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女性磚志研究
——以《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為中心

張金杰

（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　新疆烏魯木齊　83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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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女性磚志研究
——以《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為中心

張金杰

（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63）

摘要：吐魯番出土磚志是屬于墓志碑刻的一種變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喪葬文化習俗，主要包括墓表、墓記、墓志、墓志銘四種文體。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女性磚志為研究唐代墓志文體的演變發展、女性文化、社會生活等問題起到了重要的文獻價值作用。

關鍵詞：吐魯番；磚志；女性

吐魯番磚志作為研究吐魯番學的重要文獻之一，近些年來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對其研究也日益豐富和深入，再加之其對傳世文獻具有補正的作用，因此其研究價值也日益明顯。大多數學者對磚志中的紀年、官制、家族、婚姻、地方制度等方面進行了細致地研究，但是對磚志中女性的研究較少，本文則全面、系統地解讀吐魯番磚志中女性磚志的一些問題。

吐魯番磚志收集較為全面的是侯燦、吳美玲編著的《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共收錄了磚志328方，后由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著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又增收了15方磚志，其中有合葬磚志一方，即“麴氏高昌延壽九年（632）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張氏墓表”和兩方女性磚志“麴氏高昌延昌十四年（574）二月二十一日康虜奴母墓表”“麴氏高昌延壽九年（632）五月七日宋佛住妻張氏墓表”，共有343方。其中夫妻合葬墓表共17方，女性墓表83方，女性墓志銘16方。由此推算女性磚志占總磚志的29%，其占磚志中的比重還是非常之高的。

一、吐魯番出土磚志的形式發展研究

（一）吐魯番出土磚志的產生發展與分類。吐魯番磚志的產生很顯然是受到了中原喪葬習俗的影響，我國墓志的產生，最早始于秦漢，依據是發現了秦勞役墓瓦志和東漢徒刑磚，由此被定義為碑刻、墓志文體產生的起源，其經過魏晉的定型發展、隋代的禁碑，墓志在唐代達到頂峰。

吐魯番的磚志分為大涼政權、高昌王國和唐西州三個時期，而唐西州時期出土的磚志數量最多，并且此時期才出現了墓志和墓志銘，由此可進一步證明墓志在唐代確實非常盛行，從而影響到西域。吐魯番出土的磚志雖然受到中原的影響，但是在某些方面與其也有不同之處。首先，材質上，吐魯番出土的磚志所使用的材料大都是用泥土燒制的長方形或正方形的墓磚，還有少量的木質和砂石材料；而中原地區基本是用大理石等石質。其次，撰寫方法上，吐魯番磚志大多是朱書、墨書、白粉書，還有少部分是在方格線內書刻文字，然后再用朱筆涂色，有少量的篆刻磚志。中原地區則是直接在墓碑上刻字即可。再者，吐魯番出土的磚志文字內容較少，而且墓表數量遠遠超過墓志和墓志銘；中原地區的墓志主要以墓志和墓志銘為主，對死者的生平事跡記錄的較為詳細。第四，吐魯番磚志中出現了較多的少數民族的墓表、墓志，此可以間接證明西域少數民族的漢化過程，在喪葬習俗等方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吐魯番磚志其定義是指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部吐魯番地區近百年中陸續出土的我國中古史上北朝至唐代的專為記錄死者身世及其有關情況的墓葬文字資料。[1](P1)其作為一種文學載體所包含的文體類型也是非常豐富的，主要有墓表、墓記、墓志、墓志銘，四者雖然都是有關死者的墓碑文體，但是細微上也有不同之處，古人對此也有詳細的論述。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墓表》：“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后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盵2](P52)名代吳納的《文章辨體序說·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記、埋銘》：“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敘學行德履。墓志，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志異名?！盵2](P53)對于此墓志文體的分類，歷代學者都有不同的爭論，具體總結歸納列表如下：

我國最早的墓表是東漢時期安帝元初元年（114）的《謁者景君墓表》；中國最早的墓志是1929年在洛陽出土的《賈仲武妻馬姜墓志》，刻于東漢延平元年（106）九月，被稱之為中國墓志的鼻祖。真正以“墓志銘”命名的是山東益都出土的《劉懷民墓志銘》（劉宋大明八年，即464年)，這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墓志銘。而在吐魯番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是“大涼承平十三年（455）（案：南北朝宋孝建時期）且渠封戴墓表”；年代最早的墓記是“高昌年間張救子墓記”；年代最早的墓志是“唐永徽四年（653）張團兒墓志”；年代最早的墓志銘是“唐永徽六年（655）宋懷熹墓志銘”。由此可以看出，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四種文體產生的時間都遠遠晚于中原地區，一方面可證明墓志文體是中原喪葬文化的產物，另一方面也可說明西域的磚志墓文是由中原傳入，并且傳入的最早時間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并且，吐魯番出土磚志雖然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實則是中國古代墓志文體發展的一個縮影。

（二）吐魯番出土女性磚志的文體形式。第一，墓表文體形式。吐魯番出土磚志中墓表占總磚志的2/3，女性墓表占總墓表的31%。由于墓表是以著重記錄死者的身份和死亡時間為主要內容，因此記錄簡單，字數較少。其女性墓表基本內容格式為：

格式一：丈夫官職及姓名＋身份（夫人或妻）＋姓氏

例1：大涼張興明夫人楊氏墓表：“折重將軍新城太守，敦煌張興明夫人楊氏墓表”。[1](P13)

格式二：死亡時間（年、月、日）＋丈夫官職＋其他（妻或夫人卒歲、品行、死因）＋某氏妻或夫人之墓表

例2：高昌延和七年（608）張叔慶妻鞠太明墓表：“延和七年戊辰歲，四月癸酉朔，十三日乙酉。故張叔慶妻鞠氏女太明，稟性貞潔，體行純篤，四德內融，休偁外著。用能絹，諧九族，雍穆五親，幼仕舅姑，有敬順之名，長訓閨庭，無閑言之號，可謂窈窕之淑女，張氏之良配者也。宜言遐芐，光益大化。天不愍遺，奄然殞逝。宗親悲啼，鄉閭酸泣。春秋卅八殯葬斯墓?！盵1](P270)

男性墓表基本格式為：

格式一：死亡時間（年、月、日）＋官職及姓名

例3：高昌和平元年（551）趙令達墓表：“和平元年辛未，一月三日，虎牙將軍、令兵將，明威將軍、民部參軍趙令達墓?！盵1]P50

格式二：死亡時間（年、月、日）＋官職及姓名＋卒歲或死因＋某氏之墓表

例4：高昌章和十六年（546）畫承墓表：“章和十六年，歲次柝木之津，冬十二月己巳朔，三日辛未。高昌兵部主簿，轉交河郡戶曹參軍、殿中中郎將，領三門弟子，諱承字安全，春秋七十有八，畫氏之墓表?！盵1](P36)

從上面的墓表可以看出，女性墓表基本都是依附于男性墓表，即女性墓表中總是會提到丈夫的相關信息。通過用丈夫的身份來確定妻子的身份，這明顯表現出妻子沒有獨立的身份地位，而男性墓表則主要是記錄其仕歷官職等。

第二，墓記文體形式。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墓記數量較少，一共是12方，女性墓記兩方，即“高昌年間令狐法奴妻趙氏墓記”和“高昌年間趙□妻墓記”。墓記也較為簡單，主要是記載死者的姓名，有的記錄了死者的卒年。此與埋葬在墓地外的墓碑有很大相似之處，即只記錄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其中高昌年間令狐氏的墓記字數較多，但是殘缺字數較多。在侯燦、吳美玲編著的《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中將令狐氏的磚志命名為墓記，此處命名為“墓表”應更加合理。因為磚志內容首句便為“□□之墓表”，已經自稱是墓表了。其次，此處還有一個令人質疑的地方，若此磚志已經確定是令狐氏的墓表，那開頭不應只缺兩個字，至少是三個，即“令狐氏”?，F將吐魯番磚志中的墓記轉錄如下：

1.高昌年間張救子募記午歲七十七日張救子

2.高昌年間令狐法奴妻趙氏墓記咨議參軍令狐法奴妻趙氏

3.高昌年間令狐氏墓記□□之墓表。七月朔□己未，十六日。令狐（后行缺），五十五。（后兩行全缺）

4.高昌年間趙□妻墓記趙□妻

5.高昌年間張賢壽墓記張賢壽

6.高昌年間宋仁墓記宋仁

7.高昌年間首□墓記首□

8.唐永徽六年（655）張龍相墓記張龍相墓，永徽六年，□戌七日

9.唐開元十二年（724）張大良墓記開元十二年歲次己酉故翊衛張大良之靈

10.唐傅阿歡墓記傅阿歡

11.唐崔延武墓記崔延武

12.唐趙慶福墓記趙慶福

第三，墓志文體形式。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墓志共59方，女性墓志共有12方。吐魯番出土墓志的行文格式與中原基本相同，首先介紹墓主人的死亡的確切時間，并且精確到時辰，然后敘述死者的字名、出身、品行、死因和葬地等，最后使用套用的言辭結尾，如“親族為之悲號，鄉閭為之嘆息”“嗚呼哀哉。殯之斯墓”等。如“唐龍朔二年（662）張君夫人毛姿臺墓志”是標準的墓志文體，內容全面，敘述簡潔，其載：

夫人毛氏諱姿臺，高昌人也。夫人秀質挺生，共恒娥而等艷；華容內發，與洛浦而侔顏。鄉閭嘆其和柔，鄰里仰其貞順。祖偽參軍，孝悌為心，依仁作志。父偽領兵將，武若弁莊，文同累席。夫人笄年出嫁，適張氏為妻。四德不日而成，六禮淡時而備。勤勞家事，難易共為。承接舅姑，寒暑弗謝。宿戴君子，唯諾是從。撫育兒羅，均平為務。何期積善無徵，禍傷其福。隨命不遇，遭羅橫逢。龍朔二年十月廿六日玉樹摧河，奄于正寢。春秋六十有五。子孫踴，哀滿長途。親屬咸悲，稱喪慈母。即以其年十一月六日葬于高昌縣北原禮也。嗚呼哀哉，殯之斯墓。[1](P502)

第四，墓志銘文體形式。吐魯番出土磚志中共有12方墓志銘，其中女性墓志銘共有5方，分別是：

1.唐乾封二年（667）汜延仕妻董真英墓志銘

2.唐咸亨五年（674）曹懷明妻索氏墓志銘

3.唐永淳二年（683）張歡夫人麴連墓志銘

4.唐永昌元年（689）張雄夫人麴氏墓志銘

5.唐開元三年（715）張公夫人麴娘墓志銘

這五方墓志銘篇幅都較長，尤其是“張雄夫人麴氏墓志銘”和“張公夫人麴娘墓志銘”，篇幅宏大，內容豐富。首先是對其家族郡望、品德容貌、身世死因的詳細敘述，之后是一段四字句的銘文，對其進行頌揚，是標準的墓志銘寫作格式。而吐魯番出土的時間最早的墓志銘是“唐永徽六年（655）宋懷熹墓志銘”，時間是唐高宗李治時期。這些女性墓志銘也都是在這之后出現的，在此之前只發現了墓表、墓記和墓志，可見墓志銘在西域的出現和流傳時間是較晚的，大約在唐高宗統治時期之后。

二、女性磚志的內容研究

（一）女性磚志的身份地位問題。在中國古代，只有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或有功績的人才能刻碑立傳，并且要根據官職的等級來配置相應的碑銘，尋常百姓是很少或不被允許刻碑銘的，即使有也是比較簡陋和不同的?！峨S書·禮儀記》和《唐會要》中對此都有詳細的記載，可見碑銘也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吐魯番出土的女性磚志中，大多數女性身份地位都較高貴，或其自身出生于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亦或其嫁之于這些官宦之家，從而有了更高的地位，因而才有可能刻寫磚志留存于后人。

吐魯番出土磚志中的女性磚志中，墓表、墓記、墓志、墓志銘中無論是女性自己單獨的磚志，還是夫妻合葬磚志，都會記載丈夫的官品等級和仕途經歷，從而可以很容易地得知這些女性的地位和身份。

雖然女性磚志的出現代表女性地位的提高，但是此仍不能否認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仍在男性之下，女性仍然受到夫權統治的壓迫，如立貞潔牌坊、一妻多妾制的存在，此在吐魯番出土的磚志中仍然能夠有所反映。如“唐乾封二年（667）王歡悅夫人麴氏墓志”載：“其夫人麴氏，天夫早逝，即日嬪居，訓女教男并已成立。忽以乾封二年十二月九日雜于私第，春秋七十?！盵1](P536)又根據“唐永徽三年（652）王歡悅墓志表”可知其去世于“永徽三年歲次任子，九月乙卯朔，十六日庚午。春秋七十四?！盵1](P468)張歡悅比其妻子早去世15年，因而子女由其妻麴氏養大。其文中寫道“即日嬪居”，也就是寡居之意，可見當時妻子在丈夫去世之后是沒有改嫁的自由的，而只能獨自寡居。

而對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一妻多妾制度，更是對女性影響深遠。在吐魯番出土的磚志中有較多的妻合葬磚志，如“高昌章和七年（537）張文智及夫人馬氏、氏墓表”；還有丈夫分別與多個妻子的合葬墓志銘，如張順和他的兩個妻子的墓表，“高昌延昌卅年（590）張順妻馬氏墓表”和“高昌義和四年（617）張順妻麴玉娥墓表”。這些墓表都是夫妻合葬墓表，反映出了當時的一妻多妾制度。

此外，在古代社會，對女性的束縛體現在眾多方面，雖然唐朝是一個開放的朝代，但是女性仍然要遵循自古以來的“三從四德”在吐魯番出土的女性磚志中，有很多女性墓志和墓志銘中重點論述的就是墓主人的品德行為。如“唐顯慶五年（660）劉住隆妻王延臺墓志”贊曰：“志性忠貞，慈深素質。家風遠振，五德備躬?！盵1](P494)“唐龍朔二年（662）張君夫人毛姿臺墓志”贊曰：“鄉閭嘆其和柔，鄰里仰其貞順……夫人笄年出嫁，適張氏為妻。四德不日而成，六禮淡時而備。勤勞家事，難易共為。承接舅姑，寒暑弗謝。宿載君子，唯諾是從，撫育兒羅，均平為務?！盵1](P503)“唐開元三年（715）張公夫人麴娘墓志銘”贊曰：“邕和彰于叔妹，勤孝備于舅姑。四德孤影于千齡，六行獨高于萬祀?！盵1](P629)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西域地區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家庭職責問題。首先，“三從四德”是評價古代婦女的唯一和最基本的標準，是夫權統治下女性必須遵守的道德準則。其次，百善孝為先，婦女要孝敬父母，侍奉公婆，勤勞持家。第三，婦女要相夫教子，即有時也要擔當教育子女的義務。雖然是西域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下的女性，其本身有自身的特點，但是仍然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封建思想下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價值觀。

（二）女性磚志中的姓氏問題。中國古代是一個等級觀念濃厚的夫權統治社會，男尊女卑的思想在當時社會中始終占據統治地位，此特點很明顯地反映在中國古代女性的姓氏稱謂上，并且姓氏稱謂也是辨別女子是否結婚的標志。在先秦古代的女子都是有姓無名的，她們的姓名通常是在丈夫姓之后加“氏”字，秦漢以后女子逐漸有了家族之姓，但是使用丈夫的姓氏命名仍存在，如《孔雀東南飛》中的“焦仲卿妻劉氏”。

在隋唐時代，女性是有自己的姓和字的，名可有可無，但是使用的頻率非常之少。在多數情況下是使用自己的姓氏稱某夫人或某氏，有的則是在自己的姓氏之前加上丈夫的姓名或名，再加之自己的姓氏。而在吐魯番出土磚志中對女性的稱呼基本上是“丈夫名＋身份（夫人或妻）＋某氏”，很少在磚志中出現女性的姓和字或名，如“章和七年（537）張孝真妻索氏墓表”。但是也有例外，其中有些磚志中對其姓氏、字、名有詳細介紹，有些則只記載了名。統計如下：

從上述這些留有女性姓名的墓表、墓志和墓志銘可以看出，唐時西域地區的婦女地位的上升。首先是因其有了自己姓氏、字、名；再者其可以在磚志上留有自己的姓名傳之于后世，此種情況是較為特殊的，通常情況下女性的姓名、字號是很少出現在家譜或墓志中的。此外，其中有一個墓表比較特殊，即“高昌延壽十三年（636）□□羅妻太景墓表”，此墓表中只記載了□□羅妻子的名字“太景”，但未提到其妻的姓氏，因為其他女性墓表中如果沒有記錄妻子的字或名，通常都會記錄妻子的姓氏，而此墓表卻只記錄了名，而沒有記錄妻子的姓氏。同時，同時，從表中也可以看出，張氏和麴氏兩大家族的留有姓名的女性墓表占一半以上，說明大家族的女性留名的情況較為普遍，并且也可以看出兩大家族有著較為長久的聯姻歷史。因此，這些帶有姓名的磚志對研究女方的姓氏家族和唐時期西域女性身份地位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三、吐魯番磚志中特殊的女性磚志

在出土的吐魯番磚志中，有三種特殊的磚志。一是磚志中存在很多夫妻合葬墓表，此又可以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一磚兩表，分別書寫夫妻二人的墓表；另一種情況是夫妻兩人的墓表分別書寫在兩塊磚志上。二是女性磚志中有關母親和祖母的磚志。三是出現了少數民族的女性墓表。

吐魯番出土磚志中夫妻合葬墓表共有13方，屬于一磚書兩表的情況。列表如下：

上述墓表大多是先書寫丈夫的墓表，其后寫妻子的墓表，如“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張師兒及妻王氏墓表”：

延和十八年己卯歲，九月八日。

新除虎牙將軍張師兒，追贈明威

將軍，春秋七十有二，殯葬斯廟。

延壽十四年丁酉歲，五月朔

甲申平，二日乙酉定。春秋

九十九殯葬斯廟焉，

王氏之墓表。[1](P314)

還有一種特殊情況是先寫妻子的墓表，然后其下寫丈夫的墓表，這種情況應該是其妻先去世，在丈夫去世之后則在妻子的墓表上補綴而成夫妻合葬墓表，如“高昌延昌三年（563）索演孫及妻張氏墓表”前后字體明顯不同，其妻的墓表書寫整齊且字體較小，索演孫的字體潦草而且極大，可見是后來補之。表文如下：

延昌三年水未歲，十月朔

辛卯，廿八日戊午。記室參

軍妻張氏之墓表。

客曹參令兵

將索演孫。[1](P82)知，其妻是在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先去世，之后在高昌延昌二年（562）年張洪去世時又重新書寫了夫妻合葬墓表，但是之前其妻焦氏的墓表并沒有廢棄，仍留存在墓穴之中。

另一個特殊的情況是丈夫和自己的眾多妻妾的墓表，一類是丈夫和眾多妻妾同時在一塊墓志上刻寫墓表，如“高昌章和七年（537）張文智及夫人馬氏氏墓表”“高昌延昌五年（565）郭和兒及妻鞏氏、張氏墓表”；另一類是丈夫與自己的眾多妻妾分別刻制一個墓表。如張武忠與其妻的墓表有“高昌永平二年（550）張武忠妻高氏墓表”“高昌建昌二年（556）務忠妻高氏墓表”，此墓表中的張武忠和務忠是同一人，而其妻高氏也是死于不同時間的兩人，此論證在吳震的《麴氏高昌國史索引》一文中有詳細論證。又如張順和他的兩個妻子的墓表，“高昌延昌卅年（590）張順妻馬氏墓表”和“高昌義和四年（617）張順妻麴玉娥墓表”。這些墓表都是夫妻合葬墓表，反映出了當時的一妻多妾制度。此外，施新榮在《也談高昌麴氏之郡望——與王素先生商榷》一文中認為張順有兩個妻子，而麴玉娥是續娶的妻子，但張順也有可能是先后同時婚娶了兩個妻子，即大夫人和二夫人，大夫人去世之后，二夫人自然可以成為正妻，因此墓表中分別用“妻”稱之，也是沒有錯誤的。

再者，吐魯番出土磚志中有幾方有關母親的磚志值得注意，因為吐魯番出土的磚志大多數磚志都是個人或夫妻的磚志，而以晚輩的身份為長輩刻寫磚志的情況極為少見，因此值得探討。這幾方磚志分別是“唐永徽五年（654）董□隆母令狐氏墓志”“唐麟德元年（664）翟寧昏母康波蜜提墓表”“唐咸亨五年（674）張君行母墓志”“唐上元二年（675）賈□行祖母翟氏墓表”。此四則磚志是吐魯番出土磚志中僅有的四則寫給母親的磚志，兩則墓表，兩則墓志銘。其中“唐麟德元年（664）翟寧昏母康波蜜提”根據名字可推斷為西域少數民族或當時來華的外籍友人的磚志，但因記錄較為簡潔，僅記載了卒年和身份信息，很難考證其刻制磚志的原因和生平事跡。其他三則墓表和墓志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墓主人的壽齡都非常長久，董□隆母令狐氏的壽齡是“年八十有余”[1](P478)，張君行母的壽齡是“亡者稔當九十余”[1](P555)，賈□行祖母翟氏壽齡是“年八十九雜于私宅”[1](P560)并且董□隆母令狐氏還被虛受“魏州頓丘縣達安鄉君”的官職。此現象是由于唐代有一種“尚老”政策，男在八十以上版受縣令，婦人版受鄉君，以示尊養老人。由此可知，這些長壽老人之所以會留下磚志，一個原因是其家族是官宦大家，另一個原因則是因其長壽，晚輩撰寫碑刻以頌揚其長壽和對老人的孝敬。

最后，吐魯番出土磚志中有幾方少數民族磚志，較為確切的兩方是“大涼承平十三年（455）且渠封戴墓表”和“唐麟德元年（664）翟寧昏母康波蜜提墓表”，且渠封戴墓表是現吐魯番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墓表，且渠封戴自然是生活于且渠氏家族統治的大涼時期，歷史上這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侯

關于合葬墓表的另一種情況是夫妻分別有各自的磚志墓表，此種情況較為普遍，粗略統計約有31對。這種情況通常是因為夫妻死亡時間不同，而分別書寫，后夫妻合葬時分別把兩人的墓表埋葬在一起即可。但是也有特殊的情況，例如，妻子或丈夫其中一個人先去世，則在埋葬時有一個墓表，等到另一個人后去世時再合制一個夫妻墓表，有的是在前一個墓表上添加后來死者的墓表，有的則是重新制作。那么前一個墓表或保存，或作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張洪及其妻墓表，張洪與其妻子有一個寫在同一塊磚志的夫妻合葬墓表，但同時張洪的妻子焦氏又有一個自己的墓表，根據墓表內容可燦、吳美玲認為其應是且渠牧健的世子，且渠無諱和且渠安周的侄子且渠封，但是王素認為且渠封戴應是且渠封的兄弟。雖然他的身份仍存在爭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位少數民族官員。而康波蜜提的墓表從名字上看，很顯然不是漢族，但是根據僅有的墓表信息很難確定其具體的身份。此外，“高昌建昌四年（558）麴那妻阿度墓表”“高昌延昌十七年（577）麴彈那及夫人張氏墓表”中的麴那和麴彈那亦可推斷為是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少數民族，一方面是據墓表時間可以推斷他們伸過在麴氏高昌時期，另一方面是他們的名字具有少數民族的特點，可以看出是音譯而來，因而不能直接看出名字的意思。

這些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墓表存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其證明了在高昌國時期，西域與中原有著密切的溝通和往來，更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融合，因而中原的墓志喪葬習俗才能影響到西域的少數民族。其次，具有少數民族姓氏的墓表形式和內容與漢民族相同，其是完全的吸收和使用。最后，從墓表中的官職亦可以推斷出，西域高昌時期的政權制度、禮儀文化、喪葬文化都受到了中原地區的影響，有力地證明了少數民族漢化的過程。

另外，在吐魯番出土磚志中有一方特殊的磚志，即“唐開元三年（715）張公夫人麴娘墓志銘”，此墓志銘是吐魯番出土磚志中唯一存有撰者的墓志銘，在墓志銘后寫有“河東裴法禮文“六字。根據學者對墓志銘的研究，通常墓志銘的撰者多為自己的親族、朋友或文人學士，而此處的裴法禮在存世文獻中未找到其基本信息，但從行文的筆法風格可以推測其可能為當時的文人墨客。此外，“武周長壽三年（694）張懷寂墓志銘”“武周長安三年（703）張禮臣墓志銘”“唐建中三年（782）高耀墓志銘”等，這幾篇墓志銘篇幅宏大，內容詳細，文筆流暢自然，非一般人士所能撰寫。但此都未記錄撰寫者之名，這與當時中原墓志銘有很大的區別，中原墓志銘很多都會在墓蓋或墓志銘側方刻寫撰寫者和雕刻者簡單信息。若是文人撰寫，通常也都會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所以較為容易斷定墓志銘的撰者身份。但是吐魯番磚志中很少保留有撰者姓名的墓志銘，因此很難推斷在西域是否存在專門為他人撰寫墓文獲取潤筆之費的文人，但亦不排除因受中原影響此現象亦可能存在。

四、結語

吐魯番出土的女性磚志雖然數量有限，但是其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學界對女性磚志進行系統的研究很少，但是女性墓志在眾多方面的研究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客觀證據的支撐。

第一，女性墓志中存有很多古代的官職名稱，這為研究唐代的官職制度和西域高昌時期的官職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資源。此方面的研究頗為豐富，尤其是侯燦、王素、孟憲實等人對官職的研究非常深入。

第二，內容豐富的女性墓志和墓志銘對有些歷史和問題具有補正的作用。

第三，對研究家族郡望文化和婚姻制度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第四，女性磚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和西域社會的文化制度和社會生活，以及中原和西域之間的聯系和相互影響。此主要表現在西域對中原墓志習俗的繼承和發展，以及中原婦女身份地位、姓氏品德等方面的傳統價值觀念文化對西域婦女的影響。

第五，為學者研究唐代墓志文體提供了研究材料和寫作范式。女性磚志中包含了墓表、墓志、墓志銘等較多的墓志文體，并且有自己的特點，這為研究墓志文體的產生、發展及演變提供了研究材料，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因此，吐魯番出土的女性磚志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簡而言之，吐魯番出土磚志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專家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對其進行了研究闡釋，但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從史學方面出發，而對吐魯番磚志中有關文學方面的研究涉及較少，尤其是磚志文體的研究及文學價值的研究，所以吐魯番磚志還有很多的研究值得去研究探討。

參考文獻：

[1]侯燦、吳美玲.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3.

[2][明]徐師曾,吳納.文體明辨序說·文章辨體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責任編輯靳開宇]

中圖分類號：H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 0438（2015）06- 0105- 06

收稿日期：2014-12-11

作者簡介：張金杰（1989-），女，河南項城人，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2013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典文學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