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勝訴率下降癥結何在

胡印斌

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王振宇日前披露，我國行政訴訟的一大特點就是原告的勝訴率即被告的敗訴率低；10年前被告敗訴率占30%左右，近年來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其中有法院自身的原因，也有老百姓“不會告”的原因，但突出的是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

盡管缺乏具體個案的佐證，僅憑“民告官”勝訴率連年下降，并不能直接推導出司法不公的結論，不過，這一冰冷的數據還是令人震驚。那么，“民告官”勝訴率下降的癥結究竟在哪里？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僅僅指出時下行政機關越來越注重法律意識，其所做出的行政行為往往經得起法律檢驗，似乎還遠遠不夠。除此之外，還必須以更開闊的視野看待這一問題。

其一，行政訴訟中“民”與“官”的對等問題。從法律層面講，訴訟主體當然是對等的，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民”與“官”，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盡管這些差異未必都能折射到案件當中，卻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影響和滲透。無論是在時間成本、費用成本，還是在承受能力上，發起訴訟的“民”都天然處于不利境地。而這，也是類似行政訴訟每每以調解、撤訴了結的根源所在。

其二，行政權力的無所不在，也使得“民告官”案件存在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問題。僅僅一個“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就千難萬難，盡管一些地方甚至出臺了行政首長不出庭就會被追責的強制性規定，而在現實中，這一制度的落實情況依然不好。

長期以來，很多法院缺乏足夠的獨立性，往往會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干預。此前，有媒體報道，一些地方黨政機關給基層法院打招呼，甚至發出紅頭文件試圖影響判決結果?？梢哉f，行政干預司法，行政訴訟是重災區。只要權力不受到約束，就必然會干預司法。

此前有消息稱，全國人大將通過改革把涉法涉訴的信訪納入法治的軌道。而如果行政訴訟不能真正成為民眾尋求公道的法治渠道，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有序運行，不僅民眾的焦慮難以紓解，原本不羈的權力也會更加隨性肆意，而此前曾一度糾纏不休的“權大還是法大”命題，也注定將繼續困擾著人們。

因此，當務之急是盡快降低行政訴訟的門檻，破解“立案難”，讓老百姓通過法治的渠道表達訴求，合理維權，改變“信訪不信法”的局面；同時，還必須從制度上約束行政權力對于司法的干預和擠壓。

今年1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新修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對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增加規定“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相信這樣的規定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強大的震懾作用。

行政訴訟的問題，行政訴訟法執行的問題，說到底還是政府守法的問題，是限制權力的問題。建設法治社會，建設法治政府，就是要把權力限制在憲法與法律范圍內，政府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行使權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