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畜平衡補償政策的受償主體差異性探析

李金亞+薛建良+尚旭東+李秉龍

摘要：草畜平衡制度是我國草原利用和生態保護的基本制度，國家對實行草畜平衡的牧戶進行生態補償。對不同規模牧戶草畜平衡差異的理論演繹分析和實證檢驗發現：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正向影響牧戶草畜平衡狀況；中小牧戶是超載過牧的主體，承擔更多的減畜任務。而現行補償政策與牧戶草原承包面積掛鉤，暗含不同牧戶超載過牧程度均質的前提假設，補貼因而沒能向更需要補償的中小牧戶傾斜，不利于他們實現草畜平衡。彌補牧戶草畜平衡的機會成本損失、協調草畜平衡保護生態和增加牧民收入的政策目標，應該摒棄補償與草場面積掛鉤的做法，轉為向中小牧戶傾斜的收入支持政策。而根據經營規模區別補償牧戶，本研究證實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由于納入了家庭供養人口信息，比經營草場總面積對草畜平衡狀況的邊際解釋力更大，因此，依據戶人均草原經營面積進行補償比經營草場總面積更為科學有效。實現草畜平衡的根本還在于把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

關鍵詞草畜平衡；生態補償；超載過牧；經營規模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4）11-0089-07doi：103969/j

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又強調建立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發展生態友好型農業。2010年，國家基于退牧還草工程在內蒙古、新疆等八個主要牧區?。▍^）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對禁牧進行補助，對禁牧區域以外的牧戶承包草原，在核定合理載畜量的基礎上實施草畜平衡管理，并給予未超載放牧的牧民每畝1.5元的草畜平衡獎勵，標志著我國對牧戶的生態補償政策進入一個新階段?；拘纬闪斯こ檀胧┡c牧戶承包責任相結合、重點突破與面上治理相結合的草原生態建設補償政策體系。到2012年，草原補獎機制實施范圍擴大到東北、華北5省，覆蓋了全國所有牧區半牧區縣，涉及13個省區的578個縣、68個兵團團場和11個農墾牧場。

影響草畜平衡的因素很多，學者們分別就草畜平衡的生態理論基礎[1-3]、市場和產業經濟特質[4-6]、牧民可支配資源和生計社會影響[7]以及制度監督執行[8]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盡管在干旱半干旱草原，牧戶尺度的草畜平衡管理面臨諸多困難，但是從政策演進的歷史和現實約束來看還是一種制度改進，需要進一步完善[9]。在制度設計上，現行草畜平衡補償政策與牧戶承包的草原面積掛鉤，隱含著牧戶超載過牧程度是均質的前提假設。而靳樂山等[10]證實草場超載的主體是中小牧戶，草場面積越小的牧戶越有可能超載。中小牧戶難以實現草畜平衡主要是限于經濟能力[4-5]。由于沒有考慮到牧戶之間的差異，過于標準化、簡單化的思路導致草畜平衡制度不能有效執行[10，7]。因此，研究不同規模牧戶在草畜平衡上的差異，是完善政策設計的理論基礎。本文認為牧戶養多少只羊除了受戶有草場總面積約束，還受家庭供養人口數量的影響。因此，家庭人均草場面積可能是牧戶規模更好的代理變量，把家庭人口變量納入分析，能進一步完善不同規模牧戶草畜平衡差異研究。文章主體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理論上對牧戶草畜平衡差異性進行演繹分析，并據此提出理論研究假設；第二部分，利用一手牧戶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不同規模牧戶在草畜平衡上的差異。

1牧戶草畜平衡差異性的理論分析

草原是可再生資源，李仲廣[11]基于一系列假定建立的草原生物學模型，清楚地論證了草原存量和草原存量的增長之間的長期平均關系。本文基于草原生物學模型，首次從宏觀上構建了我國牧區草畜平衡的理論模型，并展開經濟分析。在此基礎上，演繹得出微觀牧戶草畜平衡差異的理論推論。

1.1宏觀草畜平衡理論模型

受Clem Tisdell[12]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進入資源的利用問題的一般探討啟發，本研究對其思路進行完善并拓展到我國牧區草畜平衡分析。如果從草原上獲得的平均收入高于生存線，開放進入情況下將吸引更多人口進入草原?；蛘吒鶕R爾薩斯人口理論，草原支撐的人口將增加，直至從草原上獲得的收入下降到生存線為止。此時草原超載過牧、生態環境惡化，草畜平衡就是針對這種情況旨在實現生態環境和牧民生計可持續的管理制度。本文假定：①市場機制下，牧民出于謀生目的直接利用草原，且很難轉產到其他部門就業。②不考慮貼現，即只考慮靜態的有效率放牧量。③單位放牧活動量的成本固定不變，放牧活動量（E）與放牧牛羊的數量和放牧時間正相關，放牧成本等于單位放牧活動量成本與放牧活動量的乘積。④牛羊的價格（P）固定，放牧收益用出售牛羊數量（Q）與價格乘積衡量。Q是放牧活動量E的函數，放牧活動的收益TR和成本TC都是放牧活動量E的函數。邊際放牧活動的收益與草原存量正相關，草原存量越多，牛羊生長速度越快，邊際放牧活動的收益越大。

在圖1中，TC=βF是總成本線，其斜率β代表維持生存的放牧活動的平均收入水平。TR*是總收益線，當放牧活動量為E*時取得最大總收益，此時，草原在羊吃草長年年更新達到草畜平衡前提下，支撐的放牧活動量也達到最大。如果繼續增加放牧活動量，會超越草原最大更新能力，減少下一期草原增量及其能支撐的放牧活動量以及總收益，因此，E*是取得最大總收益的草畜平衡放牧活動量。但E*并不是經濟最優的放牧活動量，經濟學凈效益最大化的放牧量是圖1中的Ee點，在這一點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超過這一點，追加的成本超過追加的收益。此時，草原上平均收入水平為，放牧活動量沒有達到草原在滿足草原平衡前提下能承載的極限E*。在我國牧區，由于受語言、文化習俗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所限，牧民轉產轉業困難，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充分就業，因而最優經濟效率Ee點只是理論上的。高于生存線的收入水平將使草原支撐的人口越來越多、放牧活動量相應增大，直至平均收入下降到生存線β，在ED點形成均衡。實際上Ee僅是靜態有效率的放牧量，是在假設貼現率為0的情況下的動態有效放牧量。當社會存在正的貼現率時，保存草原資源的機會成本增加，因此，當前草原消耗率將上升，有效率的放牧水平將上升，這將減少均衡時的草原資源存量，貼現率越高，草原存量越少。

要保證均衡收入水平不落到生存線以下，同時保護環境，就需要通過控制放牧活動量來恢復草地生產力，即實施草畜平衡管理。減少放牧活動量在短期內會減少農牧民收入，但能使草原逐漸恢復到更高的存量水平，提高草畜平衡時的放牧量（草原增量）和邊際收益，從而提高放牧平均收入水平。通俗地說，就是同樣多的人口，如果草場質量變好了，人們放牧的平均收益會提高。圖1反映的總量關系可以用單位曲線清晰地表示。圖2的形狀表明假定生產函數是二次函數，MCD是放牧活動的平均收益曲線，MN是相應的邊際收益曲線，0F是生存收入線。盡管只有勞動力要素（放牧活動量）進入了模型，但如果每單位勞動所配備的其他要素是成比例投入的話，該模型仍然適用。

假定當下平均收入為π，π在生存線β上方的距離越遠，則在收入下降到生存線以下之前，通過減少放牧恢復草原生產力、提高牧民平均收入的空間越大。具體來說，π收入的牧民如果只用達到β收入水平，則只需β/πEC的放牧活動量即可，可減小的放牧活動量的表達式為EC-β/πEC=（1-β/π）EC。之所以可能，是因為EC資源條件下放牧活動的邊際收益大于ED，所以盡管EC

以上是既定技術下的草畜平衡管理，在中長期技術可變情況下，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生產方式可能導致生產曲線向上移動，提高放牧活動的收益，例如推廣畜牧良種。那么要取得和之前一樣的人均收入水平則可以減少放牧活動，從而減少對草原的作用。另一種可能性是新技術或生產方式使生產曲線更加陡峭，減少放牧收益，例如推行舍飼圈養盡管可以保護草原，但增加了生產成本，在沒有政府投入情況下，要么難以推行，要么是以減少牧民收益為代價。

1.2微觀牧戶草畜平衡差異的理論推論

減少放牧活動量可以從減少放牧牛羊數量和放牧時間兩方面著手。為簡化分析，只考慮牛羊數量上的平衡，這也是草畜平衡政策的實際操作情況?，F行草畜平衡獎勵與牧戶草場承包面積掛鉤，是建立在草牧場初始劃分的“起點公平”基礎上，最初每戶人均草場承包面積是相同的；然后中央通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穩定草地承包關系，達到人與草地關系的“程序正義”。這樣隨著時間流逝，即使家庭人口有增減，每戶的人均草原承包面積發生變化，但是由于起點是公平的，戶有草場變化的程序是正義的，依據家庭草場承包面積進行草畜平衡獎勵還是能得到公平正義的次優結果。但是，其合理性需要滿足牧戶超載過牧程度是均質的前提假設。因為只有超載過牧程度一樣，不同牧戶的一畝草原達到草畜平衡要減少的牲畜才是相同的，才能以統一的標準按草原承包面積進行補償。這個前提在大集體剛解體、草場劃分初期，牧戶異質性小時不成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牧戶異質性變大時，不同牧戶在實現草畜平衡上的差異性就是繞不過去的問題了。

前述宏觀上的理論分析已表明，牧民平均收入水平在生存線上方的距離越遠，草原通過減畜恢復到一定存量和增量水平的空間越大；牧民平均收入水平離生存線越近，通過減畜恢復草原的空間越小。同理，在微觀牧戶層面可以推論：牧戶減畜實現草畜平衡的可行性，也與牧民具體收入水平及其所代表的行為可行集密切相關。宏觀上，牧民平均收入水平差異是因為不同時期不同資源條件下放牧活動的邊際收益不同，并因此給通過減畜實現既定草畜平衡目標提供了可能；而微觀上，同一時期同一區域草地生產力差別很小，放牧的邊際收益相當，牧戶經濟水平差異主要是經營規模上的，是人均草場面積不同導致的外延式的收入差異。所以可以進一步推論，牧戶占有的人均草場面積可能是影響草畜平衡可行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以下牧戶在草畜平衡上的差異的理論推論：

H1：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大的牧戶越可能實現草畜平衡，草畜平衡情況越好。

H2：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小的牧戶越可能超載，超載程度越深。

2不同規模牧戶草畜平衡差異的實證檢驗

為了探討不同規模牧戶在草畜平衡上的差異，接下來采用一手牧戶調查數據實證分析受訪牧戶人均經營的草場面積和養羊數量，測定草畜平衡情況，在此基礎上，根據以上理論研究假設構建實證研究假設，并檢驗之。

2.1數據來源

本文分析所用資料是課題組2011年12月，對內蒙古錫林郭勒盟8個旗縣牧戶隨機抽樣調查的一部分，主要為問卷調查。出于案例選擇典型性的需要，主要以草場條件比較好的東烏珠穆沁旗和西烏珠穆沁旗的73戶牧戶數據展開分析，輔之于草場生產力比較低的蘇尼特左旗和蘇尼特右旗的55戶牧戶數據。其蘊含的邏輯是，如果不同規模牧戶草畜平衡的差異在草場條件比較極端的地域都能充分體現出來，則一般草原地區自不待言，從而確保案例研究結論具有較大的“可外推性”。草原生產力由高到低依次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東、西烏珠穆沁旗主要為草甸草原，蘇尼特左旗和蘇尼特右旗主要為荒漠草原。也因為草原生產力不同，定量分析時采用的養羊比容指標的同一水平，在不同草原類型地區反映的草畜平衡狀況不同，所以只能分草原類型進行定量研究。對牧戶的隨機抽樣保證了數據的可信性，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度，問卷被翻譯為蒙文并采取調研員和牧民面對面談話的方式進行填寫。

2.2受訪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分布及養羊分布

牧戶經營的草場面積既包括承包經營面積還包括流轉面積，是實際利用的面積。在東、西烏珠穆沁旗73戶受訪牧戶中，家庭人均草場面積最小的114畝，最大的為6 547畝，平均每人擁有草場1 968畝。從分布上看，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在[0，1 000）和[1 000，2 000）畝區間內的牧戶比例最高（見表1）。

2.3草畜平衡狀況的測定：養羊比容

養多少只羊是以牧戶為單位決策的，所以判斷牧戶草畜平衡狀況還得以戶有草原面積相對養羊數量的比值來衡量，具體以養羊比容來測定。比容在自然科學中是密度的倒數，養羊比容=草場經營面積/養羊只數。每戶牧民經營的草場面積除以養羊只數，就可以計算出該牧戶的養羊比容。在73戶牧戶中，養羊比容最低的1.33畝/羊單位，最高的為41.14畝/羊單位，平均每戶的養羊比容為14.31畝/羊單位。如表3所示，養羊比容在[10，20）畝/羊單位的牧戶最多，占45%，其次是[0，10）畝/羊單位的牧戶，占30%。養羊比容越大，每只羊占有的草場面積越大，草畜平衡情況越好；養羊比容越小，每只羊占有的草場面積越小，草畜平衡情況越差。

2.4人均草場面積影響養羊比容的定量分析

根據上述理論推論和描述分析，實證研究假設可表述為：

h1：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大，養羊比容越大。

h2：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小，養羊比容越小。

用stata10.0軟件得出人均草場面積與養羊比容的相關系數為0.53，表明牧戶人均草場面積與草畜平衡狀況有比較強的正相關性。牧戶人均經營的草場面積越大，草畜平衡狀況越好；反之亦然。進一步量化牧戶人均草場面積對草畜平衡的影響，計量模型如下：

Yt=0+1Xi+ui（1）

其中，Yt為養羊比容，Xi為牧戶人均經營的草場面積，i代表第i戶牧戶。

運用stata10.0軟件進行最小二乘回歸，結果如下：

Yt=7.957 144+0.003 204 7Xi（2）

（T=5.10）（4.95）

其中：R2=0.276 9，F=24.51，n=66，p=0.000 0

根據模型估計結果，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對養羊比容的影響為正，隨著人均草場經營面積的增加，養羊比容也逐漸升高。草場面積每增加1 000畝，養羊比容增加3.20畝/羊單位。靳樂山等根據四子王旗某蘇木6個純牧業嘎查100戶牧戶調查數據，估計出戶草場經營總面積每增加1 000畝，養羊比容增加1.93畝/羊單位的結果。由于不是基于同一地域的同一數據，兩者不能簡單比較。但用本研究數據估計出的靳樂山等的同一結果為0.63畝/羊單位，小于3.20畝/羊單位，說明納入了家庭供養人口信息的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比經營草場總面積對草畜平衡狀況的邊際解釋力更大。從而證實了對于研究不同規模牧戶在草畜平衡上的差異，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變量由于納入了更多信息，是牧戶經營規模更好的代理變量。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進一步完善了不同規模牧戶草畜平衡差異性研究。因為養羊比容和超載程度負相關，所以，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小的牧戶越可能超載，且超載程度越深。

以下通過超載牧戶和達到草畜平衡牧戶的分布情況來得到更直觀的認識。超載或草畜平衡與否，是根據實際飼養量與按戶核定的暖季承載量來判斷的，73戶牧戶中，有46戶超載，27戶達到草畜平衡。由于所調查的飼養量是2011年6月的存欄量，是2011年8月下旬錫林郭勒盟執行新草原補獎機制核定的承載量之前的牲畜數量，所以牧民沒有瞞報飼養量的利益沖動，以此測定判別的牧戶草畜平衡狀況真實可信。表4是46戶超載牧戶的分布情況，其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主要集中在[0，1 000）畝之間，占所有超載牧戶的41%，其次是在[1 000，2 000）畝區間，占33%，兩者合計占超載戶的74%。從經營面積分組看，95%的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在[0，1 000）畝之間的牧戶、68%的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在[1 000，2 000）畝之間的牧戶、47%的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在[2 000，3 000）畝之間的牧戶和29%的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在[1 000，2 000）畝之間的牧戶存在超載現象，超載率隨著人均草場面積減小而增大。此外，養羊比容在[0，10）畝/羊單位區間內的牧戶，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主要集中在[0，1 000）畝范圍，超載程度隨著人均草場面積減少而加深。

表5是27戶草畜平衡戶的分布情況，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均草場面積2 000畝以上范圍。從草場面積分組看，隨著人均草場面積增大，達到草畜平衡的戶數越多，達到草畜平衡的比例越大，養羊比容也越大，意味著草畜平衡狀況越好。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在[0，1 000）畝的僅有1戶到達草畜平衡。

如果把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2 000畝看作中小牧戶和大牧戶的分界點，那么，無論從超載率和超載深度上看，草場超載的主體主要是人均草場經營面積介于[0，2 000）畝的中小牧戶（見表6）。

型估計結果顯示，荒漠草原上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也正向影響養羊比容。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每增加1 000畝，養羊比容增加4.33畝/羊單位。說明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大的牧戶越可能達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狀況越好。表6顯示超載牧戶主要是人均草場經營面積2 000畝以下的中小牧戶，隨著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減小，超載率增大、超載深度加深。表7顯示草畜平衡戶主要集中在家庭人均草場面積2 000畝以上范圍，隨著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增大，達到草畜平衡的比例越大，養羊比容越大。

3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研究針對草畜平衡補償政策，就不同規模牧戶在草畜平衡上的差異性，從理論上論證并經一手牧戶調查數據證實：

（1）家庭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正向影響牧戶草畜平衡狀況。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與養羊比容正相關；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大的牧戶越可能達到草畜平衡，草畜平衡狀況越好；人均草場經營面積越小的牧戶越可能超載，超載程度越深。

（2）中小牧戶無論從超載率還是超載深度上都是草原超載的主體。實施草畜平衡給牧戶造成了損失，有效的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應該對牧戶的機會成本損失進行補償。中小牧戶承擔了主要的減畜任務、受經濟能力所限更難以實現草畜平衡，更需要補償。而現行補償政策與草場面積掛鉤，暗含不同牧戶超載過牧程度是均質的假定，沒有考慮到牧戶之間的差異性，結果是補貼沒能向更需要補償的中小牧戶傾斜，不利于他們實現草畜平衡。因此，為了實現政策目標、提高政策效率，應摒棄草畜平衡補償與草原承包面積掛鉤的做法，轉向對中小牧戶更多的收入支持政策。

（3）根據經營規模進行區別補償，依據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比經營草場總面積更為科學有效。由于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納入了家庭供養人口信息，比經營草場總面積對草畜平衡狀況的邊際解釋力更大，所以，依據前者進行區別補償更能提高政策效率和實現政策目標。

從本文研究結論引申政策含義還在于，從未來的發展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迅速地提高，收入與消費的示范效應使得牧民們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在短期技術進步不可能大變化情況下，如果沒有更多的牧民轉移出去，牧民出于要生活得更好的目標，整體超載過牧具有剛性，擴大牧場經營規模也無從談起。因此，為了實現草畜平衡，除了應該更加注重中小牧戶的補貼以外，更應該通過教育與培訓，盡快轉移牧區剩余勞動力，促進草原經營規模的擴大，同時加快推動技術進步、轉變畜牧生產方式，從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編輯：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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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經營規模進行區別補償，依據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比經營草場總面積更為科學有效。由于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納入了家庭供養人口信息，比經營草場總面積對草畜平衡狀況的邊際解釋力更大，所以，依據前者進行區別補償更能提高政策效率和實現政策目標。

從本文研究結論引申政策含義還在于，從未來的發展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迅速地提高，收入與消費的示范效應使得牧民們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在短期技術進步不可能大變化情況下，如果沒有更多的牧民轉移出去，牧民出于要生活得更好的目標，整體超載過牧具有剛性，擴大牧場經營規模也無從談起。因此，為了實現草畜平衡，除了應該更加注重中小牧戶的補貼以外，更應該通過教育與培訓，盡快轉移牧區剩余勞動力，促進草原經營規模的擴大，同時加快推動技術進步、轉變畜牧生產方式，從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編輯：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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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經營規模進行區別補償，依據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比經營草場總面積更為科學有效。由于牧戶人均草場經營面積納入了家庭供養人口信息，比經營草場總面積對草畜平衡狀況的邊際解釋力更大，所以，依據前者進行區別補償更能提高政策效率和實現政策目標。

從本文研究結論引申政策含義還在于，從未來的發展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迅速地提高，收入與消費的示范效應使得牧民們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在短期技術進步不可能大變化情況下，如果沒有更多的牧民轉移出去，牧民出于要生活得更好的目標，整體超載過牧具有剛性，擴大牧場經營規模也無從談起。因此，為了實現草畜平衡，除了應該更加注重中小牧戶的補貼以外，更應該通過教育與培訓，盡快轉移牧區剩余勞動力，促進草原經營規模的擴大，同時加快推動技術進步、轉變畜牧生產方式，從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編輯：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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