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四大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探索

楊凱

[摘 要]在中共四大前，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和實踐，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是一步步加深的。中共四大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明確提出，即是革命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得出的正確結論，又是當時歷史大環境下不得不面對的重大問題。

[關鍵詞]無產階級領導權；中共四大；國民革命

[中圖分類號] D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4）11-0009-03

在中共四大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的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學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從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看，有部分學者認為直到中共四大，“我們黨才開始認識到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但更多的學者認為一些早期中共領導人在四大前就已經對此問題進行了討論。但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提出過程及其相關問題，并未達成廣泛共識，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深化。本文認為，中共四大之所以能夠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是因為在這之前，我們黨對此問題已經有了由淺入深的認識，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在革命形勢的不斷推動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

一、中共一大至三大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對工人運動高度重視。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的第一句話就談及工人運動，明確：“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不要使工會成為其他黨派的傀儡，勿使工會執行其他的政治路線”。[2]

中共二大開始醞釀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思想。在《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中，明確提出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無政府黨或者基督教所組織的工會里活動時，不得任意引導工人脫離已成的工會，而是“要在他們勢力十[下]的工會里面，漸漸積成勢力，推翻國民黨無政府黨或基督教的領袖地位，自己奪得領袖地位?！盵3]這實際上已經認識到工人階級這一無產階級主要組成部分的力量，在此基礎上，雖然大會還沒有認識到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但明確提出關于工人階級隨著革命的發展會變成“革命的領袖軍”[4]。

中共三大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大會認為，在國民革命中，“中國資產階級大部分依賴帝國主義的列強或軍閥，極易妥協而出賣平民”[5]，而“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故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最先竭全力參加促進國民革命，并喚醒農民，與之聯合而督促茍且偷安的資產階級，以引導革命到底?！盵6]大會既提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又指出其對革命的引導作用，這實際上就是指出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政治領導權。

但對中共三大相關決議的批評中，多指出中共三大宣言中曾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7]。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在這之前和在三大上就沒有一定的認識，實際上這兩句話是有附加條件的。三大宣言中緊接著批評了國民黨的兩個錯誤的觀念：依賴列強和專力軍事。提出改造國民黨現狀的辦法，政治路線上，要“十分注意對于民眾的政治宣傳”，組成人員上，“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并且指出“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8]。把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分子引入國民黨，以致改變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和組成成分，這就意味著要改變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所以，三大宣言中所指的領袖地位的國民黨應該是指改造后的國民黨，而不是指原來的國民黨，按照三大宣言所指，改造后的國民黨應該是革命聯盟的形式。無產階級對革命領導權的掌握，就可以通過國民黨領導的形式來實現。

對怎樣爭奪革命領導權，我們黨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首先，要擴大群眾基礎?！拔覀兗尤雵顸h，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盵9]其次，要占據改組后的國民黨的中心位置?！拔覀兊耐驹趪顸h中為一秘密組，一切政治的言論行動，須受本黨之指揮”，“我們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10]等。我們黨不但認識到要改組國民黨，使之朝革命方向轉向，還要通過黨團活動等方式來影響與支配國民黨的行動方向及其大政方針。

二、中共早期領導人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探索

中共早期領導人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早在1920年8月，蔡和森在和毛澤東的通信中，就提出黨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四種利器之一，“黨（社會黨或共產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為：“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盵11]1922年9月，蔡和森進一步提出中國唯一的出路只有貫徹民主革命，“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勢力來統一?！盵12]這里，蔡和森雖然沒有明確的表達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想法，但已清晰的指出寄希望于無產階級統一各方勢力，完成中國革命。

同一時期，高君宇也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指出，“資產階級已證明他不能——而且不愿意——將印度運動引導向著革命了”，“能救正這種情形”的只有“新的分子”，也就是無產階級。并且中國的情況和印度“很有相似的地方”[13]。

瞿秋白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1923年2月，在論述共產國際的策略時，他指出：“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斗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的社會的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產階級之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盵14]5月，瞿秋白進一步提出：“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依賴世界資本主義而時時力謀妥協。于是中國的真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負此等偉大使命?！薄凹词官Y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15]在之后的中共三大上，瞿秋白先是在大會討論中提出“工人階級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農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于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盵16]在起草黨 的三大黨綱時又提出，“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并且開始重視農民的力量，“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17]。1923年9月，瞿秋白再度指出“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卻須無產階級領導方能勝利”[18]。以上均表明瞿秋白的認識比蔡和森、高君宇更加深刻和全面。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在中共四大前，鄧中夏、李大釗、彭述之等人在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上都有過相關表述。陳獨秀對無產階級的認識在中共四大前也有明顯轉變，他提出：“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后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才能夠達到國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盵19]鑒于陳獨秀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他的思想變化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

三、領導無產階級運動的實踐

在中共四大召開前，由于沒有根據地和軍隊，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的主要活動就是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這也是有的學者認為中共在國民革命時期掌握了部分領導權的根據。

中共一大召開后，隨即建立了中共領導開展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毛澤東后來曾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20]。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期間，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工會組織，形成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高潮。在這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先后爆發了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但聲勢浩大的京漢鐵路大罷工最終失敗了，工運暫時走向低潮。在總結這次失敗的教訓時，鄧中夏指出：“京漢鐵路總罷工無疑的是共產黨所領導，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領導，而下層群眾中很少共產黨的作用?！边@無疑在指出共產黨領導作用的同時，強調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力量、領導作用還不夠。同時，他還指出“共產黨政治領導的錯誤”[21]，即寄希望于吳佩孚的力量，沒有打破對軍閥的幻想。

二七慘案后，雖然有部分黨員對工人運動產生了悲觀心理，但也得到了經驗教訓，即認為“工人階級獨立斗爭是不能得到勝利的，而還要有各階級的援助”。這種各階級的援助是什么形式呢？在中共三大的討論中，鑒于“二七”慘案的教訓，中央委員會同意“工人要領導各階級作民族革命的爭斗”，“但在理論的解釋”[22]上發生了分歧。雖然中共三大最終通過的決議并未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通過關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總結，關于前一段時期工人運動的實踐，對要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已大有進步。

中共三大后，由于客觀環境的嚴酷，以及共產國際的指導和陳獨秀的思想狀況，產生了消極對待工運的傾向。在國共合作最初的幾個月里，中國工人運動沒有出現大的轉機和起色，這與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形成了巨大反差。面對這種局面，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擴大執委會議。會議認為“勞動運動尤其近代產業工人運動是我們的黨之根本工作，我們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若忽視了這種工作，便無異于解散了我們的黨?！盵23]會議及時糾正了黨的工作中的偏差，制定了新的正確的方針，推動了工人運動的復興。

由于南北方形勢不同，之后的工人運動呈現了明顯差異。在北方，雖因軍閥混戰，工人運動有所恢復，但工會一旦公開，便會遭到軍閥的注意和破壞。上海發生的紡紗、南陽煙草公司工人罷工也都失敗。在南方，因為國民政府的存在，呈現出明顯的恢復態勢。1924年5月，廣州工人代表會成立，隨后就參與領導了沙面工人大罷工、平定商團叛亂和滇桂軍閥叛亂以及一連串的工人運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沙面工人大罷工的勝利，罷工勝利后，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總結道，“越上層的紳士化階級越富于妥協性；越向下層的勞動階級，越富于革命性”[24]。他們對中國的階級關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四、結語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我們黨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是一步步加深的。幼年的共產黨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處在一個探索的時期?！皼]有革命的經驗”，沒有適當的“客觀、主觀的條件”，不可能制定出正確的國民革命的策略[25]。從建黨之始，中國共產黨人就嘗試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國情相結合，從一次次革命活動的實踐到不斷的總結經驗教訓，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有一個由淺入深，由模糊到明確的過程。

另外，任何認識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國共合作前，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是引導和組織工農參加民主革命，與國民黨交集較少，革命領導權的問題并未暴露。國共合作后，工農運動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共產黨員出色的組織和工作能力，都使國民黨右派感到恐慌，國民黨老右派戴季陶曾說，“今日最能奮斗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26]。國民黨右派的破壞活動加劇后，統一戰線內的領導權問題變得尖銳起來，加上部分共產黨員在認識和實際工作中也出現了右傾的危險，這就使明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不得不提上了日程。所以，中共四大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明確提出即是革命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得出的正確結論，又是當時歷史大環境下中共不得不面對的關鍵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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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平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