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能源投資：項目善始善終才算好

查道炯

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是中方主動提出、有待外方有效合作的倡議。2015年3月底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文件題目為《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其中的“愿景”一詞，很值得我們重視。從中可見，中央就“一帶一路”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共商”是前提。

在我看來，“一帶一路”框架下，中資企業思考其境外投資機遇的出發點，不是自己的政府有什么政策支持，而是如何通過自身在境外的努力，把每一個項目做順，才能將藍圖變成現實。什么叫“順”？善始善終：盈利不引起爭議、撤資也不成為公眾性事件。

冷靜思考營商環境

能源投資，不論其產品是有運回國內選項的石油、天然氣、煤炭，還是不可運回國內的火電、水電、風能、太陽能，都比加工業投資更加敏感。投資接受國既需要能源為自己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服務，也容易受到經濟大國“掠奪”小國的境外媒體惡意炒作影響。這是我們必須納入冷靜思考視野的現實。

把項目做順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審視近年中資在境外經營的歷史經驗。其中當然有不少因為順利、有成效而不為大眾所知的。但是，中資在緬甸、斯里蘭卡等國所受到的挫折，應該被視為一面鏡子。一些企業認為這些國家跟我國友好，其市場有投資需求，就開始大規模進入當地市場。一旦經營過程中出了意外事件，企業就往后撤。等著下一個友好國家的出現。如此循環往復。但這不是個好辦法。

“一帶一路”倡議推出之后，國外的反應可以歸納為5種：第一是口頭上歡迎，但缺乏切實舉措促成新的中資項目進入；第二是配合中方行動，這種情形比較少；第三是觀望，看看中方有什么更優惠的措施落地；第四是挑剔，包括在投資準入環節將中資分為國內和非國有性質，在中資和其他外資之間挑肥揀瘦；第五是拖后腿，各種“搗亂”行為可能來自“帶””路”之外的力量。這種局面，其實是正常的，是跨國投資競爭態勢演變的一部分。

對主流中資企業而言，一提到海外風險，可能更多地注意的是戰爭、恐怖襲擊，投資被無償沒收或者對方單方面毀約等。那些僅僅是非商業風險的極端體現。其實，風險在各國都有，無時不在，是營商環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關鍵不是強調有風險，而是企業自己如何管理它。

說到營商環境，在海外投資的中資企業較少注意到，要經營一個項目不只是與當地的企業往來的事，要和對方的政府、議會等多方面力量打交道，而且要主動。中國的企業包括一些海外的華僑企業，比較怵非政府組織和媒體，不愿和他們交流，這種做法很不利于為自己培育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

中資企業在國外運營項目時，愛打圍墻。不管與政府間的關系怎么好，但是在文化不通、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企業打起了圍墻，就隔離了企業跟當地的民心。我們學者在境外調研中資項目時，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便是：那圍墻內有什么不可以讓本地人看見的？

這并不是在說國家與國家的關系不重要，而是要看到：對所有投資國而言，能源領域的非商業風險是具有結構性的。國際上現有的經貿規則，理論上說，也適用于能源和能源產品的跨國流通。但是，像WTO，它更多是在關注國家的進口限制；那么，某個國家因為自己的能源消費需求，就可以更改其出口條件，WTO規則是管不了的。正是因為它有自然資源，而且天然稟賦是無法自己移動的，資源所有國在跨國貿易和投資兩個環節里就有了對外商開設條件，甚至尋租的本錢。

雙邊的貿易和投資條約，還是理論上講，是為了保護跨國企業而出現的。中國和140多個國家都簽訂了相關條約，其中絕大多數都在聯合國貿發組織的條約庫中全文公開。但如果我方按照條約辦事，而對方不按照條約辦事，我方并沒有太多的辦法。當受到損失時，通過國際仲裁也只能挽回一部分商業損失。

我們的企業必須看到，政府間的外交關系固然重要，我國政府也不遺余力地增進對外友好關系；但保護企業利益的責任不在政府，而在企業的主管部門。對外投資，即使獲得了項目所在國的領導人支持，但是對方可選擇的合作伙伴很多，對方不會因為政府間的關系好，就有義務保障來自某個國家的企業把事情做成功。事實上，一個政府優先服務的是其國內企業和個人的利益。

所以，對企業而言，友好合作是意愿，更為重要的是要自己拿出一個辦法出來，讓對方從一開始就明了違約的成本。

同時，投資來源國政府或者是領導人對某一個項目的重視程度越高，來自這個國家的企業輸不起的概率也就越高，國際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對該項目的關注度也會更高。因政權更替而出現的經營政策環境問題，特別是在通過選舉產生領導人的國家里，比較普遍；嚴重的時候，新上任的政府會因兌現競選承諾而單方面撕毀合同。這種情況在斯里蘭卡和緬甸都已經出現了。

出現這種廣為國內外媒體評說的事件后，中資項目所在國政府也會因此而損失它的名聲，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商也會因中資所受到的待遇而放慢進入這些市場的腳步。但從中方投資者利益角度來看，對方這種名聲損失是暫時性的。這是因為只要它有資源就會有人求它；我國投資方業已動工的項目，很有可能被其他競爭者取代。更為重要的是，能否有效應對一個“新興市場”或“前沿市場”的種種不確定性，也是所有跨國投資商競爭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看，我方企業的損失則是更長久性的。

應對之道

作為對策之一，中資企業要更多地講：去投資就是為了去獲利，這是企業自保非常重要的一點。中資企業要為投資地提供能源產品和服務，提高當地的能源供應水平。多年來，國內關于為什么要到國外去投資，有很多宏大（實質上超出企業能力）的論述，國外也有種種評說（中資出海是為了大國競爭等等）。中資能源企業因此而被外國視為例外。

其二，管理風險的眾多途徑中，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特別重要。這個概念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在英文里，due就是你做職業判斷所應該做的所有的事；diligence是勤勉的意思。但是，在中文力，“盡職”兩個字很容易被理解為：我把老板交給我的事情做好了，就是盡職了。實際上，要做的事情除了評估資金、技術、市場的需求，還要了解投資所在地的法規、歷史、人文環境，項目所在地的各個級別的政府歷史上處理外商投資糾紛時，有哪些習慣的行為，等等。有太多國內主管沒能預見的情況，需要在可行性調研階段摸清楚。

其三，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了一些國際能源治理機制。比如EITI（《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其目的是要健全透明度與問責制。這是一個得到公司聯盟、政府、投資商和公民社會組織支持的自愿行動）其中有一個規定是：成員國政府有義務將其外商能礦開采稅收及其支出去向做到透明。當一個國家加入了EITI之后，一些社會組織或者非政府組織就可以用該國的某項能礦外資項目是否符合EITI條文要求而展開公開問責。用媒體的話說，就是包括中資在內的外資也就“躺著中槍”了。其實，不論你怎么看這個現象，它是現實。

進入一個市場前的調研工作，應以企業自身團隊為主，參考國際咨詢服務為輔。游走于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咨詢服務公司有局限性。例如，它可能并不了解中方的盲點。它也不是神仙，其分析更多的是基于歷史事件的分析，而不是對未來的預測?？傊?，必須自己把這個前期調研做全面。

其四，“一帶一路”并不意味著中資排斥“帶”“路”之外的投資機會。中資企業的目光必須是全球化的。順著“一帶一路”僅僅是中方的倡議的思路，中資企業在“貨比三家”的前提下，要把握好去沿路、沿帶市場投資的節奏。把每一項項目做穩，遠遠比把項目投資規模做大重要。從歷史經驗看，中資應特別慎重考慮“貸款換資源”的投資模式，必須充分評估資源國的債務負擔程度、還款能力。

其五，應主動應對國際間有關中資對外能源投資的輿論。從我多年的調研經驗看，第一，要強調中資企業到國外，不管是國企還是非國企，只要到當地注冊就是當地的企業；是企業，而不是政府的外交團隊。第二，“一帶一路”的進度是中國國內的事；而到了投資國，項目合同簽訂后，項目成功的根本基礎是雙方的需求和能力上的契合，而不是國家的關系友好還是不友好，企業就是要做企業該做的事。第三，以合同為基礎的項目穩定運營是雙方的義務和責任。出現糾紛時，有根據地指出對方的責任，甚至提起國際仲裁。第四，“社會責任”遠不止是發布年度報告、捐資助學、扶貧。對能源企業來說，要突出對投資地、投資國的自身能源供應和服務的改善。

最后，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企業才是風險分析、風險應對設計、風險管理的主體。如果出現被動撤資、撤人的情況，對中資企業的損失遠遠不止于財務、資產損失。不同的跨國企業在國際上競爭，研判、駕馭非商業風險的能力也是核心競爭力。國際仲裁是維護企業聲譽的途徑，無損于國家間的關系。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中資應走與投資國/地風險與損失共擔、分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