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力入“籠”靠法治

胡舒立

如何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以推進反腐敗法治化為突破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焦點。

2014年10月13日，最高檢察院《檢察日報》舊事重提十年前的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挪用公款案。該報披露，美國司法機關以洗錢犯罪、違反移民法犯罪等理由對余振東實行緝捕并開展刑事追訴，最終余振東同美國刑事檢控機關達成辯訴交易，承認所有被指控的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在此背景下，余振東自愿接受遣返。

辯訴交易是英美法的產物，起源于美國，它指的是檢察官在提起公訴的過程中，基于起訴的自由裁量權，通過與被告人及其律師協商，可以以減少指控、降低指控、建議法院從輕處罰等來換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辯。如果被告人作了有罪答辯，法官就可以避開審判程序來判決。如今，美國大約有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辯訴交易結案，而且這一制度已擴展到意大利、德國、俄羅斯等大陸法系國家。在中國，新修訂后的刑訴法確立簡易程序。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創設速裁程序，顯示引入辯訴交易跡象。

當下中國，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是刑罰的嚴厲性，而對刑法打擊犯罪的及時性和必然性則稍嫌不足。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引入辯訴交易，兼顧公正與效率，既能及時有效地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又有助于使反腐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盡可能減少各種有違法治精神的“便宜行事”。當然，引進這一制度，需要在頂層設計上預先考慮可能遇到的障礙和異化。有必要構建控辯審三方的合理關系，加大司法公開力度，避免黑箱操作，使其淪為有權勢者的游戲。

反腐敗法治化僅僅是依法治國的任務之一，而不是全部。

作為與人治相對立的概念，法治的提出，是在1979年。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人們痛定思痛，法學界提出要在中國實行以法治國的方針。此后，伴隨著上世紀80年代的風云激蕩，“依法治國”的話語漸成共識，在1997年9月，被中共十五大首次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并明確了其內涵：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p>

1999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004年3月，全國人大再度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笔旰蟮慕裉?，“全面推進”意味著中國決策層將把“依法治國”提到新高度。

可以預見，法治將成為未來中國國家治理的基調。它不僅與家長制國家治理模式格格不入，而且通過確定性的規則來調整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特別是通過規制公權力將其納入法律的“籠子”，使得社會關系各得其所，從而實現人權保護的價值歸宿。

全面推進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起點。應當承認，法治在中國尚是“進行時”，懷疑、違反甚至否定法治的意識、言論，隨時可能沉渣泛起;依法治國從宣言到踐行，仍將是個過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任重而道遠。不過，歷史已經跨入關鍵時點，全力構建“法治中國”，蘊含著決策層堅強決心，也將成為13億公民的切實行動。

摘自《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