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的歧路

胡易之

在北大燕京學堂的方案里，“國際化”是一個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它融手段與目的于一身，既是改革綱要—“面向全球青年精英”，招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國學生，英文教學，住宿式學院，預算比照“哈佛大學的標準”……又是理想藍圖和完成后的狀態，用時髦的話說，叫“愿景”。

“國際化”的流行，不過幾年。早些年頭，中國大學的通行說法叫“和國際接軌”，雖然指稱的概念上了檔次，內容卻一襲其舊。如果仔細咀嚼其中細微的心態差異，“和國際接軌”或還帶有一絲被動、落后的意味，那么“國際化”則因為站在縱覽中外大學發展規律的制高點上，而多了背水迎戰的決心。簡言之，“國際化”是二十一世紀大學的公理，是“趕超型大學”唯一能夠搭上的末班車。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不僅有它實踐上的ABC，也有它理論上的建構。當國際化的話語脫離了其產生的歷史語境，它就成為具有霸權性質的秩序、規范。中國的大學正是以此為鏡，在凝視鏡中那所理想大學的同時，也產生出對“國際化”的匱乏，這大概就是燕京學堂宣稱要將“主體性”和“國際化”相結合的原因。

國際化果真如此不言自明嗎？讓我們打碎這面鏡子，看看鏡子后有什么。

誠然，美國的大學正在經歷一場名為“國際化”的疾風驟雨，從社區學校招收的大批留學生，到一批公立或私立大學相繼在西亞、南亞和東亞建立衛星校區，開設合作學位項目，變化尚未完成。其中最引人矚目者當屬紐約大學，這所過去的地方性大學，如今卻因為激進地擁抱“國際化”而成為全球大學“開放”新尺度的標桿。國人大多了解紐約大學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合辦的上海紐約大學，卻未必了解其在校長塞克斯頓（Sexton）治下高歌猛進的擴張史。目前紐約大學已經在阿布扎比和上海有兩所分校，這還不算因財政或生源因素已經關閉的位于以色列和新加坡的校區。而他曾經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即通過遠程教育技術將分布在全球的衛星校區聯結起來，使紐約大學的學生能夠在全天的二十四小時內與世界同步上課。世界公民，全球課堂，至此可謂盡善盡美。

紐約大學的案例被寫進了一本叫作《偉大的智力競爭：全球型大學如何改變世界》（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的書中。作者本·維爾達夫斯基（Ben Wildavsky）踏破鐵鞋，奔波在紐約、德里、阿布扎比、上海和新加坡之間進行采訪調查。他發現，學生、教師的流動正以越來越“自由”的形式實現，特別是伴隨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及新加坡、海灣地區發展出的衛星校區模式，人才流動的節點從過去的歐美中心向此外的地區擴展，流動的路線也變得更加復雜。他將這種流動稱為“智力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mind）。在他看來，一個平滑的全球教育市場正在為有才華的年輕人接受跨境學習提供空前的機遇。

然而，大學的國際化并非發生在真空中，“自由貿易”這個隱喻向我們揭示出大學國際化與全球資本流動之間的復雜關系。當學生成為付費的買主，建立海外分校這樣的行為就必須納入到市場框架下予以思考。同時，民族—國家自身角色的轉型，以巨額投入打造屬于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在推動后發國家主動地接納美國式學術體制，其結果便是教育主權話語的衰落，以及另一種意識形態的興起，它宣稱“大學不單單屬于這個地區和國家，也屬于全人類”。國際化并沒有填平中心與邊緣間的鴻溝，而是在更為分散的諸多節點上不斷地復制中心/邊緣關系。在全球型大學的時代，越來越多具有“飛地”性質的校區開始出現。二零一三年，總部位于北京的某地產集團透過其名下的基金會，斥資兩千六百萬美元在美國新澤西購地，并建立了一所“普林斯頓數理國際中學”。該校的合作伙伴包括人大附中，其計劃招生的一半為國際學生，這引發了當地居民的擔憂。如果說這是一次“逆襲”，而斯坦福的北大中心乃至此次的燕京學堂則更像一次怪誕的自我殖民，是大學改革者引以為傲的招商引資行為。不難理解，改革者所強調的“開放”總是迎合那些使資本得到巨大—顯性或隱性，經濟或政治—回報的人群，對于這部分人來說，應該賦予他們更快的流動性、更低的門檻和更集中的特權。不僅如此，要保持資本的增值和利潤最大化，改革應該調動那些能夠直接被“品牌化”的象征—如“燕京”或者靜園—卻又必須掏空其內核。而要確保資本的密集投放，那么就只能惠及最精英的少數人。在向外部開放、擁抱大同的同時，卻不斷造就內部的隔離、分裂，這就是燕京學堂國際化的悖論。

當市場邏輯成為主導教育改革的強勢思維，大學的國際化或許尚未培養出“世界公民”，便已淪為自身的一場噩夢。大學的管理方式正在不斷向經濟學靠攏：作為涉及人文學科的改革項目，燕京學堂的主事者主要來自北大的經濟和管理學院，并非偶然。大學正在被“去地方化”：無論是向外擴張的海外分校還是重構內部的國際化項目，都對傳統大學的想象構成挑戰。應該如何看待一所大學的空間、歷史、人文傳統同這些飛地之間的聯系？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能否被化約成跨國企業的標準化生產，在不同的地區完成原料購買和組裝？大學改革同時也在淪為一項炫耀性的媒體“景觀”：燕京學堂的項目方案細節千呼萬喚不出來，據說這符合“務實低調的做事風格”，但其設計效果圖、網站和宣傳片倒是先聲奪人，美麗的“愿景”掩蓋了本該嚴肅進行的討論。

我們還可以問，驅動“國際化”改革的動力，是否本身就來自大學對內部危機的轉嫁？在美國諸多大學全面國際化的背后，掩飾不住難言的尷尬。面對政府撥款急劇削減的現實，吸收海外生源或建立海外分校正在成為一項重要的經費來源。美國中西部的部分公立大學為了招收中國學生，雇傭教育中介并償付回扣，已并非秘密。與之相應的，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大學內部的民主傳統正受到嚴重威脅，學費猛漲、學生貸款壓身已經成為令政府頭疼不已的社會問題。就在紐約大學大舉海外擴張的同時，紐約大學約半數的畢業生背負著沉重的貸款，人均負債水平近乎哈佛大學的兩倍。而正是這位被視作革新者的塞克斯頓校長，在教師看來更像一位鐵腕專斷的獨裁者和標新立異的CEO。他僅倚重少數幾位教授，卻對大多數教師的意見置若罔聞，甚至在重大決策上先斬后奏，使美國大學的民主傳統徒成具文。二零一二年底，紐約大學最大的文理學院為此發起了一項針對他的不信任投票，以表達對他的抗議。

改革本是為了興利除弊，卻引發更為深廣的危機，同樣的腳本在燕京學堂爭議中再次上演。以“國際化”為改革旗號，以更多的高校自主權為吁求，要在既有體制之外另起爐灶，實則是既否認大學的學術傳統和基層師生的主體地位，又視校內民主程序和師生應有的民主監督為無物。其結果大概可以預見，就是讓極少數的教授享受“哈佛預算”水準的薪資，讓極少數的“未來領袖”占用本已十分稀缺的教育資源，而不去觸動盤根錯節的利益機制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讓大學的整體改革依舊步履蹣跚。

如同一張X光片，燕京學堂的宣傳片透視出中國大學改革的普遍病理：短片中羅列了蔡元培、胡適等北大諸多杰出校友的名字，卻如幽靈一般浮現在空無一人的教室、禮堂、草坪上，這樣一座光潔亮麗然而無人的校園，正是奉獻給國際學術精英的“特區”?？v觀燕京學堂爭議，作為大學的真正主體，師生們的退場/隱形是這場改革患上精神分裂的最大癥候。不去觸及大學所面臨的真正難題，妄想通過國際化來確立一種新秩序，不過是又一種剜肉補瘡的天真。

中國大學積弊深重，這是大家的共識，批評燕京學堂并不意味著要維持現狀，回復老路。在靜園改建似乎已成定局的時候，這次爭議足以成為一個傷口，警醒我們去思考，大學的國際化向誰開放，由誰主導，對誰負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