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儒學成為主導價值觀體系的條件

簡滿屯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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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儒學成為主導價值觀體系的條件

簡滿屯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100875)

摘要：北宋時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佛道為輔的價值觀體系，雖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時間段為范圍，不以特定群體愛好為標準，從最終影響力來說，能稱之為主導社會價值體系的還是儒家的道德價值體系。對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發展，以及科舉制度、民間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層面保障了儒學的地位。從慶歷新政開始的改革引發了文學家對于儒學復興的自覺；熙寧變法時期，北宋五子等哲學家和王安石、司馬光等人的理論活動，完成了儒學吸收佛道精華和自身建構的過程。

關鍵詞：北宋；儒家；佛教；道教；科舉；教育

北宋時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導價值觀完成了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加之其政治上固有的優勢和士人的努力等，成功完成了對佛道的融合引領。本文將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儒家思想成為主導價值觀的條件和過程。

一、制度性的保障

(一)加強對佛教的管理

北宋皇權階層奉行儒釋道并存的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任其發展，而是進行差別化管理?？偟膩砜?，北宋興建多所道觀，刊布道教典籍，對道教大力扶持。道教在北宋一直處于被保護發展的狀態。雖然皇帝們提倡，民間需求，士人學習佛教，但是并非任其發展，而是限制在一定的管理范圍內。佛教之所以被管理，主要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佛教在自身發展中產生了一些直接對抗儒家和道教的內容，形成了直接的對抗之勢，破壞了三教并存的格局。政和八年，頒布詔令，將六千卷佛經中含有詆毀儒、道的內容進行清理，焚毀了其中的9卷(《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四·道釋下》之“老子升列傳之首在京神霄宮刻御注道德經御筆手詔”)。少數民族政權也利用佛教從事軍事間諜活動，如契丹曾派間諜進入五臺山(《長編》卷一七一，至和元年九月丁亥)。

第二，經濟原因。北宋時期佛教得到很大發展。真宗時期，僧人達五十萬(《宋會要·道釋一》之一三)?；兆跁r期，在寺院中的僧人、行者以及為寺院種地的人員總數達到百萬(《襄陵文集·卷四·論釋氏扎子》)。這樣龐大數量的人數集中在寺院里不僅容易形成管理的真空，還使國家收入減少。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北宋對佛教采取了相對嚴格的管理措施。比如禁止夜間進行宗教活動，禁止民間舉行大規模的宗教活動。又如，對僧人進行戶籍管理，并限定寺院的僧人數量。這樣對佛教進行嚴格管理不僅在思想上限制了部分佛教徒對主導價值觀的攻擊，還維護了三教并存的局面，保證了北宋正常的思想秩序。

(二)國家教育體系的推動

國家層面的國學、州縣學，都是把儒家經典放在教學的重要位置。為了倡導教育，皇帝們高度重視大力推崇儒家，有的親自光臨太學示范天下。建隆二年(961)，太祖吩咐聶崇義修《三禮圖》，經尹拙、竇儀訂正后頒行，這是公開運用政治權力建構價值體系的開始。建隆三年(962)，太祖命令修葺國子監，塑繪先圣、先師之像，親自撰文稱贊孔子、顏淵，命大臣分別撰寫余贊，自己還多次視察，用自身行動來昭示對儒家思想的認可。太宗不僅改革教育，還修撰文化典籍，保存傳播了儒家價值體系的載體。太宗妥善對待南征北戰中收得的三萬三千余卷書籍，重建三館;選拔大批文臣擔任館閣之職;鼓勵各地獻書，編成《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并賞賜各地寺院和道觀，編印翻譯佛經等。在國家層面推行儒家思想，讓士子們的頭腦完全接受儒家思想的價值標準，為北宋價值體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國家教育體系中也具有一批德才兼備的好老師，推動了儒家思想體系的傳播。如，胡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景祐初被朝廷召用，只有任教太學?！皩W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余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石介更是“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繇此益盛”，并作《慶歷圣德詩》，指點當朝忠佞(《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五、卷三十四，《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如此之老師，嚴于律己，言傳身教，舉手投足之間，循循善誘之中，道德之學思想已為學生接受。學生悟所授之術，嘆受者之德，術德輝映，豈非盛矣？

北宋時期的教育系統對價值體系的形成起著基礎性作用。大量承載儒家價值標準的思想文化通過教育進入士人頭腦，形成了對佛道等非主導價值觀的防御性思想體系。這些人通過科舉等方式進入決策層后，把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價值體系帶到了政治生活中，影響了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國家運轉，間接擴大了價值體系的形成，促進了主導性價值觀體系的形成。

(三)科舉制度的推動

如果說教育系統是北宋價值體系形成的基礎，那么科舉的大力推廣則成了推動儒學價值體系進入政治體系的保證，其中的中介是大批士人?？v覽北宋、南宋乃至中國整個歷史，可以發現宋朝士人對政治的熱情和投入是空前絕后的，這種狀態的出現始于北宋初期的科舉制度改革。

太祖對唐代以來的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廢除大臣可以向知貢推薦舉人的做法；禁止知貢舉和新進士結成座主、門生的關系；對公卿大臣的子弟實行復試；對考官實行鎖宿制度并設置多名權同知貢舉；實行殿試、唱名之制；對試卷實行封彌、謄錄；嚴格防止舉人舞弊等措施[1]?；实蹅儗婆e改革親歷親為，其行為可以用求賢若渴來形容。開寶六年(973)，太祖親自在講武殿復試舉人，從此殿試成為常式。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興文教、抑武事，大增進士，諸科錄取人數達到五百人，不僅開辟了宋朝崇尚文士的風尚，還給自己的統治廣納賢才，增加力量。

從科舉本身來看，宋朝政權選拔優秀士人進入政府，是為了貫徹重文抑武的政策，這樣士人參政既可牽制武臣，又能壯大自己的力量，“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二十一)成了宋朝家法。從價值體系建設的角度來看，這種科舉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來良好的效果，給朝廷選取了諸如呂蒙正、張齊賢等大量優秀的行政人才輔佐朝政。在真宗朝時，各種人才已經通過科舉制進入朝廷，成為政務治理的中堅力量。這些人在重要的政治位置上直接或者間接地傳播儒家思想，并把儒家價值標準體現在國家管理的方方面面，這樣的做法促成了北宋主導性社會價值體系的形成。

(四)民間教育的倡導

北宋時期，民間層面的教育形式主要是書院，書院教授的也是儒家思想。如，孫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其“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 當時，山東的很多學生，自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可見其影響之大。忠實于儒家思想的教師自然教出虔誠的儒家信徒，師脈所至之處，廣布德澤的背后是儒家價值觀的流傳。另外，北宋時期的書院往往有一定的田土之賜，使書院的發展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這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看，北宋時期國家制度要維護的目標是以德為核心的主導價值觀體系，制度運行的標準也是將道德作為價值標準參照，所以北宋時期的相關制度保障了主導價值觀體系的生成。

二、儒釋道內容消解和重組

如果說制度層面的規定限制了佛教的活動范圍，保證了儒家思想發展的空間，讓儒家價值體系能有保障對抗佛道二教的挑戰，那么佛道思想中對于儒家思想具有挑戰性的內容，卻不是靠制度能徹底解決的；而是隨著北宋社會文化的發展，在儒家思想學習、吸收佛道思想發展自身的過程中，在互動、吸收、構建中逐步完成的。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成3個階段。

第一，宋初前80年左右，也就是太祖、太宗和真宗時期，致力于構建中央集權和龐大的官僚機構，在文化政策上對儒釋道三家都相對寬松。中唐以來韓愈、李翱對佛道的排斥并沒有在更大范圍傳播、擴散。這一時期科舉制逐漸完善，重新修訂了《論語》、《孝經》、《爾雅》的注疏，刊刻唐朝的《九經正義》，科舉取士還是用《九經正義》作為標準，在考試的內容上基本延續了以前的內容?？偟膩砜?，這一時期儒釋道三家相互影響、共同發展，主導價值觀體系和非主導價值觀體系都處于發展培育的階段，各自在一定范圍內發展、壯大，沒有形成公開的沖突。

第二，慶歷前后，北宋的各種政治和管理制度已經顯示出弊端，同少數民族的戰爭以及帶來的經濟壓力讓朝廷疲于應付，再加上內部的農民起義等問題，逼迫朝廷開始考慮問題到底在哪里，并在一定范圍內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慶歷新政就是這樣走上了歷史舞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推行新政，引起了呂夷簡、高若訥等人的反對。于是，一場圍繞君子、小人的辯論展開，士林風氣為之一變。正如蘇軾在《六一居士集敘》中所言：“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佑未，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蘇軾文集》卷十。) 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文人們主要在經世致用方面用力，批判五代以來的文風和時風，在針砭時弊的文風中抒發政治熱情，這種批判精神帶動了一大批人共同致力于這一事業。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人就屬于這個群體。他們把對時政和儒學的批判精神擴大，延伸到對佛道的批判，從而揭開了儒家對佛道核心思想的互動序幕。李覯曾說：“浮屠以不殺為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夫雞豚狗彘，待人而后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無人，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資，豢而畜之者，用于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賓客之奉，于是乎取之。今且使民無搖手于其間，則阿侍而粒之哉？吾見其無遺種矣。抑將不殺其身而絕其類乎？仁者不為也。抑將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為也。嗚呼！浮屠之仁欽，止于是而已矣！”(李覯《潛書二》)李覯認為，飼養雞、豬、狗的目的就是為了食用。正是因為這樣的價值，家禽才能繁衍，如果奉行不殺生，就會真正讓他們絕種，這才是真正的不仁。李覯還對佛教的鬼神論、靈魂轉世論等進行了批判。李覯認為，人、物、禽獸是不同的，三綱五常規定了三者的秩序。佛教的鬼神論和轉世論等于賦予他們平等，是一種空洞的說教，站不住腳。

歐陽修是當時文壇的領袖式人物，批評《五經正義》中的讖緯之術，寫有《易童子問》懷疑《易傳》作者，還在《毛詩正義》中表達了對漢儒的懷疑。他不同意對佛教“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強制手段，主張“修其本而勝之”。他的主張實質是指要推廣儒學，用傳統的思想戰勝佛教。相對于韓愈等人的排佛思想，這樣的見識超過了前代單純的攻擊式衛道，影響深遠。

胡瑗在《周易口義》中不認同王弼和孔穎達的注疏而提出自己的見解。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幾乎是對漢唐各家注疏的直言批評，號召儒生們重新回歸六經。石介寫了《怪說》、《中國論》等文章，排斥楊億的“西昆體”，還自己排列出道統譜系。胡瑗、孫復、石介屬于“宋初三先生”，他們都曾經在太學任教，影響范圍深遠。這3個人的主張對于太學生們乃至天下學子具有極強的示范作用。

慶歷時期的這些活動形成了良好的氛圍?！笆看蠓蛑伊x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義傳》)可見在這一時期，唐末五代的士風正在改變?？偟膩砜?，慶歷時期的儒生們主張恢復儒學，排斥佛道。他們恢復的方式是重新闡發儒家經典中的義理，否定前代的注疏。他們中的部分人曾經身處北宋政治教育等領域的領導位置，而且自身具有君子風范，人格力量和思想影響深遠。

政治改革帶來風氣的變化，讓一大批儒學人物團結起來，形成了復興儒學的新潮，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對佛道的思想形成了回應，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互動的序幕，但是這一切還僅僅停留在形式層面，并沒有觸及到佛道思想的深處。如同集合人馬兵臨城下形成合圍之勢，至于破城殺敵還要下一番大工夫。所以，在這一階段儒家道德價值觀體系已經逐步建立，而佛道只是繼續發揮思想優勢，沒有隨著時代變化而改變，更沒有擴大影響。

第三，慶歷以后。如果說慶歷時期的復興儒學運動僅僅停留在表面上，是從情感和形式上主張恢復儒家價值系統，沒有觸及佛道思想中直接挑戰儒學的核心部分，那么這一狀況到了熙寧變法開始改變。當時的朝野并不是爭論要不要改革，而是爭論怎樣改革，圍繞這一命題分成了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兩大集團。除去政治思想上的直接交鋒，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為了說明各自的正確性，出入佛道，有所發明，形成各自的理論體系。中間雖有義理之學和性理之學之分，但在排斥佛道方面是一致的，在奉儒家道德之學為正統方面也是一致的。在這兩個一致的前提下，他們各自發明本體，構建理論系統，吸收佛道精華，讓存在的統一性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釋，讓作為核心價值系統的道德范疇從日用人倫貫通到宇宙社會的秩序，實現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統一。因此，盡管義理之學和性理之學的具體主張不盡相同，但總體上講儒家道德之學完成了革故鼎新，實現了華麗的轉身。

周敦頤的學說提出了太極這個本體，破除了佛教本體空無的主張。他的《太極圖說》中提出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的結論?！锻〞分刑岢隽艘浴罢\”作為中心范疇架構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是由宇宙觀到倫理學的邏輯結構，這正是周敦頤被尊為宋明理學開山鼻祖的道理所在[2]。他的主張被后世的學者繼承，成為道德性命之學的重要概念。

邵雍的學說博大精深，他的象數學參考了道教的思想，但是范圍遠比原來的解釋廣闊深遠，涵蓋了人生、自然、社會乃至整個宇宙的變化。這樣體系嚴密的學說屬于儒家思想陣營，也在客觀上說明道德之學在形式上也有新穎之處，更有寬闊視野，遠非佛道之生死成仙所能涵蓋。這樣就對佛道二家的存在形成了一定的動搖。

張載的氣本論思想，用氣這一本體貫通宇宙，認為天地人有機統一于氣，氣的分散聚合形成了萬物；還提出了民胞吾與的思想。這個主張從宇宙論和本體論的角度回應了佛道二教關于世界虛無的主張，讓社會倫常有了合理的依據，在根本上讓儒學核心價值觀開始挺立起來。

王安石的新學也具有同樣重要的位置。他對于傳統社會秩序的永恒性論證是靠《洪范傳》完成，這樣也在客觀上破除了佛道對世界本源的虛無主張。他在《洪范傳》中說：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煢獨以為仁，不畏高明以為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為智也，雖不可誘而為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為賢也，雖不可革而為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后有能有為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3]。他認為宇宙萬物具有一個同一的本原。窮理是了解本源的途徑，完善個性也是把握德性貫通本原的途徑。窮理和盡性可以使眾人改變自身，進而實現國家的改變。顯然，王安石的新學也是用完整的思想體系構建了儒家道德性命之學的另一種解讀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從王安石新學成官方學說，也就是從宋神宗時期開始，王安石學說基本上都是處于統治地位。直到南宋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學說，王安石的新學才逐漸失去官方的正統影響。這樣就保證了儒學思想在官方層面能成為科舉的標準從而影響深遠；也在政治層面讓儒學思想處于重要地位，推動了主導價值觀體系的建立。

二程的學說中，理本論是對佛教虛無論的具有影響力的回擊。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盵4]。程頤說：“萬物皆只是一個理”，“天下只有一個理”。程顥認為修養要靠定性，程頤認為要靠“主敬”、“格物窮理”。雖然他們提出的把握理的方法不同，但是在本體論的主張上完全相同。這種本體意義上的主張構成二程哲學的核心概念。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和佛道二教對抗的基點，而且理的普遍化也形成了自然法則和社會秩序，在說明社會運轉方面自洽性更強，讓三綱五常的秩序更加合理，對抗了佛教的因果和轉世說。另外，二程的學說之所以能產生廣泛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他們門下弟子眾多，張載去世后部分弟子也投入其門下?？梢?，一種思想能廣泛流傳，除去自身具有的合理性內涵，也和學習這種思想的人數和影響有關。

司馬光雖然主要以歷史學見長，但是也在本體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用三十多年時間研究楊雄的著作，寫出了《太玄集注》、《法言集注》、《潛虛》等書?！稘撎摗吩唬骸叭f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人之生本于虛，虛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動，動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國，國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業，業終則返于虛矣”[5-6]?！疤摗焙蛷堓d“氣”說相對立，但是也屬于一套完整的概念體系解釋世界的構成，破除了佛教的空和道教的自然。當然，司馬光的“虛”并不是完全否定佛道，也有融通的成分。 “或問：‘老釋有取乎？’迂臾曰：‘有?！唬骸稳?？’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舍是無取也?！蛟唬骸談t人不為善，無為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杖∑錈o利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為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為矣?！笨梢?，司馬光主張儒釋道融合，但是這種融合是站在儒家立場的，也是吸收佛道二教的精華，豐富發展儒家思想之舉。

三、結語

總之，這一時期以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為主要事件，引發儒學復興，推動了哲學思潮變化，出現多種流派、儒學不斷繁榮的現象。無論是周敦頤的太極論、王安石的氣一元論、張載的氣本論、二程的理本論、司馬光的“虛”本論，都破除了佛道二教的虛無本體主張。不論義理之學還是性理之學，都主張通過精研義理或者完善德性而實現個人德性圓滿。

主導價值觀和非主導價值觀，從北宋初的對峙發展，經歷慶歷時的開始互動，終于走到了最后的學習、吸收、消解、重構的階段。經過這樣的過程，儒學開始挺立起來，儒學主張的道德也更加深入人心。佛道等非主導價值觀就是在和儒家的互動發展中逐漸被政治上邊緣化，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也成為了主導價值觀。

參考文獻：

[1] 何忠禮.宋代政治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2]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9.

[3]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唐武，標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程顥，程頤.二程集[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

[5] 黃宗羲.宋元學案[M].全祖望，補修.北京：中華書局，1986.

[6]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M].沈善洪，吳光，編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Conditions for Confucianism as dominant value system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JIAN Man-t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main value system, with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 subsidiary systems. Although Buddhism had political support to some extent, but if a specific time was not considered as a period and a specific group’s interests as a stand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w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dominant social value system was still Confucian moral value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regulation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folk education guaranteed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ystem level. The reform starting from Qingli caused writers’ sense of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Xi’ning reform period, the theoretical activities of the philosophers such as five scholars, WANG An-shi and SIMA Guang et 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the process of Confucian absorp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essence and Confucian construction.

Key words: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6248(2015)01-0036-05

作者簡介：簡滿屯(1975-)，男，陜西蒲城人，哲學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 (14ZDB003)

收稿日期：2014-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