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清江南通俗小說中心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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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清江南通俗小說中心圈的形成

·馮保善·

本文探討了明清通俗小說江南中心圈的形成及其原因，認為：明代萬歷二十年以前，通俗小說僅處在起步階段，作者寥寥，新出作品數量稀少，缺乏高質量的創作，言小說中心，為時尚早。萬歷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間，通俗小說飛速發展，并開始走向繁榮，江南與建陽各有優長，實難分軒輊，可并謂之中心。天啟、崇禎兩朝，建陽則已經開始從通俗小說中心淡出，而江南則無論小說創作還是出版，都已成為全國的絕對中心。進入清代，江南更成為集通俗小說創作、評點與出版為一體的唯一中心圈。江南之所以成為全國通俗小說中心，與其龐大的小說圖書消費市場、靈活便捷的銷售手段、圖書生產適應市場需求應運而生、充足的小說創作與評點人才儲備有著密切關系。

明清江南 通俗小說中心 消費市場 銷售手段 創作人才

明清通俗小說發展的帷幕，嚴格地講，是以《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的刻印出版為標志，方正式拉開。具有本質意義的變化，出現在萬歷二十年前后。本年，名著《西游記》刻印出版；本年前后，《金瓶梅》抄本在江南文人圈中傳閱，自此通俗小說開始蓬勃發展，并迅速走向繁榮。

在通俗小說的發展過程中，無庸置疑，明代福建的建陽與明清時期的江南，都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比較而觀，建陽卻與江南發揮的作用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建陽對于通俗小說發展的貢獻，集中在晚明時期，清代已經難以為繼；其次，建陽更主要的貢獻集中在通俗小說出版方面。而江南，則不僅在通俗小說的起步階段，與建陽共同鑄造了通俗小說的繁盛，在進入清朝之后，其更成為集通俗小說創作、評點、出版、傳播多方面成就，成為全方位意義的中國通俗小說中心圈。

一、通俗小說的崛起與江南小說中心圈的形成

有學者認為：“當考察通俗小說的發展時，可以發現從嘉靖朝到萬歷前期時，創作與出版的中心是福建，準確地說是福建的建陽地區，而不是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江浙地區”；之后，江浙地區越來越多的新作品問世，在“萬歷后期時數量已逐漸超出福建，到了天啟、崇禎朝時，已占據了絕對優勢，這正意味著通俗小說的創作中心轉移到了江浙地區”①。任何文學體裁的發展，都以其創作的發展為主要的衡量標尺，盡管通俗小說作為文化商品，有其特殊性，但綜合創作與出版，特別是新品種的推出，顯然是我們不能忽視的重要依據指標。

這里，我們便以新出作品為計數單位(重復者不計)，以作品的刻印出版時間先后為序，先看一下萬歷二十年以前通俗小說刻印出版的情況：

1．嘉靖元年北京司禮監刊《三國志通俗演義》；

2．嘉靖年間北京都察院刊《水滸傳》；

3．嘉靖二三十年間錢塘洪楩刊《六十家小說》；

4．嘉靖三十一年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5．嘉靖三十二年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參采史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6．嘉靖年間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南北宋兩傳演義》；

7．隆慶三年四香高齋刊沈孟柈撰《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

8．萬歷十六年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

9．萬歷十九年金陵楊氏刊佚名《新鍥龍興名世錄皇明開運英武傳》

萬歷二十年以前所出版的通俗小說，大體能夠確定時間者，如上羅列，也僅寥寥9部。這9部小說中，一般認為《三國志演義》《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創作，姑置之不論。其他7部作品，首先，從其作者(編者)來看，《皇明開運英武傳》作者佚名(或曰為郭勛及其門客)；《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唐書志傳》《南北宋兩傳演義》《全漢志傳》4部為建陽熊大木撰；《六十家小說》為錢塘洪楩編輯；《顛禪師語錄》為錢塘沈孟柈撰。其次，4位作者的區域分布，建陽1位，錢塘2位，佚名1位。其三，從小說出版地區看，可知者有建陽、錢塘、金陵三地，其中建陽刻印5種，數量最多。然而，這一階段，新作也僅有區區7種，作者分布于建陽、錢塘，刊印地分散在建陽、錢塘、金陵三處，很難說有什么“中心”存在，通俗小說“中心”云云，似乎言之為時尚早。

仍根據上述考量標準，已刊舊作不計，再羅列萬歷二十年以后迄于明朝滅亡這個時段通俗小說創作出版的情況如下：

1．萬歷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淮安吳承恩(？)《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

2．萬歷二十一年建陽余成章永慶堂刊江西臨川朱明世《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

3．萬歷二十二年建陽朱仁齋與畊堂刊錢塘散人安遇時《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

4．萬歷二十五年蘇州步月樓刊南京(？)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5．萬歷二十六年建陽余氏建泉堂刊余象斗《新刻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

6．萬歷三十年建陽余象斗刊自編《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

7．萬歷三十一年建陽余氏萃慶堂刊江西饒安鄧志謨《新鐫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

8．萬歷三十一年建陽余氏萃慶堂刊江西饒安鄧志謨《鍥唐代呂純陽得道飛劍記》；

9．萬歷三十一年建陽余氏萃慶堂刊江西饒安鄧志謨《鍥五代薩真人得道呪棗記》；

10．萬歷三十一年四川巫峽佳麗書林刊棲真齋玄真子《新刻全像音詮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

11．萬歷三十二年建陽楊氏刊江西臨川朱星祚《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12．萬歷三十三年建陽余成章永慶堂刊佚名《郭青螺六省聽訟錄新民公案》；

13．萬歷三十三年建陽詹秀閩刊江西撫宜黃化宇校正《京板全像按鑒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志傳》；

14．萬歷三十四年金陵周曰校萬卷樓刊晉人李春芳編《新刻全像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

15．萬歷三十四年建陽余象斗刊余劭魚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

16．萬歷三十四年天德堂刊南京紀振倫《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17．萬歷四十年金陵周氏大業堂刊南京甄偉《重刻西漢通俗演義》；

18．萬歷四十年金陵周氏大業堂刊秣陵陳氏尺蠖齋評釋《新鍥重訂出像注釋通俗演義西晉志傳題評、東晉志傳題評》；

19．萬歷四十七年蘇州龔紹山刊羅貫中(？)《鐫楊聲庵批點隋唐兩朝志傳》；

20．萬歷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序刊蘭陵笑笑生(浙江鄞縣屠??？)《新刻金瓶梅詞話》；

21．萬歷年間醉眠閣刊余姚呂天成《繡榻野史》；

22．萬歷年間建陽楊氏刊朱開泰《新刻達摩出身傳燈傳》；

23．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佚名《新鐫全像東西兩晉演義志傳》；

24．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熊大木《新刊按鑒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

25．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熊大木《新刻全像按鑒演義南北兩宋志傳》；

26．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蘭江(浙江蘭溪？)吳元泰《新刊八仙出處東游記》；

27．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自編《新刻按鑒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

28．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佚名《按鑒演義帝王御世有夏志傳》；

29．萬歷年間建陽余象斗刊《按鑒演義帝王御世有商志傳》；

30．萬歷年間金陵周曰校萬卷樓刊南京(？)潘鏡若《新鐫朱蘭嵎先生批評三教開迷歸正演義》；

31．萬歷年間杭州王慎修(金陵唐氏世德堂)刊羅貫中《三遂平妖傳》二十卷本；

32．萬歷年間熊龍峰刊話本小說，存四種；

33．萬歷年間熊龍峰刊南昌吳還初《新刻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②；

34．萬歷年間建陽劉蓮臺刊廣州朱鼎臣《鼎鍥全像唐三藏西游釋厄傳》；

35．萬歷年間建陽劉雙松刊佚名《唐鐘馗全傳》；

36．萬歷年間建陽劉太華刊京南歸正寧靜子輯《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

37．萬歷年間建陽陳懷軒刊浙江張應俞《新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

38．萬歷年間建陽肖少衢師儉堂刊金陵陳玉秀編《新刻湯海若先生匯集古今律條公案》；

39．萬歷年間建陽朱蒼嶺刊齊云(江西？)楊致和《唐三藏出身傳》；

40．泰昌元年蘇州天許齋刊蘇州馮夢龍增補《三遂平妖傳》四十卷本；

41．泰昌、天啟年間蘇州天許齋刊蘇州馮夢龍編輯《全像古今小說》；

42．天啟元年玩花齋刊杭州艷艷生《新編出像趙飛燕昭陽趣史》；

43．天啟三年金陵九如堂刊杭州楊爾曾《新鐫批評出相韓湘子》；

44．天啟四年金陵兼善堂刊蘇州馮夢龍編輯《警世通言》；

45．天啟五年蘇州舒載陽刊邗江李云翔《新刻鐘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

46．天啟七年蘇州衍慶堂刊蘇州馮夢龍編輯《醒世恒言》；

47．天啟年間蘇州三多齋刊蘇州(？)猶龍子編《古今列女傳演義》；

48．天啟年間杭州夏履先爽齋主人刊南京(？)方汝浩《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③；

49．天啟、崇禎年間建陽王氏三槐堂刊葛天民、吳沛泉《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

50．天啟、崇禎年間建陽余季岳刊佚名《按鑒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

51．崇禎元年蘇州安少云尚友堂刊湖州凌濛初《拍案驚奇》；

52．崇禎元年杭州陸云龍崢霄館刊自撰《評定出像通俗演義魏忠賢小說斥奸書》；

53．崇禎二年杭州陸云龍崢霄館刊南京(？)方汝浩《批評出像通俗演義禪真后史》；

54．崇禎四年建陽昌遠堂刊余象斗《全像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

55．崇禎四年建陽富沙鄭尚玄人瑞堂刊(山東？)齊東野人《新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

56．崇禎四年金陵文潤山房刊東魯落落平生《繡像玉閨紅全傳》；

57．崇禎四年龔氏刊古吳金木散人《新鐫出像批評通俗演義鼓掌絕塵》；

58．崇禎五年蘇州安少云尚友堂刊湖州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

59．崇禎五年(？)杭州陸云龍崢霄館刊陸人龍《崢霄館評定通俗演義型世言》；

60．崇禎六年杭州名山聚刊蘇州袁于令《劍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

61．崇禎八年蘇州麟瑞堂刊佚名《新刊按鑒編纂開辟衍繹通俗志傳》；

62．崇禎十五年杭州陸云龍翠娛閣刊自撰(？)《新鐫出像通俗演義遼海丹忠錄》；

63．崇禎年間杭州醉西湖心月主人筆耕山房刊自撰《宜春香質》；

64．崇禎年間杭州醉西湖心月主人筆耕山房刊自撰《弁而釵》；

65．崇禎年間杭州醉西湖心月主人筆耕山房刊伏雌教主《醋葫蘆》；

66．崇禎年間金陵云林聚錦堂刊杭州周楫《西湖二集》；

67．崇禎年間蘇州袁于令劍嘯閣刊《東西漢通俗演義傳》(其中《東漢演義》作者為江西臨川〈？〉清遠道人)；

68．崇禎年間蘇州山水鄰刊西湖漁隱《歡喜冤家》；

69．崇禎年間蘇州葉敬池刊蘇州(？)天然癡叟《石點頭》；

70．崇禎年間建陽書林余氏刊佚名《神武傳》四卷(敘劉伯溫故事)；

71．明朝金陵周氏大業堂刊金川西湖(杭州？)謝詔《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

72．明末蘇州周之標刊羅貫中《鐫李卓吾批點殘唐五代史演義傳》；

以此不憚其煩的羅列，我們可知，嘉靖元年(1522)迄萬歷十九年(1591)，凡69年時間內，總計刊印通俗小說9部；而萬歷二十年(1592)至崇禎十七年(1644)明朝滅亡，凡52年時間內，新刊小說總計約有72種。兩相比較，相去懸殊，謂之通俗小說繁榮時代已經來臨，毋庸置疑。

根據以上所開列之通俗小說書目，再做些具體分析。首先，萬歷、泰昌年間，以小說刻印地而論，在新刊約40部小說中，建陽刊27部，金陵刊5部，蘇州刊4部，其他地區4部，稱建陽為小說出版的重鎮，當無異議。其次，從小說作者(編者、評點者)來看，南直淮安吳承恩(？)、南京(？)羅懋登、南京紀振倫、南京甄偉、南京陳氏尺蠖齋、南京(？)潘鏡若、南京陳玉秀、蘇州馮夢龍，約8位，共創作(或評釋)小說8部；江西臨川朱明世、饒安鄧志謨、臨川朱星祚、撫宜黃化宇、南昌吳還初、齊云(江西？)楊致和，約6位，創作(或校正)小說8部；浙江錢塘散安遇時、蘭陵笑笑生(鄞縣屠??？)、余姚呂天成、蘭江(浙江蘭溪？)吳元泰、張應俞，約5位，創作小說5部；福建余劭魚、余象斗、熊大木3位，創作小說6部；廣州廣州朱鼎臣1位，創作小說1部，其他不詳?？紤]其中江西6位、廣州1位與蘭江吳元泰有可能為建陽書坊所雇傭，并在建陽進行小說創作，如此，建陽作者便是10位。而南直與浙江作者總和約13位，超過了建陽。綜合而觀，萬歷泰昌時期的通俗小說領域，江南雖然刻印小說數量少于建陽，但作者遠過之，其與建陽并謂之重鎮可矣。

天啟、崇禎兩朝，新刊小說約32部。首先，就出版地而言，杭州刊11部，蘇州刊11部，建陽刊5部，南京刊4部，江南已經明顯超出建陽，成為小說的刻印出版中心。其次，從作者的區域分布來看，南直所屬蘇州馮夢龍、猶龍子(？)、古吳金木散人、袁于令、天然癡叟(？)，揚州邗江李云翔(？)，南京(？)方汝浩，約7位，創作小說11部；浙江杭州艷艷生、楊爾曾、陸云龍、陸人龍、醉西湖心月主人、周楫、西湖漁隱、金川西湖(杭州？)謝詔，湖州凌濛初，約10位，創作小說13部，其他不詳。小說作者隊伍集中于江南，江南成為通俗小說當之無愧的創作中心，建陽則已經開始從通俗小說中心淡出。

據以上統計分析，我們的結論是，在明代萬歷二十年以前，通俗小說僅僅處在一個起步階段，建陽出版對于歷史演義小說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功；地處江南的金陵與杭州，則在話本小說與英雄傳奇發展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整體而言，作者寥寥，新出作品數量稀少，缺乏高質量的創作，所謂小說中心，言之為時尚早。萬歷二十年以后的二十馀年中，在通俗小說飛速發展，并開始走向繁榮的時期，江南與建陽并謂之中心，各有優長，實難分軒輊。天啟、崇禎兩朝，無論從小說創作還是出版，江南都已經成為全國的絕對中心。

清代江南作為全國通俗小說的中心圈，并無爭議，這是客觀存在，并且證據確鑿。以小說刻印而論，清代南京書坊刻印通俗小說約59部(包括對前代已刻小說之重刻)：其中順康時期(79年)13部，雍、乾、嘉時期(98年)15部，道、咸、同、光時期18部，其他具體時間不詳。其題材重點依次為世情、英雄傳奇、歷史演義、神魔。蘇州書坊，其刊刻時間大致明確者，去其重復，順治、康熙時期刻印47部，雍正、乾隆時期刻印28部，嘉慶年間刻印11部，道、咸、同、光、宣五代刻印23部；其題材重點依次為世情、神魔、英雄傳奇、歷史演義、公案小說。杭州書坊，清朝刻印通俗小說54部(包括對前代已刻小說之重刻)，其中康熙年間9部，雍正年間1部，乾隆年間9部，嘉、道、咸、同、光時期20部；其題材重點依次為世情、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公案。晚清上海則成為全國最大的小說中心，其出版小說的書坊、書局、報館大致有180馀家，其中刻印出版小說在5種以上者，便有約30家。

以小說作者及評點者而論，明清兩代，大體能夠判定為江南作者(或在江南創作小說者)約210位，其中明代約43位，清代167位。小說評點家，大體能判定為江南者(或在江南評點小說者)約62位，其中明代20位，清代42位。江南作為明清通俗小說創作與評點中心，其群星璀璨之繁盛局面不難看出。

更重要的是，明清通俗小說史上諸多小說創作與評點大家及其名作，小說刻印史上諸多精刊名刊，均出現在江南。以名著為例，如《三國演義》，其作者羅貫中的籍貫雖有爭議，但其與杭州關系密切，甚至有可能即生活于杭州，并在此完成了其小說創作；該書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本庸愚子(金華人蔣大器)序，透露出該書最初便在江南流傳，有學者推測，此本也很可能刊于江南特別是南京④；清康熙十八年蘇州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本《四大奇書第一種》出版，更使之成為《三國演義》最流行的一個定本?！端疂G傳》作者施耐庵，曾客蘇州，為張士誠幕僚；其版本，萬歷年間杭州容與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無錫葉晝評點)、蘇州袁無涯刊《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袁無涯評點)均為名刊，崇禎十四年貫華堂刊蘇州金圣嘆刪定評點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出版，成為該書在清代最為流行的本子?！段饔斡洝纷髡邊浅卸髟x書南京，其最早與最佳刊本，即萬歷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督鹌棵贰纷髡咛m陵笑笑生，或謂即南蘭陵(江南)人；萬歷二十四年，首先披露該書抄本消息者袁宏道，正在吳縣縣令任上，書得之于松江華亭人董其昌；該書之首印本萬歷四十五年刊《新刻金瓶梅詞話》，一般認為刻于蘇州；此外，崇禎本刻于杭州，有清一代最流行的張竹坡評本，與南京、揚州、蘇州關系甚密。蘇州馮夢龍編輯“三言”、編撰《新列國志》。湖州凌濛初創作“兩拍”。杭州陸人龍創作《型世言》。杭州陸楫創作《西湖二集》。湖州董說創作《西游補》?！缎咽酪鼍墏鳌贰皞髯晕淞?，取正白下”⑤。吳敬梓在南京創作《儒林外史》。李汝珍《鏡花緣》初刻于蘇州。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均首刊于上海。其例甚多，不勝枚舉。謂江南為明清通俗小說的中心圈，絕非虛譽。

二、明清江南通俗小說中心圈形成原因探討

通俗小說在明代萬歷二十年以后迅速崛起，建陽與江南分別成為重鎮。至天啟、崇禎兩朝，建陽已經開始從通俗小說中心淡出；而江南則無論小說創作還是出版，都已成為全國的絕對中心。訖于清朝，江南進一步鞏固發展其中心地位，成為集通俗小說創作、評點與出版為一體的唯一中心圈。

在有關原因的討論中，人們更多地強調了江南經濟的繁榮與商業出版的發達，這顯得太過籠統，并不十分確切。拙見以為，江南能夠成為明清通俗小說中心圈，最直接的一個原因，是這里擁有著全國最龐大的娛樂消費群體，為大眾娛樂休閑文化的中心，有著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這正是作為商品的通俗小說在這里得以不斷滋長走向繁榮十分重要的土壤。而福建建陽最終從出版重鎮中淡出，其小說出版也走向沒落，與其缺乏江南這種得天獨厚的基礎，關系密邇。

方彥壽先生《建陽刻書史》一書中，專節了探討清代建陽刻書業走向衰亡的原因。其總結為三點：一是戰爭的打擊，認為清兵入關，南明殘馀勢力與地方抗清武裝，與清兵有著長達數十年的軍事對抗，福建最為激烈，戰亂“使建陽刻書業由明后期的極盛的巔峰而急遽衰落，并迅速下滑至低谷”；二是政策的影響，認為“與清朝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文字獄與禁毀書籍對出書的影響，以及海禁對建陽圖書發行通道的阻遏；三是競爭上的劣勢，認為明代建陽刻書家已暴露出守舊、缺乏進取、競爭意識淡薄的弱點，而不講質量，但求利潤，使之名聲大損，清代刻書家文化素質的衰退，導致刻書業所需各種人才的匱乏，更使其在與外地競爭中處于劣勢，此為其走向衰亡的最本質的內因⑥。應該說，方著的分析都有根據，均有道理。但還有一個也許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卻為其忽略，這便是建陽主要為圖書生產之地，而非圖書消費之地；其所生產圖書，主要依賴于輸出，需要依靠異地消費力量，這就成為它先天不足的一個致命的短板，因為，一旦圖書消費之地有了自己的圖書生產，且質量更優，價格相差無幾，其衰亡便勢在必然了。汪燕崗《論明代通俗小說出版中心的變遷及成因》一文中，在述及建陽與江浙出版業競爭中逐漸處于劣勢的原因時，曾有所涉及，如云“建陽作為刻書中心，而非消費中心，本地市場對書籍的消化能力是極其有限的，大量的書籍必須銷往外地，對于讀者群主要為市民階層的通俗小說更是如此”⑦?？上粑奈茨芫痛苏归_更深入的探討。

福建建陽刻書業發展甚早，宋人已有“建陽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圖書之府”⑧的說法，清人施鴻寶《閩雜記》中也說：“麻沙書板，自宋著稱?！雹崞诿鞒?，建陽在全國刻書領域一直處在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如有學者所說：“建陽書林之業自宋迄明六百年間，獨居其盛?！雹獾}北山區，人口不多，經濟實力一般，消費能力有限，特別是圖書生產，主要依賴外地消費，“書之所出而非所聚”的特征非常明顯。因此，建陽的圖書貿易業所呈現出的是一種畸形的發達，如弘治《八閩通志》卷二十五《食貨志》載：“今書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書坊所刻者也?！奔尉浮督柨h志》卷三載：“建邑兩坊，古稱圖書之府，今麻沙雖毀，崇化愈蕃?！瓡性诔缁?，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比f歷《建陽縣志》中載：“在鄉一十六里鄉市各有日期，如崇化里、書坊街、洛田里、崇洛里、崇文里、將口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是日里人并諸商會聚，各以貨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謂之墟。而惟書坊書籍，比屋為之，天下諸商皆集?！毙煳荚谄浯怂髻泟e華亭王會出任建寧府同知的《送通府王公序》中，也盛贊建寧“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周也”。即使到了建陽書業已經走向凋敝的康熙年間，查慎行《建溪棹歌詞十二章》其四還有云：“西江估客建陽來，不載蘭花與藥材；點綴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販書回?！笨梢姶藭r建陽的圖書貿易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

但建陽刻書與江南刻書最大的不同，即江南有本土市場，可以就地銷售；建陽則必須長途販運，遠銷于他方。在江南有自己的小說商品生產這一情況下，建陽小說要在江南從本地書商手中去爭奪客戶，殊非易事。個別頭腦靈活又資金比較充裕的建陽書商便選擇來到江南直接開設分號，如蕭氏師儉堂蕭騰鴻在金陵開店，其他如建陽余氏、葉氏、熊氏，也均在金陵開有分店。而與建陽出版相比，江南則顯示出諸多不同的特點。

首先，江南出版有自己龐大的圖書消費市場。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中說：“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薈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搜其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焙鷳胝J為當時的蘇州、金陵，雖然已經成為刻書業至為繁榮之地，但圖書市場限于本地所刻圖書，外版圖書稀見，這是嘉靖后期至萬歷前期的情況。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江南圖書市場尚不十分活躍的現狀，另一方面，也說明江南區域自身有其龐大的圖書消費市場存在。

江南圖書的走銷，與這里的大眾娛樂消費風氣直接相關。清初小說家李漁說：“今人喜讀閑書，購新劇者十人而九”，“近日人情喜讀閑書，畏聽莊論”，“同一書也，始名《譚概》，而問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購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談而喜笑也明矣”(《古今笑史序》)。作為大眾娛樂休閑讀物的小說，在明代晚期以后的江南，有著廣泛的讀者。清代松江許寶善《北史演義序》中云：“讀《三國演義》，雖農工商賈婦人女子無不爭相傳誦?！薄督鹌棵贰吩缙诔玖鱾麟A段，其閱讀者，集中于江南文人圈(或當時身在江南的文人)，如華亭徐階、董其昌，浙江鄞縣屠本畯、薛岡，浙江秀水沈德符、沈伯遠，蘇州馮夢龍，以及在江南任職的袁宏道、謝肇淛、馬仲良等。

從相關小說序跋中，我們看到，通俗小說在江南的讀者，其一為童稚少年，所謂“而一變為稗官，則童稚無不可讀得”(蔡元放《東周列國志序》)，明末蘇州金圣嘆，“十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仍以書為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序三》)；清朝江寧野云主人(蔡元放)，“方稚齒時，得讀《西游》”(《增評西游證道奇書序》)。其次為基層文人，如蘇州馮夢龍，“子猶固博物者，至稗編叢說，瀏覽無不遍”(韻社第五人《題古今笑》)；松江楊景淐，“輒喜讀百家小傳、稗史野乘，雖小說淺率，尤必究其原，往往將古事與今事較略是非”(楊澹游《鬼谷四友志序》)。其三為私塾先生，清浙江仁和俞景自云其“庚午教讀□□，館政之馀，假友人《封神傳》作消夏計”(《封神詮解序》)。其四有退職官員，清浙江仁和杭世駿，“自致仕旋里后，喜與二三同學講論古今……比來足力不便，輒閉戶幽居，山水之興漸減。偶然翻閱案上殘書，見有《飛龍全傳》一卷……洵特出于外間小說之上，而足與才子等書并傳不朽”(《飛龍全傳序》)。其五有女性讀者，王韜《海上塵天影敘》中云青樓汪婉香“又喜瀏覽群編，自莊騷班漢以至唐人說部、近時章回小說，靡不過目加以評斷”。

日本學者上田望認為，迄清代末道、咸年間，在其他地區已經具備充分的技術與勞力之情況下，外地刻板，其印制與發賣，仍在蘇州，原因便是“地方城市能刻字，能印刷，能裝訂，可是不能賣書，因為地方城市附近還沒有形成買賣書籍的市場圈”。足見圖書消費市場對于圖書出版有著何等重要的影響。

其次，江南的圖書(包括小說)銷售手段靈活便捷，方便讀者。

明人趙琦美在其《酉陽雜俎序》中說：“吳中纏市鬧處，輒有書籍列入檐蔀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边@是在鬧市處擺設書攤，販賣大眾喜歡的通俗讀物。胡應麟云：“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于貢院前，花朝后數日則徙于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后月馀，則徙于岳墳，游人漸眾也。梵書多鬻于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贝藙t不僅設攤鬧市，還根據時令節日，趕熱鬧去處，臨時設攤，服務讀者。河湖遍布的江南，水運發達，又有所謂的書船，也成為圖書(包括小說)銷售重要的渠道。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輿地略》引康熙朝鄭元慶《湖錄》云：“書船出烏程織里及鄭港、談港諸村落。吾湖藏書之富，起于宋南渡后……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簽帙。舊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策鏤刻流傳。于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于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客之末座，號為書客。二十年來，間有奇僻之書，收藏家往往資其搜訪，今則舊本日希，書目所列，但有傳奇演義、制舉時文而已?！睍鸵载溬u圖書為業，竭誠服務，是其本分，據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引滎陽悔道人撰《汲古閣主人小傳》載，毛晉“性嗜卷軸，榜于門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佰；有以舊鈔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谑呛輹霸萍谄咝菢蛎现T矣”。除了大戶需求，更多的還是普通消費者。江南書客在江南圖書流通中，應該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而不是偶或一見的個別現象，如歸有光記載“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王世貞也說“龍游地呰薄無積聚，不能不賈游，然亦善以書賈”，此可為證。

其三，江南圖書生產乃順應市場需求而生。

清嘉定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云：“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矣?！闭驗樵诮系貐^小說流播甚廣，有著龐大的閱讀群，社會影響甚大，因此，該區域的小說禁毀，也較之其他地方顯得更為嚴厲。

而從諸多禁毀令中，我們亦可覘知江南小說生產商人出于迎合市場而趨于極端的商業追求?？滴醵哪?，江蘇巡撫湯斌頒布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稱：“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茍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污人耳目，繡像鏤版，極巧極工，致游佚無行，與年少志趨未定之人，血氣搖蕩，淫邪之念日生，奸偽之習滋甚，風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嚴禁?！羧郧熬幙桃~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毀。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并重責，枷號通衢；仍追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钡拦馐四?，江蘇按察使裕謙告諭：“訪聞蘇城坊肆，每將各種淫書翻刻市買，并與外來書賈私行兌換銷售，及鈔傳出賃，希圖射利，炫人心目，褻及閨房，長惡導淫，莫此為甚。至淫畫顯導邪淫，較淫書尤為甚。蓋淫書尚須粗知字義始得閱看，淫畫則無論男女老少，一目了然?！钡拦舛哪?，浙江巡撫禁淫詞小說：“案據省城紳士張鑒等呈稱：竊惟淫詞小說，為風俗人心之害，例禁森嚴；奈書肆藐玩，輒將淫詞小說，與正經書籍一體貨賣。更有一種稅書鋪戶，專備一切無稽唱本，招人賃看，淫穢異常，于風俗人心，為害尤巨。紳等仿行蘇省成案，設局于省城仙林寺，捐資收買板片書本，公同督毀?！?《勸毀淫書征信錄》)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有查禁“淫詞小說”告諭，云：“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為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潔之事，千百人教之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蒙其禍?！?《江蘇省例藩政》)

在眾多官方半官方的小說禁毀文獻中，我們還可以讀出江南商業出版與大眾消費之間存在的十分密切的關系。有市場存在，才有了書商不負責任的對市場的低俗迎合，大眾的低級趣味與書商的唯利是圖一拍即合，江南艷情小說的泛濫，其原因不難理解。

其四，江南有充足的小說創作人才儲備。

明清江南，在全國格局中，其文化教育顯得非常發達，所謂“浙省素稱人文極盛之區”，“國家學校之設遍于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吳為人才淵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在這些不無自豪感的言說中，正科看出江浙文化教育在全國的領先地位。發達的教育所帶來的一個最直接的問題，便是科舉考試競爭異常激烈。明代中期蘇州人文征明在他的《三學上陸冢宰書》中如是說：

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幸進，然亦鮮矣。略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終，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馀，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眾多，寬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于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緣此幸進，而重于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并馀人而棄之？

這是正德年間文征明寫給新任吏部尚書陸完的信。其中講的正是當時蘇州地區生員的出路問題：約1500名生員，三年一科，能夠出貢、中舉者只有寥寥50人。江南科舉道途的雍滯堵塞，已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大批讀書人沒有出路，謀生成為他們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記載了陳繼儒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饑寒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蕞成書，流傳遠邇?？顔⒐崖務?，爭購為枕中之秘”，這是明代江南文人賣文營生的顯例。明人錢希言《戲瑕》載：“(葉)晝，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為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葉晝為明代江南文人以文章營生又一例子。黃鶴山農序李漁的傳奇《玉搔頭》云：“笠翁……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久之中落，始挾策走吳越間，賣賦以糊其口，吮毫揮灑怡如也?！痹谶@里江南文人明確提出了“賣文糊口”的概念。

拙著《青峰遮不住的寂寞與徘徊：明清山人詩人群落的文化解讀》一書中，曾論述了明清山人與江南的特殊因緣。明代中后期，山人數量急遽增長，所謂“山人如蚊”，“近來山人遍天下”，成為一個廣為人矚目的社會現象。而江南更成為山人詩人集中涌現的區域，是山人詩人的集散地與大本營。對此，明人鄒迪光《與陳小翮》中說：“今者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吳兩越，而他方殊少，粵東西絕無一二?！崩罹S楨《俞羨長集序》中說：“大江以南，山人詩人如云?！庇制洹洞髡昂铑}辭》中說：“今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縉紳唇齒為糊口計，詩亦不合作，此其風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頃多有之?！苯现猿蔀榕嘤饺嗽娙说囊环轿滞?，與明清時期該區域經濟發達、享樂之風流行、人文淵藪，士人云集，有著直接關系。一方面，受享樂風氣的影響，士人不再固執于皓首窮經，不再執著于科舉功名，放棄衣冠，或為山人，尋求現世的享樂，成為必然；另一方面，山人的推波助瀾，益發助長了江南享樂風尚的滋長蔓延。

值得關注的是，山人與大眾娛樂休閑文化(包括小說、戲曲)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對此，尚未見有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故不憚贅述。蘇州天池山人陸采著有小說《冶城客論》，創作劇本《明珠記》、《南西廂》、《懷香記》等；蘇州山人徐霖妙解音律，與陳鐸并稱“曲壇祭酒”；紹興海樵山人陳鶴創作劇本《孝泉記》；昆山虛舟山人鄭若庸創作劇本《玉玨記》、《五福記》、《大節記》、《珠球記》；僑居南京的金山人鑾，何良俊稱“南都自徐髯仙后，惟金在衡鸞最為知音”；錢塘高濂撰有《遵生八箋》、《三徑怡閑錄》，創作傳奇《玉簪記》、《節孝記》；昆山梁辰魚《浣紗記》為第一部用新昆山腔創作的劇本，另著有散曲集《江東白苧》，創作雜劇《紅線》、《紅綃記》；紹興徐渭創作劇本《四聲猿》、《歌代嘯》，著曲論《南詞敘錄》，評點《西廂記》、《紅梨記》，《茶經》、《酒史》、《素問注》、《郭璞葬書注》、《致語》等；徽州高石山人鄭之珍創作劇本《目連救母勸善記》、《五福記》等；蘇州玉遮山人王穉登創作雜劇《相思譜》，傳奇《全德記》，小說《虎苑》，另有《弈史》、《吳社編》等；松江陳繼儒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饑寒者，使之尋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萃成書，流傳遠邇?？顔⒐崖務?，爭購為枕中之秘”，其著述今存《陳眉公先生全集》60卷、《讀書鏡》10卷、《書畫史》1卷、《虎薈》6卷、《狂夫之言》3卷續2卷、《安得長者言》1卷、《書蕉》2卷、《枕譚》1卷、《偃曝談馀》2卷、《妮古錄》4卷、《巖棲幽事》1卷、《珍珠船》4卷、《銷夏部》4卷、《辟寒部》4卷、《古今韻史》12卷、《福壽全書》6卷、《香案牘》1卷、《養生膚語》1卷、《種菊法》1卷等，編輯圖書有《寶顏堂秘籍》四百五十七卷、《古文品外錄》三十四卷、《國朝名公詩選》十二卷、《樂府先存》三卷、《秦漢文膾》五卷、《古逸民傳》二十二卷、《古論大觀》四十卷等，洋洋大觀，令人嘆為觀止，另外，他曾批評小說或為小說作序，其中多有托名，真偽難辨；徽州潘之恒撰有《亙史》、《鸞嘯小品》等，被稱為“姬之董狐”；嘉興周履靖創作傳奇《錦箋記》等；嘉興王翃創作傳奇《紅情言》、《詞苑春秋》、《博浪沙》、《紈扇記》等。以上大體為明代山人作家，入清以后，最有影響的山人蘭溪李漁，創作了《笠翁十種曲》，小說《無聲戲》、《十二樓》等，其《閑情偶寄》更是娛樂休閑文化的經典之作。

英國作家笛福說：“寫作——變成了英國商業的一個相當大的分支。書商是總制造商或雇主。若干文學家、作家、撰稿人、業余作家和其他所有以筆墨為生的人，都是所謂的總制造商雇用的勞動者?！笨梢哉f，明清江南文人(包括山人)既是娛樂休閑文化消費的領導者，更是其創造生產者。上文稱引資料中所說“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茍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在這為書商雇傭的“無品無學希圖茍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的陣營中，應該不乏一些下層山人，他們為了生計，也為自娛，接受書坊主人的雇傭，賺取潤筆。江南多山人，上舉例子僅為其知名者，“如過江之鯽”的江南山人，大批沉淪在生活底層的江南下層文人，毫無疑問，為通俗小說預備了充足的創作人才資源，如上所述，江南成為小說創作中心，眾多的小說作者為江南人，正昭示這一事實。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明代萬歷二十年以后，通俗小說開始真正步入一個繁榮的時代。在萬歷二十年以后的二十馀年中，江南與建陽各有優長，難分軒輊，可以并謂之通俗小說中心。天啟、崇禎以后，從創作到出版，江南在全方位意義上成為通俗小說中心圈。而通俗小說中心圈在江南出現，與該區域享樂風氣流行，為全國娛樂休閑文化中心，密切相關。龐大的通俗小說消費市場，豐富的作者資源，是其能夠成為通俗小說中心圈最為直接的原因。

注：

①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第五編《明末的小說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63-565頁。

② 程國賦《明代小說作家吳還初生平與籍貫新考》，《文學遺產》2007年第4期。

③ 或以為《禪真逸史》《禪真后史》之作者瀫水清溪道人方汝浩為浙江蘭溪人，見賈海建《明代小說家清溪道人考辨》，《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韓]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0-181頁。

⑥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62頁。

⑦ 汪燕崗《論明代通俗小說出版中心的變遷及成因》，《上海師范大學》2006年第2期。

⑧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 [清]施鴻寶《閩雜記》卷八，光緒戊寅申報館本。

⑩ 潘承弼、顧廷龍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卷八，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版。

責任編輯：徐永斌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文化視野下明清通俗小說研究”(14BZW096)階段性成果。

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