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杰《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作品賞析

《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法語小說。一個中國人用法語寫就的中國“文革”背景的故事為什么能夠在法國引起轟動進而被全世界讀者所接納并喜愛？本文將試析其具體原因。

集體記憶中的文化經歷

《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1]這部小說的作者戴思杰（1954— ）是四川成都人，醫生之子。曾在四川雅安當知青（1971-1974）。1977年，戴思杰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習。在考取國家公派留學資格后，于1983年赴法留學[2]，后留在法國并活躍在法國文化界。

戴思杰對四川地區的生活有很豐富的積累，他從自己的青春回憶中截取一段最熟悉最難忘的生活素材，選擇了一個巧妙的角度，給大眾把一段關于知青的故事講述了出來。在法國的專業學習自然也幫助了他實現厚積薄發并大放異彩。筆者不認為《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 屬于中國“傷痕文學”的海外回音。戴思杰絕不是在哀哀自憐地舔舐傷口，他對過去的好與不好都有了一個完全的接納，這等包容的襟懷實屬難能可貴。

“文革”時代知青歲月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的產物，帶有深深的時代烙印。小說中四川山村里棄鄉進城尋找新生活的美貌小裁縫是兩個男知青情感世界的繆斯，而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則是小裁縫心中的彼岸之光。小說的框架與血肉皆是在作者親身經歷的基礎上有感而發，因此接了地氣的詼諧才親切純真，無半分矯情之氣。那么像這樣的在中國不發達的邊遠地區的人和生活在從前的年月是怎樣？現時和未來又發生著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戴思杰講述的這個故事里面有一種中國百姓對于“饑渴”，包括“文化饑渴”、“美饑渴”、“食物饑渴”和“自由饑渴”的集體記憶。在這個充滿“饑渴”的故事里，讀者看到了中國百姓對生活中的“詩意”和“美感”從未斷絕的敏感和追求，而中華文化之美則無處不在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心醉：千丈崖貧窮的老磨工用泡在鹽水中的小石子做下酒菜，他為之起名為“鹽湯拖玉珠”，貧窮并不能磨滅中國百姓身上深刻的文明烙??；當書中兩位男主角羅明和馬劍鈴看到他們偷竊回的禁書箱中的維克多·雨果、司湯達、大仲馬、福樓拜、波德萊爾、羅曼羅蘭、盧梭、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吉卜林、愛米麗·勃朗特等的作品時，兩個年輕人的眼花繚亂和心滿意足的醉意，表明高壓也不能扼殺中國百姓的求知欲。

文化沖突中的幽默

戴思杰的這個故事是一個關于知青的故事。在席卷全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知青與村民的知識結構及生活經驗的差異沖撞在這個故事里制造了許多的噱頭，高度政治掛帥的非常歲月里不同文化產生的沖突和幽默被作者一個接一個似包袱一樣拋出來，令讀者會心微笑。成都知青羅明與馬劍鈴下鄉的地點是鳳凰鄉某生產隊。后文中作者解釋了此地的特殊：中國漢朝一個不愛美女愛少年的皇帝將此地封給一個年輕太監造錢，并補充說明這是中國最早的“同性戀”的記錄。

知青們始一報到就發現隊長是一個典型的高勢能政治文化的代表，是擔任知青們思想教化責任的要人，這一教育與被教育的組合在沖突中創造出了相當的喜劇效果。小說開頭便是對小提琴的描寫。隊長將之定義為：資產階級的玩具。羅明辯稱這是樂器，而馬劍鈴現場演奏的莫扎特的一段奏鳴曲則被羅明急中生智地命名為：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隊長則將之“升華”為：莫扎特永遠想念毛主席！當晚村民們在莫扎特音樂的美妙中沉浸了許久。沒有生活經歷的作者絕不可能寫出這般絕妙的情節。

知青帶來的鬧鐘在一直以來靠看日頭過日子的村民中贏得了一種真正的權威。兩個知青發現了村民們對鬧鐘的崇敬后，靠著對鬧鐘的掌控來調節自己的作息。

隊長這一高勢能文化的代表，手握政治權力最有話語權的人，也同樣愛美并具有好奇心。以貧下中農干部對知青的居高臨下的態度，隊長一次又一次地派兩個城里來的知青去放電影的公社看電影，然后回來給全村老小講電影。

因為羅明需要放長褲腳，當地最美的鄉村少女小裁縫與兩個知青相逢了。小裁縫與羅明的禁忌之戀便由此開始。盡管羅明認為“她不是有知識的人，還不夠有知識”。

因為有人人平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人人平等的審美，所以中國的城鄉文化和中西方的文化在這部小說里得到了完全平等的交流，哪怕這種交流是以一種沖突的形式。如當讀者讀到《邦斯舅舅》的作者巴爾扎克的畫像被鄉下的年輕人由馬克思猜測到列寧繼而斯大林時，作家這輕松而幽默的調侃讓觀眾忍俊不禁。

那個時代的正能量是每天都在“大躍進”、隨時隨地都可跳著“忠字舞”，結婚領證、小鋪購物、鄰里招呼三句不離《毛主席語錄》…… 所以那個時代的幽默也就在作家深入淺出的敘述中展現開來，表達那樣“嚴肅的活潑”在書中卻是以如此戲謔包袱連抖的形式。

精巧的情節設置

作者戴思杰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電影人，除卻其天生的幽默，對節奏的掌控也訓練有素。這個故事娓娓道來，不急不緩，但每到一個章節結束時，作者必定會賣一個關子，吊足讀者們的胃口。在上山下鄉的洪流中，如大海怒濤中的兩葉小舟一樣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兩個知青，到了鄉村中，很快邂逅了混沌初開的村女美人，一個明戀，一個暗戀，青春年華中一段隱晦的三角關系展開了。這似乎是一個俗套的故事。但《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之所以不落俗套或許就是因為愛情不是該小說唯一的主題。

小說中的所有人物都在探索這周圍的世界，嘗試著與周遭的人交流，在任何境界中都想找點樂子，甚至不惜以身犯險，看似達觀而知命，實際心中都有暗流奔涌。

小說中的老裁縫曾經走出大山區過另一種生活，他知道小提琴的英文是“violin”，他會在下雨路滑的天氣乘坐雙人滑竿出行去為人裁剪衣服，他特意在工作時要求住到城里知青家中，為的是聽知青們講好聽的外國故事。

小說中會唱山歌的“磨房老頭”體現出來的“自得其樂”的精神境界是為城里知青所欣賞的，也讓現代的中西方讀者嘆服。簡單的山歌也可以是真誠幽默的：老虱子，怕啥子？虱子虱子老虱子，虱子就怕開水燙。山里人的確有山里人的樂趣。而知青“四眼”懷著一腔的政治熱情將其改變為：虱子虱子老虱子，資產階級小虱子。虱子就怕開水燙，無產階級的開水燙。讀到這里，讀者怎能不佩服作家的細致觀察和匠心獨運。

羅明愛上了小裁縫，但又坦白覺得小裁縫不是自己理想的愛人，在日益堆積的感情面前，他選擇了通過為這個女人朗讀書籍改造這個女人。為了得到時為禁書的文學書籍，羅明和馬劍鈴頗歷了一番艱險。事情似乎也在朝著理想的方向發展：小裁縫為自己縫制了當地鄉村第一件女性內衣，把男式的中山裝修改成適合自己的尺碼，穿上了城里女學生才穿的白球鞋，剪了城里人的短發，甚至連說話也在嘗試模仿城里知青的口音。兩個知青也親眼看到對于女村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制度，也沒有任何的經濟約束，能夠剝奪她們想穿得好、打扮得美的渴望，這是一種跟我們的世界同樣古老、跟她們天生的母性同樣古老的渴望。

開放式的結局

在“文革”的背景下，有很多書被劃成“禁書”。禁書中的巴爾扎克擔當了對中國小裁縫思想啟蒙的責任。為什么是巴爾扎克承擔對小裁縫的思想啟蒙責任，為什么不是其他的文豪？據戴思杰本人敘述，中國小裁縫的生活原型就特別喜歡巴爾扎克。而“現在回頭看來，可能是巴爾扎克作品中對女性的尊崇、對‘男人討好女人’文化環境的描述，對一個中國的山村女孩有特別的魅力”[3]。而其他諸如英國莎士比亞，雖同為大師，但其戲劇和小說中有太多對女性不文雅的稱呼和喻指，實不如巴爾扎克能至深至情地喚起女性們的共鳴。無論是學富五車的高級女性知識分子還是閉塞無知的文盲村婦，在對摯善人性及未來的趨利的良性期盼上都是共通的，有尊重愛慕，女人才能在閱讀中更有代受感。巴爾扎克在這部書里或許指代西方文明，或許指代文學，或許指代未知的美好。

作為書中唯一女主角的小裁縫甚至沒有名字。和兩位男主角的對話也以“你，我”貫穿始終。但她具有很強的表現力也承擔了很大的責任：美麗、好奇心、創造力、勇氣、行動力。她制作新奇的衣衫，她總在要求城里的知青說一個故事來聽，她建議兩位男知青去偷即將離鄉返城的知青“四眼”的禁書（這場類似冒險的偷竊的成功極大地豐富了三個人之后的精神生活），她毅然出走山村，走向她向往的大城市。身份的模糊并沒有影響她獨立意識的成長與開放結局的形成。

天生麗質的小裁縫并不缺乏寵愛，她在家中有寵愛她的父親，因為父女二人的手藝，她在鄉親中也備受尊重，因為美貌，她有眾多的追求者?？墒?，真正改變她的是城里知青們所帶來的情感與思想，而她自己則認為是被“禁書”中的巴爾扎克所改變：認識到自己的美，想親身去看外面的世界，想親自去經歷不一樣的生活，非常堅決且絕不回頭。城里來的知青愛人尋來追問原因，她回答：她想去一個大城市，巴爾扎克讓她明白了一個女人的美是無價之寶。

眾所周知，知青與農村姑娘的戀愛通常的結局是政策放松知青回城，拋下了村里那個叫小芳的好看又善良的姑娘，雖然小芳們給了知青們愛，陪知青們走過了那個艱難的年代。但這部小說的結局是：政策還沒放松，身為農民的小裁縫就下定決心打起包袱走出了深山，拋下了她的父親，拋下了愛她的兩個來自城里的男知青，其中一個是她的男友羅明，抱著“改造她”的志向卻被她無情摒棄，只能在她離開后瘋狂“焚毀禁書”。小裁縫能憑借她的美得到她所期許的生活嗎？結局不是失望地歸來便是無奈地墮落嗎？開放而顛覆式的結局所暗示的未來有無限的可能。

中法兩國文化的包容性

正如作家本人所說：“要非常了解、理解你所描寫的人物和社會，以一個特殊的、也許是可笑的角度去觀察，才能講出輕松的故事來，同時又不全是挖苦；對不太了解的事情，往往才講得沉重、壓抑。藝術家只想著‘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出好作品的?！盵4]小說不是在販賣愚昧、無知、黑暗，而是帶著包容與過去苦難實現和解?？此婆c中國文化不相干的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卻因文化對人的啟迪之功而水到渠成地連接到一個中國姑娘身上并成就了世界大文化的合體。古今中外，文化無界，流蕩天下，如《圖蘭朵》等外國歌劇，在當今都可以編譯成京劇版的、法語版的等各種劇種及語言，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戴思杰攫住了這股非主流文化的苗頭，善加整合直到融入自己的真情實感及翻過山后方覺“五嶺逶迤騰細浪”的成熟來駕馭這個故事，才不是說教，才有舉重若輕的幽默。

整部小說里面，作家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更沒有尖銳的政治批判，有的只是輕松幽默浪漫愉快的青春的快樂與哀傷。正如作家本人所期望的：我想讓觀眾笑，而不是給觀眾上課。文化是有包容力的，這樣講故事的方式遠比單調僵化的說教有趣和富有親和力。

這部在法國雖廣受歡迎但并非主流的小說表達的主題似乎也很簡單：所有的人都在追求自由——免于痛楚的自由；免于被不平等對待的自由。

這簡單的主題是人類的普遍價值。幸運的是，中國當代文化和法國當代文化都認可了這樣的價值。當戴思杰以法語寫出《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這樣一部關于中國大陸“文革”年代的小說并順利得以出版，讀者看到了法國文化自身的自信和對戴思杰才華真誠的認可，也從書中讀到了中國文化自身的自信和戴思杰對自己青春年華的忠誠。

[1]Dai Sijie.Bala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M].Gallimard, 2000.

[2]維基百科.戴思杰[DB/0L].http：//zh.wikipedia.org/zh/戴思杰.

[3][4]何農.幽默與中西文化沖突——訪旅法華人作家戴思杰[DB/0L].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4553/20855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