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AS和FA的1959—2002年黃河三角洲海岸線演變規律及影響因素研究*

劉 鵬 王 慶 戰 超 王 昕 杜國云 李雪艷

(魯東大學海岸研究所 煙臺 264025)

海岸線是海岸帶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受全球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和流域—海域人類活動的影響,其變化具有復雜、敏感和多變的特性(莊振業等, 2003;諶艷珍等, 2010)。從海岸地貌學角度看, 海岸線變化是海岸帶沖淤演變的直接體現, 是泥沙、動力等因素在特定相對海平面變化背景和海陸邊界條件下共同作用的結果(Fenster et al, 2001; 豐愛平等, 2006; 薛春汀, 2009)。在三角洲地區, 因受入海河流和海洋的雙重動力作用, 其海岸線變化的速率和方向較一般海岸又有明顯差異(李安龍等, 2004; Cui et al, 2011;栗云召等, 2012)。另一方面, 海岸帶和流域日益強烈的人類活動, 特別是最近數十年來大規模的流域土地利用、水庫調蓄、灘涂(淺海)圍墾導致的入海水沙、海岸動力變化, 對海岸地貌及海岸線變化的影響也日趨劇烈(王穎等, 2011; 李蒙蒙等, 2013; 戰超等,2013)。

作為全球著名的陸相淤積性弱潮三角洲, 最近數十年來黃河三角洲地區的河口、岸線及地貌變遷非常頻繁, 而且隨著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被列入我國國家戰略規劃區, 其城市規劃、產業結構與布局、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 對未來岸線變遷及海岸地貌沖淤趨勢預測的要求變得更高。鑒于前人對黃河口沉積動力過程、黃河入海懸沙擴散、廢棄河口—亞三角洲及若干重要岸段的動力、地貌演變已有較多研究(Hu et al, 1998; Li et al, 2000; Li et al, 2001; Chu et al, 2006;Wang et al, 2006; Qiao et al, 2010; Cui et al, 2011), 為揭示最近50年尺度上三角洲岸線變化與黃河河口河道變遷、河流入海輸沙數量變化及海岸沉積動力過程的相互關系, 將黃河三角洲海岸作為一個統一的地貌體,研究其在數十年尺度上的海岸地貌沖淤演變機制與趨勢。本文基于黃河三角洲1959年至2002年之間的多期實測海岸線數據, 利用數字岸線分析系統(DSAS)和岸線分形分析(FA), 對黃河三角洲岸線演變規律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圖1 黃河三角洲位置、范圍、不同時期海岸線及DSAS分析所用的基線和切線分布Fig.1 Location, range, and the coastlin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baseline and transects for DSAS (Digital Shoreline Analysis System) analysis

1 研究區概況

黃河三角洲瀕臨渤海灣南部和萊州灣西部, 系由古代、近代和現代三角洲組成的亞三角洲聯合體。其中, 近、現代三角洲形成于 1855年黃河奪大清河流路入渤海以來。本文所指黃河三角洲海岸線范圍,西北端起于灣灣溝附近, 東南端止于淄脈溝附近。最近 50多年來, 由于黃河下游河道變遷, 黃河口位置發生了多次遷移(圖1)。1960年黃河口自神仙溝口向東遷至老神仙溝口, 1964年向西遷到釣口, 1976年向東南遷到清水溝口, 1996年又向北遷到清水溝河口沙嘴北側的清8口。每次新的河口形成后, 新的河道迅速向海延伸, 形成大規模的河口沙嘴及亞三角洲, 而廢棄河口—亞三角洲及水下三角洲因泥沙消失而由淤進轉為蝕退。與此同時, 河口附近的海岸線也隨之快速地變化。

黃河三角洲為典型的弱潮海岸。沿岸潮汐主要受M2分潮控制, 在五號樁東北方向近岸海域存在一無潮點, 其西為瀕臨渤海灣的三角洲北岸, 其南為瀕臨萊州灣的三角洲東岸。三角洲沿岸平均潮差約1m(0.6—1.3m), 大部分岸段為不正規半日潮, 僅神仙溝附近岸段為不正規全日潮。行水期河口潮流以平行于河道的往復流為主, 口門兩側海岸則為大致平行岸線的往復流(薛鴻超等, 1996)。根據1987年在三角洲東北岸外的黃河海港碼頭北端處(水深 7m)的觀測結果, 波高大于1.5m的波浪出現頻率為11.8%, 常浪向SSE-S、強浪向NE-NNE, 最大波高5.3m、波向NE、周期8.0s。

黃河口為著名的多沙河口。但是, 河口輸沙的年內分配、年際差異極大。據利津水文站 1950—2007年的觀測數據統計, 黃河口年輸沙量最大高達 20.98億t, 最小年份僅0.16億t。其中, 多年汛期平均的入海沙量占全年 84.4%, 年汛期輸沙量最大高達 19.26億t, 最小年份僅0.07億t。黃河泥沙來源為黃土高原,主要由粉砂、粘土構成, 粒徑小于0.063mm的顆粒占94.2%。這些細粒泥沙在波浪作用下極易啟動但難以沉積, 其入海后主要被潮流搬運、遷移, 為黃河三角洲海岸地貌形成演變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2 數據及方法

2.1 數據源及預處理

由于最近10多年來黃河三角洲人工岸線迅速增加, 再考慮到歷史時期實測海岸地形、水深資料的限制, 本文選取測量于1959年、1968年、1974年、1980年、1984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2年的9期黃河三角洲附近海域水深圖和海圖為數據源。其中, 對各年份水深圖或海圖上的海岸線位置, 均利用相同年份成像的衛星遙感影像進行校正, 并補齊缺失海岸線數據的局部岸段岸線。文中所指海岸線均為大潮平均高潮線, 所用岸線數據詳情如表1所示。

在定量分析前, 先對岸線數據進行預處理, 其處理流程如下。首先, 將紙質水深圖或海圖掃描數字化并得到 RGB格式圖像, 將其橢球體和基準面設置為WGS84。其次, 根據圖上標注的經緯度選取約 30個控制點進行配準。然后, 提取矢量化并配準后的水深圖或海圖上的岸線信息。最后, 根據海岸線變化速率計算需要, 對所得不同時期的岸線數據進行空間疊加。在空間疊加前, 在ArcGIS10.1軟件的支持下, 將經過預處理的水深圖或海圖統一轉換到墨卡托投影(UTM, Zone 50), 橢球體和基準面均為WGS 84。

表1 黃河三角洲歷史海岸線數據情況一覽表Tab.1 Historical coastline data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2.2 數字岸線計算

采用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研發的數字海岸線分析系統(DSAS, Digital Shoreline Analysis System),對黃河三角洲岸線進行定量化分析。DSAS分析借助于 ArcGIS平臺, 通過回歸分析方法計算出海岸線的變化速率, 從而定量揭示大范圍、長時間序列的海岸線變遷歷史。目前, DSAS系統已在國內外很多有關岸線變遷的研究中得到成功應用, 并取得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Jabaloy-Sánchez et al, 2010; Kuleli et al,2011; 張曉祥等, 2014; Jabaloy-Sánchez et al, 2014;Kaliraj et al, 2014)。

利用 DSAS進行數字海岸線分析的主要計算流程如下。首先, 結合已有的岸線數據, 通過多次擬合、修改和調整, 選定了作為岸線數字計算基準的基線(圖1b)。其次, 統一設置1500m的采樣間距, 在進行多次擬合、修正和調整后, 生成了109條垂直于上述基線并與所有岸線相交的等間距切線(圖 1b)。然后,分別選取相鄰的兩期岸線, 利用DSAS系統對109個斷面進行計算。

根據岸線變遷及地貌沖淤分析需要, 計算了不同年份岸線長度、不同時段岸線年平均變化速率、終點變化速率以及前進、后退、進退平衡岸線所占比例等參數, 用于對黃河三角洲海岸線變遷進行定量分析研究。其中, 岸線長度、岸線年平均變化速率反映三角洲岸線的總體進退情況, 而終點變化速率以及前進、后退和平衡岸線所占比例則反映岸線變化的空間差異。

岸線年平均變化速率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 Ri,i+1是相鄰年份間的岸線年平均變化率(i=1—8);Si+1為第 i+1期海岸線與研究區陸域縱、豎邊界所圍區域的面積(i=1—8);Si為第i期海岸線與研究區陸域縱、豎邊界所圍區域的面積(i=1—8); Li為第i期海岸線的長度為第 i+1期與第i期海岸線年份數的差值(i=1—8)。

終點變化速率(End Point Rate)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 Ei,j是相鄰年份間沿某條切線m的岸線終點變化速率; dj為沿切線m第j期海岸線到基線的距離;di為沿切線m第i期海岸線到基線的距離; ΔYj,i為沿切線m第j期與第i期海岸線年份數的差值。

前進岸線、后退岸線和進退平衡岸線所占比例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 Pi,i+1是相鄰年份之間前進、后退和進退平衡岸線所占比例(i=1—8);Ti,i+1為參與計算的切線總數(i=1—8);ti,i+1為岸線處于前進、后退和平衡的切線數量(i=1—8)?？紤]到傳統紙質海圖的極限精度為0.1mm、作業分辨率為0.2mm, 而本文所用紙質海圖(水深圖)的最小比例尺為1 : 150000, 故以±30m/a作為劃分標準, 若岸線變化速率大于 30m/a, 則為前進岸線; 若岸線變化速率小于–30m/a, 則為后退岸線;若岸線變化速率介于–30—30m/a之間, 則確定為進退平衡岸線。

2.3 岸線分維數計算

岸線分維數表示岸線平面輪廓形態的復雜程度,而岸線形態復雜程度又與地貌沖淤有關, 即岸線分維數與海岸侵蝕強度呈正相關。本文用 Matlab基于盒子法通過編程計算不同時期的岸線分維數。計算流程如下。首先, 用 ArcGIS將岸線矢量數據轉換為單一圖層柵格數據, 并進行二值化運算。其次, 生成覆蓋全部研究區的正方形格網, 計算子格網邊長統一為r0時覆蓋全部岸線所需最少網格數。然后, 逐次減小r0并使之趨于0, 得到一系列離散的r0值。最后, 在對數坐標系中對進行線性回歸, 所得直線段斜率即為岸線分維數。如果某時期的岸線分維數變大, 則岸線變得曲折、復雜; 分維數變小, 則岸線變得平滑、簡單。分維數(D)的計算公式如下:

圖2 1959年到2002年黃河三角洲岸線長度及其年平均變化速率Fig.2 Coastline length and annual average change rat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1959 to 2002

3 研究結果

3.1 岸線長度及其年平均速率變化

從1959年到2002年, 以1984年為轉折點, 黃河三角洲海岸線長度變化趨勢相反(圖2)。在1984年以前, 岸線長度總體上呈減小趨勢, 從 1959年的264703.21m減小到1984年的219959.11m, 減少幅度為16.9%。其中, 從1968年到1974年發生了一次短暫逆轉, 由1968年的249696.32m增加到1974年的271577.65m, 增加了 8.8%。在 1984年以后, 岸線長度則總體上呈增加趨勢, 從1984年的219959.11m增加到 2002年的302928.23m, 增加幅度高達 37.7%。其中, 從1992年到2000年又存在短暫逆轉, 從1992年的268630.06m減少到2000年的262574.1m, 減少了2.3%。

從1959年到2002年, 以1984年為轉折點, 黃河三角洲岸線的年平均變化速度變化過程包括總體上分別由小變大的兩個階段(圖2)。在1984年以前, 岸線年平均變化速率數值較大, 除了從1968年到1974年有短期的銳減外, 其變化趨勢是總體上由小增大,從1959—1968年的119.15m/a增大到1980—1984年的360.58m/a。在1984年以后, 岸線變化速率數值較小, 且前期速率為負值、后期為正值, 速率變化的總趨勢是由小變大, 但變化幅度不顯著, 從1984—1992年的–43.67m/a增大到2000—2002年的31.33m/a。

從1959年到2002年, 黃河三角洲岸線長度變化和進退速率變化均具有顯著的階段性, 即以 1984年為界存在突變, 岸線長度由總體變短轉為總體增長,岸線進退速率變化則以此為界由前、后兩個顯著不同的階段組成。對比發現, 1984年以前的岸線長度總體減小對應于同期的岸線變化速率總體增大, 1984年以后的岸線長度總體增加對應于同期的岸線變化速率總體減小。其中, 1968—1974年的岸線長度短暫增加對應于同期的岸線速率減小, 而 1992—2000年的岸線長度短暫減小對應于同期的岸線速率增加。

3.2 岸線分維數變化

從1959年到2002年, 以1984年為轉折點, 黃河三角洲岸線分維數的變化趨勢相反(圖3)。在1984年以前, 三角洲岸線分維數變化總體呈減小趨勢, 從1959年的 1.5780減小到 1984年的 1.2997, 減少了17.6%。其中, 從1968年到1974年岸線分維數變化趨勢存在短暫的逆轉, 從 1968年的 1.4157增加到1974年的1.5299, 增加了8.1%。在1984年以后, 三角洲岸線分維數變化則呈總體增加趨勢, 從 1984年的1.2997增加到2002年的1.4163, 增加了9.0%。其中, 從1992年到2000年岸線分維數變化趨勢存在短暫的逆轉, 從 1992年的 1.3951減少到 2000年的1.3335m, 減少了4.4%。

如前所述, 從1959年到2002年, 黃河三角洲岸線的長度和進退速率變化具有顯著的階段性, 1984年以前岸線的長度減小、進退速率增加, 1984年以后岸線長度增加、進退速率減小。因此, 比較而言, 1959年到1984年的三角洲岸線進退速率較大、岸線長度減小, 同期岸線的平面展布形態變得平滑、簡單;1984年到2002年的三角洲岸線進退速率較小、岸線長度增加, 同期岸線的平面展布形態變得曲折、復雜。

圖3 1959—2002年黃河三角洲岸線分維數變化Fig.3 Coastline fractal dimensions chang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1959 to 2002

圖4 1959—2002年黃河三角洲前進、后退和平衡岸線所占比例Fig.4 Percentage of forward、backward and balanced coastlin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1959 to 2002

3.3 前進、后退和平衡岸線比例構成變化

從1959年到2002年, 除1974—1980年(43.16%)、1984—1992 年(35.29%)、1992—1996 年(17.76%)外,黃河三角洲前進岸線占全部岸線比例均在 50%以上(圖4)。其中, 1980—1984年、1996—2000年均超過70%, 分別為 76.53%、73.58%(圖 4)。其變化過程由三個自高而低的階段構成, 三個階段之間存在兩次由低而高的突變(圖4)。其中, 第一個階段從1959年到1980年, 前進岸線比例由56.48%(1959—1968年)降至 43.16%(1974—1980年), 后退及平衡岸線比例之和則相應由 43.52%升至 56.85%; 第二個階段從1980年到 1996年, 前進岸線比例由 75.53%(1980—1984年)降至17.76%(1992—1996年), 后退及平衡岸線比例之和則相應由 24.47%升至 82.24%; 第三個階段由 1996年到 2002年, 前進岸線比例由 73.58%(1996—2000年)降至56.48%(2000—2002年), 后退及平衡岸線比例之和則相應由26.42%升至43.52%。

在后退岸線和平衡岸線中, 后退岸線比例超過50%以上者, 僅出現在 1974—1980年(50.53%)和1984—1992年(55.88%), 其余時段均在 31%以下(圖4)。其中, 1974—1980年后退岸線比例超過了前進岸線。平衡岸線所占比例超過 50%以上者, 僅出現在1992—1996年(56.07%), 其余時段則均在30%以下。其中, 1968—1974年平衡岸線(27.37%)超過了后退岸線(18.95%), 而 1992—1996年平衡岸線則超過了前進岸線(17.76%)和后退岸線(26.17%)之和。

3.4 岸線變化速率的時空分布

根據沿各切線計算的終點變化速率, 在 1959年到2002年的40多年中, 黃河三角洲岸線變化具有顯著的階段性和區域性(圖 5)。從時間上看, 岸線速率變化過程包括三個不同的階段。在從1959年到1974年的15年中, 1959—1968年清水溝以西岸段變化速率較大、以東變化不明顯, 而到 1968—1974年幾乎全部岸段均轉為低速率階段。在從1974年到1996年的22年中, 1974—1984年總體上岸線變化速率最大,到1992—1996年轉為低速率階段, 1984—1992年岸線變化速率則介于其間。在從1996年到2002年的6年中, 岸線變化速率數值總體上較大, 而且 1996—2000年和2000—2002年兩個階段的變化速率數值差別不大, 但是同一岸段的變化方向卻大致相反。

從1959年到1968年, 黃河三角洲清水溝以東岸線進退速率均很小; 以西則岸線進退速率很大, 且前進段與后退段在空間上交替出現。其中, 前進段位于釣河口、老神仙溝口附近, 在兩河口之間及釣河口以西為后退段。從1968年到1974年, 黃河三角洲岸線總體穩定, 岸線進退速率均很小, 僅神仙溝口與釣河口之間局部岸段進退速率較大。從1974年到1980年,除釣河口以西、清水溝口附近岸線以較大速率前進外,黃河三角洲大部分岸段岸線發生低速后退, 且速率沿平行海岸方向波動。

從1980年到1984年, 黃河三角洲岸線總體上高速前進, 但不同岸段速度差別很大, 以神仙溝口附近最大。從1984年到1992年, 除行水河口附近岸段以較大速率前進外, 大部分岸線發生低速后退和前進。從1992年到1996年, 三角洲岸線整體穩定, 僅河口附近有小范圍的低速前進。從1996年到2002年, 位于中段的清水溝口到神仙溝口之間岸線穩定, 但三角洲兩翼部位的岸線進退卻較顯著, 而且前進段與后退段在空間上發生頻繁交替。其中, 同一岸段1996—2000年和2000—2002年的岸線遷移方向大致相反。

從岸線進退的空間分布看, 在從1959年到2002年的 40多年中, 黃河三角洲岸線不同階段的前進岸段均位于該時期的河口附近, 而岸線后退和基本岸段均位于前進岸段之間及三角洲北、東兩翼(圖 5)。其中, 前期河口均位于黃河三角洲北部渤海灣沿岸,此時岸線進退主要發生在河口附近, 東部的萊州灣沿岸則進退不顯著。后期河口位于三角洲東部萊州灣沿岸, 此時除河口附近岸線發生劇烈進退外, 北部的渤海灣沿岸進退變化也非常劇烈。

4 討論

塑造黃河三角洲海岸的物質基礎是黃河入海泥沙, 而黃河入海泥沙最近 60年來總體上呈顯著的減少趨勢。根據利津水文站觀測數據, 1954—1964年黃河入海泥沙量11.7億t/a, 1964—1976年11.2億t/a, 而1976—1996年只有5.3億t/a, 1996年以后則不到2.6億t/a。進一步的分析表明, 黃河入海泥沙的減少過程具有顯著的突變性, 年入海泥沙量于 1968、1985、1996年突變, 汛期泥沙量于1959、1985、1996年突變, 非汛期泥沙量則突變于1975年(樊輝等, 2009)。其中, 從1959年到1985年, 黃河入海泥沙數總量較多(達 5億 t以上), 故三角洲平原以較大的速率向海淤進, 海岸地貌在縱向上向夷平方向演替, 海岸線變得平滑、簡單, 整個三角洲岸線長度減小; 從 1985年到 2002年, 入海泥沙數量大幅度減少, 三角洲海岸的淤積作用減弱、侵蝕作用增強, 海岸線變得曲折、復雜, 整個三角洲岸線長度增大(圖 2、3、4)。據此推測, 黃河入海泥沙總量5億t可能是三角洲岸線變化趨勢的轉折點, 即利津水文站年泥沙總量在 5億t以上時, 三角洲岸線變短、曲折性降低, 而5億t以下則岸線變長、曲折性增加。

受黃河入海泥沙數量減少的影響, 從 1959年到1980年雖然黃河三角洲海岸總體上為淤積前進、岸線總長度減小, 但前進岸線的比例卻發生了顯著減少(圖 4)。導致這種現象的因素, 除入海泥沙數量的影響以外, 還受到河口河道地貌演變的影響。其中,從1959年到1960年為神仙溝流路的單股河道末期,從1960年起在四號樁剖面開始出汊, 從1968年起釣口流路單股成河, 從1972年起在羅13斷面上游附近出汊, 從1976年起又在清水溝出汊, 直至1980年清水溝流路單股河道形成。因此, 在1980年前的21年中絕大部分時間不存在單股河道, 有大量河流輸沙在入海前即堆積在沿河低洼部位。但是, 1980年清水溝流路河口單股成河后, 因河道突然束狹、河床縱比降大, 河流輸沙中實際入海的比例顯著增加。因此, 雖然位于河口段上游的利津站泥沙量減少, 從1980年到1984年前進岸線比例卻呈短暫的突然增加(圖4)。此后, 隨著清水溝單股成河后河道向海延長, 河床縱比降變小, 河道輸沙能力減小, 有大量泥沙淤積在河灘上, 其結果是前進岸線的比例再次減小(圖 4)。

圖5 1959—2002年黃河三角洲不同時期的岸線終點速率及其分布Fig.5 The End Point Rate and distribution of coastlin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1959 to 2002

從海岸線進退速率變化及其空間分布看, 在從1959年到 2002年的 40多年中, 1968—1974年、1992—1996年兩個階段中的黃河三角洲岸線總體上進退變化不顯著(圖 5)。這說明在黃河入海泥沙總體減少背景下, 不管河口處于三角洲北部還是東部, 黃河三角洲岸線在40年尺度上曾兩度達到或接近平衡狀態, 其原因應與黃河三角洲特有的海岸沉積動力體系有關。如前所述, 黃河口潮流為平行河道的往復潮流, 而河口兩側海岸為大致平行岸線、垂直河口河道的往復潮流。根據 1984年觀測, 在三角洲東北部沿岸常年存在弧形高速流帶, 在三角洲東部沿岸則存在平行海岸的季節性高流速帶, 其中心區域的潮流流速均在120cm/s以上(薛鴻超等, 1996)。另據研究表明, 三角洲東北部岸外海域波高 1.5m波浪的擾動水深6.6—10.8m, 與上述潮流高流速帶所處位置的水深相當, 即波浪擾動區和強潮流區在空間上一致(陳沈良等, 2004)。河口往復流帶、近岸高流速帶、波浪破碎帶的這種空間配置關系, 有利于河流入海泥沙沿海岸的縱向輸運、堆積, 進而起到海岸夷平的地貌效應。簡單而言, 在新河口形成初期, 河口均較兩側海岸顯著凹進、距口外高流速帶較遠, 大量泥沙在河口附近堆積, 河口附近岸線淤進迅速, 而原廢棄河口附近則蝕退迅速。此后, 隨著河口沙嘴形成并向海突出、延伸, 河口往復流帶與高流速帶距離減小甚至重疊, 大量泥沙輸送到河口以外并沿岸輸運、堆積, 因而海岸淤積、侵蝕均變緩, 淤進岸線和蝕退岸線比例均減小, 而進退平衡岸線比例增大, 其中又尤其以1992—1996年最為顯著(圖5)。

5 結論

綜上所述, 基于岸線數字分析和分形分析結果,從1959年到1984年黃河三角洲岸線進退速率增大、岸線長度減小, 岸線的平面輪廓展布形態變得平滑、簡單; 從1984年到2002年三角洲岸線進退速率變小、岸線長度增加, 岸線的平面輪廓展布形態變得曲折、復雜。另一方面, 前進、后退及沖淤進退平衡岸線的比例構成變化具有顯著的階段性?？傮w上, 前進岸線所占比例呈不斷減小趨勢, 但在 1980—1984年、1996—2000年又有短暫的突然增大。從岸線變化速率及其空間分布看, 在40年中黃河三角洲岸線變化曾經于 1968—1974年、1992—1996年兩度達到或接近平衡狀態。根據初步分析, 1959—2002年黃河三角洲岸線演變是在黃河入海泥沙總體減少背景下發生的, 是黃河口地貌變遷、海岸沉積動力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

豐愛平, 夏東興, 谷東起等, 2006. 萊州灣南岸海岸侵蝕過程與原因研究. 海洋科學進展, 24(1): 83—90

王 穎, 季小梅, 2011. 中國海陸過渡帶——海岸海洋環境特征與變化研究. 地理科學, 31(2): 129—135

莊振業, 林振宏, 劉志杰等, 2003. 海平面變化及其海岸響應.海洋地質動態, 19(7): 1—12

李安龍, 李廣雪, 曹立華等, 2004. 黃河三角洲廢棄葉瓣海岸侵蝕與岸線演化. 地理學報, 59(5): 731—737

李蒙蒙, 王 慶, 張安定等, 2013. 最近 50年來萊州灣西——南部淤泥質海岸地貌演變研究. 海洋通報, 32(2): 141—151

張曉祥, 王偉瑋, 嚴長清等, 2014. 南宋以來江蘇海岸帶歷史海岸線時空演變研究. 地理科學, 34(3): 344—351

陳沈良, 張國安, 谷國傳, 2004. 黃河三角洲海岸強侵蝕機理及治理對策. 水利學報, (7): 1—6, 13

戰 超, 王 慶, 夏艷玲等, 2013. 膠東半島南部典型海灣地貌過程對灘涂養殖的響應. 海洋與湖沼, 44(2): 283—291

栗云召, 于君寶, 韓廣軒等, 2012. 基于遙感的黃河三角洲海岸線變化研究. 海洋科學, 36(4): 99—106

諶艷珍, 方國智, 倪 金等, 2010. 遼河口海岸線近百年來的變遷. 海洋學研究, 28(2): 14—21

樊 輝, 劉艷霞, 黃海軍, 2009. 1950—2007年黃河入海水沙通量變化趨勢及突變特征. 泥沙研究, (5): 9—16

薛春汀, 2009. 7000年來渤海西岸、南岸海岸線變遷. 地理科學, 29(2): 217—222

薛鴻超, 謝金贊, 1996. 中國海岸帶水文. 北京: 海洋出版社,1—265

Chu Z X, Sun X G, Zhai S K et al, 2006. Changing pattern of accretion/erosion of the modern Yellow River (Huanghe)subaerial delta, China: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Marine Geology, 227(1—2): 13—30

Cui B L, Li X Y, 2011. Coastline change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sediment and runoff (1976—2005). Geomorphology, 127(1—2): 32—40

Fenster M S, Dolan R, Morton R A, 2001. Coastal storms and shoreline change: signal or noise?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17(3): 714—720

Hu C H, Ji Z W, Wang T, 1998.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ea currents and sediment dispersion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 13(2): 16—26

Jabaloy-Sánchez A, Lobo F J, Azor A et al, 2010. Human-driven coastline changes in the Adra River deltaic system, southeast Spain. Geomorphology, 119(1—2): 9—22

Jabaloy-Sánchez A, Lobo F J, Azor A et al, 2014. Six thousand years of coastline evolution in the Guadalfeo deltaic system (southern Iberian Peninsula). Geomorphology, 206: 374—391

Kaliraj S, Chandrasekar N, Magesh N S, 2014. Impacts of wave energy and littoral currents on shoreline erosion/accretion along the south-west coast of Kanyakumari, Tamil Nadu using DSAS and geospati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71(10): 4523—4542

Kuleli T, Guneroglu A, Karsli F et al, 2011. Automatic detection of shoreline change on coastal Ramsar wetlands of Turkey.Ocean Engineering, 38(10): 1141—1149

Li G X, Tang Z S, Yue S H et al, 2001. Sedimentation in the shear front off the Yellow River mouth.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21(6—7): 607—625

Li G X, Zhuang K L, Wei H L, 2000. Sediment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Part III. Seabed erosion and diapirism in the abandoned subaqueous delta lobe. Marine Geology,168(1—4): 129—144

Qiao S Q, Shi X F, Zhu A M et al, 2010.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 of suspended sediments off the Yellow River(Huanghe) mouth and the nearby Bohai Sea. 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86(3): 337—344

Wang H J, Yang Z S, Li G X et al, 2006. Wave climate modeling on the abandoned Huanghe (Yellow River) delta lobe and related deltaic erosion.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2(4):906—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