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惠慶與中蘇邦交恢復

陳靜+冀振中

[摘 要]1932年12月12日，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正式宣布兩國無條件復交。此事件是中國政府在國聯會議上反對日本侵略屢遭挫折之際獲得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勝利，該外交勝利不僅使中國在國際上突破了外交方面的困境，而且對于中國當時整個政局的發展都具有較重大的影響。本文擬從這一事件的中方主持者——顏惠慶對此事件的具體操作入手，來對這一事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此來展現當時中國內政與外交的某些特點以及這一歷史事件具體的影響和意義。

[關鍵詞]顏惠慶；中蘇；邦交；恢復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代表顏惠慶與蘇聯外交代表李維諾夫在日內瓦互換照會，在中蘇兩國斷交近五年之后，正式宣布兩國無條件復交。這一事件使得中國在近一年里的國聯會議上反對日本侵略屢遭挫折之后，獲得的外交上的一重大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突破了四面楚歌、嚴重孤立的外交危機，對于中國整個政局的發展影響重大、意義深遠。但是對于這一中蘇復交的事件有關的史學論著都僅僅停留在一般性的記敘上，未進行深入的探討，而本文擬從這一事件的中方主持者——顏惠慶對這事件的具體操作入手，來對這一事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此來展現當時中國內政與外交的某些特點以及這一事件的影響和意義。

一、中蘇復交的時代背景

中國方面，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迅速淪陷，在此危急關頭，南京國民政府寄以厚望的“國聯外交”持續受挫，而國內隨著民眾要求抵抗日本侵略的呼聲逐漸高漲，南京國民政府承受的壓力也不斷加大。為了舒緩國內外的壓力，也為了國家利益和國民黨的自身政權利益，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暫時撇下對意識形態的顧慮，把目光轉向蘇俄，希望能聯蘇抗日。

蘇聯方面，從歷史因素和地緣政治上來講，日本一直是其強大的戰略敵人，兩國曾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過激烈的爭奪，蘇聯蘇維埃政權剛成立時日本曾經出兵西伯利亞對其進行軍事干涉。從現實因素來看，1932年日本對滿洲的占領使蘇聯在遠東國防上感受到很大的戰略威脅，加以西方英、法、美等國對蘇聯的包圍和封鎖，使得蘇聯政府為自身安全考慮計，迫切想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以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所以時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李維諾夫公開聲明：“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國，并愿作必要的幫助?！盵1]

日本方面，出于在遠東穩住蘇聯，以免腹背受敵，且待消化侵略中國東北地區的果實后實施進一步的擴張等因素的考慮，表示尊重蘇聯在“滿洲”的利益，聲言決不干涉中東鐵路事務。蘇聯趁此提出兩國立即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日本卻對蘇聯的此種要求含糊敷衍，不愿作出答復。日本的這種曖昧態度最終使蘇聯放棄對日本的幻想，外交的天平倒向中國。

二、中蘇復交的經過

在此國內國際形勢下，作為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首席代表和國際裁軍會議代表團團長的顏惠慶在與日本代表斗爭的同時，又擔當起了中蘇復交談判代表的重任。

蘇聯與中國當時沒有外交關系，也未被西方國家所廣泛接受，所以中蘇兩國代表在外交上的接觸機會并不是很多，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裁軍大會為兩國的復交工作提供了一次絕好的機會。借此機會，顏惠慶與蘇聯裁軍會議代表外交委員李維諾夫頻繁接觸，交換意見，以實現兩國之復交。

顏氏與李氏的接觸從1932年2月20日開始，顏氏在其日記中記載“拜訪李維諾夫，一起用了茶點。他對國聯或縮軍會議均無信心。午餐時他講了表面現象與現實問題”。[2]顏氏對李氏的此次最初接觸是非正式的、試探性的，顏氏非常小心地試探著對方對復交的看法，1932年4月20日，顏惠慶在其日記中談到“與李維諾夫談局勢：他說如果日本越過過境就準備打?！鳖伝輵c以此推測蘇方也有復交的需求[3]。

通過以上與李維諾夫的接觸及對蘇聯內外形勢反復思索，顏惠慶判斷蘇俄有對中國復交的強烈愿望，如能趁此機會，在復交之前與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則對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將會有莫大的幫助，因此顏在1932年5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建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此用為恢復外交關系的第一步?！盵4]南京國民政府在收到顏的意見后，經過與顏惠慶多次電報磋商，確立了與蘇復交談判的兩條原則：“一是聯蘇并非容共；二是先訂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然后討論復交問題”。[5]以后，顏便以這兩條原則開展工作，并向蘇方提出這兩個條件，1932年6月20日，“致部電：報告李維諾夫已回任和收到中蘇互不侵犯條件?！盵6]“與李維諾夫長時間會談了以下問題：軍縮、各國駐西伯利亞領事、互不侵犯條約及莫的回國?！盵7]

蘇聯收到顏惠慶提出的復交條件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于1932年7月6日作出了回應，顏惠慶對此答復在其日記中有過相應記述，即“接到李維諾夫答復：他要求在訂約前先恢復兩國外交關系。我已將此事電告南京?！盵8]李氏在答復中具體表示：“一旦中華民國同蘇聯之間的外交關系得以恢復，我國政府就將準備著手討論同中華民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為了共同的和平事業，我政府愿無條件地恢復這種關系?！盵9]由此可看出蘇聯的態度相當明確：歡迎建交，但不能附加任何條件。

圍繞有條件或是無條件復交這一問題，顏惠慶與蘇方有關人員的外交談判陷入拉鋸狀態。顏惠慶在其日記中保留了此一階級與蘇方外交人士談判的較詳細記錄，1932年7月19日，“沒有同蘇俄進行直接談判，因此與蘇俄的關系沒有進展?！盵10]1932年8月5日，“仔細批閱韋關于與蘇俄關系及互不侵犯條件的報告。何士反對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因為他對蒙古有所擔心?！盵11]8月6日，“致電羅：詢問與蘇談判（復交問題）的程序。[12]中蘇復交工作經過一段的拉鋸談判后，南京國民政府因需要擺脫當時的外交困境，因此也就不再堅持有條件復交這一要求，此后，顏便緊鑼密鼓地開始與蘇聯進行實質性的復交談判工作，1932年9月22日，“就照會事與李維諾夫進行會談?！盵13]1932年9月27日，“李維諾夫送來了復文草案，并另附說明書?！?月29日，“與胡、汪討論了對蘇照會的方案（關于司法原狀）?！盵14]10月1日，“再提幾個對蘇方案?！盵15]10月7日，“為補充照會字句事給李維諾夫寫了信，是通過秘書長斯坦先生送去的?！盵16]1932年10月28日，“部來電詢問我會見李維諾夫的經過。這是擔心日本人策劃陰謀?！盵17]1932年11月4日，“與蘇俄駐巴黎大使多夫格萊夫斯基談了很長時間。他似乎很友好，對情況也很了解，他準備把電報轉往莫斯科。致函斯蒂恩，提出同樣的要求。羅提出要我去莫斯科，但我擔心全體會議將于12月份召開?！?932年11月10日，“致電南京：報告莫斯科的答復，估計該項答復即到?！盵18]1932年11月11日，“日本在莫斯科沒有取得多大成功?！盵19]1932年11月16日，“宴請幾位蘇俄人、拉西曼、維吉埃與齊利。多夫格萊夫斯基說，復文已備就，將于明日送出?！盵20]11月17日，“接到蘇俄人的答復：不能令人滿意。他們在我的建議上增添了字句，這樣一來把整個文件都搞糟了。整個上午我都忙于此事，以及會議程序與決議草案。仔細閱讀蘇俄新增添的字句?！盵21]11月18日，“接南京給蘇俄的答復：增添的字句將予刪除。我草擬了一份照會。蘇俄人打來電話，探問有什么事要找他。我同意在下午6時會見他……會見了即將赴巴黎的多夫格萊夫斯基。他得到了我的答復似乎很寬慰。他向我祝賀說，回來后再簽署?！?1月19日，“仔細審閱了寄往南京的決議案以及與蘇俄的會談記錄?！盵22]這樣經過近一年的談判，中蘇復交方案已近趨于一致，復交工作也臻于成熟。

三、結果、影響和意義

1932年12月初，因國內局勢日益緊張，中國政府“斷然訓令”顏惠慶“從速辦妥復交手續”[23]。因復交工作已基本準備就緒，顏得以在24小時內辦妥復交的一切手續。12月12日，顏和李在日內瓦互換照會，正式宣布兩國無條件復交，消息一經傳出，在國內外都引起震驚（因顏、李的談判一直都在秘密進行），“我國許多僑民來訪，他們都歡欣鼓舞，……各報整版篇幅刊載中蘇問題?！盵24]

中國外交上取得的這一勝利，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首先它使中國突破了嚴重孤立的危局，“此舉使日本慌了神，使中國在國聯的朋友得到鼓舞”[25]，使中國能較進一步依靠國際力量和大國制衡來延緩和抵止日本的侵略。其次使日本在考慮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時，不得不時刻提防背后的蘇聯，牽制了日本的手腳。第三，在外交上清除了蘇聯援華的障礙，為日后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了基礎，使得蘇聯援助中國的抗日事業有了條約依據和法律保障。

綜觀中蘇這一復交事件，顏惠慶雖然只是“媒介”，但他竭盡全力，在其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首先他認識到中蘇復交對當時中國的巨大意義，從而能在思想上高度重視這一復交工作，在行動上積極推動其進行；其次他在這一復交工作中不忘為中國謀取最大的利益（具體表現為顏建議和堅持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建交的先決條件）。第三，在蘇聯堅持復交不得附加任何條件時，顏又能靈活處理，避免了工作陷入僵局，使復交最終得以實現。

因此我們得以看出，顏惠慶自始至終都在推動中蘇復交工作，以實現中蘇關系的正?；?，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中蘇復交得以順利實現，中國外交環境也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

參考文獻：

[1]胡禮忠、金光耀、沈濟時等著《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198頁。

[2]、[3]、[4]、[6]、[7]、[8]、[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顏惠慶著，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第二卷），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635頁、第650頁、第656頁、第666頁、第666頁、第670頁、第673頁、第677頁、第677頁、第686頁、第687頁、第689頁、第690頁、第695頁、第698頁、第698頁、第700頁、第700頁、第700頁、第700頁、第706頁。

[5]石源華著《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頁。

[9]《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15卷，此處轉引自〈近代史資料〉，總第79頁，第198-199頁。

[23]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81頁。

[25]顧維君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君回憶錄》（第二分冊），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