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理論源流、衡量標準及基本內容

梁芷銘，徐福林，許 珍

(1.欽州學院 法律與公共管理學院，廣西 欽州 535099;2.貴陽職業技術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部，貴陽 550081)

自國家出現以來，國家治理便被普遍談論、探討、闡釋和實踐。在中國古代，關于國家治理的經典概括并不少見?！秴问洗呵铩げ旖瘛诽岬健爸螄鵁o法則亂”，《老子》則說，“治大國若烹小鮮”“無為，則無不治”，儒家主張修齊治平，法家則主張以嚴刑峻法治理國家等等。雖然各家主張相異，但始終與政府、權力及其所及之領域、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國家/社會秩序、以法律/儒家倫理為重心的社會規范聯系在一起，始終圍繞著政府權威、自上而下運行的權力，反映統治與被統治、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當昔日國家治理逐漸遠去，現代國家治理則帶著朝陽的微明浮出地平線。此時，社會各領域矛盾日趨復雜，同時，公共事務、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心，及至治理理論風行，國家統治和國家管理的弊端逐漸顯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

一、國家治理及其體系的理論源流

當歷史走到20 世紀80 年代末，世界出現了特殊的歷史氛圍。此時，冷戰行將結束，后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由于遠遠落后于美、日和歐洲等發達國家而令人堪憂，一些國家危機重重。同時，發達國家本身也諸多難題纏身，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和平共同發展成為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關注的重要議題。面對非洲的發展狀況，世界銀行在1989 年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一詞，此后，不管是在理論領域，還是在政治實踐領域，治理及其理論都開始為人們所熟悉、談論、闡釋和應用。

1.治理的必要與失敗:治理理論的西方話語。詹姆斯·羅西瑙在《沒有政府的治理》一書中認為，治理(Governance)有賴于共同目標的支持而不是國家的強制力量，是“只有被多數人接受才會生效的規則體系”，治理的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非政府機構以及其他社會主體，也可以稱為非國家行為體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而在這樣的規則下，“各個參與主體都沒有一個正式的權力，都是在相互之間約定成熟的規則和領域下進行活動，而且在各自的領域內都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保?］詹姆斯·羅西瑙指出了治理與統治的差異，而在此前，治理與統治一詞常常交叉使用，并被廣泛應用于政治領域與國家公共事務管理領域——直到20 世紀90 年代后，它才獲得新的含義，它不僅超出了自身(Governance)，也超出了統治(Government)。但在格里·斯托克看來，治理所求的“終歸是創造條件以保證社會秩序和集體行動”，因此，治理和統治的差異，“那也只在于過程”。［2］

實際上，治理的概念以如下三個理論原則或假設為根據:一是“可管理性出現危機”，二是“危機反映著國家干預這種傳統形式一蹶不振”，三是“各個‘發達’國家中無不正在出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而且正在就此點趨同”。［3］這意味著政府權威趨于減弱、政府行為效率下降，而新型管理原則將進入公共事務領域。因而，治理終究還是要逐漸取代統治，取代政府管理。羅伯特·羅茨認為，治理替代了“政府管理”標志著“政府管理含義的變化”，它指向“新的管理過程”“改變了的有序統治狀態”“新的管理社會的方式”，因而，治理可以是“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管理”“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4］這必然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以治理機制對付市場或國家協調的失敗”，但是在鮑勃·杰索普看來，“以治理取代市場或等級統治是會失敗的”。因為不存在“對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實現完全或總體控制”，因而，“市場、國家和治理都會失敗?！奔热蝗绱?，就要反思“在失敗的情況下什么結果是可取的”，并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一整套多種多樣的備用對策”，而更為關鍵的是“必須承認有可能失敗，但是仍然按照事情可能成功的方式堅持下去?！保?］雖然治理在多方面因素影響下會走向“失敗”，但其可取之處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多種形式的協調和特定的調整以求某種必要的全面管理”。［6］面對不斷遭受質疑的“治理”，一道新的風景——善治(GoodGovernance)出現在學術界，徑直指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與公民在公共生活領域的合作、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間的新關系。同時，它又為不同學者闡釋、爭論、回味與期待。

電子技術課程是計算機類、電子信息類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實踐性和綜合性。該課程要求學生能從整體上對電子技術應用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有初步認識，培養學生具備一定的電子電路識讀、制作、調試、應用等技能型人才所必需的知識及相關的職業能力。但是，此課程內容較多，涉及模擬電子技術和數字電子技術量大部分，學時相對較少，學生學起來有一定難度?；趥鹘y的教學模式，電子技術課程教學中主要存在以下急需解決的問題。

2.從治理到國家治理:治理理論的中國話語。治理在現代語境中所呈現的意義和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伴隨知識和學術的全球傳播，治理逐漸進入正邁開改革步伐的中國語境，為中國語境接受、認可和改造。

“互聯網+”背景下科技型小微企業創業行為關鍵影響因素研究 ……… 張 楠，斯 姣，張旭軍，曹 潔（59）

毛壽龍把Governance 譯為“治道”，也即“人類社會治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方式?！绷⒆阌谥袊补芾碇贫绕脚_，他認為現代治道的構件則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權政府和開放政府”。［7］在此，治理與公共服務、公共事務的關系十分清晰，而治理與政府的關系，在中國的改革語境下也得到了明確的表達。

與毛壽龍不同的是，俞可平把Governance 理解為治理。他認為，治理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逼淠康氖恰霸诟鞣N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倍鴱恼螌W角度來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包括“政治權威的規范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8］顯然，在俞可平看來，治理與公眾的需要、公共利益、權力聯系緊密，而當治理進入政治領域，更是與權力、政治權威纏繞在一起。與俞可平一樣把Governance 理解為治理的還有徐勇。他認為，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處理，以支配、影響和調控社會”，在治理的邏輯結構中，“公共權力”是最為核心的概念，自然地，要達到治理的目的，就必須借助于以體系存在的“公共權力”，以及“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9］在此，公共權力已經深深地進入了治理的“邏輯結構”，獲得了全面的政治學意義。

無論是把Governance 理解為“治道”還是治理，都沒有使其失去現代語境的本義。但與西方學者不同的是，中國學者更多、也更迫切地把治理與公共事務、公共利益、公共服務、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權力聯系起來。這顯然與中國迫切需要推進體制改革、適應劇烈的社會轉型有著緊密聯系。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明確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治理”被反復提及，涉及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涉及治理體系、能力、方式、結構，等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改革的急切、激情、愿景和信心。而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遭遇諸多難題的時刻，國家治理自然地進入了眾多學者的視野。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實際上來源于人類對國家治理的焦慮。這種焦慮自國家形成的那一天便產生，埋藏在人與人的“自然狀態”和對利維坦的無邊恐懼中，并在國家和國家治理的歷史中積淀下來，它困擾著參與國家治理的每一個主體。對國家治理的焦慮，反映出國家、社會、市場、公民及其關系充滿了危險。如何才能擺脫這種焦慮，擺脫這種危險，使政府、社會、公民處于平衡狀態，使制度設計、政策執行與終極價值追求相契合?至少在國家治理這個層面上，人們在作出不斷的嘗試，那就是以系統性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消解這種焦慮、這種危險。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性，首先體現在治理主體的發展上。這既是公共機構的發展，也是私人機構的發展，不僅是機構制度、機構結構的發展，也是機構理念、機構精神文化的發展。當然也包括治理主體的細胞——個人的發展。其次體現在治理內容與策略的更新。也即要求國家治理體系的相關內容與策略適應時代發展，適應經濟社會的變遷，主動回應社會民眾對治理的需求，而不是走向時代和民眾的反面。再次體現在治理體系結構的自我調整。每一時代都有需要面對的突出問題，每一領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亦是如此，比如，此一時間段內政府領域問題突出，而尤須解決之，彼一時間段內市場領域問題突出，需要著力解決，又或者，此一時間段內社會領域問題突出，尤須盡快妥善處理。這就要求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在自身結構上作出主動調整，在抓住主要矛盾和重點問題的同時，能“十個手指彈鋼琴”，使自身始終保持科學的結構和強大的生命力。

1.民主化。民主，源于古希臘，本意是“人民統治”或者“多數人統治”，但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它一直被視為是個“壞東西”，直到最近一個世紀，它才被看作是個“好東西”。［14］在民主化氛圍中，權威政權不復存在，而民主政權得以建構，公民權得以確立并擴張，公民自由權利得到充分表達，民主制度和程序不斷完善。這實際上就取消了政府作為國家治理唯一主體的地位，而把政府、私人機構、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納入了國家治理主體體系，它們在其中進行全面、充分、理性的競爭，合作參與，表達訴求。這實際上也避免了政府在國家治理中濫用權力，約束了政府權威的擴張。

二、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主要標準

俞可平認為，衡量一國之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五個標準:一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二是民主化，三是法治，四是效率，五是協調。［12］何增科認為，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至少有四個標準:一是國家治理的民主化，二是國家治理的法治化，三是國家治理的文明化，四是國家治理的科學化。［13］對該以怎樣的標準衡量國家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的探討直接反映了我們對國家治理體系的期待。這是時代提出的課題，也是國家治理內在邏輯演進的題中應有之義。通常而言，治理主體(誰治理)、治理路徑(如何治理)和治理期待(治理效果)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始終繞不過的三個核心問題。我們認為，民主化、法治化、系統性、開放性和發展性是衡量國家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的主要標準。

1.治理結構體系。(1)治理主體。治理主體是國家治理的實施者和利益相關者，包括國家治理價值追求的提出者、制度設計者、政策執行者、治理監督者等等一切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構、組織和公民個人。他們是國家治理的推動力量，使國家治理從傳統走向現代、從人治走向法治、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從中央政府集權走向地方分權。同時，他們又在利益博弈中使國家治理放緩腳步，并最終使公共利益得以最大化，使國家達到“善治”這樣一種理想狀態。(2)治理客體。治理客體是國家治理的對象，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教育、生態、社會等領域，不僅包括這些領域的“歷史頑癥”，也包括這些領域的現實問題，不僅包括這些領域本身，也包括交叉領域。治理客體是隨著人類歷史的展開而不斷豐富的，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治理客體永遠消失，一些治理客體歷久彌新，一些治理客體進入人們視野?？梢哉f，沒有固化的治理客體，它始終變動不居，或者顯現在世人面前，或者把自身隱藏，以致需要治理主體的協同才能讓其顯現。無論怎樣，治理客體始終存在于治理主體的視野之內，為具有智慧、理性、激情和洞察力的治理主體所注視。(3)治理介體。治理介體是治理主體借由作用于治理客體的中介，是聯系治理主體和治理客體的紐帶。簡單地說，治理介體包括了事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層次。就事物而言，主要涉及衣食住行等方面。在中國古代，從建筑物的“布局、造型、線條、顏色、名稱”，到“門口的朝向、內部擺設、一草一木等”，都與“吉祥、正直、公平、和睦、健康、莊重等理念有聯系”，體現著“普遍的善”，當然也包括“廉潔的理念”。［22］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對“三公”消費的限制等等。無疑，這樣一種廉政文化恰是現代國家治理所需要的，而這樣的廉政文化也體現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就制度而言，國家治理必須借助科學的制度方能全面展開并實現治理目標，可以說，制度是治理主體作用于治理客體的最為重要的中介。就觀念而言，以人為本的理念、對民主與法治的追求、對科學與理性的追求，對主權在民理念的堅守，等等，無不給國家治理帶來令人振奮的成效?？梢哉f，失卻了觀念的支撐，治理主體與治理客體的矛盾、治理主體之間的矛盾、治理主體與時代的矛盾將無法得到緩解和解決。

在當下中國語境，從治理到國家治理(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治理)不是偶然。只要我們把目光投往當下中國公共權力的運行、公民權利、市場經濟動態、社會組織與社會發育程度，公民訴求的實現程度時，乃至把目光投往政府轉型、社會轉型、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和問題時，便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對于中國而言，關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一切話題也都得到了開放性闡釋與深情期待。

民主化是一個過程，它指向國家政治制度的變遷，促使政府從低責任走向高責任，為自由公平的競爭選舉創造條件，保護并發展公民政治權利，并約束公共權力，促進社會力量成長。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民主鞏固是必然的選擇。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民主經驗、經濟發展水平、國際因素、民主轉型時機、國家面臨的狀況等因素深深影響著民主鞏固，“當人們了解到，民主只是為專制問題提供一種解決辦法，而未必為所有其他問題提供解決辦法時，民主就會變得鞏固了?！保?5］民主將成為國家政治生活和公共決策的常規，并內化在國家制度、社會生活和民眾的文化心理中，深深嵌入實現政治目標和國家治理愿景的各個過程中，而不是像歷史上一些國家那樣“壓制人民對政策的公開辯論，喜歡鼓勵‘好的臣民’，而不是好的或積極的公民”，在民主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中，這種行徑“越來越難以存在了”。［16］無論如何，“好的或積極的公民”是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最小的細胞，他們有著永不磨滅的公共精神，堅韌的民主品格，他們對權利和義務有著深切的認識和理性的把握。

因為事業單位體制，違法違紀事件極易發生，且大多和內部控制相關聯，通常為控制范圍不全面、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到位等。主要存在下述表現：其一，很多企業的內部控制內容中，并沒有納入重大事件，因其控制內容不夠全面[1]；其二，很多企業的內部控制范圍中并沒有納入二級單位，所以很多人會進行資金的違規使用、非法集資等活動，是因為鉆了二級單位掩護之下的空子；其三，很多企業并沒有嚴格執行建立起的內部控制制度，因其不夠嚴格，所以其僅僅是一個擺設。

再次，是將數據統一結構化。大數據中的數據有些是零散的，有些是半成型的，在數據整理過程中，要將這些數據都變成統一的結構化數據，以便形成更加全面的客戶風險管理體系。

2.法治化。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第二個標準是法治化。這直接關涉著國家治理目標將以何種方式實現，它要回答的是“如何治理”這一問題，也即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問題。法治化，意味著憲法和法律成為國家治理不可撼動的權威，法律的權威在全社會成員文化心理結構中樹立，任何人和組織都沒有特權凌駕于法律之上。這是一種與前現代國家治理完全不同的景象。暴力、斗爭和強迫將被驅逐出人們的視野，而代之以法律框架下的多方協調、理性溝通，以及對共識、普遍的善、正義的不懈追尋。在國家治理法治化的歷史進程中，亞里士多德觀點常常被提及，他認為，即使具有良好的法律，卻不為人民遵守，是無法實現法治的，而當惡法籠罩，人民被迫服從于惡法，也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獲得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保?7］在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中，良法和對良法的普遍遵守依然須臾不可離。這意味著，基于受全民意志限制的立法權的發揮，良好的法律得以形成，而政府和公權力即使身負維護和執行法律的責任也必須服從于法律。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至少包括了政府治理體系、社會治理體系和市場治理體系，但是這三者之間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它們與其他治理體系構成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整體?，F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開放性，首先便體現在這三個最為重要的子體系之間。一方面，它們向彼此不斷輸出信息，既包括帶著正能量的信息，也包括帶著負能量的信息，并以此來確證自身的存在意義，另一方面，它們也從彼此身上吸收信息，相互溝通、相互借鑒，重塑自身面貌和內在結構。

3.系統性。系統性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第三個標準?，F代國家治理體系包括“理念、制度和行動”三個層次，是一個由價值(民主、法治、科學)、制度(行政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與行動(政策制度、政策執行)構成的“橄欖型”結構。［18］這就體現出了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這是與現代國家治理的內容、路徑和目標緊密相關的。一方面，現代國家治理的內容十分廣泛，既包括對經濟、政治、文化、環境領域的治理，又包括對社會領域的治理，既包括對當下各領域狀況的回應，又包括對各領域未來發展的把握，另一方面，國家治理需要借助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式來推進。而國家治理目標本身又有著眼前目標和長遠目標、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區域目標和全局目標的分別。這都要求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系統性，以把不同的治理主體、治理內容、治理路徑和治理目標整合起來。如果國家治理體系失卻系統性，不管是價值維度的缺失，還是制度層面的殘缺，或者是行動方面的不當，都會使國家治理偏離既定方向，滑向公眾需求的反面。同時，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并非憑空產生，它有著自己的獨特歷史與傳統，它有自己的去處，既關注現在，又注視著未來風景，寄托著人們的美好期望。它不斷從自己的傳統中吸收具有生命力的元素，在對現實的關注中修正自己，在對未來的期待中塑造自己新的形態。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就是一個嚴密的系統。這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系統性的另一種表現?，F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必然具有這樣的系統性。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回應國家治理諸多問題的追問。

許耀桐等人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把國家治理體系理解為“由政治權力系統、社會組織系統、市場經濟系統、憲法法律系統、思想文化系統等構成的”有機整體，這一有機整體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組織和治理方式”四個層次。［10］唐皇鳳則詳細闡述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相關問題，他認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是“兼具有效性和合法性”，“開放性、包容性和可問責性”是外在表征，而國家治理體系的“回應性和調適性”則是治理現代化的集中體現，與此同時，治理主體的“多層化和多元化”、治理結構的“分權化和網絡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與法治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與治理技術的現代化”深深地嵌入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之中。［11］

4.開放性。開放性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第四個標準。開放性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的適應性。也就是說，國家治理體系不僅要適應時代的需要，能有效回答時代提出的課題，還要適應社會民眾的需要，能有效回應社會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期待，不僅要適應國家治理主體的需要，能有效協調和平衡各方利益與訴求，還要適應國家治理目標的需要，能有效促進國家治理目標的實現。而這都與國家治理體系是否具有開放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果國家治理體系缺乏開放性，不能從歷史和當下獲得新元素，就會顯示出巨大的局限性，遭到社會民眾抵制與排斥，把國家治理主體引向一片泥潭，迷失在追尋治理目標的路途中。

與民主化一樣，法治化也表現為一個過程。一方面，它受制于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受制于政府與民眾的互動狀況，時常被暴力執法破壞，也為行政干預破壞，另一方面，它又極力擺脫這樣一種令人失望的境況，它通過不同的媒介讓民眾知曉、理解、認同法律以及法治，以獲得社會民情的支持，同時，它通過立法和修訂法律等活動，減少被暴力執法破壞和行政干預的機會，也增加與社會現實的緊密程度，減少與民眾司法需求的對立，以便使自身真正獲得民眾的支持與認同。法治化必然要帶來這樣一種景象:國家治理的每一個環節免于政府權威和公權力的侵犯，個人和團體的權利與自由免于公權力損害，一切與專制相關的制度、思想、公共政策、言論被排斥、驅逐，人權得到普遍享受，人格平等成為社會共識，包括普通民眾和政府官員在內的任何人都沒有特權，法治化不僅是民眾的價值理念追求，也是國家政權的目標建構。法治化強力消解著國家的異化、公權力的異化和法律本身的異化，它把現代國家治理引領向光明之地。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它與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F代國家治理體系與社會各子系統共存，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向社會各個系統輸出信息，把社會各個系統帶上正常軌道。同時，它又在關注、回應社會各個系統運行的同時，吸收信息，對相關治理手段、治理策略、治理目標進行調整。

對軟件教學的問題上，學生很多留言沒用用的課程太多，而相關數據課程少（見圖4）。其中對GIS空間信息數據需求量最高（占73%），但也提出現有GIS分析對規劃決策作用性不強的問題；其次對網絡數據的知識求知若可（占69%），但之前沒有任何相關知識的課程(直到主持人在畢業設計過程中，加入簡單的數據收集與分析的學習），對專業的計量分析軟件SPSS的教學需求也很高（占51%），這樣筆者很驚訝，因為知道這類軟件名稱的同學比預料的高，也就說明他們并不是之前對數據分析毫無了解的。

另外，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還需面對社會民眾的公開批評。這一過程，是其開放性的又一體現。通常情況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以制度、政策作為自身的標志性存在。錢穆在考察中國歷史政治得失時指出，“任何一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利弊而判斷。而所謂利弊，則指在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覺出?！保?9］對于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而言，也同樣如此。而無論是其“得失”還是“利弊”，都應有人負責任地指出，方能為社會民眾普遍知曉并減少社會民眾對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誤讀與沖突，也方能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修正建立基礎。無疑，知識分子是負責任地指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得失”和“利弊”的最為重要的力量。在薩義德看來，純屬個人的知識分子是“不存在的”，知識分子要“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要“令人尷尬……甚至造成不快”，［20］以便讓那些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進入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如此，恰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開放性最為重要的呈現。

5.發展性。發展性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第五個標準。俞可平認為，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也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反映著“國家與社會處于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21］如何才能達到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使國家與社會處于“最佳狀態”?這必然是基于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不斷發展完善，也即其發展性而實現的。發展性反襯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生命力。一般情況下，具有鮮明發展性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能比較順利地促進治理目標體系的實現，而缺乏發展性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往往成為國家治理的障礙，消解乃至破壞國家治理目標體系的實現。

翻譯教材的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翻譯人才的培養，因此教師應該結合翻譯專業特色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吸收最新的翻譯理論和切近當代社會生活的語言材料，自主編寫適用的翻譯教材。教師編寫教材時要遵循文體多樣性、內容新穎性、知識豐富性、使用有效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則，通過拓展教材內容、創新教材體系和優化教材結構，強化學生翻譯理論知識的學習，提高他們的綜合專業素質。

三、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六大基本內容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既是靜態的，又是動態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它始終流變不止，為人們把握，也讓人們迷茫，它為人們帶來希望，也讓人們焦慮。在不斷交換信息的過程中，形成了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六大基本內容。

這個晚上，我們的飯菜出乎意料地好，李大頭給我們開會，先說這項工作雖然有一定危險，但報酬挺高。他以我為例，說這項工程下來，我的學費沒有問題。吳國棟想換一部蘋果手機，喬三喜想買一雙安踏運動鞋，王幸福只想把錢揣進衣兜。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李大頭說，沒問題，一點問題都沒有，這活干下來，你們的理想都能實現。

國際市場：國際氮肥價格下滑，埃及和白羅斯的尿素出口標購均未找到買家，但印度及其周邊國家尚存采購需求，其11月份的尿素進口標購將對市場有所提振。國際磷肥價格持穩，因印度和巴基斯坦二銨需求基本飽和，中國價格承壓下滑，暫無新單成交。國際鉀肥價格高位守穩，整體供給偏緊，巴西、歐洲顆粒鉀需求尚可，亞洲地區新貨源供給較小，潛在需求逐漸啟動。

2.治理功能體系。(1)服務功能?，F代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消解政府權威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而管理型政府也在此一過程中走向服務型政府，可以說，服務功能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治理功能的關鍵所在。一方面，服務于社會民眾的基本生活，即最大程度地為社會成員提供多樣、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提供健全、科學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面，服務于社會民眾的基本發展，即讓各種不同的思想文化在觀念市場自由競爭，最大限度地為社會成員提供健康的精神文化產品。在不同的時期，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服務功能會有所偏重，或者過于側重某一領域，或者過于側重某一群體，或者過于側重提供某一公共品，但無論怎樣，都不能以此或者以服務的瑕疵斷然否認服務功能本身。(2)資源配置功能?，F代國家治理是一個資源配置和再配置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同的資源，如資本、勞動力、技術、精神文化等等，從此領域流向彼領域，從此群體流向彼群體，在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中，逐漸實現各方利益的調整，使不同社會群體處于動態平衡、動態和諧的狀態之中，使社會共同體、市場共同體和政府機構和諧共處，并實現內部的穩定和平衡而不至于出現斷裂或被其他因素輕易撕裂。在推動實現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受到最大影響的無疑是行政資源，一方面，它將從市場和社會層面退回政府領域，無法再對市場和社會進行干擾與干預，另一方面，它在政府機構內部進行重新調整與再配置，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下發揮本應發揮的作用。(3)建構功能?，F代國家治理體系有著強大的建構功能。一是對國家治理主體的建構，這既包括對公共機構的建構，也包括對私人機構的建構，經此建構，無論是公共機構還是私人結構都將煥發出新的活力，以新的面目應對相關治理問題。但更為關鍵的是對另一治理主體——公民個人的建構，公民個人深受國家治理的影響，將在國家治理中成長起來，在切實認知和體悟公民權利與義務的過程中變得理性、客觀、寬容、目光銳利、滿懷理想、活力四射，不斷超越自身。二是對政府的建構，包括對政府機構設置、政府職能、政府行為等方面的建構，使政府逐漸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減低“政府失靈”的幾率。三是對市場的建構，包括對市場機制、市場運行、市場結構等方面的建構，使市場更具活力和穩定性，減低“市場失靈”的幾率。四是對社會的建構，包括對社會運行機制、社會心理、社會文化、社會結構的建構，使社會富有活力。

患兒的病癥常常給父母帶來巨大的心理和情緒困擾，他們比健康兒童的父母表現出更多的抑郁和焦慮癥狀[15]?；純焊改傅男睦砝_首先來自孩子疾病初診時巨大的心理沖擊。雖然有些父母在經歷震驚、失去信心和憤怒等情緒后，能夠逐漸接受孩子患病的事實，但許多父母難以度過心理上的難關并出現強烈的情緒反應。特別是當孩子患上一些威脅生命的慢性疾病時(如癌癥等)，父母痛苦的情緒通常會持續多年[16]。

3.治理制度體系。(1)制度理念。這是一些得到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理念。它來自于社會民眾和平相處的智慧，也來自于社會民眾對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確認。不管是政府治理，還是市場治理，不管是社會治理，還是其他方面的治理，所涉及的制度設計都建基于這些理念之上。這些理念至少包括以人為本、主權在民、法治、自由平等、發展等。這是治理制度體系的生命之源，也是其應對國家治理諸多問題的基本價值依托。(2)制度本身。這是治理制度體系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制度、市場治理制度和社會治理制度，在這三大領域的治理制度中，又以法制體系為首要，也即國家治理的所有活動均需納入法制軌道，國家治理的所有成效均來自對法制的堅守。其次，是協同制度體系。從根本上來說，國家治理是整體性治理，因而，需要在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不同機構之間建立協同制度，以便相互之間形成良好溝通，進而有效化解相互彼此的隔閡、誤會和矛盾，實現高效、密切合作。再次，是監督制度體系。監督制度體系分布于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機構內部，形成內部監督制度體系，同時，它又分布于社會公共領域，借助現代媒介以社會輿論為主要形態，形成外部監督制度體系。在完善的監督制度體系下，國家治理過程中出現的非法行為將難以遮掩，而社會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也將得到充分實現，國家治理就處于社會民眾的目光之下，受到他們的審視、質詢、抨擊。但是“重要的制度并非單憑一紙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實是“傳統、成規和慣例的結晶”，這些傳統、成規和慣例，“雖不見于法律，卻具有不亞于法律的影響力?！保?3］這就意味著，在建構治理制度體系時必須充分考慮“傳統、成規和慣例”的影響，以促進諸多重要制度的建立。(3)制度執行與反饋。這是治理制度體系的關鍵一環。經由制度執行與反饋，治理制度體系的效用與優劣才有可能得以全面檢視與客觀評估。對治理制度的執行與反饋的動力來自治理主體對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渴求，但這同樣需要面對傳統觀念、制度傳統和治理慣例的影響。當這種影響以正能量呈現時，治理主體對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渴求得到加強，治理制度的執行與反饋所受的阻力減小，相反，則削弱治理主體對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渴求，阻礙治理制度的執行與反饋，給國家治理帶來不樂觀前景。

4.治理方法體系。(1)司法手段。如前所述，法治化是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標準之一，因而在國家治理的方法體系中，首要的便是司法手段。一方面，確立憲法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使其在國家治理中得以切實施行與遵守，能真正發揮作用，真正體現國家根本大法這一定位。另一方面，清理現有法律法規，也即廢除那些與憲法相違背的法律法規，修訂那些與上位法相抵觸的法規、條例、部門規章。同時，適應國家治理實際工作的需要，制訂新的法律法規。另外，要依據法律法規對一切非法行為進行治理，進一步樹立法律權威。而在此過程中，司法工作不受任何組織、部門和個人的干預就顯得非常重要。實際上，當司法工作頻受外力干擾，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會危及公民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2)行政手段。政府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使得行政手段運用于國家治理十分必要。行政命令、行政指示不會因政府治理的屢收成效而消失，相反，政府治理取得成效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行政手段。對于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也是如此。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行政手段必然不是最重要和最先采用的手段，而即便使用行政手段，也應不違法治精神。(3)經濟手段。經濟手段是市場治理最為重要、最為常見、最先使用的手段。主要涉及貨幣、價格、稅收和財政方面，它為微觀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使市場競爭充分，讓市場充滿活力，并帶來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

當然，國家治理方法體系并不局限于以上三個方面，但無論采用何種手段，最終都涉及不同領域，影響到不同群體的利益，因而，無論是采用何種手段或者綜合運用它們，都離不開相關意見的交流、溝通，離不開雙方或多方的平等民主協商，離不開積極尋找多方共識的努力。

5.治理運行體系。(1)頂層設計?，F代國家治理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有一些困難在國家治理的中下層面可以得到有效解決，而一些困難則無法解決，需要借助頂層設計推動解決。就當下而言，住房、醫療、財稅、教育、金融等領域的改革都進入了深水區，此時借助頂層設計破解困局就顯得尤為重要。(2)典型示范?，F代國家治理需要面對不同的問題，解決諸多問題則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有時難免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并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甚至給國家治理帶來倒退。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狀況，典型示范在國家治理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具體而言，典型示范可以是某一領域的(比如財稅領域)，可以是某一區域的(比如農村)，也可以是專門解決某一類問題的(比如腐敗問題)。典型示范在于獲得相關經驗，以創造性思維、創新型做法破解國家治理的“頑癥”。(3)多方互動?，F代國家治理的互動是多方面的。就當下而言，至少涉及城鄉互動、東西互動、官民互動。就城鄉互動而言，城鄉二元的局面必須被打破，資源、資本、勞力、知識都應在城鄉間暢通流轉。就東西互動而言，應使東西部聯系更加密切，交流更加頻繁，東部對西部的幫扶更加顯著，東西的差距在發展中逐漸減小。就官民互動而言，主要是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政府作為國家治理極為重要的一方力量，對國家治理全局影響至深，它必須面向民間，傾聽民間的呼聲，吸取民間的智慧，回應民間的訴求，而民間也必須在維護自身價值的基礎上成長為抵制違法不當行為的堅強力量。

6.治理評估體系。(1)評估主體?，F代國家治理必然是一種行動，而行動的效果如何，結果是善還是惡，則需進行全面、客觀的評估。在現代國家治理評估體系中，評估主體是多元的。這不僅是因為治理主體的多元，還因為國家治理本身就涉及多方利益，需要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納入評估主體范圍，以確保國家治理評估的客觀、公正。國家治理的直接受益方和間接受益方都是評估主體——不管是公民個人，還是社會組織，不管是公共機構，還是私人機構，都可成為評估主體，而社會民眾則是最為重要的評估主體。(2)評估客體。通常而言，現代國家治理的相關價值追求、制度設計和政策等都屬于評估客體范圍。它們的科學性、合法性、協同性、有效性、可操作性都將面臨評估，而施行相關制度和政策的結果更是不可忽視的評估客體。(3)評估介體。評估介體是評估的中介，連接著評價主體和客體?，F代國家治理的評價介體，主要是指相關的評價理念、評價標準、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事實上，國家治理交織著不同部門、不同利益集團、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博弈，而相關的評價理念、評價標準、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只有在客觀中立的情況才能在國家治理評估中真正發揮作用。因而，提出相關評價理念，制定評價標準、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必須充分聽取民意，同時也不能忽視少數人的聲音，他們的意見同樣重要。

四、結語

國家治理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大課題，更是當下中國正在高度關注的議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有著悠久的國家治理傳統。這些傳統會穿過歷史的迷霧深深地嵌入當下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優秀的傳統總是令人振奮，而現實的智慧又著實讓人著迷，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正在漸次展開的現代國家治理總是矛盾重重，困難重重。顯然，解決現代國家治理所面臨的矛盾和困難需要尋找新的路徑。因而，梳理國家治理理論、提出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主要標準和明確其基本內容是十分必要的。我們相信，在多元力量的長期、反復博弈之后，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將得以確立，而人們一直所追求的善治也將成為現實，為我們觸摸、感知和體驗。

［1］［美］詹姆斯·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張勝軍，劉小林，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2］［英］格里·斯托克.作為理論的治理:五個論點［J］.華夏風，譯.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1999，(1).

［3］［瑞士］弗朗索瓦-格扎維爾·梅里安.治理問題與現代福利國家［J］.肖孝毛，譯.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1999，(1).

［4］［美］羅伯特·羅茨.新的治理［G］//木易，譯.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86-94.

［5］［英］鮑勃·杰索普.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J］.漆蕪，譯.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1999，(1).

［6］［英］讓-彼埃爾·戈丹.現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國政府政策得以明確的幾點認識［J］.陳思，譯.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1999，(1).

［7］毛壽龍.現代治道與治道變革［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2).

［8］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5).

［9］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闡釋［J］.政治學研究，1997，(1).

［10］許耀桐，劉祺.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分析［J］.理論探索，2014，(1).

［11］唐皇鳳.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路徑選擇［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2).

［12］俞可平.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標準［N］.南京日報，2013-12-10(7).

［13］何增科.理解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1).

［14］王紹光.民主四講［M］.北京:三聯書店，2008∶2.

［15］［美］塞繆爾·亨廷頓.治理問題與現代福利國家第三波:20 世紀后期民主化研究［M］.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316-317.

［16］［日］豬口孝，［英］愛德華·紐曼，［美］約翰·基恩.變動中的民主［M］.林猛，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264.

［17］［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99.

［18］鄭吉峰.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結構與層次［J］.重慶社會科學，2014，(4).

［19］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

［20］［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17.

［21］俞可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J］.前線，2014，(1).

［22］黃義英，秦馨.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構成分析［J］.蘭州學刊，2011，(6).

［23］［日］佐藤功.比較政治制度［M］.劉慶林，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