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文化的頑強生命力

張茂澤

摘要：晚清向西方文化學習，改革固有文化，展示了中國文化頑強的生命力。晚清文化大致經歷了“師夷”、“洋務”和“西化”三個發展階段。嚴復以“中西學問同異”，對“西化”產生重大影響。其后新政推行，建立共和，皆為學習西方文化的結果。中國文化有化野蠻為文明的綜合能力，體現為化天為人之能力，化人為己的學習能力以及再文明的化己為文之能力，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主要內容及歷史發展主線。

關鍵詞：中國文化；晚清文化發展；中體西用；“西化”；三大能力

進步的普遍規律因素，需要發掘和總結。從野蠻邁入文明的門檻，數千年間，中國文化經受了來自內外的各種歷史考驗，現在愈益成熟、強大。我國近代史，也可以說就是中國文化在外來文化強力挑戰背景下經受考驗，展示自己頑強生命力的過程。晚清學習西方文化，改革固有文化，增加文明含量，則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反思這段歷史，感受中國文化的頑強生命力，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準確地認識中國近代史，而且對我們現在自信地充分汲取全人類優秀文化成果，也不無借鑒作用。

一、晚清文化的發展歷程

晚清文化發展大約可分三階段：

（一）“師夷”時期，睜眼看世界，主張學習西方器物。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它讓國人認識到大清王朝之外的“天下”、不同于古代夷狄的西“夷”，直觀感受到西方文化的發達和強力。西方文化既是壓迫中國的西方列強的文化，和中國文化對立，但內容上也是西方先進國家的文化，有先進性?！氨犙劭词澜纭钡闹R分子首批代表魏源，在1842年的《海國圖志》總序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發出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呼聲，又將這種學習定位為民族振興、國家興旺強大，為近代學習西方文化定下了基調。魏源所謂西人長技主要指他感性認識到的西方軍事強項，如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機、火輪舟、自來火、自轉碓、千斤秤等先進器具；他還具體提出學習辦法是：“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盵1]27

（二）“洋務”時期，以曾國藩、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清廷洋務派大員，自上而下發起自強運動，推動向西方學習進入全新階段。圍繞國家富強目標，學習西方文化的內容更豐富，而且落實為翻譯、建廠，發展近代工商業，培養洋務人才等官民共舉的文化實踐活動。西方文化開始進入軍事、經濟等領域，在中國文化內部發揮現實作用。

洋務派是當時的社會精英，儒學修養深厚，和洋人打交道更多，了解“夷情”更細；遂有條件一方面以儒學為安身立命之所，于傳統義理、詞章、經濟、考據諸學均不偏廢，以禮制為核心，致力維系綱常名教，另一方面務實地“師夷智”，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工商實業；認識到“中國自強之本”，在能自己獨立制造近代炮船等，翻譯西書，培養通曉洋務的人才，呈現出中體西用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格局，建立起中國第一批有近代意義的軍事企業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及教育和翻譯出版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影響十分深遠。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1861）對洋務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超越民族性，就文化本身立論，提出“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確立以“善法”為核心的文化交流、傳承指導思想；學習西洋文化的原則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預計我國自強的路徑是，“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爾齊之，終則駕而上之”。④他設想在廣東、上海設“翻譯公所”，選15歲以下學生入學，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經史、算學等；“凡有益于國計民生者”，⑤如歷算之術、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都要學習；要求給通西洋技藝者以科舉待遇等。他主張發展軍事工業，改革貨幣，要求在農業生產中采用機器，節省人力，提高效率。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間，洋務運動蓬勃興起，他們本著中體西用共識，試圖借助西學實現富國強兵目標。他們理解的中體，既有倫常名教、四書五經，也包括中國史志、政書、方輿、食貨等經世學問。而他們理解的西學，指數、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學這些“格致”理論，以及制器作業的工藝技術；郭嵩燾、薛福成、馬建中、鄭觀應等人還重視西學中制度文化的內容。郭嵩燾主張提倡富強應與百姓有關，西洋即“富專在民，不在國家”；應發展民營工商業，“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輪船以分洋人之利；能與洋人爭利，即能與爭勝無疑矣”。[2]255精通數國語言的馬建忠認識到西洋富強，有相應經濟政治文教制度和政策，“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⑥鄭觀應則有辦企業的實踐經驗，著《盛世危言》，倡富強救國。要求更加重視商業，因為“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國，與士農工相表里。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制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盵3]607明確提出與列強進行商戰，認為商戰比兵戰更加重要。他發現，西洋“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盵3]233為此，他主張建議院，改革君主專制制度，“欲行公法，莫要于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結論是，當時中國想安內攘外，永保太平，“必自設立議院始矣”。[3]314

（三）“西化”時期，比洋務派學習西方更全面、徹底，內容觸及專制體制變革的，是戊戌維新運動。加上后來的清末新政，表明西方文化對中國政治、教育、經濟等已經產生全面的影響。其學習西方的特點，可以借用洋務派代表人物奕總結甲午戰爭失敗的話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4]164“西化”一詞遂成為學習西方以求近代化的標志，也適應了洋務運動富國強兵的深層需求。清末新政，朝廷用行政力量廢八股，設學堂，辦銀行，發展工商實業等，可以說是在教育、經濟等方面進行西化的實踐嘗試。

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主張“治體”西化，辦法是效法東鄰日本、北鄰俄國，“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5]213建立近代國家“治體”，預計“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5]224他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斷定西漢古文經是劉歆為王莽篡漢編造的偽經，不足信，能為變法進行論證的今文經“三世”說才可靠；現世為據亂，當行民權、憲法，奔小康、升平，一旦去除國、級、種、形、家、產、亂、類、苦“九界”，則大同太平世就實現了；認為孔子述而不作，其實托古改制，“道主進化，道主維新，不主守舊，時時進化，故時時維新”；[6]455孔子作六經，推崇堯舜、文王，寄托了對“民主”和“君主”理想社會的向往；而“孟子言治天下，皆由與民同之……全與西人議院民主之制同”。[6]181他致力用他理解到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詮釋儒家王道政治，為維新變法作論證，也充實、豐富了儒學內容，推動古代儒學向近代儒學的內在變革。他主張學習、引進西方民主和科學，“興農工商礦之學”，讓“士人通物理”，[6]264晚年有感于基督教的教化效用，又試圖將儒學發展為孔教，說明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內容上，越來越認識到西人精神深處，而西方文化的影響，也觸及到中華民族的靈魂、精神家園的堂奧。

戊戌變法雖然政治上失敗了，但其君主立憲的思想影響卻延續下來。1906年清政府宣布立憲，未嘗無維新派之功。維新健將梁啟超當即表示支持，并撰文宣傳憲政，成立政聞社，提出議會政治、責任政府、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平等外交四大綱領，派人回國參與立憲。民國建立后，他積極參與政黨政治，主持共和黨，合并民主黨、統一黨，組建進步黨，與國民黨競爭。后來又極力反對袁世凱復辟，組建憲政研究會，繼續為憲政抗爭。結合其晚年的中西文化觀看可知，他理解的憲政不應是全盤抄自西方。他認為東方學問重精神，西方重物質；西學有知識的長處，中學有精神的長處。兩者應當結合，辦法是，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思維重新詮釋中學，尋求本土文化的真相，但必須先對本土文化有敬意和誠意；追求中學和西學結合，創造全新民族文化而后推向世界。[7]482

近代第一位真懂西學而對當時“西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學人無疑是嚴復。1877年，他從馬尾船廠受派留學英法，進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學習。在歐洲，他注意研究“中西學問同異”，涉獵了亞當·斯密、約翰·穆勒（密爾）、孟德斯鳩、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的學說，實地考察了議會、法院等政治設施。甲午戰后，他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政論，批判傳統文化，辨析中西差別，呼吁變法，成為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斷定義理、漢學、詞章三學于“今日救弱救貧”[8]45均無切實作用，必須學習西方。只要能“愈愚”、“療貧起弱”，“雖出于夷狄禽獸，猶將師之”。 他認為西學的真正命脈，“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而為公”；[8]2西方文化“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8]132以科學為本，施諸政事，“通理公例，經緯萬端”，即為善政。他比較中西，認為中國重三綱、親親、尊主，西人明平等、尚賢、隆民。當時應以改革鼓民力，以科學開民智，以民主新民德。這隱約已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民主兩面旗幟的端緒。戊戌政變后，他致力翻譯系列西方學術名著出版，引導中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進入全新時代。在文化上，他主張不論中西、新舊，務必“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8]560使中西、新舊各安其位，各有其用，“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且守且進，此其國之所謂駿發而又治安也”。[8]119但從根本上看，“耐久無弊”的還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8]668這實乃用西方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先聲。

慈禧太后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奏疏，進行教育、政治改革，采用西法，基本實施了戊戌變法各項措施，如編練新軍，改革軍制，辦武備學堂；獎勵實業，發展工商；廢除科舉，辦新式學堂，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等，從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推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新政在實施過程中任用非人，多“網利”、“自便”[9]96之徒，貪腐盛行，弊端叢生，制造了更多的社會政治矛盾；新政不講民權，立憲也是騙局，皇族內閣最終破產；但它訓練的新軍，卻成為清廷的掘墓人，推行新式教育，發展實業，也培育了自己的反抗力量。清末革命思潮風起云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高舉民族、民主、民生大旗，最終在1911年推翻專制清廷，建立起民主共和國，開辟了中國近代文化的新紀元。學習西方文化終于結出了碩果。

二、中國文化的三大能力

需要澄清的是，我國古代小農經濟長期占統治地位，私天下的專制制度流行千余年，但不應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本質所在。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不是文化本質的變更，而只是文化表現形式的變革。中國文化的本質以天人合一的“道統”形式凝聚在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中；正是這些優秀傳統的作用，使國人具備不斷文明化的綜合能力，即文化能力，才讓近代國人終能從困境中走出來，闊步邁上國家富強、文化振興、人民幸福的康莊大道。

關于世界，關于人和自然（古人稱為“天”）的關系，馬克思概括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兩大方面。自然人化，表現在社會生產力或個人能力上，即“化天為人”的生產能力，指人認識和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力進行生產生活活動，發明農業、醫藥、文字、宗教、國家等文化物的活動能力；這是人類文化得以產生的前提、基礎。根本上說，一切人力、一切文化的力量都源于自然。只有認識自然，把握自然規律，滿足需要，人類才可能創造出不同于自然而又本原于自然的文化。關于人自然化，表現到社會生產力或個人能力上，指人運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創造文化、推動人類社會歷史前進的實踐活動能力。人類達到文明階段后，人有了一定的認識改造世界的能力，運用這種能力于社會生產生活，也意味著人運用自己的認識實踐能力，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創造文化，改變社會歷史面貌，推動文明史前進。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兩者結合，共同構成整個世界；在此世界里，自然人化是基礎，人自然化則是其結果和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