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低到塵埃的種子不開花

七堇年

2010年我從香港浸會大學畢業，出了新書，之后被拉去全國簽售一圈。那種累不是體力的累，是心累，感覺像被人牽著當戲看。心像個想飛的熱氣球，吊籃里卻掛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飛不起來，覺得脹得快要破掉了，一看，還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著。天天手腳冰冷，冷得發抖——我真是覺得，從來沒有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時候都只穿單褲出門的人；那會兒生活空蕩蕩的，喊一聲都有回音。大雪天一個人騎車去游泳，泳池浮著薄冰，咬著牙扎進去，那滋味兒，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東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個。一時間我找不到事做：抑郁癥復發，重得……沒法跟別人說。每天專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沒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沒缺胳膊少腿的又沒餓著凍著，抑什么郁？比比非洲難民，好意思嗎？

老媽看出來了，小心翼翼地拿崔永元的事跡鼓勵我，說，你看人家崔老師抑郁了，就休息；出來做《我的抗戰》；一個人走走長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嗎？我苦著臉說，他是誰啊，我要能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老媽說，你這么想就不對了??！別人還會說呢，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閑得發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該做什么。想過做雜志，但做雜志的人太多了，全都同質化，再做也沒有意義；純寫東西吧，那會兒不知怎的，可能青黃不接吧，年少時什么都敢寫的勁兒過了，該成熟的又沒熟透，所謂瓶頸期吧，寫不出。

做什么好呢，就這么漂著嗎？漂泊之所以讓人羨慕，那是因為你只見到了漂上去的，沒見過沉下去的：后者才是大多數。什么事兒都是聽上去很美，到了實處，要拿膽子來說話——心里掂了掂分量，這膽子我還真沒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開始夢寐以求一份穩定工作，我覺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別人聽說我要找工作，都問我，你還找工作？你不好好寫東西，你找什么工作？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了。

天天在網上刷啊刷，終于看到一個招聘消息，我立馬把簡歷遞過去。體制內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沒爹，娘也沒得拼，但還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著彎兒地聯系上那個書記。后來聽說，我媽媽一個朋友的朋友的親戚的孩子，去年給硬塞進那個單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產的，不差錢，花了二三十萬吧。

死馬當活馬醫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心里又悲壯又凄涼。我和我媽就拿著簡歷，花血本買了兩瓶酒，再商量半天，有點心疼地塞了個紅包在里面，跑了四百公里長途，去攔那個書記。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書記家樓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來了。我遠遠看著母親巴結著臉過去，遞我的簡歷和酒上去，書記不耐煩地揮揮手，不理會，沒說兩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來就陰灰，我心酸得淚都快掉了。

當天我們趕回老家，一路上走高速，老媽一路在后邊兒風涼我，把我寫東西得來的那點可憐的自信給踩得一無是處?！俺隽四銈兡莻€圈兒，你就什么都不是——說白了，就算在那個圈兒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別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矯情的……”有時候，親人的狠話最傷人，我一路那個淚流滿面啊，小小年紀心如死灰的感覺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點，累極了，一臉淚鹽，腌得面皮緊繃發痛。什么都沒說，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時候，掀開被子，打開床頭柜上的臺燈——在一束燈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塵。黑暗中，灰塵什么的，沒人看得見。燈光下，你才看得到，原來有這么多灰塵。

那個瞬間我突然想，如果說寫作還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盞燈，照亮了那一束你原本看不見的灰塵。它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飛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為一篇文章，一本書，你可能不會知道有怎么樣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樣的一個世界中。

后來，那份工作的事兒，反正也找不到后門，就從前門走吧：硬著頭皮面試，問什么答什么，講了半小時。神使鬼差地，他們說我英文很好，錄用了。就這樣，我也打算去生活去了。

工作一年多，每天一粒帕羅西汀，抑郁癥漸漸好了。又開始覺得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如果當初就著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現在很清閑？春花秋月，杏花下喝酒？周游世界？哪像現在這樣，忙得四腳朝天？

原來不光是選老婆，生活也是紅玫瑰白玫瑰：夢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從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沒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個榨汁機。沒時間寫作，沒時間思考，生活不都是要么激情四射，要么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堵在上下班高峰，呼吸著尾氣，連夢都累得沒法做了？要人人都去喂馬劈柴，周游世界，GDP誰來貢獻？

沒低到塵埃里的種子，是開不出花的。

選自《特區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