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一種比較研究

聶軍

(湖北文理學院經濟與政法學院，湖北襄陽441053)

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一種比較研究

聶軍

(湖北文理學院經濟與政法學院，湖北襄陽441053)

學術界對政治錦標賽的研究較為成熟。在中國政治生態中，還存在著一種與政治錦標賽相似的行政治理體制即政治淘汰賽。政治淘汰賽的實施載體是目標管理責任制，實施的基本手段是末位淘汰、一票否決和問責制。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實施的時間大體相同，實施的前提條件基本一致，實施的效果幾乎類似，實施的組織形式完全一樣，但兩者考核的指標不同，激勵的強度和方式也不一樣。在特定的背景下，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發揮了其積極作用，但是，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的職能和職責發生了偏離，使制度設計的目標落空。

政治錦標賽;政治淘汰賽;目標管理責任制

一、政治淘汰賽:由政治錦標賽引發的思考

錦標賽原本是體育用語，美國學者萊瑟爾(Lazear)和盧森(Rosen)以暗喻的方式將其引入企業的生產和管理實踐中，并將其發展成為一種管理模式和理論。他們認為，基于等級次序的支付工人報酬的錦標賽是一種最佳的勞動合同模式，當工人是風險中性時，該模式與基于個人產出的支付報酬模式同樣有效;但兩位學者注意到，在某些情況下，風險規避的工人更偏好于基于位次的報酬支付模式，［1］也就是說，相比于計件工資而言，錦標賽模式更能調動工人的積極性。在國內，周黎安將其引入到政治經濟和公共管理領域，將其發展成為一種行政治理模式——晉升錦標賽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這引起了學界對此種解釋模式的高度關注。按照周黎安的界定，晉升錦標賽作為一種行政治理模式，是指上級政府對多個下級政府部門的行政長官設計的一種晉升競賽，競賽優勝者將獲得晉升。［2］。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在政治生態中有地方官員晉升的政治錦標賽，那么有沒有一種與之相類似的政治淘汰賽呢?如果有，它的特征又是什么?它與政治錦標賽有哪些異同?圍繞以上問題，筆者進行了研究和思考。

目前學術界對此研究較少。據筆者有限的閱讀經歷，國內學者只有李國強試探性地提出了淘汰賽模式，他指出，“如果說經濟方面是選拔優勝者的錦標賽模式的話，那么維穩方面更像是淘汰落后者的淘汰賽模式”，“不妨設想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除了遵循晉升錦標賽模式之外，還存在另一種模式，即淘汰賽模式。在錦標賽模式下，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員力圖把工作做到最好，追求上級獎勵或晉升;在淘汰賽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員的動機主要是避免懲罰，不落在最后即可”［3］。筆者贊同這一結論，認為中國政治生態中存在著與政治錦標賽相類似的政治淘汰賽，基于此，本文對政治淘汰賽做出初步的界定，并試圖揭示其實施的前提、特征，并與政治錦標賽進行比較研究。

二、末位淘汰、一票否決和問責制:政治淘汰賽的基本手段

(一)政治淘汰賽的界定

淘汰賽是指體育比賽中的一種賽制，在這種賽制中，隊員兩兩比賽，輸一場即淘汰出局，每一輪淘汰掉一半選手，直至產生最后的冠軍。在政治生態中，政治淘汰賽是指，地(市、州)、縣(市、區)、鄉(鎮、街道)和機關、團休、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以及上述單位的主要領導、主管領導和直接責任人因對有關工作(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計劃生育等)不重視、措施不落實，導致沒有達到當地或上級主管部門規定的相關工作目標，甚至相關工作沒有做好或出現重大問題，造成嚴重后果，或發生相關規定中列舉的情形，對其評選綜合性榮譽稱號、評先受獎、晉職晉級資格予以取消、否決甚至追究黨紀政紀直至刑事責任的制度。

與政治錦標賽一樣，本文所指涉的政治淘汰賽體制也是一種行政治理模式，是指上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對多個下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行政長官設計的一種淘汰競賽。競賽標準由上級政府決定，在中國，政治淘汰賽的“競賽項目”一般是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計劃生育、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關涉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穩定的重大事項，上級政府將維穩、安全生產、計劃生育等作為重要的考核指標，上下級政府之間層層簽訂目標考核責任狀，這些事項構成了政治淘汰賽的重要考核指標。如果官員在政治淘汰賽的某一個領域中被淘汰出局，這意味著這個官員的政治生命受阻甚至終結。政治淘汰賽與體育淘汰賽不同點在于，體育淘汰賽是兩兩對決，輸一場即淘汰出局，而政治淘汰賽是將選手置于多種項目的多場比賽中，他們一起參與競賽，在一場比賽中表現不合格即被淘汰出局。根據周黎安的研究，晉升錦標賽模式是選拔那些在競賽項目中表現突出官員并予以重用和提拔，而政治淘汰賽模式主要是將競賽中表現較差的選手淘汰出局。無論是晉升錦標賽和淘汰賽，地方政府和官員都高度重視，因為這些競賽項目對于他們的升遷和榮譽顯得尤為重要。

(二)政治淘汰賽的基本手段

1．目標責任制是政治淘汰賽的依托載體?！澳繕斯芾碡熑沃埔詷嫿繕梭w系和實施目標獎懲考評作為其運作的核心，它在權威體系內部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構建出一整套以‘責任——利益連帶’為主要特征的制度性聯結關系，進而對基層政權的運行以及地方社會的治理產生了一系列重要而復雜的影響”。［4］就政治淘汰賽的競賽項目而言，一般有兩種形式的目標責任制，一是上下級政府間簽訂綜合目標責任制，即上一級政府主官與多個平行的下級政府主官簽訂的目標責任制，責任主體是地方黨政一把手，指標涉及到經濟社會發展等多個方面，包含政府的多項治理事務，因而這種目標責任制是綜合性的，二是上下級政府職能部門簽訂的專項目標責任制，這種專項目標責任制只涉及一個具體的治理領域，例如上一級衛計部門與多個下級平行的衛計部門簽訂的計生目標責任制，上一級綜治辦與多個下級平行的綜治辦簽訂的目標責任制等，責任主體是職能部門或下級政府。

2．末位淘汰、一票否決和問責制是政治淘汰賽的三種基本手段。末位淘汰一般是指條條部門之間的針對某一具體事項的垂直考核，如在維穩考核中，湖北?？悼h綜治委將沒有評為平安鄉鎮且綜合排名末位的鄉鎮進行重點督查，鄉鎮的主要領導在全縣社會管理和政法會上做表態發言。湖北省棗陽市對綜治得分最低的鄉鎮下發督辦通報，列為當年重點整治單位，取消年度綜合性榮譽稱號評選資格。末位淘汰體現最為明顯的是計生考核中的“關籠子”管理。所謂“關籠子”是指“考核結果排名靠后者被列為重點對象，放在‘籠子’里管理。一旦進入‘籠子’管理，無論工作做得多么好，都不能享受評優評先、加官晉資等各種待遇，一直要等到再次通過評比，出了‘籠子’，處罰才會停止?！保?］由此可見，末位淘汰是基于目標管理責任制基礎上的專項考核，對排名靠后的單位及其領導進行重點檢查和督辦且不得評優評模和晉升的一種考核機制。

與末位淘汰相比，一票否決制則顯得更加正式和更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而言，省級政府制定關于針對特定事項(最典型的是人口計生工作和維穩)的一票否決的實施辦法。比如，1994年，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關于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權”的決定》，2005年，中共湖北省委辦公廳湖北省政府辦公廳就進一步落實該決定，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落實人口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度的意見》。以上決定和意見對人口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內容、一票否決的適用情形、一票否決在干部錄用、提拔調動、評先評模中的應用以及對否決對象范圍、否決事項、否決期限、否決審核程序等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真正使人口與計劃生育一票否制度規范化、制度化。與此同時，一票否決制還規定連續兩年受到一票否決的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分管領導和直接當事人應引咎辭職或被免職。

問責制的全面實施起源于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實施的《關于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該規定對問責的情形、方式和適用以及問責的程序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該規定列舉了問責的七種情形，每種情形中都有“造成嚴重損失和惡劣影響”的字樣，其中有兩種情形與群體性事件密切相關。此外，問責的方式是公開道歉、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和免職。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取消當年年度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其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盡管這里沒有明確規定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不得晉職晉級，但是從該規定來看，不得晉級晉職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問責暫行規定》列舉了可以從輕問責的兩種情形，在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1991年頒布實施的《關于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的規定》中，也列舉了可以不予否決的兩種情形。這可以看作是對干部否決和問責開口子和留有余地。同時，由于目標責任制的實施尤其是一票否決和問責的制度剛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風險和不確定性，當政府官員面臨被否決或問責的風險時，他們往往會動用社會關系網絡(如同學、校友、戰友、親戚等)進行資源動員，實現變通、共謀，向上級官員游說和申訴，從而防范和化解政治風險。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2015年上海外灘踩踏事件是“一起對群眾性活動預防準備不足、現場管理不力、應對處置不當而引發的擁擠踩踏并造成重大傷亡和嚴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責任事件”，而被問責的11名官員當中，其中9名為黃浦區領導，只有2名是上海市公安局指揮中心領導。這種只問責下級而沒有問責上級的情況在中國政治中并不少見。

從以上可以看出，末位淘汰、一票否決和問責任是一種程度由輕到重的處罰機制。末位淘汰是一種較低程度的一票否決，末位淘汰不像一票否決那樣顯得那樣正式和具有法定的效力。在末位淘汰的有關規定中，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規定了位于考核末位的單位和相關領導人不得評先評模和晉級晉職，而在一票否決的規定中，卻十分明確地規定了這一點。在一票否決中，連續兩次受到一票否決的單位的相關領導人，應該引咎辭職和被免職，而這又構成了對官員進行問責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末位淘汰、一票否決和問責制，是位于對官員進行考核管理方式光譜上的連續統。在這個光譜上，一端是末位淘汰，另一端是問責，對官員的處理程度上由輕到重且相互連接，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三、互為表里:政治淘汰賽與政治錦標賽的比較

(一)政治錦標賽與政治淘汰賽相同之處

一是兩者開始實施的時間大體相同。兩者實施的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且“1984年中央決定適當下放干部管理權限，確定了干部下管一級的干部管理體制，使得省級政府可以通過任命權對下級政府發動經濟競賽”，［6］91這為政治錦標賽的實施奠定了基礎。

政治淘汰賽發端于我國實施計劃生育的政策。1980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實行計劃生育。1982年，湖南省常德市開始實施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在上世紀80年代末被作為典型推廣到全省乃至全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決定》指出，“要把社會治安責任制同經濟責任制、領導任期責任制結合起來，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同責任人的政治榮譽、政績考核、職級提升和經濟利益掛鉤，同評選文明單位、企業晉級掛鉤，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在官方的文件中提出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隨后，1991年12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作出《關于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權制的規定》，該《規定》對實施一票否決的重要性、實施的原則、否決權的行使、否決的內容、否決的情形等做出了詳細的規定，一票否決體制的實施使號稱“天下第一難”的計劃生育工作變得不再艱難，基于此，各級政府逐漸將“一票否決”式評估向其他領域滲透，［7］如2005年開始全國實施環境保護一票否決。此外，地方層面的一票否決的項目多達十幾個甚至達幾十個。

二是兩者實施的前提條件基本一致。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實施的目的都是解決激勵的問題。從委托——代理的角度來看，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目標函數不一致，兩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并且上級政府監督下級政府的成本很高，因此，在既定的場景下，上級政府為了確保下級政府完成特定的任務，實施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不失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是，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的實施需要一定的條件。在周黎安看來，政治錦標賽的有效實施，需要以下幾個條件:第一，上級政府有決定下級政府官員升遷的權力;第二，競賽指標是可衡量的、可觀察的客觀的競賽標準;第三，具體實施晉升標準的承諾是可信的;第四，政府官員的競賽成績是相對可分離的和可比較的;第五，參賽的政府官員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控制和影響最終考核的績效;最后，參與人之間不容易形成合謀。［6］在筆者看來，對于政治淘汰賽來說，在以上條件中，如果將第三個條件中的“晉升標準”改為“淘汰標準”，這些條件也是實施政治淘汰賽的有效實施的前提條件，因此，可以認為兩者實施的條件基本一致。

三是兩者實施的效果幾乎類似。周黎安認為，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的奇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實施了政治錦標賽，從而促進了地方官員之間圍繞GDP增長而進行競爭［2］。因此，圍繞GDP而進行的政治錦標賽是解釋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與此相類似，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總體上保持穩定(1989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除外)，在一個地域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家做到這一點實屬罕見。從宏觀上來看，這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國共產黨具有較強的治國理政的能力;從微觀上來看，中國政治社會保持長期的穩定，與實施以群體性事件和越級上訪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治淘汰賽有較強的關聯;被稱為“天下第一難”的計劃生育工作也因實施一票否決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效。

當然，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也產生了一些不能忽視的負面效果。突出地表現在，下級政府在面臨多任務的情況下發生激勵扭曲的問題。在政治錦標賽中，政府官員將主要精力集中于發展經濟，而忽視了其它方面的建設和發展。當前，為數不少的與經濟無關的政府職能部門(如衛計委和工會)也有完成招商引資的硬性任務，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出了“全民招商”、“全面招商”、“全力招商”的口號。［8］在維穩的政治淘汰賽中，政府官員高度關注穩定尤其是群體性事件和進京上訪事件。為了防止群體性事件和進京上訪事件的發生，地方政府官員使出渾身解數，不惜動用聘請黑保安、上訪者被勞教和送進黑監獄等非法手段來維穩。［9］在計劃生育的政治淘汰賽中，基層政府官員為了達到既定的指標，下級政府采用造假、接待、陪同、越級求助等策略來破解上級政府考核檢查的制度安排。［5］

四是兩者競賽的組織形式完全一樣。周飛舟認為，政治錦標賽“既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策劃和發動的，又是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推動和促進的”，“各級地方政府既是其下級部門的裁判員，又是其上級部門指揮下的運動員”，“中央是競賽的發起人和目標、規則的制定者，地方則是參賽的運動員”，“中央與省級政府間的這種關系在省以下各級政府間被進行層層復制和夸大”［10］，淘汰賽也是如此。在壓力型體制下，競賽的指標被層層分解甚至是層層加碼，層層向下傳導壓力，直至傳遞到鄉鎮一級政府甚至是村委會，這樣，錦標賽和淘汰賽在各級政府間層層展開。因此，兩者的組織形式完全一樣。

(二)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不同之處

一是考核的指標不同。從總體上來看，兩者的考核指標都是可觀察和可衡量的，兩者考核的指標區別在于，政治錦標賽考核的是經濟性的指標，比如經濟總量及其增長速度，政治淘汰賽考核的是政治性的指標，例如不發生群體性事件;經濟性的指標是一種肯定性的指標，是加分項的指標，通常易于量化，更易精確排名和進行比較，而政治性的指標是一種否定性的指標，是犯規項的指標，大多屬于對地方官員工作的基本要求，類似于競技體育比賽中的“犯規項”。［11］

李國強以華東T縣為例，對地方政府維穩的前期考核進行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從數據結構上看，經濟增長方面的數據有利于發現優勝者，而維穩方面的數據更有利于發現落后者”，［3］各地經濟總量增長率呈現正態分布，很容易辨識出經濟總量增長最快者，從而有利于上級提拔當地主政官員，而在淘汰賽模式下，維穩考核得分大多集中于中等及其以上，很容易識別得分較低者，從而有利于上級淘汰主政官員。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經濟性指標主要考察的是相對績效，也即GDP總量及增長最快者，而政治性指標主要考察的是絕對績效，不發生群體性事件和進京上訪事件即可。

二是激勵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官員晉升的錦標賽模式主要考核的是涉及經濟指標尤其是GDP的指標，如果官員在這項競賽中不能勝出，最多是不能得到晉升，至少還得保住官位;而在政治淘汰賽模式下，主要考核的是涉及的穩定、環境保護、計劃生育、安全生產等指標，如果官員在這項競賽中被淘汰，則意味著官員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政治錦標賽以政治晉升和財政激勵為主要激勵方式，是一種正向的強激勵，而政治淘汰賽以保住職位、不被淘汰為主要的激勵方式，即使“對優勝者的獎勵措施則無非是給單位和個人發放一些獎金，或者給個榮譽稱號，職業晉升正向激勵不強”，“對于優勝官員的獎勵比較有限”［3］，因此，是一種正向的弱激勵和負向的強激勵。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錦標賽也是一種政治淘汰賽，政治淘汰賽也是一種政治錦標賽。政治錦標賽的功能在于“優勝”，政治淘汰賽的功能在于“劣汰”，“劣汰”為“優勝”奠定了基礎，政治淘汰賽是政治錦標賽的資格賽和預選賽，“優勝”是在“劣汰”的基礎上進行的選拔。

四、公共治理理性的回歸:對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的反思

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是中國目前政治生態中普遍常見的兩種行政治理模式，對中國政治生活和公共治理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三十多來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政治社會保持總體穩定，社會發展良性運行，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政治錦標賽和淘汰賽也產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果，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法治的推進，公民的主體意識日漸增強，這些負面效應不斷受到公眾的關注而飽受詬病。因此，中國的公共治理，必須回歸公共治理的價值理性，即高效率地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目標。

從宏觀上來看，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的負面效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對政治錦標賽和淘汰賽核心指標的高度關注導致政府職能的偏離

政治錦標賽和政治淘汰賽的行政治理模式導致了政府及其主官對核心指標的過度重視，因而忽視了其它方面的建設和發展。比如，政治錦標賽體制導致了政府官員對GDP的過分崇拜，一度曾出現了唯GDP論英雄的局面。維穩的政治淘汰賽體制導致了地方官員將主要精力放在防控群體性事件和進京上訪事件的發生，計劃生育的政治淘汰賽體制使地方官員高度重視符合政策生育率、出生人口統計率、“三查”服務率等核心指標。競賽的指標化和數量化引導地方政府主官的注意力和工作重點，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政府官員政策規避行為尤其是政策的選擇性執行的發生。在政治錦標賽模式下，為了實現經濟的增長，政府在執行政策時，經常出現政策的變異、變通，政府選擇性履行政府職能從而導致政府職能的錯位、政府角色的企業化導致政府行為經營化、短期政績最大化導致政府行為短期化、政治動員機制的濫用導致政府行為的無序化。［12］。在維穩的政治淘汰賽中，維穩工作經常被異化，主要表現為維穩理念異味化、維穩政績考核功能異化、維穩功能異化和維穩方法異化。［13］以上政府的種種行為偏離了政府的職能和職責，政府的角色也出現了錯位，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公共利益。

(二)政治錦標賽和淘汰賽的強激勵導致了政府的非正式運作異?；钴S，偏離了制度設計的目標

應對來自上級政府的檢查考核成為中國行政管理體制中基層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為了應對檢查，基層政府不惜使出渾身解數努力完成這些指標和任務。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并不是所有的指標靠自身的努力就能夠完成的，況且有些工作不可控的因素較多(如突發性群體性事件)。尤其是來自上級政府層層加碼后脫離實際高得離譜的指標，基層政府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完成。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基層政府為了應對檢查，不惜采用非正式的甚至是違法的運作來應付檢查，以便在競賽中勝出或不被淘汰。這種非正式的運作緣自上級政府高度的目標導向約束，而低度的手段約束為基層政府非正式運作提供了可能和空間。GDP經濟競賽頻頻出現“政績不夠，數字來湊”、“官出數字，數字出官”怪象;在維穩工作中，為了防止進京上訪事件的發生，在特殊的敏感時期，為了“穩控”上訪戶，維穩干部“陪同”他們游山玩水、住賓館打麻將，而一旦出現了進京上訪事件，就不擇手段去截訪、銷號、拘留、罰款、勞教和判刑，竭力防止和掩蓋進京上訪事件的發生;在計劃生育的考核中，當考核調查員查出問題時(如出生統計錯報、出生漏報等)，基層政府還會通過“收買”、“拉關系”、“給紅包”等策略來擺平考核組以及考核組調查員。［5］

無論是目標管理責任制還是政治錦標賽和淘汰賽，其設計的初衷都是激勵下級政府更好地完成上級政府布置的任務。但是，由于政治錦標賽和淘汰賽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壓力，這種強大的激勵壓力誘發了目標替代現象的發生。所謂目標替代，就是指“許多組織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常常由于種種原因背離其原定的正式目標而追求與原目標不同甚至相悖的目標”。［14］在這種情形下，基層政府的目標不是為了完成上級政府布置的工作，而是通過做假、變通等非正式運作來應付上級政府的檢查，至此，政府的自利性戰勝公利性，官意驅逐民意，私意驅逐公意，自利性得到了彰顯，政府維護了其私利而民眾的利益受到了損害，背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

鑒于此，在制度設計時，應該慎重考慮指標體系的設置、指標權重的分配甚至是變換指標。比如，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央明確提出經濟換檔減速，可以在制定考核方案時適當降低GDP在綜合目標管理考核中的權重。中共中央組織部2013年印發了《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確選人用人不能簡單以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論英雄，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消化產能過剩、安全生產等指標的權重，這一規定的實施將有效地摒棄當前唯GDP論英雄的作法。

參考文獻:

［1］EDWARD P LAZEAR，SHERWIN ROSEN．Rank－order Tournament as Optimun Labour Contra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 (5):841－847．

［2］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36－50．

［3］李國強．地方政府維穩績效的前期考核:以T縣“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為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1):122－131．

［4］王漢生，王一鴿．目標管理責任制:農村基層政權的實踐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9(2):61－93．

［5］艾云．上下級政府間“考核檢查”與“應對”過程的組織學分析:以A縣“計劃生育”年終考核為例［J］．社會，2011(3):68－87．

［6］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和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尚虎平，李逸舒．我國地方政府“一票否決”式績效評價的泛濫與治理:基于356個案例的后實證主義無干涉研究［J］．四川大學學報，2011(4):113－123．

［8］全民招商全面招商全力招商［DB/OL］．(2012－02－27)［2015－03－18］．http://www．jxzsj．gov．cn/xxshow．asp?id=530．

［9］聶軍，柳建文．基層政府維穩行為分析:政府屬性的視角［J］．社會主義研究，2013(6):48－52．

［10］周飛舟．錦標賽體制［J］．社會學研究，2009(3):54－78．

［11］趙聚軍．晉升錦標賽與福利超載［J］．天津社會科學，2014(6):64－69．

［12］何顯明．市場化進程中的地方政府行為邏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唐皇鳳．“中國式”維穩:困境與超越［J］．武漢大學學報，2012，65(5):64－69．

［14］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8(6):40－55．

Political Tournaments and Political Knockout:A Comparative Study

NIE Jun
(School of Economics，Political Science＆Law，Hubei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441053，China)

The academic study on the political tournamenthas been relativelymature．In China’s political ecology，there is another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the same as political tournaments，that is，political knockout．The implementation carrier ofpoliticalknockout is target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and its basic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is eliminating the lattermost，one－vote n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By comparing political tournaments with political knockout，we find that their implementation time is almost the same;they have basically consistent premise of the implementation;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is almost similar;the implementation organization form is exactly identical;but they have different assessment indexes and different incentive intensity and means．In specific context，political tournaments and political knockout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However，they have resulted in devi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some extent，failing in the fulfilling the goal of system design in some degree．

Political tournaments;Political knockout;Target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D0

:A

:2095－4476(2015)09－0029－06

(責任編輯:劉應竹)

2015－09－0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14YJA81007);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4y056)

聶軍(1972—)，男，湖北隨州人，湖北文理學院經濟與政法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與中國政治。