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評析

張曉東

(天津體育學院，天津 300381)

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評析

張曉東

(天津體育學院，天津 300381)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全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為制止戰爭保衛和平，歐美國家商議建立了國際聯盟。但是這種努力與嘗試最終以失敗收場，國際聯盟沒有能夠阻止世界大戰的再次爆發。本文考察了國聯的理論基礎，威爾遜理想主義觀點，研究了國際聯盟的組織架構及章程，并以九一八事變為案例分析其集體安全機制的脆弱性。探討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可以為當今世界和平提供有益的啟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際沖突；國際聯盟理想主義；集體安全機制

和平不過是兩場戰爭的間隙，短暫維持的脆弱平衡。唯有爭斗才是永恒的主題。千百年來，悲情的人類沉浸在這個無聊的游戲中，無法自拔。一戰的慘痛教訓觸目驚心，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世界各國都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在此背景下誕生的國聯試圖以集體安全機制保障國際安全，然而這種努力悲壯地落空了。

國聯以其現代外交史上兼具開創性和悲劇性的特征引起了學者廣泛的興趣。近年來，國內學界研究國聯的成果也不少。有的考察了國聯集體行動困境，有的分析了其失利的原因，有的研究了威爾遜理想主義。然而，綜合考察國聯的理論基礎，以案例分析其失利原因并指出其現實借鑒意義的成果似乎尚屬空缺。這正是本文寫作的動機和努力的方向?？疾靽摰拇煺?，分析作為其理論基礎的威爾遜理想主義是一個有價值的切入點。

一、威爾遜理想主義觀點

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思想淵源非常豐富且深厚。威爾遜出身于牧師家庭，自小接受了宗教文化的熏陶。他承認人性固有的缺陷,但同時又對人性自然地改善與進步深信不疑。他對人類善良和進步的信心仍然在他心目中占壓倒性地位。在美國國力獨領風騷的背景下，威爾遜也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他認為自己是生活在充滿自由與希望的理想世界，因而拯救人類的神圣責任就歷史地落在了美國的肩膀上。理想主義則是將此政治理念進一步發揚光大。西歐早期的啟蒙思想，比如格勞秀斯的國際社會思想、孟德斯鳩的自然法及盧梭的契約自由等觀點，特別是其中的理想主義觀點對威爾遜的政治思想和實踐無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889 年，威爾遜在其著作《國家論》中提出必須實現國際體系民主化，應當以道德和國際法規范國家行為，以理想指引國際秩序走向安全和諧。威爾遜理想主義觀點主要體現在1918年他在國會所作的一次重要演講中，即十四點和平計劃。該方案強調普世道德標準，重視國際組織與國際法的重要作用，設想在民族自決與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建設安全和諧的國際社會。他提出，國際聯盟及其集體安全機制是世界免于戰爭的根本保證。[1](P227)其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道德至上是威爾遜理想主義的理論基礎,他把殘酷現實中的國際政治問題理想化學術化,對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及國家利益的根本沖突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威爾遜提出應該理性看待分歧，并在友好的氣氛中協商解決。他強調普世道德，重視國際組織與國際法，設想在民族自決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建立世界秩序。

第二，威爾遜理想主義過分依賴倫理道德，強調道德的普世性，而看不到人性中的自私與貪婪。威爾遜認為人性本善，組成社會體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轉變的。他的人性論源于啟蒙時代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人可以通過教化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提升，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和諧共存。

第三，威爾遜反對歐洲實行的均勢政策,他深信世界各國對和平均享有同樣的利益,因此能夠聯合起來懲罰挑戰秩序的行為,于是他倡議創建國聯,在它的監督保障下,權力將服從道德和民意。他主張尊重國際規范，建立普遍集體安全機制，用理性戰勝邪惡，保障世界秩序。

第四，民族自決原則即指任何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統治形式。威爾遜承認民族國家在國際關系體系中的地位。他認為,每個民族無論強弱,都有決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的自由，都有享受安全平等生活的權利。

二、國際聯盟與集體安全機制

人類歷史上首次對集體安全機制的嘗試是國際聯盟。它的建立與一戰帶來的深重苦難緊密相關。1917 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參議院發表演講，提出為保障戰后國際秩序，應當以集體安全機制為基礎創建國際合作與和平聯盟，強調由強有力的國際組織來維護世界和平。[2]隨后巴黎和會決定創立國聯，并通過盟約。盟約共二十六條，主要闡明了集體安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國聯主要內設機構包括國聯大會、行政院、秘書處和國際法院。國聯大會由全體會員國派代表組成，各國都有一票表決權。除盟約特別規定者外，大會決議須經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1929 年，美法等國家簽署了非戰公約。此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外交基本原則，國際社會持久和平的設想得以進一步完善。他強調普世道德，重視國際組織與國際法的積極作用，設想在民族自決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上建立世界秩序。其外在表現形式就是國際聯盟。他們堅信，國際聯盟及其集體安全機制是世界免于戰爭的根本保證。威爾遜認為古典均勢理論和秘密外交是引發戰爭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反對秘密外交，積極標榜民族自決，倡導以道德及國際法治理國際社會，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每個國家只要著力于維護世界和平秩序也就為本國民眾謀取了最大幸福。在其總統就職演說中，威爾遜提出，理想主義者應該堅守自己的道義職責，那就是維持和保障正義與公平。

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呈現出自助特征。為確保自身安全與國家利益，各行為體謀求攫取與增加權力，最終只能陷入安全困境，導致沖突頻發戰端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大國博弈重新趨于平衡，如何切實協調與保障相互沖突的國家利益加速了國際聯盟的誕生。因此，保障集體安全的設想變得逐漸清晰起來并付諸實施。威爾遜指出，無論何時何地一旦出現侵略行為及類似企圖，它們就要在道義與良知面前暴露無遺。國際聯盟應該作為國際社會最強大的道義規范力量發揮建設性作用。因此，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承諾不預先特別針對某個國家，反對政治軍事集團對峙，同時以壓倒性的優勢力量對侵略者進行威懾及懲戒，各國相互監督維護世界安全。

國聯是集體安全機制最早的實踐者，也是其最重要的依托，集體安全機制必須通過國聯才能發揮作用。但是，國聯的脆弱是與生俱來的，它完全依賴于幾個主導國家才能發揮作用。于是，在主導國家的激烈競爭之下，國聯充當了大國利益的代言者，而不能專注于履行維護普遍安全的責任。因此，國際聯盟就無力保障成員國安全，不僅對機制本身造成損害，更失掉了成員國的信任，從根本上否定集體安全機制的合法性。

三、九一八事變與國際聯盟的調停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為避免事態擴大，國民政府執行不抵抗政策，并向國聯申訴，把希望寄托在國聯調停上。國聯隨后召開會議討論中日沖突，并通過了事變后的首個撤兵決議。國聯偏袒日本，毫無依據地認為它沒有侵略意圖，出兵只是為了保護僑民生命財產安全。日本對撤兵決議視而不見，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快在東北的侵略步伐。緊接著，國聯通過了限期強制撤兵的決議案。日本毫不理會，繼續我行我素。由于日本反對，決議未能生效。盡管如此，英法等主導國家仍然采取綏靖政策，縱容日本恣意妄行。

1932年1月，以英國人李頓為首的國聯調查團成立并開赴中國東北進行調查。作為考察的結論，調查團正式發布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該報告澄清了幾項爭議事件，承認東北主權歸屬中國，判定日本出兵中國東北屬于侵略行為，指出滿洲國是日本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權。報告以確鑿的證據還原了事情真相，戳穿了日本的丑惡行徑。報告書同時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并提出了一個國際共管的方案，基本反映了英美等國的意愿。

報告發表后，立即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抵制。中國共產黨表示堅決反對，號召全體民眾共赴國難，以武裝革命的民族戰爭做出回應。國民政府態度曖昧，蔣介石指示中國代表采取溫和態度,默認國聯報告。日本蠻橫無理，不僅對國聯報告置若罔聞，而且要求國聯承認滿洲現狀，還威脅與國聯公開決裂。1933年2月，國聯大會投票表決，最后以絕對優勢通過九國代表提交的《最終報告書》。該報告宣布東北主權屬于中國，“滿洲國”不予承認。日本政府隨后發表通告，宣布退出國聯。

就九一八事變而言，國聯既未將真相大白于天下，又未能阻止日本擴大侵華戰爭。因此，國聯在行動中遭受了重大挫折，從此喪失了頭頂神秘的光環，其集體安全機制也在列強的推諉下陷于分崩離析。

四、國際聯盟存在的缺陷

國際聯盟是為預防戰爭維護和平而建立的國際組織。但是，這個組織本身并不具備履行其使命的政治力量、法律工具及合法性。[3](P40)另外，國聯各成員國在動機、理念和利益上的重重矛盾更使其力不從心。因此，國聯的失敗是意料之中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國聯深受威爾遜理想主義負面影響，在人道、博愛等冠冕堂皇的口號下陷入手足無措的烏托邦境地。兩次大戰間隙，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各國經濟發展速度差異導致實力發生顯著變化，在結構性矛盾的驅使下，各國勾心斗角，世界舞臺的主角仍然是強權國家。因此，國聯集體安全機制完全沒有用武之地。歷史證明，看上去無懈可擊的理想主義治世設計，只要遇到戰爭，就必定輸得一敗涂地，被無情的現實撕得粉碎。[4](P84)；

其次，國聯職能重疊，效率低下，工作機制存在重大缺陷，組織機構的固有弊病使集體安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行政院決議需要所有會員國一致同意，制裁措施不力，國聯集體安全機制形同虛設；

第三，國聯不具備廣泛代表性，多數強國置身其外。例如，威爾遜努力促成了國聯的成立，但是美國從未加入。德國、日本、意大利均嫌其束縛手腳而中途退出。蘇聯則于1939年遭開除。因此，由英法把持、弱小國家組成的國聯無力阻止法西斯強權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英、法兩國操控國聯，推行綏靖政策，消極對待法西斯擴張，積極致力于保護自己的海外殖民利益。大國對外戰略沖突削弱了國聯采取一致行動的可能性，也斷送了切實維護集體安全的可能性；

最后，國聯維護集體安全接連失利則徹底摧毀了它的形象與威信。二戰前夕, 國聯在和平解決國際沖突方面進行了不間斷的努力,但是乏善可陳。在1931年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1936年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內戰、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等事件中, 國聯表現出的軟弱和妥協則使其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的嚴重缺陷暴露無遺。

五、結語

正如愛德華·卡爾所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等國從政治精英到底層民眾普遍表現出思想麻木僵化、行動遲緩不力、對嚴峻的國際現實熟視無睹的狀態，[5]一種自說自話、脫離現實的濃重的烏托邦色彩，因而注定了國聯維護集體安全的實踐只能以失敗告終。作為人類歷史上首個世界范圍的政治類國際組織，國際聯盟保障集體安全的神圣使命悲壯地失敗了。由于世界均勢的轉移，權力政治的殘酷及自身集體安全運作機制固有的缺陷，國聯既無力維護世界安全，更無法阻止世界大戰的再次爆發。

探討國聯使命的失敗，可以為時下的國際安全與合作提供有益的啟示，因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今時代，要維護集體安全，實現全世界永久和平，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國際組織，各國普遍認同、積極參與。其次,該組織要具備超越民族國家主權的至高權力，能夠真正做到懲治邪惡，匡扶正義，在處理國際爭端中樹立絕對權威。最后, 必須徹底摒棄權力政治與冷戰思維，構建長效集體安全機制，公正、合理地解決國際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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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蒲 躍

張曉東，男，山西人，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生，天津體育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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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11(2015)02-0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