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歷的1960年代“中心干部”的那些事

羅偉輝

提起“中心干部”這個詞，只有年老的一些同志還有記憶。到底什么是“中心干部”？“中心干部”是做什么工作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基層“中心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心理怎樣？下面以我的親身經歷作一個回憶。

那時候我在貴州平壩縣農工部工作。大約從1959年至1966年之間，忘了具體是哪一年開始，中共中央下達的一號文件必定是關于農業問題的指示?？h委在接到文件后，必然會迅速反應，召開縣委常委會議，制定生產計劃、指標、措施，并制定相應的縣里一號文件，然后召開三級（到大隊）或四級（到生產小隊）干部大會進行貫徹。

所謂三級或四級干部是指縣直機關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和參加縣委工作組的成員，以及公社黨委的正、副書記，正、副主任，大隊支部書記和大隊長，生產小隊隊長。會前，各工作組已組建完成，參加工作組的人員，一般都是按縣委對各單位分配的指標要求，由各單位自報，各單位的領導干部大多為副職參加，有的帶隊干部則是縣委指名參加的。

中央一號文件的精神，重點是解決糧食生產問題。從1959年開始，全國糧食大面積減產，農村食堂從定量下鍋到無米下鍋，形勢非常嚴峻。為解決7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黨中央制定了“以糧為綱”的方針，強調“民以食為天”，一切工作都是要服從和服務于農業，以農業為中心，以糧食生產為中心，所以農村工作就被稱為中心工作，凡長期下鄉的干部被稱為中心干部。那時候的中心工作深入人心，同事們見面會問“在哪里搞中心”，不僅縣里組建工作組，省、地也常派出工作組協助縣里工作。

縣里召開的三干會或四干會，一般是4天，兩頭半天聽報告，中間兩天分組討論落實任務。凡農村來開會的人員，吃、住都在觀音堂（縣委黨校所在地，現已拆建為城關中學）。觀音堂是解放前老百姓敬拜觀音菩薩、求神保佑平安的地方，那時神像早已不知去向，空廟房可容納幾百人開會。開會的人都要自帶行李，在工作人員鋪好稻草的地方打地鋪，公社來的國家干部也不例外。開會的頭天下午報到，第二天上午集中到電影院聽報告，縣直機關的全體干部都參加，能坐上千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h委書記的報告由縣委辦公室的秘書班子起草，領導根據講稿自由發揮，一聽就是幾個小時。凡參加工作組的中心干部絲毫不敢懈怠，必須規規矩矩地坐在前面邊聽邊做筆記。下午以公社為單位分組討論，工作組人員也參加所在公社討論，地點就在各公社住的地方，大家在地鋪上席地而坐，這時的氣候還比較冷，多數人都把雙腳伸入被窩里取暖。

這種形式的討論我一直很害怕，但又不得不去適應，因為農村來的人衛生條件都很差，身上長有很多虱子，你會在白天看見虱子在他們的衣服上爬來爬去，實在被虱子咬急了，他們會伸手從內衣或褲頭上摸出幾個來，用兩個大拇指的指甲用力一掐，只聽“叭”的一聲，兩片指甲上沾滿未消化的血。我曾在冬天的烤火季節里，見農民脫下內衣，雙手牽開在火上烤，虱子耐不住高溫紛紛落在火塘上，發出“嗶波嗶波”的爆炸聲。所以每次開這種會或下鄉回家，我們家的虱子都會流行很長一段時間。不過這樣的大會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敞開肚子吃飯不定量。來開會的農民都是長時間沒有吃過飽飯的人，做第一頓飯必須多下些米，要等大家吃得打飽嗝才會住手。正因為如此，曾發生過一件樂極生悲的事，一位小隊長在報到的當天，就因吃得太多，胃被撐破了，半夜被送進醫院搶救……

大會結束后，工作組人員休整兩天做準備，便分別下到各公社集中，然后由公社分派到大隊或小隊。這一去就是一年，沒有節假日，到秋種結束后才能回到單位。

1961年春，我調縣委辦公室工作，被安排參加川石大隊試點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有別于其他工作組，是由縣委直接領導。工作組的任務，是縣委在農村開展的各項工作先在川石大隊搞試點，取得經驗后寫出報告，由縣委作為文件批轉，發到各公社和單位，起著一個先行先試、總結推廣的作用。

工作組由6人組成，其中有個女同志叫楊菊珍。因女同志晚上不便下隊，便分配她搞后勤，給大家買菜做飯。我們集中住在一個五保戶的房子里，這里又是大隊借用的大隊部，樓下做伙房，樓上辦公和住人。這種小集體的生活很有意思，吃飯用不著麻煩農戶，自己開伙大家幫忙，糧食在不遠的上安糧店購買，蔬菜就地取材，下鄉每月有6斤大米和3兩菜油補助，做好了每人分一份，不飽也餓不著。

農村工作不忙也不苦，不須參加農田勞動，生活自由散漫。早上沒有早餐，上午工作組集中收集各生產小隊情況，研究一些工作上的事，吃完午飯可睡上兩小時的午覺，下午結伴到火車站或田壩上轉悠，白天的事就算完事了。主要工作集中安排在晚上，吃完晚飯后各到各分包的小隊，收集當天的生產進度，召開社員會（實際是一家一個代表），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召開這樣的社員會得有耐心，吃完晚飯后的社員，或幫家里做些家務，或過足了葉子煙癮，或自找樂趣找人吹牛，一直到晚上10點左右才東一個西一個慢吞吞地來到隊長家，這時我已經在隊長家里坐等了3個小時，等安排完第二天的工作已經是深夜12點了。每天的例會，我照例要發表一番講話，由于對當天的工作狀況表示不滿、憂慮，情急之下，會情不自禁地說出一些教訓他們的話語來。誰叫你是工作組呢？工作組不說話叫你來干什么呢？其實農業生產上的事，農民比我們懂得多，什么時間播種，什么時間打田，什么時間栽秧，怎樣才能把莊稼種好多打糧食，他們心中都明明白白，又何需你一個外行不懂裝懂、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呢？可現實卻讓我想不明白，他們懶洋洋、沒精打采地像死老蛇一樣地出工，老牛拉破車似的走在田間小道上，還沒干多久就彎腰捶背坐下來休息，年輕人你追我逐、嬉笑怒罵，把勞動場所變成釋放生活壓力的娛樂場所。干不了多少農活收工的時間又到了，就好像他們不是為自己干活而是給別人打工一樣，看了怎能不使人著急呢？晚上開會，社員們常為工分記多記少，為第二天活路安排合理不合理的事，爭得面紅耳赤。我想解圍，但他們一句“你站著說話不腰疼”，就叫我開口不得。這時我就想，無怪乎要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而我應該怎樣去教育他們呢？除了批評、指責、教訓，我無計可施。endprint

秋收前，我們要幫助生產大隊和小隊制訂一個預分方案（或稱社員分配方案）。做預分方案時，首先要召集大小隊干部逐丘田塊對水稻產量進行估產，估產要做到與實產基本一致，然后在估產的基礎上制訂分配方案，這種預分方案每年都要做一次。分配方案的項目主要有：全年總收入（包括糧食收入、油料作物收入、工副業收入），全年糧食總產（包括水稻、玉米、小麥、雜糧產量），全年總支出（包括公糧、余糧、種子糧、飼料糧、干部提留糧、公積金、公益金、工副業支出），最后才是社員口糧（人口基本糧和工分糧）和工分值。在計劃經濟年代，糧油實行統購統銷，糧食和油料的大部分都被國家征走了。社員能分到的口糧和油料是微不足道的，有的社員秋收一完就吃返銷糧。而由于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產品不多，因此工分值只能以分角計算。一個勞動日大家少的幾分錢，多的幾角錢，農民在貧困線上掙扎。分配方案做起來非常繁瑣、麻煩，但這是社員一年到頭勞動分配的依據，必須做好。因此每年分配前，大隊會計都要到縣里集中培訓一次。分配方案中堆積著許多數據，最終落實到每戶家庭，勞動力強的多少還能進點錢，勞力弱人口多的家庭則還需倒補口糧錢。

糧食是國家的命根子。除公糧（農業稅）外，余糧（按國家收購價）任務是必須無條件完成的，即使是交完公余糧就吃返銷糧，余糧任務也必須首先完成。產糧區的公余糧任務很重，一個大隊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斤。秋收時節，糧食在田里曬個七八成干，打下來就得上交公余糧，由于收來的糧食水分含量過高，在倉庫里發熱翻曬是常有的事，這個時候從上到下，工作都十分繁忙，工作組也不例外。為加快糧食征購任務的完成，縣里臨時成立了糧食征收辦公室?？h委書記坐鎮，一天幾個電話催問糧食入庫情況，入庫進度慢的則要受到批評，好像農民有糧不交似的。同時在糧食產區臨時增設收購點，縮短農民送糧的路程，平壩火車站就設了一個收購點。這時，我從川石工作組抽調到洛陽大隊糧食征收工作組，負責橋上生產隊的催交工作。我到橋上生產隊時，秋收已進行了好幾天，收來的稻谷就堆放在曬壩里，谷堆上用稻草搭棚遮雨。為防止稻谷晚間被偷盜，大隊安排另一個小隊的一個青年看管，每天晚上都在稻谷表面打上石灰印，第二天社員檢查石灰印沒被動過，就認為是安全了。我吃住在一戶社員家里，早早地就睡下了，心想，大隊派另一小隊的人來看管雖有一定道理，但也并非絕對安全，石灰印是隨時可以抹掉也可隨時打上去的。第二天晚上10點左右，我不放心，打著電筒去看糧食，只見糧堆旁的一間房中透出燈光，好幾個男人在那里低聲地說著話，近前一看，爐膛里還燎著火苗，一口大鐵鍋里飄出陣陣飯香，一切都明白了。在那個年代，農民餓著肚子干活，現在糧食收下來了，拿點來吃，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沒有指責他們，只是對他們說以后不要這樣做了，怕社員們發現不好交待。事后我向看糧員打聽，這幾個人頭天晚上就來撮谷子做飯吃了，我說你為什么不制止，他說自己是個外村人，糧食又是他們的，哪敢說個不字。

1961年秋種結束后，川石試點工作組撤回，人員回各自單位上班。1961年底，縣委為落實省委制定的“大包干”政策，組織落實工作組，我被安排在洛陽大隊工作組的雙眼井小隊，負責宣傳和落實工作。為什么要搞“大包干”呢？據我所知，自人民公社化以來，農村各地農業生產水平不但未能提高，而且一直處于下降狀態，糧食年年減產，農村出現大面積缺糧、逃荒、甚至餓死人的現象，歷史上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造成這種困難局面的原因無外乎是政策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省委（是否全國都實行不清楚）決定對糧食產量實行“大包干”，對分配政策作部分調整，其做法是：從1962年起，按生產隊的田土面積承包糧食征購任務數年不變，人均基本口糧按上年標準分配，增產的糧食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真正體現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我到群眾中去宣傳，大受群眾歡迎，都說這樣包干下來，年終肯定能多分到些糧食，早就盼望有這么好的政策了。這個工作很順利，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任務。

1962年春，縣委組建春種工作組，我被安排在馬場公社林卡大隊。林卡是個旱作地區，旱地多，水田少，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大包干”的基礎上，發動群眾多種、種好包谷。由于落實了政策，群眾情緒高漲，再不用像過去那樣苦口婆心地去做動員工作，任務輕松完成。工作組集中吃住，由于糧食不多，我們和老百姓一樣，買來南瓜搞瓜菜代。管伙食的是位商業職工，飯做好后，他堅持要過秤，因此每頓飯他都先用秤稱好后大家才吃。大家都覺得他太小家子氣了，背后都戲稱他為“斤斤計較干部”。

1962年是平壩縣擺脫三年經濟困難的關鍵一年。這一年，由于貫徹落實了“大包干”政策，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當年糧食獲得豐收，整個國民經濟從此走向好轉。

自1961年農民分了自留地后，“收工一陣風”把社員吹到了各自的自留地，他們在小小的自留地里種上各種作物，施肥除草，精耕細作，像繡花一樣地經營，作物的長勢和集體的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1962年的“大包干”在政策上作了微小的調整，其效果當年就顯現出來了?，F在看來，如果農村的生產關系回轉到客觀發展的規律上來，就不用派出我們這種徒勞的“中心干部”了。

（選自《文史天地》2014年第8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