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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2種典型武術教育改革理念之沖突解析

2015-03-23 12:06楊建營
首都體育學院學報 2015年6期
關鍵詞:拳種技擊傳統武術

當今武術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武術教育問題。一方面,在各級普通學校,廣大學生“喜歡武術,卻不喜歡武術課”[1],武術在校園里“漸行漸遠”[2];另一方面,在體育專業院?!案偧柬椖砍蔀槲湫g課程的主要內容”“而那些承載著先輩探索經驗及其心路歷程的許多傳統技術逐漸流失,其中包括許多優秀的拳種技術,出現斷層和缺失”[3],“傳統武術在中國大學里已經奄奄一息[4]”。綜合這些專家、學者、教練及基層體育工作者的論述,當今武術教育主要面臨2大問題:1)學校武術普及教育逐漸萎縮,在中小學甚至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5];2)專業武術教育領域競技武術技術體系一枝獨秀,傳統武術拳種根本沒有得到完整傳承。面對武術教育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發表了不同觀點,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改革設想。這些觀點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有些還存在一定的沖突。

1 當代2種典型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及其沖突

目前正在對武術教育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改革思想主要有2種:其一,由北京體育大學武術學院提出的“突出(整合)拳種、優化套路、強調應用、弘揚文化”[6-7],以該思想為理論依據,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創編了系列段位制教程,正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推廣;其二,由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提出的“一校一拳,打練并進,術道融合,德藝兼修”[8],該思想正將以教育部“全國學校武術項目聯盟”為依托,在全國各級學校大范圍實施。這2種武術教育改革理念的一致性在于都看到了武術教育存在的問題,都認為套路是中華武術最典型的文化符號,不能淡化和取消,同時也都十分關注武術的“應用”,即“打”的問題,并都把落腳點放在文化上;其沖突之處在于對武術的“打”和“練”的認識,即套路和格斗2種運動形式的關系,前者堅持傳統武術的“練打結合”模式,后者認為“這2個東西不是一碼事,只能是并進,不能結合”,從而提出“打練并進”。

對于第一種改革思想“突出拳種、優化套路、強調應用、弘揚文化”,筆者是在2011年端午節時經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康戈武研究員介紹而知,他對這種理論構想給予高度評價,并介紹了總局武術研究院在實踐方面以拳種為單位創編的系列段位制教程,并贈送其中的《長拳》一冊做紀念。翻看教程,在其出版說明中說:“在制定統一的技術標準方面,我們依據武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將‘既可單練、又可對打、還能實戰’的傳統武術演練形式,確立為技術內容的結構標準”“突出了傳統武術‘練打結合’的特色”[9],其后查閱各拳種的段位制教程,其一至六段套路的編排設計都是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可以進行對打練習,并且在單練、對打套路之后,還都有拆招環節。除了個別教程的拳種演練過于藝術化、帶有濃厚的現代競技武術套路色彩之外,大部分拳種都經過精心設計,能夠基本反映其技術概貌。略顯遺憾的是教程僅汲取了傳統武術拳種由“基本功、套路單練、套路對練、拆招、喂手、隨意使用方法的對抗性練習”組成的技術和訓練體系中的部分環節,特別是省略了喂手、實戰環節,從而使教程的內容離出版說明中所言的“還能實戰”仍有相當大的距離。為進一步深入了解這種改革理念提出者的真實初衷,筆者其后又查閱了北京體育大學由呂韶鈞教授指導、武冬老師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體育教育專業武術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改革的研究》,從中可以了解到,其具體教學實踐正是采用的具有鮮明的“練打結合”特色的“功、套、用”一體的技術結構,即將武術的功法、套路、實用作為一個統一有機體教授給學生。之所以采用這種技術結構,其理由是“從歷史看,套路動作的主體作用和運動形式,原本是傳統武術技術訓練體系中的一個中間環節——攻防應用的基礎”“歸真返樸,武術的套路所具有的技擊內涵并不只是一種意識的表現,而是與技擊實用有內在聯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武術內容,它與功法和應用共同構成技術層面的武術”[6]。綜上,第1種武術教學改革理念以及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的段位制教程實踐,旨在回歸傳統,使武術教育走傳統武術“練打結合”的技術模式。

第2種教學改革思想最早亮相于2013年9月由北京體育大學承辦的“第一屆中華武術發展戰略論壇暨全國學校體育武術項目聯盟成立大會”。作為教育部“全國學校體育武術項目聯盟”的首任主席,上海體育學院院長趙光圣首次提出了該聯盟的改革理念“一校一拳,打練并進,術道融合,德藝兼修”。為進一步深入了解該思想,課題組專門赴上海對其進行了專門調訪。在交談中了解到:其中的“打練并進”即“會打會練”“能打能練”,也就是過去所說的“能擊善舞”。其中的“打”是指格斗,不是拆招,“能打”即能格斗;其中的“練”是指練套路,“能練”就是“會練一樣套路”“大家認可的套路”。正如趙光圣院長所言:“打和練(蔡龍云老師也是這個觀點)兩碼事,兩個體系的東西”“只能是并進”。也如戴國斌院長所言:“打練并進就是兩張皮,按照蔡老師說的,兩股道上跑的車?!蓖ㄟ^訪談可以發現:上海體育學院的改革者既看到了段位制教程設計者的美好初衷,其套路編排之所以前后能對打,并增加拆招環節,是為了“突出技擊”,同時也看到了段位制教程存在的問題。習練者練了這些內容之后仍然不會格斗,而且僅僅練這些內容永遠不會格斗,所以提出“對練能夠代表技擊嗎”的疑問,并客觀地指出“對練還是套路”,也正因此,才擯棄了“練打結合”,提出“打練并進”。

綜上,2種典型教育改革思想除了總體的大方向一致外,所存在的小沖突在于:是“練打結合”,還是“打練并進”。

2 2種典型武術教育改革理念之沖突的根源

深究2種典型武術教育改革理念之沖突的根源,可歸結為武術基礎理論領域爭論已久的套路與對抗2種運動形式的關系問題。這種爭論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曾出現2次高潮,而且至今仍沒有達成共識。爭論雙方陷入二元對立局面,一方認為套路與對抗緊密相連,密不可分,套路是對抗的基礎,對抗是套路內容的應用,另一方則認為兩者分別是中華武術的2個不同方面,一個是“舞”的方面,即表現難美型,一個是“擊”的方面,即格斗類??梢哉f,以上2種武術教改理念的沖突正是武術基礎理論領域種運動形式的關系問題在實踐領域的延續。如果能夠妥善解決基礎理論領域傳統派和現代派的對立問題,其沖突將迎刃而解。

3 2種典型武術教育改革理念之沖突的消解途徑

以上相關武術2種運動形式關系的爭論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為雙方都把武術的套路和武術的格斗分別視為整體一概而論,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思維。只有對不同的武術技術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夠消解這種對峙,解決以上沖突。接下來,將首先通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對武術技術進行具體剖析,然后,以之為基礎理清武術套路與格斗2種運動形式的關系,從而解決以上沖突。

3.1 武術的分層技術體系

課題組曾根據中華武術技術由簡單到復雜的演進過程,構建了武術的分層技術體系(如圖1所示)。

中華武術的初始形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武打技術沒有太大差別,都是人類克敵制勝的簡單實用技術,只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受不同文化環境影響,才被烙上了各自的文化印跡。溫力教授曾言“中華武術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武技是同質異趣的技術”,這里的“同質”即指共同的技擊本質,“異趣”即指不同的文化特色。中華武術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武打技術都是由人類原始的技擊術發展而來,因此具有共同的本質技擊;它們成長于不同的文化環境,因此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課題調研過程中,北京體育大學呂韶鈞教授曾提出,中西文化分別是“做加法”與“做減法”的文化觀點。正因為西方文化是“做減法”的文化,力求優、更優、最優,所以其武打技術一直停留于簡單實用的層面,并且不斷精簡,最后形成最優、最簡的技術動作;而正因為中國文化是“做加法”的文化,在實踐中有一點感悟心得就記錄保留下來,所以其武打技術越積累越多,逐漸形成博大多元的技術格局。

圖1 武術技法的逐層演進圖示

中華武術這種博大多元的技術格局,得益于在中國文化重“程式”特點影響下而出現的套路運動形式。不同于現在的競技武術套路發展成了表現型藝術,最初的武術套路是記載各種技擊經驗、技擊招法的載體。例如,民間武術拳師給學生拆拳時,會講解套路中每個動作的具體應用,這一招在對方這樣攻時應用,那一招在對方那樣攻時應用,這一招用于破解對方的抱腿,那一招用于解脫對方的抓腕等。又如,中華武術的很多拳種或器械分別適用于不同類型的習練者,因人而異,而非一個統一模式。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說“藤牌宜于少壯便捷,狼筅、長牌宜于徤大雄偉,長槍、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10]44,正是很好的例證。中華武術積累了大量在各種不同情況、不同場景、不同條件下針對具有不同特點習武者的不同技擊招法。如果把最初的簡單實用招法稱為處于原始核心層的(第1層次)通用、常用、常規技法,那么,大量對于特定的人或在特定的條件下才能夠應用的技法,特別是通過套路記載的大量技擊招法,則是武術技法的第2層次。

根據唯物辯證法“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當“量的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產生“質的飛躍”。中華武術第2層次技法“量”的積累,為其發生“質”的飛躍創造了條件。在明清時期形成的具有“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等具有反常規特點的逆向思維技法,正是中華武術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質的飛躍”。這類技法完全擯棄了常規的“氣沖斗?!彼频挠泊蛴才?、硬頂硬抗,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绊槃萁枇Α薄耙匀峥藙偂薄芭e手而送之”“四兩撥千斤”正是對這類技法的形象描述,這也是道家思想對中華武術的全方位融入。這類技法將“追求技擊之道”放在突出位置,提煉出了很多“道法自然”的技擊規律,并在此思想指導下形成了很多反常規的特殊練習手段,如慢練、站樁等。這種獨特技法更突出技擊境界,在中華武術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是中華武術的第3層次。

不僅如此,在中國文化“善于將技術化的東西藝術化”特點及中國博大精深的導引養生文化影響下,中華武術中的有些技法還發生了“質變”,從技擊術范疇質變到了人體運動藝術范疇和健身養生術范疇。這種變化古已有之,如明代戚繼光從實戰角度而反對的“周旋左右,滿片花草”“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10]19,91個的花法武藝,正是武術藝術化發展之后形成的另類內容。這類內容由中華武術的旁支而喧賓奪主,進而成為主導,始自于20世紀50年代后現代競技武術套路技術體系的形成。在國家行為驅動下,這類內容不僅是運動競賽領域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專業院校的主體課程。除了這種質變為表現型藝術的武術之外,還有一類健身養生類太極拳套路,這類內容是在本來以練習松沉能力為目的、在太極拳技擊練習手段的緩慢柔和型的套路基礎上,根據大眾健身的需要質變而來。例如24式太極拳、48式太極拳正屬于此類。這些套路是在50年代毛主席“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下創編的。在創編之初,師承楊澄甫的太極拳家李雅軒就曾提出異議,認為“中央的太極拳趟子一出來,必定風行全國”“長此以往,必致以誤傳誤,不到數十年,就要將幾千年來先輩長期經驗發明創造出來的太極拳真味失傳的可能”[11]。他顯然是站在傳統的以追求技擊境界為主的太極拳的立場而擔憂,而站在大眾健身角度,這種質變利于大眾普及,是中華武術質變之后而形成的新技術。以上質變而來的藝術表現型和健身養生類武術,是中華武術的第4層次技法。

到目前為止,中華武術形成了4個層次的技術,這4個層次的技法可歸結為:最簡單、最直接、最實用的技法;體現“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證思想的技法;追求“以巧斗力”的“技擊之道”的逆向思維技法;質變到技擊術領域之外的“虛擬”技法。如果說中華武術前3個層次技法的形成遵循了事物發展“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規律,在技擊術范疇使技擊的層次越來越高,那么,最后一層次的技法則完成了“由舊質到新質”的跨越,從技擊術范疇跨入藝術和健身術范疇。由此,中華武術成為一個橫跨技擊術、藝術、健身術3個領域的人體運動集合體。這個集合體的復雜性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武打技術所無法比擬的。

3.2 以武術的分層技術體系為依據剖析武術套路與對抗2種運動形式的關系

立足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可以得出以下看似奇怪的觀點:武術的套路與技擊對抗2種運動形式既有非常緊密必然的聯系,又基本上沒有緊密必然的聯系。這句話看似矛盾,但用馬克思哲學活的靈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種更高層次的思維方式進行解析,其矛盾將迎刃而解。

說“武術套路與技擊對抗有非常緊密的聯系”是指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中第2層次和第3層次的武術套路與這兩層次的技擊對抗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因為如果沒有第2層次的武術套路這個載體記錄那么多在各種不同情況下針對不同特點人群的不同技法供不同人練習,那么,當這些人在特定的條件或環境中需要防身自衛時就無以應對;如果沒有第3層次的武術套路,特別是那些獨特的單練、對練套路,一般人很難將身體松沉下來,很難形成整體協調能力,很難感知對方的勁力變化,不可能達到更高的技擊境界:所以,處于這2層次技法的套路和處于這2個層面的技擊對抗密不可分,套路是攻防技擊的基礎和載體,技擊格斗則是對套路中具體技術的應用。

說“武術的套路與技擊對抗基本上沒有緊密必然的聯系”是指處于第1層次的技擊對抗與處于第2和第3層次的套路,或處于第1、2、3層次的技擊對抗與處于第4層次的武術套路。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第1層次的技法是最核心的技法,以簡單、實用、直接為特色,這即吳殳在《手臂錄》中所言的“教之易解,學之易能,用之易效”[12]的兵槍技術,也即現代散打運動技術體系中的簡單、實用、直接的拳腿摔技術。這類技法根本不需要以任何武術套路為基礎,直接學、直接練、直接用即可,因此,這類技擊對抗與任何武術套路都沒有緊密必然的聯系。而處于武術第4層次的套路,其很多內容早已脫離了技擊術范疇,與技擊對抗更沒有必然聯系,甚至相悖。例如,處于第4層次的武術套路練習不乏定勢、亮相動作,這類動作完全不適合真正的技擊對抗。以其中的“彈踢沖拳”為例,這個動作一般要求腿踢出、拳沖出之后,要停頓定勢,而技擊對抗時無論沖拳還是踢腿,都要求自然回彈,定勢停頓無異于等著挨打。因此,處于這一層面的套路與任何一個層次的技擊對抗基本沒有必然聯系,甚至相悖。

綜上,在武術分層技術體系中,處于最原始核心層的技擊對抗技術與任何武術套路都沒有緊密必然的聯系,處于第2、3層次的技擊對抗技術與這2個層面的武術套路緊密相連,套路是技擊對抗的基礎和載體,處于第4層面的武術套路與前面的技擊對抗基本都沒有必然聯系。

長期以來,關于武術套路與對抗的關系之所以爭論不休,正因為不同人所站的角度和所依據的層面不同。特別是很多人將武術套路與技擊對抗的關系簡單地轉化為現代競技武術套路和現代散打的關系,這兩者之間差了好幾個層次,怎么會緊密相連?完全是分屬不同領域的不同內容。另外,一些傳統武術拳種習練者所練習的一些套路則和其對抗緊密相連。像山東師大姜周存教授傳承的鴛鴦拳系,幾乎每個拳種都有單練套路、對練套路和拆招喂手、技擊實戰等環節。沒有套路這種基礎性練習,很難達到那種松活彈抖、勁力如水之變化的水平,很難說其套路與技擊對抗沒有必然聯系。就連他給中央八局警衛班創編的擒敵拳,都是先以26個動作組成的正面套路和與之相對的也由26個動作組成的反面套路為載體傳授技術,先教單練套路,然后將其合在一起進行對練練習,接下來再將動作拆開進行對抗性練習,最后進行自由的實戰練習。這種套路正驗證了溫力教授曾論的“‘套’和‘散’這2個字是對立統一的,離開了‘套’也就無所謂‘散’,離開了‘散’也就無所謂‘套’,二者互為前提,不可分割”,也符合傳統的“以基本功為基礎,先學套路”,再進行“拆手”“遞手(喂手)”,最后“逐步過渡到隨意使用方法的對抗性練習,進一步提高練習者攻防實戰的能力”的傳統武術技術訓練體系[13]。應該說,這類套路是與之對應的技擊對抗的基礎,二者不可分割。而早在20世紀50年代,蔡龍云先生曾提出,我國武術“始終是循著‘擊’和‘舞’2個方面發展”中的“擊”,是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前3層次的內容,特別是第1層次的內容。他接下來說,“‘舞’的一面特別是‘花’的,它在古代的作用……在于它的動作優美、氣勢雄健、能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14],說的應該是處于第4層次的武術套路。這2類內容一個屬于技擊術領域,一個屬于人體運動藝術領域,顯然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3.3 2種典型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之沖突的消解

根據以上構建的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北京體育大學的武術教育改革者所論的“功、套、用”一體,是指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中間兩層的武術套路與中間兩層的技擊對抗的一體,他們所認識的武術更側重于傳統武術拳種。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推出的段位制教程正是以拳種為單位,其倡導的“練打結合”正是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中間兩層次的套路與技擊之間的結合。而上海體育學院的武術改革者所論的“打和練是兩碼事,兩個體系的東西”,是指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原始核心層的簡單實用技法與處于最外層的藝術表現類技法,這兩者一個屬于技擊術范疇(在競技體育領域屬于格斗類項目),一個屬于人體運動藝術范疇(在競技體育領域屬于難美表現類項目),顯然是兩碼事,是兩個體系的東西,只能“并進”,不能“結合”。因此,從某種角度講,這2種看似沖突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都是正確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將這2種武術教育改革思想分別應用于什么領域。

在專業武術教育領域,目前各大體育院校普遍采用現代競技武術套路和散打的技術體系,兩者分別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的最外層和最內層。而武術分層技術體系中的中間兩層次技術基本沒有得到傳承發展。北京體育大學所提出來的“功、套、用”一體的傳統武術拳種技術模式,正是中間兩層次的武術技術,即傳統的拳種武術技法。在大力建設文化強國,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今時代,很有必要將由“基本功、套路、拆招、喂手、隨意使用方法的對抗性練習”等環節組成的傳統武術拳種訓練體系通過專業人群傳承下去,發展起來;因此,第1種教學改革理念適用于專業院校的武術教育,以之補齊專業武術教育之所缺。目前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編纂的武術段位制教程正可以應用于武術專業教學,可以將其作為“傳統武術拳種類”這個方向的教學內容;但這種段位制教程存在的普遍問題是,到了拆招環節就戛然而止,缺乏喂手、實戰等環節的練習,因此,僅僅如此練習,習武者根本不具有“打”的能力。這種段位制教程存在的個別問題是,有些拳種內容的編排過于藝術化,甚至選取了處于武術分層技術體系最外層的藝術表現型內容,還有些拳種套路本來編排的很好;但演練者卻選取了根本不懂武術技擊的競技武術套路專業運動員進行示范,從而使視頻中的演練貌似神離、不倫不類,所以,專業院校的武術教育在吸取這些內容的同時,還應該進行進一步的深化和甄別,從而形成更符合傳統武術拳種實際的完整的技術體系和訓練體系。

在武術普及教育領域,目前各級普通學校的具體實際情況是課時有限,廣大學生的具體實際是接受能力有限,除了課上學習,課下鮮有時間練習。在這種情況下,“功、套、用”的技術結構很難在具體教學實踐中實現。課題組10余年的教學改革實踐證明:對于普通學生而言,只能僅僅圍繞其中的“用”一個環節而展開,其他內容根本無暇顧及,否則,將顧此失彼,因過分強調具有典型文化特色的套路教學,而無法實現培養能力、培育精神的武術課教學目標。課題組曾實驗:在一學年只有64課時的普通高校先教授4個拳法(沖、摜、抄、鞭)、4個腿法(踢、蹬、踹、擺)、3種類型的摔法(下潛、接腿、近身),再運用這些技法進行半對抗、模擬實戰、真正實戰,使學生最終真正提高防身自衛能力,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并養成勇于拼搏、迎難而上的精神,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任課教師的普遍反映是課時有限,雖然能夠完成以上教學任務和教學目標,但幾乎每節課都在趕進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有鑒于此,在新的教學大綱修訂時,不得不精簡教學內容,擯棄抄拳、鞭拳和轉身后擺腿等技法,形成了兩拳三腿3類摔法的技術體系,從而能夠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達到教學目的。如果還臆想同時教授套路、功法,根本不現實。除非不要求教學效果,使廣大學生在套路考試時繼續持續“歪瓜裂棗”“目不忍睹”的狀況,經武術課學習之后,在技術方面仍不具備實戰能力,在精神培育方面仍然不具備勇于拼搏、迎難而上的心理素質。

“一校一拳,打練并進”的改革理念,則適合武術普及教育,因為其中的“打”就是指直接的攻防格斗,屬于如上所述的“教之易解,學之易能,用之易效”的技術。通過這樣的技術體系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較少的課時內培養學生敢拼敢打、迎難而上、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精神,提高快速反應能力、靈活移動能力、準確判斷能力、防身自衛能力。其中的“練”指練會任何一個武術套路,在課時練充足的情況下,這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一輩子只練一個短小精悍的武術套路應該人人能做到;因此,在教育部認識到體育課的重要性,增加課時量,在武術課的課時量十分充足的前提下,“一校一拳,打練并進”的改革理念應該是一個很好地武術教育改革指導方針。然而,在一些不重視體育課、不增加武術課時量的學校,建議還是只采用以“打”為主的技術體系,以此真正培養學生的武術能力,拼打精神。

4 結束語

當今時代制約整個武術發展的重要問題是學校武術教育的不景氣。為使其走出困境,武術界出現了2種典型教育改革思想:其一是由北京體育大學提出的“突出(整合)拳種、優化套路、強調應用、弘揚文化”;其二是由上海體育學院提出的“一校一拳,打練并進,術道融合,德藝兼修”。前者成為國家體育總局武術研究院創編系列段位制教程的理論依據,后者成為教育部“全國學校武術項目聯盟”進行中小學武術教育改革的指導綱領。

這2種武術教育改革理念既有諸多一致性,但也存在一些小的沖突,沖突之焦點在于:應該“打練結合”,還是“打練并進”。前者認為武術套路是技擊對抗之基礎,學校武術的開展應該將兩者結合起來,后者則認為武術套路與技擊對抗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在學校武術開展過程中,只能并進,不能結合。

2種武術教育改革理念之沖突的根源可歸結為武術基礎理論研究領域爭論已久的套路與對抗2種運動形式的關系問題。為消解矛盾,依據武術分層技術體系,對此進行了具體剖析,指出:有些層次的武術套路與相應的技擊對抗緊密相連,但并非所有的武術套路都與技擊對抗緊密相連,對此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北京體育大學提出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更多地是依據傳統武術拳種而提出的,其中的套路與技擊對抗可以結合,而且也應該結合,而上海體育學院提出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更多地是依據現代競技武術技術體系而提出的,其中的套路與格斗對抗不會結合,也不可能結合。由此而言,2種看似沖突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都有各自的道理,關鍵是應用于什么領域。

北京體育大學提出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更適合專業武術領域的教育改革,可以此為理論指導,設立“傳統武術拳種”方向,使專業院校成為傳承優秀傳統武術文化的基地。上海體育學院提出的武術教育改革理念更適學校武術普及教育領域的改革,但應該首先構建以“打”為主技術教學模式,在課時量增加的情況下,才可能增加作為“練”的套路教學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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