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家石門子巖畫研究芻議

張 芳

（新疆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呼圖壁縣發現一處大型以人物為主體的巖刻畫（圖一）。此后，王炳華、劉學堂、李樹輝三位學者，就這一巖畫的創作時代與作者，進行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本文針對三位學者就巖畫時代和作者的論證及對巖畫內容的闡釋過程進行比較分析，試圖從方法論上探尋其不同觀點的出現原因。

圖一 康家石門子巖畫局部線圖（源于網絡）

一、紛紜難定的巖畫年代與作者觀

王炳華先生于1988年對康家石門子巖畫做了實地考察，首先對巖畫的內涵、時代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1］。王炳華先生認為，康家石門子巖畫創作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千年的前半期。［2］其依據是：第一，該巖畫應是進入父系氏族后的產物；第二，新疆地區在“公元前3世紀前后的戰國晚期，已經步入階級社會，進入了文明。因此，從基本的歷史背景去分析，康家石門子巖刻畫，必須完成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3］；第三，依據巖畫“表現的人物面部特征，可以看出，人物面型、貌飾、與古文獻中記述的塞人種族及他們頭戴尖帽的特征，頗多共同點”［4］，若將巖畫創作者設定為塞人，則“最晚也要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與前面的分析彼此可以統一”［5］；第四，未將巖畫造像結論為公元前3世紀，而結論為公元前1千年的前半期，主要是考慮到這組巖畫自它始鑿到完成，曾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6］。

2006年，劉學堂先生對王炳華先生的觀點提出反思。［7］此后劉學堂先生不斷提出一些新的證據論證其觀點。［8］劉學堂先生認為康家石門子巖畫的創作年代在公元前2千年的前半葉，作者是早期由北而南遷徙，活動在這一區域的吐火羅人［9］。他主要將康家石門子巖畫與小河墓地進行比較，認為兩處遺存的文化在三角藝術風格、夸張的鼻子造型、雙性石人、面部涂紅涂白、帽形、帽飾等六個方面存在可比性，由此推斷康家石門子巖畫的創作時代與小河文化的時間一致。另外還從巖畫中雙馬神和人物體勢符號的源流方面進行了考證，推導出巖畫刻于青銅時代，很可能與吐火羅人在天山地區的活動有關。

2013年李樹輝先生就康家石門子巖畫的時代和作者，提出全新觀點。［10］李樹輝先生認為康家石門子巖畫的創作時代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76年之間或更晚”，其作者是月氏人［11］。其依據是：第一，巖畫人物所繪是戴牛角形圓頂帽的歐羅巴人，這支歐羅巴人是文獻所記的月氏人；第二，“月氏人棲居河西走廊以及東部天山地區的時間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76年的20多年間”［12］；第三，依據牛角形圓頂帽、雙馬神像、虎圖的分布區域與文獻中所記的月氏人的分布區域相吻合。

另外，其它學者也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過康家石門子巖畫。其中宋兆麟［13］、古麗婭［14］、戶曉輝［15］、戴良佐［16］、王敏［17］等基本同意王炳華先生的觀點；林梅村［18］、湯惠生［19］與劉學堂先生的觀點大體一致。

二、分歧的焦點

三位學者產生分歧的焦點集中在巖畫人物的人種，巖畫表現的帽飾，巖畫內涵及相關符號的起源與傳播等三個方面。

第一，人種方面。王炳華先生與李樹輝先生均主要依據巖畫內容判斷巖畫所刻人種為歐羅巴人種。王炳華先生認為：巖畫“作為巖刻人物主體形象—狹面、深目、高鼻，明顯具有歐羅巴人種的特征，而且頭戴高帽，與文獻中所反映的塞人的形體特征一致”［20］。李樹輝先生認為：“巖刻人物長顱、狹面、深目、高鼻的形象具有歐羅巴人種的明顯特征，月氏人正屬于印歐語族群?！保?1］

從巖畫人物刻繪特征方面，很難準確具體地判斷人種。其一，藝術不等同于真實。藝術是對現實的加工與抽象，提煉與夸張。朱狄先生認為，“我國古代巖畫也有許多形象是很難解釋的，因為它們可能在一種神秘的、變了形的神人同形論的意圖下創造出來的”［22］。其二，山體石面限制細節的描述。巖面藝術，受巖石這一特殊藝術載體的形狀、質地等諸多因素制約，巖刻畫無法像在畫布、紙張上的畫作更便于描述細節。巖畫大都線條簡單，高度抽象，與我們日常所見的寫實的畫作無法并論。通過康家石門子巖畫，雖可看出巖刻著重表現了人物的鼻子，但歐羅巴人種的其他諸多細節并未在巖刻中得以明晰表現。人種學研究是一門技術性很強、極強調精確的學科，即使是同種人群，人們的體貌特征差異很大也是常見現象。僅從巖畫雕刻的人面出發，很難確定巖畫上所繪人種是否屬于塞種人或月氏人。

第二，人物帽飾。王炳華先生認為巖畫中所刻為塞人帽飾，從“表現的人物面部特征，可以看出，人物面型、貌飾、與古文獻中記述的塞人種族及他們頭戴尖帽的特征，頗多共同點”［23］（圖二）。劉學堂先生認為巖畫中所繪是小河人戴的“一類圓平頂的筒形高帽”［24］（圖三），帽子上的帽飾是翎羽。李樹輝先生認為巖畫中所繪是“裝飾有牛角形飾物的圓形頂氈帽”［25］（圖四）。對此劉學堂先生認為：“呼圖壁巖畫人物和小河人服飾之間存在直接關系的一個更有力的證據，是呼圖壁巖畫人物戴的高帽上多插有羽飾，大多插上兩根翎羽，有的為單根，也有成排的，這種羽飾目前也只見于小河文化諸墓地”。［26］康家石門子巖畫人物帽子上翎羽狀飾，并非都是用雙線條表示，這些多線條排列的線狀帽飾不能理解為成排的牛角。

圖二 塞人帽式（由劉學堂先生提供）

圖三

圖四

第三，種群與民族。王炳華先生認為巖畫作者是塞人，除通過巖畫判斷為塞人外貌衣物外，還認為巖畫上的虎形圖案與蘇聯南阿爾泰地區的巴澤雷克塞人墓中貴族棺木上繪的立虎“有明顯的相通之處”。［27］李樹輝先生認為巖畫作者是月氏人，除通過巖畫判斷為月氏人外貌衣物外，還認為雙馬圖像“是常見于月氏人的作品形式，廣泛分布于月氏人生活過的北方廣大地區”［28］，“陰山巖畫中便有大量虎圖，黑山巖畫中也有虎圖，烏魯木齊南山阿拉溝墓葬曾出土虎紋金箔帶，烏蘭察布盟涼城毛慶溝及伊克昭盟杭錦旗阿魯柴登等地都曾發現虎紋飾牌”［29］，“這些具有相同文化特點的巖畫和出土文物的分布區域，正與月氏人的分布地域和遷徙路線相吻合?！保?0］對馬圖像出現的歷史悠久。公元前3600—前2200年的顏那亞文化中發現一件石人像下方刻有雙馬神的形象。［31］在敘利亞青銅時代晚期烏加里特遺址中也發現了雙馬神。［32］劉學堂先生認為康家石門子巖畫與小河文化相關，并將康家石門子巖畫與小河墓地以文化視角進行了系統的比較，認為兩處遺存的文化在三角藝術風格、夸張的鼻子造型、雙性石人、面部涂紅涂白、帽形、帽飾等方面存在可比性。最終劉學堂先生得出康家石門子巖畫與小河墓地是同一文化人群留下的不同質地遺存的結論。

三、符號的遷徙

巖畫內容的闡釋方面，王炳華先生與劉學堂先生都進行過較系統的研究，都注意到巖畫中具有符號意義。劉學堂先生更多地從文化元素的起源、遷徙和流傳分布角度考察巖畫。王炳華先生注意到了巖畫中的“虎形圖案”，但忽略了巖畫中人物體勢的符號意義。

王炳華先生認為康家石門子巖畫中所繪為原始舞蹈場面：“巖刻畫面，猶如凝固在舞臺的一場大型群舞造型。身體修長、形體秀美的女性成員，成排停立，上身穩定，兩臂上下翻騰。當右臂平伸、右手上舉時，左臂則平伸，左手向下，手指伸張。反之亦然。雙腳，則輕輕蹬踏。這一動作，輕松、歡快，表現了女主人公們愉悅、歡暢的心情?！保?3］劉學堂先生認為：“呼圖壁巖畫這種統一符號化造型，不僅僅是一種舞蹈姿勢，更重要的是一種與生殖崇拜有密切關系的遠古體勢符號，與西方世界史前時期十分流行的‘卐’字符同源”［34］；“這種圖案結構，并不能僅僅將其理解為舞蹈動作，呼圖壁巖畫不是簡單的表現舞蹈的史前藝術品，更重要的它是一幅史前宗教畫，畫面中的所有因素都出于原始宗教的目的，為原始宗教服務，表現宗教內容”［35］。

康家石門子巖畫中主要的人物體勢一致，是程式化了的符號，是被饒宗頤先生稱為宇宙符號“卍”符［36］的變形。據考古發掘，早在歐洲的青銅時代“卍”形紋飾就見于歐洲了。［37］出土特洛伊的鉛制女神像陰部飾有“卍”符（圖五），“這座鉛制女神像陰部的卍形，乃是女性生殖的標識，亦即生育能力和繁殖能力的象征”［38］。關于“卍”符變形的人物體勢目前發現最早的材料是來自匈牙利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5400年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圖六）。［39］

圖五 鉛制娜娜女神像（源于《中西紋飾比較》，第76頁）

圖六 歐洲石器時代陶器上人物體勢

圖七 阿勒泰富蘊縣唐巴勒塔斯巖畫局部線圖（由劉學堂先生提供）

以符號的視角揭示巖畫內涵十分關鍵?？导沂T子巖畫上出現的弓箭，如不按符號來解釋，難以解釋為何弓箭出現在非狩獵題材的畫作中。弓箭出現在巖畫中除了作為狩獵工具外，更多的情況是與生殖崇拜相關的一種符號。新疆阿爾泰山哈巴河縣的一幅巖畫中，弓箭很長，與交媾男女相連接，在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弓箭功用與生殖力量是密切相關的（圖七）?，F代人與巖畫創作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話語背景中，現代人如何才能盡可能還原巖畫本來所表達的含義呢？無疑需要通過對這些符號進行解讀。對此，朱炳祥先生提出了“符號內涵的歷史性還原法”［40］就是通過解讀符號認識原始文化，盡可能還原原始文化。

四、結語

通過比較三位學者的研究，康家石門子巖畫創作過程與小河人群在這區域的活動相關，巖畫的創作時代是青銅時代，其作者很可能與早期吐火羅人在這一帶的活動有關的觀點更接近歷史的實事?？导沂T子巖畫與小河文化以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可進行系統的比較，通過比較，可以推斷這兩處遺存為同文化同時代作品，其創作時代不晚于公元前2千年的前半葉。

對于巖畫研究方法的思考：第一，巖畫是藝術，藝術不等于現實，巖畫藝術不利于表現細節。第二，巖畫的文化歸屬應可以與巖畫進行文化學視角的比較，且這種比較應做系統的比較而不是文化要素個例的比較。第三，巖畫研究中不能忽略巖畫的象征意義，不以現代人思維對巖畫進行闡釋，如此才能還原原始文化、認識原始文化。

［1］王炳華先生在1988年《新疆文物》第二期上發表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巖畫生殖崇拜巖雕刻畫》一文。該文1993年被論文集《絲綢之路巖畫藝術》收錄，2009年被論文集《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收錄。1991年王炳華先生出版了《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巖畫》一書，書中收錄了論文《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巖畫》，并對康家石門子巖畫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公布了較為全面的照片。王炳華先生有多篇論文涉及康家石門子巖畫，主要有：2004年9月發表的《新疆巖畫的內容及其文化含義》、2012年發表的《康家石門子巖畫透露的歷史文化信息》。這兩篇論文就研究方法及觀點與《新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巖畫生殖崇拜巖雕刻畫》一文保持一致。

［2］［3］［4］［5］［6］［23］［27］［33］王炳華.新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巖雕刻畫［A］.周菁葆.絲綢之路巖畫藝術［C］.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140,139,139,140,140，138，140，140.

［7］劉學堂.呼圖壁巖畫的時代和作者［J］.新疆文物，2006,（2—4）.該文后來被收錄在論文集《無薩滿時代的薩滿——新疆師范大學薩滿國際會議論文集》中。

［8］劉學堂.豐產巫術：原始宗教的一個核心［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7，（2）：44—51.

［9］［24］［34］劉學堂.呼圖壁巖畫的時代和作者［A］.迪木拉提·奧邁爾.無薩滿時代的薩滿——新疆師范大學薩滿國際會議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33—154，148—149，136.

［10］［11］［12］［21］［25］［28］［29］［30］李樹輝.康家石門子巖畫創作者和創作年代［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3，（4），46—52，52，51，47，47，48，48，48.

［13］宋兆麟.生育巫術對藝術的點染［J］.文博，1990，（4）：87—95.

［14］古麗婭.新疆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巖雕畫的初步研究［J］.美術研究，1990，（3）：51—55.

［15］戶曉輝.跨文化視野下的呼圖壁生殖巖畫［J］.西域研究，1994，（1）：55—65.

［16］戴良佐.新疆昌吉地區塞人文化遺跡初探［J］.西北民族研究，1997，（2）：146—152.

［17］王敏.論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巖畫的民族特點與造型特征［J］.裝飾，2006，（1）：40—41.

［18］林梅村.吐火羅人的起源與遷徙［J］.西域研究，2003，（3）：9—23.

［19］湯惠生.青海巖畫——史前藝術中二元對立思維及其觀念的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44.

［20］王炳華.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巖畫［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5.

［22］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1988：568.

［26］［31］［39］劉學堂.新疆史前宗教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13，276，298.

［32］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6—27.

［35］劉學堂.豐產巫術：原始宗教的一個核心［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7，（2）：49.

［36］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1—116.

［37］［38］芮傳明，余太山.中西紋飾比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7，77.

［40］朱炳祥.符號內涵的歷史性還原——一個原始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199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