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風險偏好的實驗經濟學研究進展

高藝瑋，金建君，王曉敏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100875)

經濟活動中充滿各種風險，風險和不確定性在個體的經濟決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理解和預測經濟行為離不開對個體風險偏好的了解。風險決策和個體風險偏好研究是實驗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農業是一個典型的風險行業［1］，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農戶會面臨來自自然、農業市場、農業制度、農業技術、農業信貸等各方各面的不確定性［2-3］。大量研究表明，農民的風險偏好對其農業生產和投入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4］。在實際的政策制定中，需要預估農民在應對風險決策行為時，能夠度量、預測而且隨時間變化不太容易改變的農民的個體風險偏好。傳統的實證方法難以收集測度個體風險偏好所需要的數據，而田野實驗卻為其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方法。因此，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農戶的風險偏好，提高農戶應對風險的能力，目前已經成為經濟學和相關學科研究的熱點之一。筆者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介紹了農戶風險偏好的實驗經濟學最新研究進展。

1 農戶風險偏好對農業生產決策或行為的影響

在涉及風險與不確定性的決策中，不同個體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而同一個體在不同任務中的決策行為有一定的一致性，因此通常認為個體的決策行為會受其風險偏好的影響［5］。根據決策者的風險偏好不同，可以將決策者大致分為3種類型:風險規避者、風險中立者和風險喜愛者。風險偏好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具有穩定性的個體體質，與個體的心理特征、知識、決策內容等有較大關系［6］。

當面臨各種農業風險時，農戶的風險偏好是影響農戶生產決策和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F有關于農戶風險偏好對農戶生產決策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1．1 對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的影響 例如使用新品種、使用農藥、投資新的生產項目及參與農業金融的行為。發展中國

家的風險厭惡型農戶傾向于增加控制風險的投入［7］，例如采用村內已種植的主流玉米品種而不愿意引進新品種［4］。風險規避型農戶會使用更多的農藥，而損失厭惡型農戶則會選擇使用更少的農藥［8-9］。一些研究發現風險偏好和收入共同影響了農戶對生產項目的投資:收入僅能維持溫飽生活的農戶表現出強烈的風險厭惡，其決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一定的收入，因此會規避風險較大的生產項目;但農戶的風險厭惡會隨收入的增加而減弱，因此資金充足的農戶更可能是風險追逐型并更可能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生產項目［10-14］;風險追逐型農戶會更積極參與農業信貸和保險互聯，增強自身應對農業生產風險和運用金融資本增加收入的能力［15］。這類研究多關注發展中國家的農戶，普遍得出如下結論:農戶厭惡風險的程度越高，增加降低風險投入的可能性越大，主動做出改變行為的可能性越小。這種保守行為的主要目的是回避風險和保證收入的穩定，生產決策往往會偏離經濟最優，不僅使得這些風險規避行為的有效性有限［16］，而且阻礙了新技術和品種的推廣，是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民陷入貧困的重要原因。

1．2 對農戶生產行為是否遵從法律的影響 在南非，風險厭惡更強烈的農戶進行非法捕魚或者過度捕撈的活動的可能性更低;而相對于男性，女性通常表現出更強烈的風險厭惡，因此捕魚權利更多地向女性開放會有利于保護海洋漁業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可持續利用［17］。

2 農戶風險偏好測度的理論研究

2．1 期望效用模型 在經濟學中，研究個體風險偏好問題最普遍使用的理論是期望效用模型(Expected Utility，EU)，這一理論建立了VNM預期效用函數，認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理性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用水平，這一水平是通過對預期效用函數中各個損益結果與它們出現的概率加權得到的期望值，效用函數的形狀可以表示個體的風險偏好。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把效用函數引入到偏好模型中，證明了效用函數在最終損益空間上的存在性和期望值的大小與排序的一致性［18］。

2．2 前景理論 期望效用理論憑借其簡潔性成為應用領域的一個強大而易于處理的建模工具，但后來一系列實驗發現了偏好反轉和框架效應等，這些現象都不能通過期望效用模型進行解釋。因此，1980年前后，出現了前景理論、后悔理論、決策規則選擇理論、成長偏好假說等模型，對期望效用模型進行替代和修正［18］。這些理論中，影響力最大的是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PT)。

Kahneman和Tversky在大量心理學實驗的基礎上，提出用價值函數和決策權重函數的模型代替期望效用理論的效用函數和各種可能性發生的概率［19］，其表達式為:

式中，期望價值V是由價值函數v(x)與權重函數w(p)共同決定。v(xi)是決策者主觀感受形成的價值函數，表示價值相對于參考點發生的變化量，這是個體做出決策的依據，即人們根據價值的變化而不是價值的現有狀況來分析決策。這體現了前景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框架效應”，即編輯方式形成了對相同決策問題的不同“構架”，從而產生偏好和選擇方面的各種不一致現象。w(pi)是決策權重函數，它將單一事件發生的概率轉化成決策權重，是滲透了個體價值感性因素的主觀概率的函數，它表明實際決策中個體對概率的估計并非是符合貝葉斯法則的。根據前景理論，人們根據價值的變化而不是價值現有的狀況來分析決策，面臨收益時人們往往傾向于避險，而面臨損失時人們往往傾向于冒險，而且人們對風險發生的概率并不能準確地認識，可能高估較小的概率而低估較高的概率。

前景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不確定風險時的決策問題，充分考慮了心理因素對人的決策的影響，其核心是人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進行決策時總是有限理性的。區別于傳統的公理性推導，前景理論是描述性的，是從實證檢驗中歸納總結的，更適合于描述實際行為，尤其是短期的實際行為。值得一提的是，Bocqueho等使用同一組實驗數據比較了EU和PT 2種理論解釋農戶行為的有效性，認為PT能夠更加具體和準確地描述農戶的風險偏好［20］。

3 農戶風險偏好測度的方法和實證研究

3．1 測度方法分類 個體決策者風險偏好的測度有多種方法，按照測度方式可以分為風險偏好的直接測量、與風險有關的人格特質的測量和風險偏好的行為測量3類［21］。第一類風險偏好的直接測量即使用自我報告式問卷直接讓受訪者判斷自己的風險偏好［22-26］，這類方法時間和資源成本很低，而且便于受訪者理解調查意圖，方便采集數據，但這一方法易受個體對自身認識偏差的影響，較為主觀，難以保證受訪者真實的風險偏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且個體或群體相互之間難以客觀比較。第二類與風險有關的人格特質的測量即通過受訪者對自己的一些有關風險承擔和風險規避的人格特質(如沖動、刺激尋求和恐懼等)，進行自我報告來評估風險偏好［27-28］，這類方法不僅在保證心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上有一定困難，而且由于是間接地推斷風險偏好，這些個人特質與個體風險偏好之間的關系也會產生一定的誤差且難以消除。由于個體風險偏好并非單一穩定的變量，而是通常受到決策任務特征影響的［6］，所以上述2類方法在經濟決策領域的應用比較受限。第三類風險偏好的行為測量即從假想和真實的場景中通過個體在特定情景中的實際選擇行為來推斷個體的風險偏好，例如Slovic設計的魔鬼任務(Devil’s Task)和單一任務的彩票決策實驗［29-31］等。這類方法根據決策者在實驗中的選擇行為來度量其風險偏好，能夠彌補前2類方法的主觀性和難以應用于經濟決策領域等弊端。

3．2 相關實證研究 在研究農戶風險偏好對農業生產決策及行為的影響時，傳統經濟學多使用2類方法測度農戶風險偏好:第一類是建立目標函數，使用計量方法計算出符合某一假設的風險偏好并與實際行為做對比，通過兩者是否相符來判斷被試者的風險態度［32］。例如，農戶做出并不符合獲利最大化原則的行為時，就認為這是由于他是風險厭惡的。但這種方法中效用函數的形式和對被試者所做的引導容易導致偏差［33］。第二類是用財富數量作為風險偏好的代表［34］，但這種方法中財富數量可能干擾風險偏好的顯示［34］。

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實驗發展經濟學家通過使用上述第三類測量方法即設計田野實驗對農戶風險偏好進行了探究。這類實驗多基于期望效用理論(EU)或前景理論(PT)等風險決策理論設計，通過被試者對財產增減選項的偏好推斷其風險偏好。具體又分為3種形式:彩票序列，投標行為和簡易彩票的買進賣出定價。應用最為廣泛的是多元價格序列法(Multiple Price List，MPL)。

MPL法最早由Binswanger用來在有真實貨幣支付的情景下測度風險偏好［35］。它基于EU建立效用函數，使用彩票序列形式完成。通常向被試者展示一系列不同收益的彩票，每個組合中都包括確定性收益和數額逐漸增加的風險性收益，詢問受訪者在風險性收益增加到哪個水平時，受訪者將放棄確定性收益而選擇冒險，嘗試更高的風險性收益，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得知個體的財富效用函數中的一些散點，進行擬合即可獲得個體的財富效用函數，從而判斷決策者的風險偏好［36-38］。

MPL法的優點是實施簡便，使被試者容易理解并且顯露出真實的風險偏好;但也有明顯的缺點:第一，該方法得到的只是風險偏好的一個數值區間，而不是具體的值;第二，被試者可能發生“跳轉”，即在選擇風險性收益選項后再次回到選擇確定性收益，表現出前后不一致的風險偏好;第三，結果可能受到彩票排列順序帶來的框架效應的影響。

由于EU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前景理論(PT)進行了一定修正，Tanaka等在前景理論的基礎上，構造了包含風險厭惡系數、損失厭惡系數和非線性決策權重系數在內的價值函數，設計了由3個部分35組成對的彩票選項組成的彩票決策實驗［39］。根據3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這一實驗方法被命名為TCN法，與MPL法相比，同樣采用彩票序列的方式，但根據PT而不是EU構造了新的價值函數，并且增加了風險性損失以及概率的變化。Liu和Huang利用TCN法研究了我國農戶風險偏好對Bt轉基因抗蟲棉花品種選擇和生產的影響［9］。Bocqueho等也使用了TCN法驗證了PT在引出和描述風險偏好方面的有效性［20］。

近年來，MPL法和TCN在國內外都得到了較廣泛的關注。這2種方法都適用于經濟決策領域，在真實的支付場景中都能較為準確地引出受訪者的風險偏好，它們在實驗設計上各有利弊:MPL實驗設計較為簡單，受訪者更容易理解，但其理論基礎EU具有一定局限性;TCN法的理論基礎PT更能體現個體對收益和損失的不同風險偏好，但實驗設計較為復雜，不容易被受訪者理解。

由于缺乏較好的微觀數據和不易測度農戶風險偏好等因素的限制，國內有關農戶風險偏好對農業生產決策影響的研究還較少，使用實驗方法采集數據并對農戶風險偏好進行定量描述的研究更少。Liu和Huang使用TCN法研究了風險偏好對Bt轉基因抗蟲棉花品種選擇和生產的影響，發現即使在使用了抗蟲品種的情況下，風險規避程度高的農戶依然會施用更多甚至超量的農藥［9］。侯麟科等則使用MPL法分析了農戶風險偏好對農戶玉米品種選擇的影響，結果證實，風險規避型農戶傾向于選擇低風險農作物品種，且大農戶受到風險規避程度的影響更加明顯［4］。

4 研究評述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應用實驗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農戶風險偏好已經經歷了近10年時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對于指導農戶農業生產決策和策略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從方法論上來說，MPL和TCN法在國外都有較好的實證研究，被認為是能揭示個體風險偏好的有效辦法。但以往的實驗多集中于個體風險偏好的研究，并且對風險情景的建立多僅限于實驗收益的不確定性。而現實的農業生產環境普遍存在著群體決策行為，農戶的決策目標也是多元化的，如何將2種方法的使用范圍拓展到更加真實的情境，是提高其測度農戶風險偏好和預測生產決策的有效性的重要途徑。

從方法的本地化應用上看，我國農民的社會經濟特征和資源稟賦等與國外農民差異較大，應用實驗方法時需要根據我國農民的特征科學設計實驗以更有效地揭示出我國農民的真實偏好，如盡量簡化實驗方案和實驗說明，保證被試農戶對實驗內容的完全、充分理解。雖然已經有MPL和TCN 2種方法有效性的對比研究，但是國內目前還沒有研究關注這2種方法在測度農戶風險偏好方面的適用性。嚴格控制統一的實驗條件并進行2種方法測度結果的對比，將有助于找到更加準確測度農戶風險偏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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