與當時的自然環境有密切關系，也即是生境與族群之間相互制約的結果。

上文已經論述了北匈奴人舉步維艱，多面受敵的生活環境，為求得一線生機，只能向西遷徙。匈奴本是游牧民族，畜牧業是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基礎，這種粗放式流動的經濟生活要求有足夠的游牧空間作為“逐水草而居”的保障。然而游牧經濟有其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牧草的生長，牲畜的飼養，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很大，一場特大的暴風雪、重度干旱和蝗蟲災害，便能吞噬數以萬計的牲畜，影響到國民生計和國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導致游牧國家的分裂、衰敗甚至滅亡。匈奴自三大戰役敗北之后，失去了漠南廣袤的草場，可供游牧的空間大為減少，加之漠北生態環境脆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和資源再生能力不強，匈奴的游牧經濟岌岌可危。當漢王朝占據陰山后，發出“匈奴失陰山后，過之未嘗不哭也”的感慨。更有“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悲歌。從中可以看到良好自然環境對匈奴社會影響的分量。南部匈奴部落自呼韓邪單于以來，得到漢王朝的援助，幫助其度過由自然災害帶來的經濟危機，而漠北的匈奴部落只能自食其力?！稘h書·匈奴傳》中也多處記載匈奴的自然災害情況，公元前85年，匈奴腹地“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直接造成決策者的恐慌，打亂了其原有的軍事計劃。不僅如此，公元前71年，“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可見雪災的嚴重性，這對匈奴而言又是一重打擊。公元前68年，也是因為自然災害，出現“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慘狀。有學者從自然地理環境角度分析影響北匈奴西遷的原因，認為是氣旋和季候風的改道造成亞歐大陸中高緯度地區持續而嚴重的干旱，[1]5-6為了尋找水草豐美之地，從而引起了游牧民族的遷徙。蒙古高原是亞洲高壓的中心，氣旋長期占據，氣候異常，蒙古草原本是歐亞大草原中最干燥的部分，故而災害頻發。公元46年，匈奴地區發生嚴重蝗蟲災害，“赤地千單，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2]2942這是慘絕人寰的悲劇足已使一個游牧民族一蹶不振。公元88年，“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給即將崩塌的北匈奴政權強有力的一擊。雪災、旱災和蟲災每一次爆發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還動搖了北匈奴政權的統治基礎。這些頻繁的自然災害無疑給北匈奴的民眾社會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也昭示著匈奴人要尋找更好宜居區，當南部“水熱地帶”不可能抵達時，只有西部的自然環境勉強符合自己新的居住地要求，為了生存，故奔西而去。

三、結束語

總之，北匈奴的西遷是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從上文的分析和闡述中，更加凸顯了社會因素對北匈奴西遷的直接影響，而自然因素處于支配地位，加速了北匈奴西遷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特別是以漢王朝為首的“反北匈奴集團”對其強有力的軍事攻伐，直接促使北匈奴人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加之，此刻的北匈奴政權面臨著“天時不利”，干旱等自然災害頻發，其“逐水草而居”本性，迫使遷徙。也面臨著“地不利”的局面，北匈奴地處蒙古高原的漠北之地，土地貧瘠荒涼，畜牧業生產不足。還面臨了“人不和”的危險，內部方面，匈奴內部紛爭不斷，內訌常發，奴隸逃亡，分裂趨勢日益顯現；外部反面，樹立強敵眾多，孤立無援，難以抵擋多方聯合大舉的軍事打壓。這些種種原因迫使北匈奴“無地自容”，遁入西去，永不復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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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