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斯圖爾特·霍爾對文化研究范式的批判與考察

王曉蓓

摘要：西方的文化研究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逐漸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形成了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主要研究范式。這兩種范式激烈競爭、互相批判，使文化研究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和危機。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斯圖爾特·霍爾引入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把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與阿爾都塞的理論相結合，并吸收和借，鑒拉克勞的接合理論，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接合理論。

關鍵詞：斯圖爾特·霍爾;文化研究范式;接合理論

一、西方文化研究范式的困境

斯圖爾特·霍爾作為英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將文化研究范式分為文化主義范式和結構主義范式，并對文化研究范式的具體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批判。

（一）什么是文化主義范式和結構主義范式

“文化主義”一詞是霍爾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論遺產》一文中所提出的概念。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霍爾用其來指稱與結構主義相對的一種研究范式。

文化主義研究范式指的是以社會學、人類學為基礎，用民族志方法論來研究日常生活經驗的一種方法或理論。文化主義研究范式在文化研究的初期階段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直至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了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而產生出來的結構主義范式開始與其形成競爭，最終導致文化研究走入了一種兩難的困境。結構主義范式在理論和方法上受到語言學、文學批評和符號學理論的影響，其中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羅蘭·巴特爾、拉康和?？碌挠绊戄^大。在文化觀方面，結構主義范式認為人的實踐的最終條件或決定因素取決于其所在的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態特征所決定。因此，結構主義范式認為人不是文化的創造者，而是其意識形態產品。

對此情況，霍爾認為，結構主義范式在理論和方法上受到了語言學、符號學理論的影響，它認為人的實踐最終條件或決定因為其所在的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態特征所決定，可以說，結構主義然是認為人不是文化的創造者，相反，人是意識形態的產品而已。結構主義范式的這種研究方式，對人的理解只能局限于在文化范疇、分類和構架中完成。

（二）兩種范式的理論困境

結構主義被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形成了結構主義范式。在霍爾看來，結構主義范式對文化主義范式構成了挑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結構主義范式在強調產生文化的限定條件中肯定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類活動，尤其是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類活動，只能在種種限定性關系中發生，這些限定關系制約著我們能思考或想象的東西以及能完成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彌補了文化主義的不足，因為后者是以一種理想化的觀念，即對英雄主義的簡單肯定來看待人的能動性”。[1]（P.227）

其次，結構主義范式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并且旨在揭示文化問題的關系與結構矛盾。這種觀點為文化主義范式理論提供了有益補充，因為文化主義正是由于太過關注具體的文化現象而忽視了理論的重要意義性。

最后，“結構主義提出了一種不同的總體性觀念。文化主義確實強調文化的總體或整體性質，但是這種總體性最終是以人的能動性為基礎。雖然結構主義也認為文化必須被看作一個整體，但是這個整體不同于文化主義的整體，它是一個復雜的結構統一體，是由各種相對自主的沖突和對立構成的，這種沖突和對立被文化主義所模糊，它過于強調文化的有機性和易變性，把文化視為人的經驗的表達式。引入總體性觀念可以把社會和文化現象的具體性和特殊性理解為總體性的效應。這就是說，經驗自身不包含它得以理解的條件，經驗本身需要解釋和說明?！盵1]（P.228）

霍爾認為，結構主義范式雖然具有自身的理論優勢，但這并不是說結構主義范式可以代替文化主義范式。其實，文化主義范式和結構主義范式二者都有自身理論上的局限性，對于文化研究而言，不論選擇哪種理論范式都會造成理論上的困境。二者之間既不能簡單地用一方來取代另一方，也不能將二者直接綜合在一起。任何試圖對這兩種范式進行綜合的方法只能是一種理論上的折中主義。為了解決文化研究范式的困境，霍爾表達了要創造新范式的理論取向。從根本上說，結構主義范式的缺陷就在于它把原因最終都歸結于決定論，它把具體、復雜的文化差異性，甚至是人的主觀能動性都看作是一種結構的個別化，它用結構性代替了主體性?；诮Y構主義這種決定論的文化研究局限，霍爾轉向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

二、文化研究中的“葛蘭西轉向”

（一）“葛蘭西轉向”

文化研究中的“葛蘭西轉向”其實是指通過借鑒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從而使文化研究走出其理論困境，擺脫文化研究范式的危機。文化研究的理論困境主要表現在文化研究無法解決“限定”問題。為了解決文化主義范式問題把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理論引入到文化研究當中，但是這種范式只能將文化結構化，最終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

而霍爾就是要使文化研究走出這個兩難的困境并尋找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他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對文化研究危機問題進行了論述并認為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葛蘭西的霸權概念對文化研究危機的解決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首先，葛蘭西將‘遇合理解為各種不同限定因素的特殊合成;其次，葛蘭西批判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將文化和意識形態現象同互相競爭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斗爭聯系起來的同時，將這些現象看做階級地位的直接表現。這樣，霸權概念便可以使我們既把政治統治看做要爭奪的和不確定的，又看做包容了整個社會和文化生活領域?！盵2]（P.235）

霍爾雖然把霸權概念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但是卻并沒有解決文化研究兩種范式的兩難問題。他認為，意識形態的斗爭意義和內容一直存在于決定它們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之中，而不是存在斗爭本身當中，所以意識形態斗爭最終不一定要歸結到經濟還原論，但是霸權概念最終也沒有脫離以經濟作為決定因素的討論框架。

（二）霍爾的“折中主義”

霍爾最終只能采取一種調和的辦法，即“折中主義”，來解決這一理論困境，即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統治，它不產生任何必然的結果，同時，意識形態斗爭的結果最終取決于自身的結構。

霍爾的新范式超越了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它是對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創造性應用。在《艱難的復興之路》中霍爾指出：“葛蘭西始終強調，霸權并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現象?！疀]有經濟的決定性的核心作用便不可能有霸權。不要落入陳舊的機械經濟論的陷阱，不要以為只要抓住經濟便可以推動生活中的其余領域?，F代世界中的權力性質，在于權力的構成與政治、道德、知識、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性別問題相關。霸權問題始終是一個新文化秩序的問題。葛蘭西在意大利面臨的問題，現在英國也面臨了，這種新文明的性質是什么？霸權不是一種天賜，一旦授予永無改變。它不是一種將每一個人都吸納的形態?！畾v史集團的概念與一個穩定的、同質的和統治的階級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語。它導出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認識，即對多種多樣的社會力量和社會運動如何聯結成戰略同盟的認識。建構一種新的文化秩序，不必反思一種已經形成的集體意志，而是形成一種新的集體意志，開啟一個新的歷史工程?！盵3]（P.170）

（三） “談判”即“霸權”

霍爾在對待大眾文化問題上，顯示出了與其他文化批判理論家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反對把大眾文化看作是一種政治操縱的工具，也反對把它看作是一種衰敗的標志，反對把它看作是一種自上而下、自發的文化，反對把它解釋成一種強加給主體的結構效應。他對“限定”問題進行了懸置，從而借助“談判”概念對大眾文化引出的種種問題進行了闡述?！罢勁小备拍?，即“霸權”概念，或者說是霸權的表現形式。葛蘭西認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并不是通過簡單地使用武力或暴力來完成的，而代表統治階級的種種觀念，也不可能直接強加給從屬階級。所以霸權的獲得要通過兩個方面的妥協和調停，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退讓，一方面是從屬階級主動承認和接受。統治階級的觀念經過與從屬階級之間的斗爭后進行談判和修改，這樣它的觀念才能適合從屬階級的日常生活經驗，由此對統治階級的霸權產生一種“自由的贊同”，即一種普遍的贊同或共識。在雙方的斗爭中，我們要清楚的意識到，從屬階級對政治和經濟矛盾采取的是主動回應和抵抗，而不是被動的接受。因此，霍爾理解，大眾文化應該是一種經由雙方“談判”而產生出來的、經過雙方認可的意識形態混合體，它是在抵抗和融合過程中的一種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

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與以往的理論相比，對于文化研究范式問題提出了更加靈活的解釋，并且對變化的過程進行了闡釋，它認為統治其實是一種通過“談判”而得到的東西，對“統治是以階級結構的方式自動產生的東西”這一觀點進行了拋棄，因此，霍爾認為，葛蘭西把霸權理解為一種積極的概念，這種概念把資產階級霸權與工人階級利益之間的斗爭看作是一種歷史的調和。它既是一種“談判”，也是一種階級之間的調和;它在對方“贊同”的前提下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同時，也需要遏制對立方的一面。霸權概念的意義是十分豐富的，其表現形式也是多樣化的，不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單純的意識形態上的或經濟意義上的領導權。它不是簡單直接的對一種具體意識形態的贊同，它仍然是一種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它允許差異性和多元性的存在。所以爭奪霸權的斗爭絕不可以理解為簡單或單一，而應該理解為是多種力量都在場參與的，涉及多方面、多種問題，相互融合的一個過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文化研究中出現的“葛蘭西轉向”理解為一種新的文化研究方向，雖然它沒有給文化研究出現的兩難問題留下一個明確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分析方法，但是它使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范式之爭，并且預示了一條解決之路，開始傾向建立一種擺脫還原論和本質論的研究方法，這也就是斯圖爾特·霍爾的研究方法——接合理論。

參考文獻：

[1]蕭俊明.文化轉向的由來[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史密斯.文化研究精粹讀本[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M].London：Verso，1988.

[責任編輯：胡 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