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男風盛行原因初探

尹 航，林蔚然

尹航/天津博物館歷史研究部助理館員（天津300300）;林蔚然/福建省文聯辦公室副主任科員（福建福州350025）。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人口流動大，民族關系錯綜復雜。這一時期開放融合的社會文化總為人們津津樂道，魏晉風度更是聞名于世已久。此時有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即“男女氣亂”的男風盛行以及“嵇阮之交”男性朋友親密無間的相處方式。這一時期的同性戀之盛令人驚嘆，其存在的廣泛性、輿論的寬容性，在歷朝歷代中都難得一見。這一現象的產生是與此時獨特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的。

一、魏晉南北朝的斷袖之風

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同性戀行為的記載在史書、詩文以及小說中均可一見，從其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此時的斷袖行為在社會各個階層均存在，相對而言是比較普遍的。

斷袖之風在上層貴族統治者中廣泛存在，史書中這樣的事例隨處可見。例如前秦的苻堅與慕容沖，《魏書》記載:“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后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绷硗?，在《北史》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載，國子助教許散愁自稱:“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边@段話可以從反面看出當時的達宦貴人中“登孌童之床”者大有人在，否則散愁不會專提出此點來回答宣帝的問話。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上層統治者中有“龍陽之好”的人不在少數，上行下效，其他階層的人也就更不可避免地存在同性戀現象。

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最活躍的一個社會階層，受到風氣影響及上層貴族的帶動，士族文人中也產生了不少有斷袖之癖的人物。例如《北史》中記載的辛德源:“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币騿螒僮遄油醮_受拒，由愛生恨，遂“潛于所往屋后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的王僧達。當然，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同性戀行為的士人之中最為著名的莫過于阮籍和嵇康。有些學者認為這二人有同性戀關系的表現，這樣判斷雖然主觀，但可以肯定二人的友誼確實極為深厚，也因此“嵇阮之交”常為人所稱道。此外，更有士人在文章中主動提及自己的男色之好，例如沈約就說到自己對于男子的愛戀:“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嘆息獨何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同性戀詩文的大量涌現，也說明廣大士人階層中同性戀現象的普遍存在。

史書中對于平民的記載不是很多，但民間的同性戀行為也不是無跡可尋。例如《三國志》就通過華佗診癥之事，透露了一段關于民間男子情誼的事例:“府吏兒尋、李廷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外實，廷內實，故治之宜殊?！锤髋c藥，明旦并起?！眱赡凶庸仓沟默F象，雖然在很多感情非常親近的無親屬關系的男子之間也經常發生，但這種臥息方式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存在同性戀的行為。由此可見，同性戀行為在民間鄉野也是存在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男風盛行必然導致了一定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凸顯也是男風大盛的旁證。社會上男色之風大興，家庭中就難免會嫉妒生怨，因為沒有妻子會贊成丈夫的同性歡愛，有部分女子在男性的權威與丑行面前，不再一味地隱忍順從，而是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妒”來進行反抗?！端螘の逍兄尽分姓f，西晉咸寧、太康以來，由于同性戀盛行，“或有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再次驗證了這一現象的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同性戀行為不僅極為普遍地存在于社會各階層中，甚至達到了造成家庭危機乃至夫婦離絕的地步。

二、社會對于同性戀行為的態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首先應該承認，這一時期對同性戀行為的態度基本上還是寬容的，對同性戀者的行為并不鄙視，甚至加以頌揚，這一點通過他們獨特的審美觀就可理解。魏晉南北朝的士族中以柔弱為美，這是一種男子女性化的變態，同時也是受當時社會男色之風的影響?！妒勒f新語》中就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這樣的例子:“潘岳秒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薄靶l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之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睍r人對于潘岳、衛玠這類美男子的欣賞和頌揚，直接體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男女氣亂”的社會風氣，而這正是同性戀行為發展的溫床。另外，從一些詩文作品中也可一窺其時崇尚男風的狀況。例如梁簡文帝蕭綱就有一首題為《孌童》的詩:“孌童嬌麗質，踐童復超瑕。羽帳晨香滿，珠簾夕漏賒;翠被含鴛色，雕床鏤象牙……”梁朝士人吳均也有一首《詠少年》傳世:“董生（董賢）惟巧笑，子都（馮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愿君奉繡被（鄂君），來就越人宿?！蔽娜四酥辽蠈咏y治者都撰寫詩文贊美孌童，可見社會上對于同性戀行為總體還是比較寬容的。

雖然得到了主流意識的認可，但由于同性戀與男風的嗜好往往影響正常的夫妻關系和家庭生活，因此官方對于這一行為有時還是持反對態度的。另外，帝王的廢黜有時也與之相關，根據《晉書·哀帝紀》記載，東晉廢帝司馬奕的男寵之好就成了他被廢黜的口實。

通過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同性戀之風的總結及與其他朝代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在漢代以前，“押昵孌童”似乎僅為君王貴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漸漸普及于士大夫及社會民眾，并且公然形諸歌詠，可見此時的同性戀現象已到了昭彰顯著的程度。社會上把男同性戀作為一種風尚、時髦來追求，這種行為在各個階層均存在，這很可能與當時獨特的社會風氣—胡化有關，胡化帶來了很多相對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同性戀的大肆發展也似乎暗示了這是一種較為原始的情感狀態。

三、胡化帶來的原始風俗與魏晉南北朝的同性戀之盛

魏晉南北朝開放原始的風氣與男風盛行之間應當是有某種聯系的，這或許與人之初的本性有關，也就是說同性戀行為很可能是一種原始心理狀態與生活方式的產物和延續。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主要是男子狩獵、女子采集，這就使狩獵的危險性將男子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了凸顯本性和團結協作的重要，男性友誼和聯系得到加強，因此男性同性戀在某些氏族、部落中成了固結聯系的手段和共同作戰的動力，加之原始人類對于同性戀行為沒有倫理不合的意識，因而使之獲得了充分的發展。這也昭示著同性戀現象在游牧、好戰民族及其他風氣原始的地區和時代能夠較為廣泛的存在，我國先秦、漢代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狀況也正是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的原始風俗逐漸滲透中原地區，帶來了較為古老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對中原漢族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了影響，男性之間的原生態親密感情亦開始發展。而此時的動蕩更對男性友誼的發展起了推動之功用。一方面由于戰亂，遠離家鄉的將士朝夕相處，共同戰斗，很容易產生密切的情誼;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頹廢，使士人們共同落難，他們之間也很容易產生深厚的感情。關于男性友誼之親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居住方式中一窺究竟。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種很原始的居住方式，即類似母系氏族社會“大房子”的“氈帳”。北方諸少數民族逐水草而牧，遷徙無定，氈帳就是他們日常的住房。在氈帳中，許多小家庭共同居住，形成一個具有氏族性的大家庭居住集團。北方少數民族有多人共住氈帳的習俗，而當他們進入中原地區后，亦將此習俗帶入中原地區。其時在漢人中也開始出現了建“大屋”集體居住的生活方式，這種氈帳（或大屋）規模有小有大，最大的可容千余人，曾令從南方來的顏之推十分驚訝，故此他在《顏氏家訓》中講:“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迸c之類似的大房子居住風俗在原始社會普遍存在，這種多人共居的氈帳住俗雖然與原始社會的“大房子”有一定的差距，并不只有男子住在其中，但是在其中居住的男女比例也是不平衡的，特別是游牧部落中成年男子不會都有配偶，男女比例一般是失調的，這種住俗也大大拉近了男子之間的距離，從而為男子之間友誼的產生及情感的升華提供了條件。

原始社會的居住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文提到的母系氏族社會的“大房子”，這種遺存在中國并不少見。在姜寨遺址中就發現“房屋類型有三:小房屋，數量最多;中型房屋;大房屋。小房屋可以解釋為一個對偶家庭的居住處，中型房屋是供各個對偶家庭和實行走訪婚、群婚及其他成員所用的，這是母系家族的標志。而大型房屋是由家族所組成的氏族共同體的標志?！背?，其他文明遺址中也有這種大房子的存在，目前已發現的就有余姚河姆渡、西安半坡、臨潼姜寨、華縣泉護村、鄭州大河村、鄖縣青龍泉、劍川海門口、圻春毛家咀等，“其中臨潼的五所大房子就被認為是集會房屋或男子公所”。所謂的“男子公所”指的是母系氏族社會中未婚男子的場所。另外苗族、壯族、仡佬族在歷史上也有專給未婚者蓋的干欄式建筑。氏族內的青年男子自幼在這樣的“大房子”中共同居住，朝夕相處，又由于實行族外婚制而不能同本氏族女子發生感情，長此以往男子間產生深厚的友誼，甚至產生愛戀關系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可以看出，原始社會的“大房子”住俗在很大程度上密切了氏族男子之間的親密關系，這也是與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友誼相關的。在這種朝夕相處的環境下發生男同性戀關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有可能的。而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族帶來的原始的居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這種男子間的親密友誼。男子同性戀行為在古代能為人們寬容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它與常受到贊揚的男子間的親密友誼混淆在一起，彼此很難扯清。

由上所述可知，所謂的“嵇阮之交”其實也就是胡俗“大房子”與“寢則同床”這一遠古漢風與魏晉南北朝時期融合的產物。對于原始社會的男子而言，其親密的關系是當時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至于他們間愛戀關系的發生，應該是個別和不重要的。而隨著遠古群婚遺風和居住方式環境消失，人們對“寢則同床”如兄弟般的友誼觀雖依然持欣賞的態度，但已很少履行。對男人同性戀間的愛昵關系，主張個體婚倫理觀念的人就不能理解，加之人性的復雜進化，使得人類之間的友誼逐漸為利益所取代，隨著這種友誼的轉變，人們開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親密的男性、女性伙伴，于是同性戀被廣泛關注，并為人所不解，而那些崇尚兄弟間親密關系之古風的民眾則往往能寬容，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胡俗與開放之風使得當時的大多數民眾成為后者。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動蕩的社會背景之下，還存在著一種極有利于同性戀產生的社會因素，即失婚現象。在失婚的情況下，民眾為了解決自身的需要而發生同性戀行為是很有可能的。而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失婚雖然沒有明確的例證，但由以下幾點可以看出端倪。其一，婦女再嫁之普遍。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再婚極為普遍，且社會各階層均有此現象存在。例如北朝太武帝拓跋燾之妹武威長公主，“故梁沮渠牧犍之妻”，平涼后再嫁李蓋。這種婦女的普遍再婚，一方面可能與風氣之開放有關，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是在男子失婚的狀況下出現的對策。其二，貴族與平民女子婚配。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婚姻是極其講究門第觀念的，但在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卻出現了貴族與平民女子婚配的現象，北魏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和平三年（463），拓跋浚下詔曰:“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七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族為婚，犯者加罪?！绷硗?，北魏自開國至孝文帝百余年，皇后、皇太后16人，出身卑賤者竟有9人。由此也可以推測出，北魏上層很可能存在男子失婚的現象，因而才會使統治者自掉身價與平民通婚。其三，多次放免宮女以配鰥夫?！段簳じ咦婕o》中記載，拓跋宏于太和三年（479）、太和五年、十三年、二十三年，共七次放免宮女，“以配鰥民”。這種宮女配鰥夫的行為，也極有可能反映了當時男子婚配難且引起上層重視的情況。其四，掠奪他族妻女以班賚將士為妻。由上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可能存在部分地區人口比例失調的問題，一方面戰亂使許多男子捐軀沙場，產生了許多寡婦，而另一方面男性從軍的比例很高，在這些長期處于軍隊中生活的男子中失婚率也很高，所以會發生掠奪女性以賚將士等情況。這表明很可能此時期存在大量平民、將士在動蕩中娶不到妻子的情況，甚至于拓跋鮮卑貴族同樣娶妻難，加之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存在，使這一問題更加惡化。這些無有匹偶的男子聚在一起，尤其是軍隊中的青年男子在集體戰斗生活的環境下，發生同性愛戀關系的概率也就會更高一些。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男風盛行的時代特色

（一）胡化與玄學帶來的反傳統與開放之風

魏晉南北朝是繼春秋戰國之后又一次更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和民族融合的高潮。北方及西北、東北的匈奴、鮮卑、烏桓、羯、氐、羌等“胡”族先后進入中原，紛紛建立政權，南方及西南的越、蠻、奚、僚等也與漢族發生交互關系，這種胡漢交融的一體化便表現為胡文化的“漢化”與漢文化的“胡化”。除了胡化帶來的風氣之變，由儒至玄的思想轉變也對民風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自漢末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轉變為僵化教條，本身失去了生命力，以致“儒者之風益衰”，代之而起的便是“玄風獨振”。自儒到玄的轉變中，曾一度有過價值取向不清的時期，正是在此時民眾的精神生活發生了較大轉變，在這些轉變中，有兩個重要現象。

其一，男女不別，肆行不節。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歷法的廢弛導致了士人的放達，《世說新語》記載其時名士“皆以任放為達”，追求感官刺激甚至裸身以飲;婦女也一反“婦德”，游山玩水，飲酒談玄，“代子求官，為夫訴訟”。當時男女自由交往，婚變之風相當普遍，甚至得到社會的認可。這種兩性關系的一個畸形發展就是男子同性戀的存在:兩性關系的相對平等可能產生出更多男性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男性，這也是同性戀產生的因素之一。

其二，士族對生活美的追求。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十分講究品性的時代，各種品性中，記載最多的是姿容儀容。這種對于生活美的追求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人物自然美的追求，《世說新語·容止》中關于容貌的描述不勝枚舉。二是對穿著打扮的追求，梁全盛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無不重衣，剃面、傅粉、施朱，駕車檐車，跟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由此推測，魏晉南北朝時期民眾對同性戀的欣賞，不完全在于兩性間的親昵舉動，可能更多地在于其審美觀，也就是欣賞同性戀者的審美觀而非其性取向。受到“男女不別”的影響，社會上開始出現眾多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女子和纖弱的男兒，且民眾大多以之為美，這種審美傾向的異化和性別角色互換與同性戀之風不無關系。由于已經接受了這種男女較為平等、審美異化的現狀，也使民眾更能接受甚至于欣賞同性戀者的感情。

（二）傳統道德的隱形推動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生育價值，并且很看重血統關系。由于同性戀不能生育，不會由此帶來血統上的混亂，造成遺產繼承的問題，所以容易被人忽視，一般情況下不被認為是什么太嚴重的罪行。特別是在歷史上有記載的同性戀活動者大多是結了婚的，除了宮女、太監、和尚、女尼這些不在五倫之內的人之外，他們的同性戀行為并不違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祖訓，雖然可能帶來妻妒的社會矛盾，但不至于徹底破壞建立在生育基礎上的夫妻關系，所以，人倫道德對他們也相對寬容。

另外，中國傳統的性文化著重強調的是節欲，儒學中關于節欲的觀念自漢代以來便在社會上逐漸流行，“男女授受不親”、“七歲男女不同席”的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同性戀活動帶來了方便。因為人的欲望是一種自然本性，物極必反，這些禁忌和限制的后果，必然使人們轉而尋求其他的發泄通道來滿足自己的欲望，這時同性戀就順勢成了既不會違反社會道德要求又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的途徑。

（三）求取功利的思想作祟

同性戀從很早開始就同政治勢力聯系在一起，司馬遷在《史記》中就說過:“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虩o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有之?！患嬉载?，孝惠有閎儒，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儒之屬也?！睗h代既已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男風也不能排除有的同性戀者是為了迎合上級而曲意奉承，以使自己獲利而為之，然而這種行為并不是僅僅受到倫理的詬病，社會上甚至有更多的人對此是羨慕、理解的。如《魏書》中所記載的徐義恭就是個以男色攀附的例子:“徐義恭，并彭城舊營人……世宗不豫，義恭盡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叉，又有淫宴，多在其它。為嘗藥次卿，出為東秦州刺史。建義后，歷內外顯職，武帝初，卒于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笔窌谟涊d這些內容時，并沒有太多激進反感的語言和思想蘊含其中，相信社會上對這種以男色攀附以求權貴的人更多的也是羨慕，所以平民間的主流思想才會對同性戀行為更能接受。應該說，當理智強于情感時，男同性戀行為受情感理性的控制，更多地存在于個人感情世界，與現實政治沒有太多糾葛。而當情感強于理智時，男同性戀者間的情愛被庸俗化了，成為獲取權力的工具，墮落為“男嬖政治”，也會嚴重損害正常的政治秩序，因此才導致了官方的反對。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料記載來看，此時的斷袖之風極為盛行，并且較之其他時期又具有自身的特點:其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同性戀行為在社會上極為普遍，不論是上層貴族、士人抑或民間均有同性戀者的存在，并且由此產生了一些社會問題;其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流意識對于同性戀行為還是比較寬容的。這些特點的產生是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狀況緊密相連的，由于胡族入侵而帶來的開放風氣給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生活添上了一筆原始清新的色彩，原始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婚姻習俗中都多少帶有推動同性戀行為產生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大多都在魏晉南北朝以類似的方式存在著，可以推測這種同性戀之風的盛行很可能是原始風俗的傳承和新的表現方式。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胡化、玄學大興的社會風氣所帶來的“男女不別”、審美觀異化以及社會上的種種相關因素也推動著此時期同性戀之風的發展，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男女氣亂”、“嵇阮之交”盛行的時代。而對于今人而言，同性戀已經是一種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人們要如何對待，可以借鑒古代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經驗。

注 釋:

1．《魏書》卷九十五《徒河慕容廆傳附慕容沖傳》。

2．《北史》卷六 齊本紀《廢帝紀》。

3．《北史》卷五十《辛雄傳附辛德源傳》。

4．《宋書》卷七十五《王僧達傳》。

5．《昭明文選》卷第三十沈約《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6．《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7．《世說新語》下卷之上《容止》第十四。

8．《玉臺新詠》卷七《孌童》。

9．《玉臺新詠》卷五《詠少年》。

10．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第十六》。

11．《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陜西:半坡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1988年版，P355～356。

12．汪寧生:“中國考古發現中的‘大房子’”，《考古學報》1983年第3期。

13．《魏書》卷八十三《李惠傳》。

14．《魏書》卷五《高宗紀》。

15．王凱:“從性比例失調看北魏時期拓跋鮮卑與漢族的民族融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第5期。

16．《顏氏家訓·治家》。

17．《顏氏家訓·勉學》。

18．《史記》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傳》。

19《魏書》卷九十三《恩佞》。

[1]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蕭統．昭明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6]劉義慶．世說新語[M]．北京:中華書局，1999．

[7]徐陵．玉臺新詠[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8]顏之推．顏氏家訓[M]．北京:中華書局，1982．

[9]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J]．陜西:半坡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1988．

[10]汪寧生．中國考古發現中的‘大房子’[J]．考古學報，1983，3．

[11]王凱．從性比例失調看北魏時期拓跋鮮卑與漢族的民族融合[J]．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0，5．

[12]司馬遷．史記[J]．北京:中華書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