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議者的意圖、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對不同年齡回應者公平行為的影響*

梁福成 王心怡 唐衛海

(1天津師范大學校長辦公室, 天津 300387) (2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 天津 300074)(3天津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天津 300387)

1 問題提出

公平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與目標, 是維護合作所必需的行為規范。公平行為的實質是對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權衡, 因而實驗經濟學家常采用博弈范式來探討公平。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簡稱 UG)是測量公平偏好的有效工具之一,其標準范式是被試與匿名他人搭配為一組分配一筆固定數目的金錢, 其中一人是提議者(proposer),負責分配金錢并提出分配方案(offer)。另一人是回應者(responder), 負責接受或拒絕方案。若回應者接受則按照提議者的方案進行分配; 若拒絕則兩個人均什么也得不到。標準的博弈理論預期, 提議者會盡可能地給回應者最小單位的份額, 而回應者最合理的策略是接受任何大于0的方案。然而, 實驗結果卻與預期完全相反, 以往UG實驗的研究數據可總結為：(1) 提議者分給回應者的數額很少超過50%或低于 20%, 一般所給數額的范圍是 40%～50%; (2) 回應者不會拒絕50%左右的數額, 但對低于20%的數額的拒絕率相當高(Camerer, 2003)。

是不是這筆“意外之財”引發了人們的公平考慮呢？Güth和 Kocher (2013)解釋道：提議者給出較公平的分配方案可能是害怕不公平行為被拒絕,或是受公平考慮的驅使; 而回應者在決策時不只關心自己的收益, 還會與提議者的收益進行比較, 且當自己的份額低很多時, 會感到受挫。Güth對回應者行為的解釋得到了社會效用模型(Handgraaf,Dijk, & Cremer, 2003)的支持, 該模型認為UG中有絕對收益與相對收益兩種成分, 絕對收益指個體所得的收益值, 反映人們的自利傾向; 相對收益是指個體收益與他人收益相比所得的值, 反映人們的公平傾向(Blount, 1995)。因而UG中存在兩種力量：一種力量希望自己得到越多越好, 一種力量要求平均分配。社會偏好模型則從提議者的意圖與收益結果角度對 UG的實驗結果給予解釋。Rabin (1993)關注意圖, 認為當對方表示友好(吝嗇)時, 人們也應以同樣的方式做出反應?！掇o?！钒岩鈭D解釋為：希望達到某目的的打算。Blount (1995)把人們關注他人意圖的原因歸結為人類擁有意識這一本質, 認為在社會背景下, 人們可以感知到對方產生某種行為的意圖以及對方對該行為的控制力, 從而增加對事件發生原因的關注。不公平厭惡模型(Fehr &Schmidt, 1999)和 ERC模型(Bolton & Ockenfels,2000)則著眼于收益, 認為對不公平分配的厭惡導致了拒絕行為。消極互惠理論(Falk & Fischbacher,2006)則綜合兩者觀點, 同時肯定了意圖與收益在決策中的作用。

大量實驗均發現了意圖與收益對成人回應者決策的作用。為了考察回應者對兩者賦予的相對權重, 研究者利用 mini-UG, 把同一不公平方案置于不同的備擇選項中, 以反映提議者不同的行為意圖(Falk, Fehr, & Fischbacher, 2003)。研究發現, 更公平的備擇選項的存在使得回應者認為提議者提出該不公平方案的意圖不良, 因而會更加頻繁地拒絕該方案。另一種分離意圖與收益的方法是改變博弈對手。研究發現：對于人和計算機給出的相同數額的分配方案, 回應者會更頻繁地拒絕人提出的不公平方案(Moretti & di Pellegrino, 2010; Sanfey, Rilling,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3; van't Wout, Kahn,Sanfey, & Aleman, 2006)。這說明, 回應者在決策時不僅考慮收益結果, 還會考慮人這個角色(意圖、相對收益等)。然而, 以中國人為被試的研究卻未發現提議者是人或非人導致的決策差異(王芹, 白學軍,郭龍健, 沈德立, 2012)。

于靜和朱莉琪(2010)則從意圖與收益的角度對兒童回應者的決策行為進行分析, 發現之所以年長兒童比年幼兒童更頻繁地拒絕不公平方案, 是因為意圖、相對收益和絕對收益在個體決策中的權重不同：幼兒只關注方案的絕對收益, 不關心相對收益及對方意圖, 因此極少拒絕不公平方案。而獲得了平等規范的年長兒童更關注相對收益, 對絕對收益和對方意圖關注較少, 因此拒絕行為更多。

許多相關研究支持了上述解釋。皮亞杰在研究兒童道德判斷時發現：與年長兒童和成人不同, 年幼兒童傾向于關注錯誤行為造成的后果, 而不是行為者的意圖(Piaget, 1932)。Sutter (2007)用mini-UG探討各年齡段回應者的決策行為, 發現：不公平結果對于兒童和青少年公平行為的影響更大, 意圖的相對重要性隨著年齡的增加呈線性發展。有研究者用同樣的范式發現, 意圖對決策的作用在青春期呈線性發展, 且青春期晚期可完全獲得對意圖的理解(Güroglu, Van den Bos, & Crone, 2009)。而 Takagishi,Kameshima, Schug, Koizumi和 Yamagishi (2010)則從心理理論角度對學前兒童進行研究, 發現大約50%不能通過錯誤信念任務的回應者也拒絕了不公平方案, 由此認為：與成人相比, 不公平結果對學前兒童決策的作用更大。另外, Wittig, Jensen和Tomasello (2013)發現5歲兒童對于(3/1, 1/3)中兩種分配方案的拒絕率沒有顯著差異, 并推斷：5歲兒童對相對收益的差異不夠敏感, 或者他們在決策時沒有把提議者的意圖考慮在內。關于年長兒童的研究則一致發現, 年長兒童(9歲左右)表現出特別強的公平感(Blake & McAuliffe, 2011; Kogut, 2012)。由此可知, 年幼兒童只關注絕對收益, 年長兒童已獲得了公平感, 開始關注相對收益, 而青少年則處于關注意圖的發展期。

綜上所述, 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 回應者會基于以下3種成分進行決策：提議者的意圖、與分錢對手相比所得的相對收益和方案本身的絕對收益, 且意圖、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會因回應者年齡的不同而改變。那么是否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任何分配方案的決策均起作用,以及三者對決策的作用如何隨年齡而改變, 這些問題值得關注。然而, 目前卻沒有文獻能夠給出答案。因此, 要想探討3種成分對各年齡段回應者公平行為的影響, 首先需要一種能夠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的設計。

有研究者認為, 提議者是不公平的來源, 它的存在混淆了意圖與收益的作用, 并提議以無意圖的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 簡稱RNG)取代提議者給出方案(Civai, Crescentini, Rustichini,& Rumiati, 2012; Civai, 2013)。UG范式中, 提議者同時擁有給出分配方案、與回應者分錢兩種權力,這使得分配方案不再單純地代表絕對收益的多少,所以只有把這兩種權力分離, 才能區分出意圖與相對收益的作用。為此, 本研究設置了3種分配情境：匿名者分配情境、RNG分配情境和計算機分配情境。匿名者分配情境與標準的UG范式相同, 匿名者提出方案且與回應者共同分享金錢, 此時成熟的回應者會基于意圖、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3種成分進行決策; RNG分配情境中, RNG隨機給出方案,另一匿名他人與回應者共同分享金錢, 該情境消除了意圖的存在, 但由于另一匿名他人的存在, 成熟的回應者會與之比較相對收益, 同時考慮方案的絕對收益; 計算機分配情境中, 計算機隨機給出分配方案, 且與回應者組成分錢搭檔, 由于計算機既沒有意圖, 又無法帶走金錢, 回應者不需要與其比較收益, 因而成熟的回應者只是考慮絕對收益。這樣的情境設置可以清晰地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 從而進一步分析3種成分對不同年齡回應者決策的影響, 以探討公平行為的發展。這也是本研究的總目的。研究假設, 不同年齡回應者公平行為的表現不同, 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回應者在UG決策中所考慮的因素也逐漸復雜化。為檢驗上述假設, 本研究分為兩步：實驗一試圖探討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能否在UG范式中得到分離, 以便為實驗二提供研究范式;實驗二則關注公平行為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

2 實驗一 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公平行為的作用

2.1 研究目的

前人在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中均發現了意圖、相對收益和絕對收益對成人UG決策的作用, 卻沒有一篇文獻涉及對3種成分的分離。因此, 實驗一欲通過3種分配情境的設置, 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回應者公平行為的影響, 并以成人回應者作為成熟標準, 探討其公平行為背后的原因。

2.2 研究假設

對于同一分配方案, 如果回應者在匿名者、RNG、計算機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不同, 則說明該設計能夠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 且如果匿名者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RNG分配情境, 說明能夠分離意圖對公平行為的作用; 如果 RNG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計算機分配情境, 說明能夠分離相對收益對公平行為的作用; 如果計算機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零,說明能夠分離絕對收益對公平行為的作用。相反,如果回應者在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沒有差異,則說明該設計不能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

2.3 方法

2.3.1 被試

某高校 39名在校大學生與研究生自愿參加實驗, 其中1人因訪談時發現其未理解實驗情境而被剔除, 有效被試38名, 其中男性12名, 女性26名,年齡范圍為21～24歲。所有被試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均為右利手, 均未參加過類似實驗, 且不知道實驗目的。實驗完成后, 根據被試在實驗中的決策情況, 分給被試不同價值的禮品。

2.3.2 實驗材料

本實驗程序采用 E-Prime 2.0軟件編程, 整個實驗由一臺筆記本電腦控制程序執行, 同時收集數據。

采用UG任務, 分錢金額為10元。被試作為回應者, 分別在匿名者、RNG和計算機3種分配情境下進行決策。3種情境的順序由拉丁方設計進行平衡, 以平衡順序效應。在匿名者分配情境下, 告知被試這些匿名者是上一輪實驗的被試, 每個匿名者只能給出一種分配方案, 故被試所收到的方案來自不同的匿名者且與該匿名者共同分享 10元錢, 為確保匿名情境, 實驗者已對匿名者的照片進行了模糊處理。如果被試接受該方案, 則按照此方案進行分配, 如果拒絕, 則被試與該匿名者什么都得不到;在RNG分配情境下, 告知被試由RNG (一種隨機顯示數字的機器)給出方案, 每輪實驗中被試都會和不同的匿名他人共同分享 10元錢, 這些匿名他人將是下一輪實驗的被試, 當被試按照自己的真實想法做出決定后, 實驗者會把這些決定隨機匹配給不同的匿名他人, 以使匿名他人完成其他實驗任務,但匿名他人不會知道被試的決定, 也不會知道自己參加了本次實驗; 在計算機分配情境下, 告知被試由計算機隨機給出方案, 且計算機與被試組成分錢搭檔, 并提醒被試計算機無法拿走金錢。實驗中, 3種情境下均有5種分配方案：1/9、2/8、3/7、4/6、5/5(1/9中, 1為回應者所得金額, 9為金錢共享者所得金額), 每種方案重復4次, 平衡上下空間位置，如在匿名者分配情境中, 方案 2/8有一半試次的呈現位置為“你：2元”在上方,“此人：8元”在下方, 另一半試次的呈現位置為：“此人：8元”在上方, “你：2元”在下方, 共有60個試次隨機呈現。對匿名者分配情境呈現的人物照片進行模糊化處理,且匿名者性別各半, 以排除相貌、性別等無關變量的影響, 確保完全匿名, 并增加方案來源的可信性。

2.3.3 實驗設計

采用3(分配情境)×5(分配方案)的被試內設計,分配情境有3個水平：匿名者分配情境、RNG分配情境、計算機分配情境, 分配方案有5個水平：1/9、2/8、3/7、4/6、5/5, 因變量為拒絕次數。無關變量的控制：確保匿名情境、按照拉丁方設計平衡3種分配情境的順序且分別在每個分配情境內部隨機呈現分錢方案、平衡分配方案的上下空間位置、 匿名提議者的性別各半。

2.3.4 實驗程序

采用個別施測, 整個實驗約20 min左右, 具體實驗流程如下：

首先, 詢問被試視力是否正常、有無參加過類似實驗, 并填寫被試的個人信息, 包括性別、年齡。

其次, 讓被試認真閱讀實驗指導語, 閱讀完成后再由主試進行解釋, 確保對實驗情境的理解無誤。之后, 先讓被試進行幾個類似實驗任務的練習,以熟悉該分配情境。練習結束后, 詢問被試關于該分配情境的問題, 如：誰提出方案、與誰共同分享10元錢、計算機是否可以帶走金錢、拒絕方案之后的結果是什么。在確保被試理解實驗情境后, 方可進行正式實驗。

最后, 被試在完成 3種分配情境的決策后, 填寫相關問卷或進行訪談, 以了解被試在不同分配情境下的決策原因。

2.3.5 數據處理

以被試的拒絕次數作為分析指標。將 E-prime程序自動記錄的決策結果導出, 用Microsoft Excel進行初歩整理分析, 最后用SPSS 16.0對數據進行統計處理。

2.4 結果與分析

對被試在3種分配情境中5種分配方案的拒絕情況進行描述性統計, 結果見表1。發現, 被試在匿名者分配情境下的拒絕行為最多; RNG情境次之;計算機分配情境最少。由此可見, 被試很可能有區別地對待這3種情境。另外, 被試對方案1/9的拒絕行為最多, 從 3/7方案開始, 接受行為遠多于拒絕行為。由此可見, 被試傾向于接受3元及3元以上數額的方案。

分別對各種分配方案下的拒絕次數進行統計檢驗, 結果發現：對于方案1/9, 被試在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具有顯著差異(χ(2) = 7.407,

p

=0.025,

r

= 0.33), 且RNG分配情境顯著多于計算機分配情境(χ(1) = 4.976,

p

= 0.026,

r

=0.32), 計算機分配情境顯著多于零(χ(1) = 67.056,

p

＜ 0.001,

r

= 0.51); 對于方案2/8, 被試在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具有顯著差異(χ(2) =18.338,

p

＜ 0.001,

r

= 0.53), 且RNG分配情境顯著多于計算機分配情境(χ(1) = 12.366,

p

＜ 0.001,

r

= 0.51), 計算機分配情境顯著多于零(χ(1) =39.093,

p

＜ 0.001,

r

= 0.51); 對于方案 3/7, 被試在 3種分配情境的拒絕次數具有顯著差異(χ(2) =11.613,

p

= 0.003,

r

= 0.42), 且匿名者分配情境顯著多于RNG分配情境(χ(1) = 3.882,

p

= 0.049,

r

= 0.27), 計算機分配情境顯著多于零(χ(1) =23.148,

p

＜ 0.001,

r

= 0.51)。未發現被試在方案4/6、5/5上的拒絕行為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 成人回應者拒絕方案1/9和2/8是基于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的考慮; 拒絕方案3/7是基于意圖與絕對收益的考慮。

表1 成人被試對3種分配情境下5種分配方案的拒絕次數(百分比)

2.5 討論

研究發現, 實驗一的3種分配情境能夠分離意圖、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對回應者公平行為的作用。與以往UG的研究結果一致, 被試的拒絕行為隨分配方案數額的增加而降低, 其中近60%的被試拒絕了方案 1/9, 而幾乎所有被試都接受了 5/5方案。且發現, 不同的分配情境、分配方案導致了不同的拒絕行為。這說明, 被試能夠意識到分配情境和分配方案的不同, 并以不同的標準進行決策。方案1/9、2/8和3/7恰好證實了這一點, 由結果可知：被試拒絕方案1/9和2/8, 是基于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的考慮; 拒絕方案 3/7是基于意圖與絕對收益的考慮。這說明通過3種分配情境的變化可以實現對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的分離, 這也為實驗二進一步分析這3種成分對不同年齡回應者決策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為深入探討公平行為的隨齡變化提供了可能。

此外, 實驗一發現了成人回應者公平行為背后的原因。研究發現, 成人拒絕不公平方案時會同時考慮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以往研究中, 有研究者使用了 mini-UG范式通過給同一不公平方案匹配不同的備擇選項來反映提議者不同的意圖,發現成人回應者很容易關注到提議者意圖的變化,并根據對意圖好壞的判斷做出不同的決策(Falk et al., 2003; Sutter, 2007)。與之不同,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并未突顯出匿名者意圖的好壞, 而是通過設置不同的分配情境來分析回應者的關注點。前文提到了國外研究發現回應者會有區別地對待人和計算機所給方案, 而國內研究卻未發現這一決策差異(Moretti & di Pellegrino, 2010; Sanfey et al., 2003;van't Wout et al., 2006; 王芹 等, 2012), 本研究在人機分配情境的基礎上增加了 RNG分配情境, 發現了各分配情境下決策行為的差異, 這說明成人回應者在社會情境下進行決策時, 會充分考慮人這一角色的作用。

綜上, 實驗一的研究結果不僅支持了 Güth和Kocher (2013)對回應者的解釋, 而且從實證角度支持了社會效用模型對UG中收益成分的劃分, 證實且分離了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 同時支持了既關注意圖也關注收益的消極互惠模型, 為發展同時關注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的新模型奠定了實證基礎。

3 實驗二 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公平行為的作用及其發展

3.1 研究目的

由于以往的研究只是零散地從意圖、相對收益或絕對收益的某個角度研究某年齡段回應者的公平行為, 因此實驗二將以實驗一的分離范式為基礎,進一步分析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在各年齡回應者決策中的作用, 以探討公平行為的隨齡變化。

3.2 研究假設

(1)如果只有絕對收益對公平行為起作用, 則 3種分配情境下對同一分配方案的拒絕次數不存在差異, 且計算機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零, 預期年幼兒童組的表現與之一致; (2)如果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公平行為均起作用, 而意圖不起作用,則3種分配情境下對同一分配方案的拒絕次數存在差異, 且匿名者分配情境與 RNG分配情境的拒絕次數沒有差異, 同時 RNG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計算機分配情境, 計算機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零, 預期年長兒童組的表現與之一致; (3)如果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公平行為均起作用,則3種分配情境下對同一分配方案的拒絕次數存在差異, 且匿名者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 RNG分配情境, RNG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計算機分配情境, 計算機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多于零,預期青少年組的表現與之一致。

3.3 方法

3.3.1 被試

隨機選取幼兒園兒童、小學生以及高中生各30名, 男女均各半(見表2)。所有被試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均為右利手, 均未參加過類似實驗, 且不知道實驗目的。實驗完成后, 根據被試在實驗中的決策情況, 分給被試不同價值的禮品。

表2 被試基本信息

3.3.2 實驗材料

采用UG任務, 對年幼兒童所用的分配資源為貼畫或糖果。由于兒童喜歡直觀形象的事物, 因此年幼兒童組與年長兒童組所用的實驗程序更加形象, 以引起并保持兒童的注意與興趣。告知兒童匿名者與之性別、年齡、身高一致。雖然實驗一單個試次重復了4次, 共60個試次, 但對被試的4次反應進行統計分析發現：χ(3) = 0.50,

p

= 0.920, 即被試的4次重復反應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 為節省時間, 排除疲勞效應對兒童的不利影響, 實驗二中年幼兒童組與年長兒童組均為單次試次, 即每個試次只出現1次, 共15個試次?？紤]到青少年組的理解能力已達到成人水平, 因此所用程序與實驗一相同, 為平衡匿名提議者的性別對被試的影響, 匿名提議者的性別為男女各半, 因此單個試次需重復2次, 即青少年組為30個試次。

3.3.3 實驗設計

采用 3(年齡組)×3(分配情境)×5(分配方案)的混合設計, 其中, 年齡組為被試間變量, 包括年幼兒童組、年長兒童組和青少年組3個水平; 分配情境為被試內變量, 包括匿名者分配情境、RNG分配情境、計算機分配情境3個水平; 分配方案為被試內變量, 有5個水平：1/9、2/8、3/7、4/6、5/5。因變量為拒絕次數。無關變量的控制：確保匿名情境、以拉丁方設計平衡3種分配情境的呈現順序、隨機呈現各分配情境中的分配方案。

3.3.4 實驗程序

對年幼兒童組進行實驗之前, 主試會隨機拿出貼畫或者糖果, 詢問兒童是否喜歡。之后用對兒童具有吸引力的分配資源進行實驗, 后續實驗程序同實驗1。年長兒童組與青少年組的程序同實驗1。

3.3.5 數據處理

同實驗1

3.4 結果與分析

對各年齡組在5種分配方案中的拒絕情況進行統計分析(見圖1), 發現：除1/9方案外, 年幼兒童組對其他分配方案的拒絕率均低于10%, 即年幼兒童傾向于接受3種分配情境下的絕大多數方案; 而年長兒童組在 2/8、3/7、4/6方案上的拒絕率均高于其他組; 青少年組則對1/9方案的拒絕率最高。

對各年齡組在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情況進行統計分析(見圖2), 發現：無論在何種情境下年幼兒童組的拒絕率均低于10%, 即年幼兒童傾向于接受所有分配情境下的方案; 年長兒童組在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率均高于其他 3組; 除年幼兒童組外,其他3組在匿名者分配情境下的拒絕率最高, RNG分配情境次之, 計算機分配情境最低。

分別對年幼兒童組、年長兒童組與青少年組在各種分配方案下的拒絕次數進行卡方檢驗, 結果發現：對于任何方案, 年幼兒童組與年長兒童組在 3種分配情境下的拒絕次數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而青少年組在2/8方案上, 3種分配情境的拒絕次數存在顯著差異(χ(2) = 8.477, p = 0.014, r= 0.43),且匿名者分配情境下顯著多于RNG分配情境(χ(1) =4.313, p = 0.038, r= 0.31), 計算機分配情境顯著多于零(χ(1) = 18.182, p ＜ 0.001, r=0.57); 在3/7方案上, 3種分配情境的拒絕次數存在顯著差異(χ(2) = 6.615, p = 0.037, r= 0.31),且計算機分配情境顯著多于零(χ(1) = 9.308, p =0.002, r= 0.57); 其他方案上未發現顯著差異。這說明, 青少年回應者拒絕 2/8方案是基于意圖與絕對收益的考慮, 拒絕 3/7方案是基于絕對收益的考慮。

3.5 討論

實驗二發現, 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不同年齡回應者公平行為的作用確實不同。

圖1 各年齡組對5種分配方案的拒絕率

圖2 三種分配情境下各年齡組的拒絕率

結果表明, 年幼兒童沒有區別對待3種分配情境, 且傾向于接受絕大多數方案。雖然前人得出了年幼兒童比年長兒童更傾向于接受較小數額分配方案的結論(Harbaugh, Krause, & Liday, 2003), 但Sally和 Hill (2006)發現年幼兒童只是更愿意接受4/6方案, 而不是1/9、2/8方案, 且兒童很少接受所有分配方案。訪談發現, 幾乎所有孩子對情境的理解只停留在誰提出方案、數額是多少、電腦與RNG沒有思想以及電腦不會吃糖玩貼畫這種淺層問題上, 完全不能認識到不同分配情境間的深層區別。83%的孩子只是因為想得到貼畫或糖果而接受全部方案, 即便明確知道對方所得遠多于自己, 大部分孩子也依然表現平靜, 甚至開心地為自己的接受行為尋找原因。此外, 93%的孩子表示, 如果10個貼畫都給對方, 自己一個也沒有, 自己一定會拒絕。以往研究也發現了5歲回應者對于0數額方案有高穩定的拒絕率(Wittig et al., 2013)。由此, 更加肯定孩子接受方案是絕對收益吸引的結果。那么,這是否意味年幼兒童完全不懂公平呢？LoBue,Nishida, Chiong, DeLoache和Haidt (2009)通過內隱和外顯的測量均發現, 兒童在4歲前就對不公平有了直覺上的理解。本研究通過訪談也發現, 雖然大多數孩子不能主動說出公平的概念, 但能明白主試對公平的舉例, 甚至可以自己舉例。當問及孩子自己想要的方案時, 多數孩子表示希望可以 5/5分或平均分。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擁有公平直覺的兒童難以抵制絕對收益的誘惑呢？一些研究曾用抑制控制能力解釋兒童的公平行為, 認為年幼兒童不能很好地抑制沖動與需要(Blake & McAuliffe,2011; Wittig et al., 2013)。Smith, Blake和 Harris(2013)也發現, 雖然年幼兒童能夠理解公平標準,但更多考慮個人欲求, 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對公平標準賦予更多權重來抵制個人需要, 并以此標準作為行為指導。這恰好能解釋本研究中年幼兒童對不公平方案的高接受率。綜上所述, 雖然年幼兒童的高接受率與假設不完全一致, 但本研究依舊證明了絕對收益對年幼兒童決策的重要性, 支持了年幼兒童表現自利這一觀點。

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認為, 年長兒童有很強的公平感, 但是實驗二卻沒有發現3種成分對其決策的作用, 尤其是相對收益的作用。對此, 我們可以首先排除年長兒童不能理解實驗情境這一顧慮。因為實驗過程中, 主試的提問能確保被試對實驗情境的理解無誤, 且實驗后的及時訪談能詳細了解被試的想法。訪談發現：67%的被試有拒絕行為, 但具有鮮明的個體差異性。具體表現為：33%的兒童不能認識到3種情境之間的差異, 對不同分配情境下同一分配方案的決策標準是一致的; 17%的孩子能夠深刻理解某個情境, 并根據情境的變化做出不同的決策; 17%的孩子能夠完全認識到3種情境的本質區別。幾乎所有兒童均以不公平作為拒絕的原因,且部分兒童在面對不公平方案時情緒表現較強烈。這樣的分析恰好可以說明為何在統計結果上發現年長兒童組對 3種情境和 2/8、3/7、4/6方案上的拒絕率均高于其他年齡組, 卻未在任何方案上發現意圖、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的作用的原因。由于個體間生理成熟度、經驗獲得、各方面能力的發展參差不齊, 導致年長兒童對分配情境的理解和關注點不同, 行為決策的差異性很大。雖然實驗結果與假設不一致, 但是我們發現年長兒童已獲得了公平感,且開始注意到提議者的意圖, 不再單純因絕對收益的吸引而做決定。

實驗二發現, 青少年拒絕 2/8方案, 是基于意圖與絕對收益的考慮; 對于 3/7方案的拒絕, 是基于絕對收益的考慮。這說明, 青少年已經能夠認識到分配情境的本質區別, 且意圖與絕對收益對青少年的公平決策起作用。證實了以往的研究：意圖對決策的作用是隨齡增加的(Güroglu et al., 2009;Sutter, 2007)。青少年對意圖的關注表現為, 與計算機和 RNG所給的隨機方案相比, 他們對匿名者所給方案的標準更嚴格, 表示“他如何對我, 我就會如何對他”。另外, 也有被試關注匿名提議者的性別及外貌(本實驗已經事先對這一無關變量進行了控制)。這些行為表現與其處于青春期這一特定階段是密不可分的。首先, 理解他人意圖需要人際間的理解和考慮他人觀點的認知能力, 而這種高水平的觀點采擇技能恰好是在青春期獲得的(Güroglu et al., 2009)。其次, 青少年關注他人意圖是自我意識高度發展的需要, 他們需要通過他人的評價來獲得自我肯定。但是, 實驗二未發現相對收益在青少年決策中的作用。訪談發現, 有50%的被試表示對計算機情境與 RNG情境的決策標準一致, 因為這兩種情境中的方案均是隨機給出的; 有47%的被試表示在意對方是否有意給出不公平方案, 故可能由于部分被試忽略了計算機與RNG分配情境的區別,加之對意圖的關注, 使得相對收益的作用未得到凸顯。

4 總討論

本研究首創分離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的設計, 通過分析匿名者、RNG、計算機3種分配情境下回應者對同一方案的拒絕情況, 成功分離了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對決策的作用, 探究了回應者公平行為的發展。因而, 本研究既填補了前人未分離3種成分的空缺, 豐富了社會偏好模型關于意圖與收益的理論, 又從實證角度證實了3種成分對決策的作用, 為童年期、青春期以及成年早期的公平行為提供了有力的解釋。

本研究肯定了前人關于年幼兒童的發現, 證實了絕對收益對其決策的重要性; 雖然沒有明確發現影響年長兒童公平行為的成分, 但統計結果發現年長兒童對3種情境和絕大多數方案上的拒絕率均高于其他年齡組, 表明年長兒童已獲得了公平感, 故支持以往的研究結果; 另外, 本研究肯定了前人關于意圖的重要性呈線性發展的推斷, 證實了青春期是意圖獲得的重要時期。綜上, 最后通牒博弈中回應者公平行為的發展規律為：年幼兒童主要基于絕對收益進行決策, 傾向于接受所有方案, 表現最為自利; 年長兒童已獲得了公平感, 能夠以相對收益抵制純粹絕對收益的誘惑, 并開始關注提議者的意圖; 青少年是意圖獲得的重要時期, 主要基于提議者的意圖與絕對收益進行決策; 而成人的決策是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共同作用的結果。

另外, 本研究發現了青少年組與成人組敏感方案的存在。青少年的敏感方案為2/8、3/7方案, 而成人的敏感方案為1/9、2/8和3/7方案。通常, 因4/6和5/5方案較為公平、易被接受, 故不易受分配情境的影響。且實驗二發現, 青少年組對 1/9方案的拒絕率最高, 其中對匿名者分配情境下 1/9方案的拒絕率高達82%, 對RNG分配情境下1/9方案的拒絕率高達70%, 這也說明青少年與成人的決策標準存在差異。另外, Ma 等(2012)以成人作為被試,也發現了 2/8與 3/7方案的敏感性。因此, 未來研究在注意不同年齡被試決策標準具有差異的同時,也要善于利用1/9、2/8和3/7方案的高敏感性, 以期新的發現。

本研究年幼兒童組所用的資源類型為貼畫或糖果, 而其他 3組所分資源為金錢, 目的是盡可能以對被試有吸引力的資源進行實驗。與本研究相似,很多涉及兒童公平行為的研究采用了與本研究一致的分配資源(Blake & McAuliffe, 2011; Kogut,2012; LoBue et al., 2009; Rochat et al., 2009; Smith et al., 2013; Takagishi et al., 2010), 而幾乎所有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均以金錢對成人有吸引力為前提進行資源分配。我們認為, 最后通牒博弈中只有以所分配資源具有吸引力為前提, 再對提議者為何表現出慷慨的公平行為以及回應者為何以犧牲資源為代價拒絕不公平方案等問題進行探討才具有意義。相反, 如果為強調分配資源的一致性而采用金錢作為年幼兒童的分配資源, 他們很可能因實驗沒有吸引力而隨意分配或拒絕決策。我們在實驗過程中的發現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實驗中有年幼兒童表示, 如果自己不喜歡所分的資源, 就會全部拒絕;且某些年長兒童會結合自身需要, 切實地考慮如何使用資源; 也有一些被試(包括年長兒童和青少年)表示因為不在乎 10元錢或者不缺錢而接受所有方案。因此, 未來的研究要確保分配資源對取樣人群的吸引力, 也可考察資源的吸引力程度對決策的影響。除了資源吸引力, 以往有研究探討了總金額的數量對決策的影響, 發現高獎賞使堅持公平的代價變大, 人們的公平偏好降低(Novakova & Flegr,2013)。因此, 未來的研究要注意把資源分配數量、資源類型與被試年齡、喜好相結合, 使公平與利益的沖突最大化。另外, 一些被試很關注金錢的來源,并表示如果該錢是兩人勞動共同獲得, 則一定堅持公平分配的原則。以往有研究把實驗情境設置為,先讓兩個兒童共同幫助主試完成任務, 之后分給他們數量不等的糖果, 以此來研究兒童對優勢不公平的反應(LoBue et al., 2009)。未來的研究可以設置不同的金錢來源情境, 探討其對決策行為的影響, 以期新的發現。

實驗中, 我們意外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決策的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為：一些年長兒童因禮讓他人而接受所有方案, 盡管意識到方案的不公平, 但仍希望陌生他人開心; 一些成人表示可以理解、包容匿名者, 接受其所給較少數額的方案。Rochat等(2009)專門研究了文化對分配行為的影響, 發現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幼兒表現出更多的公平行為。于靜和朱莉琪(2010)也推斷兒童公平行為的發展軌跡可能具有文化特殊性。那么,文化對決策的影響何時開始, 是否存在于每個年齡段, 以及在各年齡段怎樣表現, 這些問題均值得進一步探討。

5 結論

(1)年幼兒童很難抵制絕對收益的吸引, 表現最為自利;

(2)年長兒童更多考慮了相對收益, 能夠抵制絕對收益的吸引, 并開始關注提議者的意圖;

(3)青少年處于關注提議者意圖的重要時期,主要基于提議者的意圖與方案的絕對收益進行決策;

(4)成人的公平行為是意圖、相對收益、絕對收益綜合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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