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為官不為的“新常態”

文 魯 薇

警惕為官不為的“新常態”

文 魯 薇

我們既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能認為只要是改革就萬事大吉，因為任何事業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如果改革沒有成為絕大部分官員與人民的共同事業，而只不過是淪為口號，那么，“新常態”就有可能成為中國衰退的代名詞。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繼續全面深化改革，開弓沒有回頭箭，改革關頭勇者勝”。這已經不是習總書記第一次說“開弓沒有回頭箭”，表明他推進改革的勇氣與決心。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與此同時，各種唱衰中國的聲音塵囂日上：倒閉潮來臨“中國制造”面臨空前危機、人民幣資產泡沫巨大、地方債務問題凸顯、人口老齡化使中國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乃至倒退……進入改革深水區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顯然是異常復雜而尖銳的，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經濟既難于“獨善其身”又深受各種內外資本力量的干預，人口紅利消退后改革紅利是否真的能夠持續有效？

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不唯GDP論英雄”，力圖對曾經的“GDP錦標賽”進行矯正；并且進行了被諸多媒體稱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厲的反腐工作，“老虎蒼蠅一起打”。在這樣一方面調整晉升機制，另一方面又對腐敗進行高壓懲治的情況下，“去GDP論”悄然滋生并且迅速蔓延，以“去GDP論”為幌子而客觀存在的是干部的不作為和不講真話。

十八大以來，新的官員考核標準強調“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實際成效，看解決自身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成效”，說起來合理全面，實際操作卻缺乏一套普遍可行的標準。用一些評論者的話說，如果依舊是“上級考核下級”，就是有可能從“制度化”退回到“人治化”。因此，在不少官員看來，既然缺乏明確指標，那么就缺乏明確目標；既然缺乏目標，當然就缺乏充分動力；既然缺乏動力，就因此選擇不作為。

更關鍵的原因不在于晉升機制的變化，而是晉升機制變化與反腐高壓相結合對曾經光鮮的政商復合體和各種灰色地帶的沖擊，借做事之名乘機為個人牟取私利的“不干凈”之舉等難以持續，導致兩種不作為情況的產生：一種是以將反對“唯GDP論”變為“去GDP論”，屬于積極不作為；另一種是擔心“惹事”明哲保身，屬于消極不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新的四個“全面”，即全面完成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全面深化改革實現良好開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啟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出堅實步伐。其中第一個“全面”，也就是全面完成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就是對這種積極不作為的警示——不是不要經濟社會發展，也不是沒有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任務，而是在追求數量發展的同時保證有質量的發展。

中共高層反對唯GDP主義，有些官員找不到“方向”或者抱怨太清苦，就甘當“太平官”。不管是“保帽子”，還是“不出事、不擔責”，都是基于個人利益的趨利避害，屬于消極不作為。這種消極不作為并非十八大以來的新現象，而是官僚集團長期以來的老問題。但是，十八大以來推行的系列改革需要各級各部門官員有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覺和攻堅克難的責任擔當，也就是需要他們“蠻拼的”，那么，消極不作為問題的弊端就更為凸顯。

如劉云山所說，遵守規矩不是無所作為，“為官不易”不能“為官不為”。消極不作為的官員們盡管不貪、不占、不損公肥己，但是，要么患得患失，怕得罪人、出亂子、丟位子，下不了狠心，導致責任不落實；要么陽奉陰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要么堅持“多干多錯、少干少錯、不干不錯”的原則，在工作上無所用心、無所作為……在對待從“唯GDP論”到“去GDP論”的關系問題上，回避矛盾、明哲保身。

這種現象在部分基層干部中特別明顯，對執政黨和政府形象的損害也最大?；鶎庸賳T往往被看成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的關鍵一環，普通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認知往往形成于個人與基層官員打交道的經歷。如果群眾路線教育最后只是流于形式，成為官員內部的“形式教育”，而不能從根本機制上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問題，那么，普通民眾對當前改革的真正效果會持懷疑態度，甚至反對意見。也就是說，我行我素的懶惰行為、重安排不重結果的處事方法等消極不作為，事實上對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也形成了巨大阻礙。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些數千年中國歷史興衰成敗歷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得出的經驗，已經無數次告訴我們，精英路線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革命能夠完成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1949年以來中國從建國到強國的歷程，也是依靠人民的力量——無論國內外都承認，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不是依靠對外擴張，也不是依靠資本力量，而是依靠勤勞革命，從中國制造今天在全球的影響力可見一斑。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發生了變化，只會說明中國共產黨將失去其執政基礎。并且，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既得利益階層中的不少人與國內外資本力量的結合緊密，在盛世可以罔顧公益謀取私利的同時不忘記自謀后路，一旦出現危機則很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外部力量的代理人——這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災難深重的歷史中已經多次印證的事實。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和歐美國家實力的相對下降，世界經濟中心向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轉移，而軍事中心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中，這樣的大分岔使得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日益復雜與困難。盡管中國政府反復聲明自己的復興絕不是以對外擴張為條件，不會國強必霸，但是，發展起來的中國本身對國際秩序既得利益者來說就是一種挑戰與威脅。自美國宣布“重返亞太”以來，中國周邊地區此起彼伏的各種矛盾和沖突不斷。美國絕不會坐視中國與俄羅斯互為大后方，現行國際不平衡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會坐視中國依靠中國制造持續受益，事實上中國韜光養晦以求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已經過去了。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一番作為已經得到歐美世界的默認，各種制裁也未能從根本上迫使俄羅斯讓步。中國作為東線必然遭遇與俄羅斯類似的挑戰，最近的緬甸果敢地區發生的武裝沖突背后就有訪緬美國軍事代表團的影子，美國邀請日本進入南中國地區，港獨、臺獨勢力的猖獗，針對中國的金融戰已經悄然拉開帷幕……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不得不在對外戰略方面有所作為。

在外部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如果內部不能團結一致，不能迅速有效進行結構性調整，而只是掩耳盜鈴狀地得過且過，任由執政黨變身為精英執政聯盟，失去普通民眾的支持，那么，盛世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潰不成軍，更逞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爸垩▌t游速，人順路則不迷?！睆娬{新常態、強力懲治腐敗等一系列組合拳背后的深意在于，客觀全面分析國內外各種挑戰后，探索和實踐一條正確的道路，新常態追求的不是低速發展，而是新的突破，以變被動為主動。就目前較為突出的官員不作為和不講真話等問題而言，主要體現為如下兩個方面的突破：

這種突破首先是對以自由為名的個人主義霸權地位的突破。如果說貪污腐敗是民怨所指，那么，“共產黨的干部變壞了”也是民憤所在。這個“變壞”，并不僅僅限于貪污腐敗，也包括不作為、不講真話等。曾經的“德才兼備”標準越來越被數字考核所替代的惡果就是，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也視為官員的個人私利，因此短視行為和政績工程的大量出現就是應有之義。為什么會出現這些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理想和責任感所致。為什么會喪失理想和責任感？是因為曾經的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已經被精致的利己主義思潮所替代，個人主義將人們改造為經濟動物后，官員也是人，一些官員因此對個人得失的關注遠遠高于對崗位職責、民族使命和國家利益等的關注，沒有動力，也缺乏機制使其關注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

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內部的利益結構紛繁復雜，任何一項改革或者政策都不可能實現所有人利益的“全覆蓋”與“等額覆蓋”。如何將個人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動物變為有理想和責任感的社會人，如何尋求實現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二者的結合與平衡，是新常態下尋求新突破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從具體操作層面考慮，這個新突破還體現為對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的突破，變被動適應為主動作為。各級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多是由上級任命，曾經層層量化分解的政績指標考核方式，迫使各級各部門官員“只唯上、不唯實”。普通民眾作為官員們服務的對象缺乏對官員政績的評價機制，因而缺乏參與權和話語權，只是被服務對象。為了克服“只唯上”的弊病，應當探索廣泛有效的民眾參與機制，克服官民二元對立的觀念，將改革事業發展成為官民共同的事業。在實際生活中，往往尖銳的甚至不合理的主張才能吸引眼球，要謹防“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情況發生，避免過分關注以“反對派”形象出現的聲音，而不去聽贊同聲音中的合理成分，更不去主動征詢沉默的大多數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期待的，真正做到“緊緊依靠人民，從人民中吸取智慧，從人民中凝聚力量”。

“繼續發揚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那么一種精神，繼續保持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那么一種警醒?！蔽覀兗炔荒転榱烁母锒母?，也不能認為只要是改革就萬事大吉，因為任何事業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如果改革沒有成為絕大部分官員與人民的共同事業，而只不過是淪為口號，那么，“新常態”就有可能成為中國衰退的代名詞。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廣角鏡》雜志社長、廣角鏡媒體有限公司董事

責任編輯 崔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